１９６９：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

１９６９：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 
　　　　　　　　　　　　　　余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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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９年，文革演义翻到了第三个年头。这一年年初的中苏边界冲突、号称“团结、胜利”的中共“九大”以及随后中共外交战略的调整，于今似乎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中国大陆的不少学者，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即对诸如中苏边界冲突及其影响等问题进行过卓有成效的研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如下著述中——杨奎松：《１９６９：中苏战争即将爆发？——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对美关系》、牛军：《１９６９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李丹慧：《１９６９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徐焰：《１９６９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刘志男：《１９６９年，中国战备与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等等。

　　囿于军事方面材料的缺乏，大陆学者对此一时期研讨的重点不得不放在外交战略的调整之上，而对于主持战备工作的中共核心高层尤其是毛泽东、林彪及其执行班子——军委办事组，在军事准备方面的主要意图、具体措施及其影响，探讨却未必是充分、足够的。本文试图利用国内已披露的材料（尤其是官方实际已公开的材料），补充这一方面的不足，同时，更试图通过一系列具体事例，对这一时期军委办事组的重要举措以及毛、林关系的演变，作出尽可能客观的剖析和判读。

　　一、大事本末

　　１—１、军委办事组明确规定部队调动使用权限

　　１月１０日，军委办事组重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八条规定。其中有关部队调动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卫戍区部队和民兵武装的任务、部署、兵力调遣、临时警卫勤务等，都必须报告总参谋部，经呈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后，由卫戍区具体组织实施。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兵力调遣、执行会场路线警卫和押解勤务等，不足１个排的兵力，由卫戍区决定，报总参备案；２个排的兵力，报请总参批准；２个排以上至２个连以内的兵力，由总参报请军委办事组批准；２个连以上的兵力，一律报请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批准。

　　１月１１日，军委办事组对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６日下发的《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作出补充『《规定》要求，执行各种任务的陆、海、空军部队，营（相当于营）以上部队的行动和部署变更，一律呈请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审批后才能行动；凡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无论部队大小均报请毛泽东、林彪批准后方可行动；执行生产、施工、野营训练任务的部队和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换防，连以上、不足１个营，由军委办事组批准，连（含）以下分队的行动，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补充规定称：凡属部队调动，必须由各级党委集体讨论，主要军政首长签署文电才有效，等等。〔１〕

　　１—２、组建各地生产建设兵团

　　１月２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复南京军区１月８日请示，同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归安徽省军区建制。该兵团于９月组成。同时，南京军区组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归江苏省军区建制。

　　此前，１９６８年３月９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决定，将农垦部所属东北农垦总局，改建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划归沈阳军区建制。

　　此后，中央同意各地组建生产建设兵团，计有：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１月２２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１月２４日）、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３月１９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１０月６日）福建、江西生产建设兵团（１２月７日）。翌年，再同意组建山东、浙江、湖北生产建设兵团及广西军区生产师。〔２〕

　　１—３、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关于军队院校调整方案

　　２月１９日，军委办事组以军委［６９］１号文件，发出关于军队院校调整方案的通知，内称：“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了军队院校调整方案”。

　　通知所附《军队院校调整方案》称：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军队就是一个大学校，现在的学校应当减少。现将军队院校调整方案报告如下：

　　一、军队现有学校（含飞行学校）一百二十五所。按学校的性质区分计：指挥、政治学校四十五所，技术学校六十五所，飞行学校十五所。

　　二、调整学校的原则：①指挥、政治、体育、艺术学校一律撤销；②技术学校：凡是在部队能学到技术，一律在部队培养，高级技术学校（含维护修理学校）基本上保留；③撤销各军区的步兵学校，陆、海、空军的军、师建立小型教导队（机构很少，十人左右）；担任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训部队干部。

　　三、根据调整学校的原则，全军拟保留学校四十三所，减少八十三所，占百分之六十五点六。保留的学校计：军政大学一所，工程技术学校二十所，医务学校六所，兽医学校一所，飞行学校十五所，共计四十三所。〔３〕

　　１—４、毛、林、周同意１９６９年度国防经费预算

　　２月３０日，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报告称：呈上总后勤部关于１９６９年国防费报告，军委办事组讨论后，拟原则同意。其中关于部队营房工程经费使用问题，我们意见，１９６９年原则上不新建营房，特殊需要的报总后勤部特殊解决，１９６８年已开工的工程，在节约原则下完成继建，但不准扩建。该报告经周恩来批示：“拟同意”，毛泽东、林彪均圈阅同意。

　　总后前于２月１６日就１９６９年国防费预算安排向军委办事组报告称：１９６９年国防经费、国家预计拨款１３０亿元。今年经费开支的重点是：人马生活费、装备购置费、国防工程费和装备维修费。行政事业费尽量节约。

　　１１月１１日，总后供应部《情况简报》称：今年国防费预算，年初经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为１３０亿元，９月２７日中央批准装备购置减少拨款１０亿元，国家拨款成为１２０亿元，９月份我们曾预计可能开支１１０亿元左右，现在，根据战备需要增开支达８亿余元，这样年终开支可能达１１７亿元，但现金不会全部支出去。

　　据总后年终有关资料，１９６９年全年国防费开支总额预计比１９６８年增长３８％，其中装备购置费增长１８％；人马生活费增长７％；国防工程建设费增长７３％；装备维修费增长１０％；油料购置费增长２０％；战备物资贮备费增长３２％；行政事业费增长２９％。〔４〕

　　１—５、珍宝岛事件：规模有限的边界小仗

　　据中方资料，珍宝岛位于黑龙江虎林县境内，乌苏里江中游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历来是中国领土。惟苏联方面认为，在乌苏里江的边界线应划在中方江岸边，故珍宝岛（苏方称之为达曼斯基岛）在１９４７年被苏划入其警戒线以内（中方一直未有承认）。１９６３年，中苏两国政府曾达成维持边界现状协议，惟自１９６４年后边境事端趋增，文革中尤烈。

　　１９６９年２月，沈阳军区令黑龙江省军区加强合江军分区的指挥和防御（珍宝岛在合江军分区辖区范围内），又令陆军第４６军１３３师两个侦察排，第２３军６７师两个连，加强合江军分区所辖虎、饶地段边防力量。省军区决定，在公司边防站成立“公司临时指挥所”，由合江军区参谋长王子良负责，统一领导边防斗争。

　　２月７日，中方两巡逻组登岛巡逻，与苏方发生武装冲突，中方巡逻组撤回。

　　２月１９日，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向沈阳军区、黑龙江省革委会、省军区发出指示：同意暂时推迟在绥芬河边境架设铁丝网的斗争，选择珍宝岛作为边防斗争目标。２月７日事件以后，必将有新的斗争。要求按既定巡逻线进行不固定的正常巡逻，一次派出２—３个组，兵力不少于１个加强排。自卫还击严格控制在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行动突然，动作迅速。不纠缠，不恋战，取得胜利后，立即撤至有利地区。同意增调１个侦察连参战。由合江军分区指定一名主要军政干部负责。

　　沈阳军区决定，由副司令员肖全夫率领一个工作组，前往虎、饶方向检查战备工作。稍后，军委指示沈阳军区成立虎、饶前指，由副司令员肖全夫、副政委李少元统一领导，黑龙江省军区、合江军分区、陆军第２３军抽调部分干部组成。

　　为保障边防巡逻，在珍宝岛我岸派出２个步兵连、１个侦察连、３个侦察排、１个无后座力炮排和１个重机枪排进行掩护。

　　３月２日上午，公司边防站３０人分两组到珍宝岛巡逻，与苏军发生冲突。中方死伤５２人，并估计苏方死伤６０余人（据苏官方公布数字为死亡３１人，负伤１４人），双方各自从岛上撤回。此后，中方据观察判断苏军向珍宝岛方向增兵，中方亦加强了兵力，并在纵深增调陆军第６７师１个步兵团、２个侦察连作为机动部队，以２个加农炮营和１个高炮营组成炮群，支援作战。

　　３月１５日、１７日，中苏在珍宝岛再有两次武装冲突，惟自１７日后，局势明显缓和。据中方资料，三次作战共毁伤苏坦克装甲车１７辆，卡车、指挥车各１辆，毙伤苏军２５０余人（据苏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亡５８人，伤９４人）。〔５〕

　　１—６、珍宝岛冲突之后中方的公开姿态

　　据新华社讯：３月２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称：“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晨，苏联边防军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军人员多名，制造了一次极为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奉命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中国政府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惩办这次事件的肇事凶手，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并保留要求苏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的权利。中国政府再次严正警告苏联政府，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不容侵犯的，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继续挑起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必将遭到中国人民坚决的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３月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社论称：“苏修叛徒集团不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制造边境事件，这个事实又一次使全世界人民看清，这一小撮叛徒是彻头彻尾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地地道道的新沙皇。”

　　３月１３日、１５日，中国外交部连续两次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就苏军多次“侵入珍宝岛”分别提出强烈抗议及紧急强烈抗议。

　　据新华社讯，自３月４日起，北京、天津、上海等二十几个城市军民举行**和声讨大会，“抗议苏联边防军入侵珍宝岛”。在４日至１２日不足十天时间里，全国参加**的军民已过四亿人次以上。

　　１—７、毛泽东：既准备打，又准备谈

　　３月３日、７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到毛泽东处会议，谈及中苏边境冲突等问题。

　　３月１５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首先谈了打仗问题：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大县三个营，中县两个营，小县一个营。平时坚持地方，战争起来了就补充野战军。战争打起来，依靠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是不行的。……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苏联知道我们不会到他那里去，他们那里很冷。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林彪：今天的行动（指３月１５日的武装冲突）是莫斯科指挥的，不是前面人指挥的。』抗议他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他们是要面子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３月２１日，周恩来召集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及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总参作战部有关人员开会，针对苏军可能强占珍宝岛的态势，商定加强我岸兵力，大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就柯西金通过载波电话要求同毛泽东、周恩来通话事，召集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商定以备忘录形式复苏驻华临时代办：“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３月２２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林彪书面报告３月２１日商定的措施，毛泽东批：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６〕

　　１—８、入越作战部队全部离越回国

　　３月１４日，入越作战的空军高炮部队最后一批回国。４月，陆军野战高炮部队全部回国。从１９６５年中起，空军先后有８批７个高炮师部、２６个高炮团、８个高炮营、９个探照灯营、１４个雷达连入越作战；陆军高炮部队先后有９个高炮师、３７个高炮团、８０个队属高炮营入越作战。
１１月下旬，昆明军区组织的援越工程部队全部离越回国。〔７〕

　　１—９、军委同意空军本年部队组建计划

　　３月２０日，军委批复空军，同意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１日《关于空军一九六九年部队组建计划》。据此，空军年内组建了２个军部、６个歼击机师、２个高射炮兵师。即：将空军兴宁指挥所改建为１个空军军部，称空军第１２军（５月４日）；在西安组建１个空军军部，称空军第１１军（１１月１０日）。组建空军第４０至４５师及空军高射炮兵第１８、１９师。〔８〕

　　１—１０、林彪在中共“九大”被确立为“接班人”

　　４月１日，正在主持中共“九大”开幕式的毛泽东突然宣称：大会选举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一个秘书长。林彪同志当主席（这时，林彪、周恩来站起来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又向着林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不好，不好，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同志们赞成的举手。林带头举手，全场举手，热烈鼓掌）。毛：也可以。那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好不好，同意林彪同志当副主席的举手（全场举手，热烈鼓掌）。

　　４月１４日，周恩来在“九大”全体会议发言时称：“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从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它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有着我们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林彪在现场听了周恩来发言后即称：我没有准备讲话，我插几句话。总理的讲话，我事先不知道内容。……我个人很惭愧！年轻时上井冈山，和毛主席在一起，那时不知道什么事，只知道跟毛主席干就是了。讲老实话，从我接触的领导人中间看，毛主席比其他人高明。那时我仅仅是这点朴素的感情，不是自觉的、高瞻远瞩全面的认识，工作上取得的一些成绩，是毛主席教导的结果。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若是跟贺龙、若是跟张国焘搞下去，我的脑袋没有了，不是可能没有，是一定的没有。我能存在完全靠毛主席，每个时期都是毛主席指引方向，跟着干就是了。一切都是靠毛主席英明领导这个伟大的政治因素。我个人起的作用，是很微小，很微小的。

　　４月２８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唯一的副主席，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为政治局常委。〔９〕

　　１—１１、“九大”期间毛泽东谈准备打仗

　　４月１４日，“九大”全体会议上，在“九大”解放军代表、公司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发言后，毛泽东称：所有一百多人都没有打过仗，只有一个副营长打过仗，还负了伤下去了，可见没有打过仗的也可以打胜仗。对方有飞机，有装甲车，有坦克、指挥车，我们一没有飞机，二没有坦克，三没有装甲车，四没有指挥车，我们就是步兵，结果３月１５日，打了五个钟头，对方三次冲锋都给打垮了。他们躲在“乌龟壳”里，把人的勇气都搞掉。当然我们也有点，但我们主要不靠那些东西，我们主要靠人的勇敢，靠抬得走的枪和炮，靠近距离作战，就是林彪同志提倡的二百米过硬功夫。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一百米也不打，五十米左右才开火，他的“乌龟壳”一翻就没有办法了。我们打了几十年仗，抗日战争没有乌龟壳，没有飞机大炮，解放战争没有飞机，但却打胜仗。

　　当然我们不是不要装甲兵，也不是吴法宪同志那个空军也不要了，大炮、坦克、装甲车、飞机都要一点，但我们主要靠我们的勇敢，靠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打了一个小仗，破除了一个迷信。

　　４月２８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称：此外，过去讲过了的，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那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在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的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１０〕

　　１—１２、通过新军委组成人员及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

　　４月２８日，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及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林　彪、刘伯承、陈　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委　员　丁　盛、王秉璋、王树声、王效禹、王辉球、韦国清、叶　群、皮定均、
　　　　　　刘兴元、刘贤权、许世友、陈士榘、陈先瑞、陈锡联、李天佑、李作鹏、
　　　　　　李雪峰、李德生、吴法宪、张达志、张池明、张国华、张春桥、杨得志、
　　　　　　杜　平、萧劲光、郑维山、冼恒汉、袁升平、梁兴初、黄永胜、曾绍山、
　　　　　　曾思玉、彭绍辉、韩先楚、粟　裕、温玉成、谢富治、谭甫仁、潘复生

　　军委办事组
　　组　长　黄永胜
　　副组长　吴法宪
　　成　员　叶　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５月２７日，中共中央以中发［６９］３４号中共中央文件向党内公布了以上名单。

　　１—１３、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研究设防等问题

　　５月２日—６日，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各军兵种及三总部的负责人。会议由黄永胜主持，学习了毛泽东等军委领导人关于设防和防空降等问题的指示，讨论了准备打仗等工作。该次座谈会的纪要，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于６月１８日以军委［６９］９号文件下发各大单位执行。

　　纪要还称：“遵照毛主席关于精简机构的指示，会议还讨论了各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机关精简和体制调整问题。机关精简方案，根据讨论的意见，待综合研究整理，报毛主席和中央批准后实施”。〔１１〕

　　１—１４、毛泽东离京，长时间逗留外地

　　５月２９日，毛泽东乘专列离京到外地，随卫人员１５０人。历经邯郸（５月３０日）、郑州（５月３１日）、武汉（５月３１日—６月２６日）、长沙（６月２６日—２７日）、南昌（６月２８日—２９日）、杭州（６月２９日—９月１８日）、上海（９月１８日—２１日）、南京（９月２１日）、济南（９月２１日—２２日）、天津（９月２２日），至９月２３日方返抵北京，合共在外地时间长达１１８天。这是文革以来毛泽东离京外出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随卫人员最多的一次。〔１２〕

　　１—１５、北京军区所属部队改编、组建

　　６月６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批复北京军区，同意组建守备第３３、３４师，分别归陆军第６９军和内蒙古军区领导。１２月２２日，根据军委办事组决定，守备第３３、３４师依次改称守备第１、２师。

　　此前２月２４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通知北京军区，将陆军第３８军改编为摩托化军。军部辖３个摩托化师，军直炮兵团、火箭炮团、高炮团各１个。每师辖３个摩托化步兵团和１个坦克团、１个地炮团、１个高炮团。

　　１０月１４日，军委批复北京军区９月１４日请示，同意以第３、２、４、５、６工区和１３个工程兵建筑团，给陆军第２４、６３、６５、６６、６９军各组建１个步兵师。北京军区于１２月底完成组建任务。该５个陆军师依次称陆军第７１、１８６（后改１８９）、１９５、１９８、２０６师。为统一番号排列顺序，陆军第６９军现辖第２８、１０７师，依次改称陆军第２０５、２０７师。〔１３〕

　　１—１６、三大总部机关精简整编

　　６月１３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公布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机关精简方案。据此，总参、总后机关进行精简整编。

　　总参原编１５个部、局，精简整编为１３个部、局。即：办公厅（军委办公厅兼）、作战部、情报部、三部、军训部、军务部、防化学部、政治部、机要局、测绘局、外事局、气象局、管理局。

　　根据中央决定，将中央调查部与总参情报部合并，中央气象局与总参气象局合并，国家测绘总局与总参测绘局合并。

　　总后原编１３个部、局，精简整编为９个部、局。即：司令部、政治部、供应部、卫生部、装备部、军事运输部、企业部、营房部、管理局。

　　１１月２８日，军委办事组公布总政治部机关精简方案。据此，总政机关由原编的１３个部、院，缩编为６个部、室。即：办公室、组织部、干部部、宣传部、保卫部、群众工作部。〔１４〕

　　此前，总政机关于１９６７年７月后陷于瘫痪状态。１９６８年１０月，总政被军事管制。１９６９年１０月，黄志勇、田维新被任命为总政副主任。１２月，总政恢复办公，李德生任总政主任（正式任命时间为１９７０年４月）。〔１５〕

　　１—１７、组建三个陆军军部

　　６月１６日，军委电复福州军区，同意将闽北指挥部改编为陆军军部，称陆军第２９军，辖陆军第８４、８５（独立第１师改称）和守备第７师。

　　１０月２２日，军委电复兰州军区８月９日请示，同意从军区机关和步兵学校抽调人员，组建１个陆军军部，称陆军第１９军，将陆军第５５师、守备第３２师和步兵第３团划归该军建制领导。

　　１１月１４日，军委电复昆明军区１０月３０日请示，同意在滇西地区组建１个陆军军部，称陆军第１１军，辖陆军第４９师和新建的１个陆军师（１２月８日，军委电各军区《变动部分陆军师的番号》，公布该新组建的陆军师称陆军第３２师）。

　　至此，陆军军部达至３６个，为自１９５２年全军精简整编以来最高峰。

　　１—１８、郑维山等任职

　　６月１７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任命：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副政委陈先瑞为北京军区政委；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陈宏为装甲兵司令员；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为兰州军区政委兼陕西省军区第一政委。

　　郑维山的任命，结束了北京军区自１９６７年２月以来没有正职司令员的不正常局面。

　　此前，５月８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任命：铁道兵司令员张翼翔为第二炮兵司令员；铁道兵政治委员刘贤权为铁道兵司令员，政治学院革委会主任宋维栻为铁道兵政委。

　　此后，７月１２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任命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丁盛为广州军区司令员。８月２日，任命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周赤萍为福州军区政委。１１月１２日，任命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为炮兵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为兰州军区司令员。〔１６〕

　　１—１９、军委办事组召开“三北”地区作战会议

　　６月２０日—７月４日，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沈阳、北京、兰州、新疆４个军区主管作战的领导人和各军兵种、三总部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议研究了防止苏军突然袭击的作战思想准备、作战设想、部署调整和边防斗争等问题。这次会议纪要，于８月１６日呈报毛泽东和中央审批。８月２０日，毛泽东批示：已阅照办。９、１０月间，总参、总后组织联合检查组赴北京、兰州、新疆军区检查部队落实军委办事组座谈会和“三北”地区作战会议的情况。〔１７〕

　　１—２０、内蒙古：从分而治之到全面军管

　　７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变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的决定。内称：“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为了便于领导和加强对苏（蒙）修作战的战场准备，以便战时更好地支援对修作战，将内蒙古自治区东、西两段的部分行政区划作了跨区调整，即：东段的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三盟全部划归东北；西段的巴彦淖尔盟的额济纳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划归甘肃、宁夏”。“整个交接事宜，责成北京军区负责召集兰州、沈阳军区及有关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共同研究商定，并将交接情况报告中央”。“全部交接工作，应争取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底前完成”。

　　１２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决定。决定“责成北京军区对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并由北京军区组成前线指挥所，领导这一军管”。具体部署主要为：“一、北京军区由郑维山司令员、杜文达副司令员、黄振棠、张正光副政委组成前线指挥所，进驻呼市。以上四人组成前指党的领导小组，以郑维山为书记，黄振棠、杜文达为副书记，实行对内蒙的一元化领导。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前指党的领导小组下进行工作。从北京军区抽人组成前指办事机构。二、在北京军区前指的统一指挥下，包头市、巴盟、锡盟、乌盟、呼和浩特市、伊盟等地区的革命委员会和军分区（警备区），分别由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六十九军、二十七军组成前指，实行分区全面军管。所有军管单位，均以战备为纲，抓好革命和生产”。〔１８〕


　　１—２１、新疆铁列克提战斗失利

　　８月１３日，新疆铁列克提战斗失利。铁列克提位于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据中方资料称，１９６７年７月，苏边防军多次入侵该地区。１９６９年６月，苏边防军人在该地区私设国界标志，构筑工事，绑架并打死中国牧民。７月３日，总参谋部、外交部批准新疆军区塔城军分区边防分队进入该地区巡逻。８月１３日，边防分队共２５人（含掩护分队１１人）进入该地区巡逻。苏边防军３００多人在装甲车和直升飞机配合下，对中方巡逻队进行突然袭击。由于中方边防部队战前缺乏周密准备，寡不敌众，后援不济，造成战斗失利。巡逻分队２５人及随同执勤的３名民兵全部阵亡。〔１９〕

　　１—２２、北京军区：野战军的调入和调防

　　８月２０日，军委命令：“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批准，为了防止苏修突然袭击，加强张家口地区的兵力部署，决定调２７军进驻宣化、张家口地区，归北京军区指挥，协同６５军在张家口地区现有部队，担任阻止敌人沿二连、张家口方向向北京突然袭击的任务”。９月８日，该军军部率第７９、８０师全部到达宣化、张家口地区。第８１师奉命暂留镇江，后于同年１１月调防至河北邯郸地区待命。

　　１０月１６日，军委命令，陆军第２８军于１２月底前由福建调往山西地区，归北京军区建制（１２月９日，该军全军到达山西洪洞、临汾、侯马、运城一线地域）。同日，军委命令坦克第９师、高炮第６７师分别由江苏、山东调往山西地区，归北京军区建制领导。上述部队列入全军总预备队序列。

　　１０月２１日，军委命令，陆军第２４军由河北唐秦地区移防承德地区。１１月下旬，该军各部队到达指定地域。

　　１０月２８日，军委命令，陆军第６３军从河北移防山西，接替陆军第６９军防区。同时，陆军第６９军北移，该军军部从山西太原北移至大同。〔２０〕

　　至本年年底，北京军区达８个野战军的兵力，分别为：第２４、２７、２８、３８、６３、６５、６６、６９军。至此，加之沈阳军区６个军（１６、２３、３９、４０、４６、６４军）、兰州军区２个军（１９、２１军），“三北”地区共有１６个陆军军，为全国陆军军部总数的４４％，这表明了战略防御重心的北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１—２３、转发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

　　８月２７日，经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军委办事组８月８日《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

　　报告提议，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军委办事组负责人并吸收军队和地方有关单位和部门的领导人组成。在领导小组之下，在总参谋部设立精干的办事机构，根据领导小组的意图，对全国人防工作进行督促检查。

　　报告对各省、市、自治区，省（自治区）、地辖大中城市以至各大中厂矿、企业人防领导小组的建立、健全亦提出具体意见。

　　报告规定人防领导小组的基本任务是：组织进行战备思想教育和防空常识教育；拟制对空防御计划并组织实施；拟制城市人口疏散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和训练群众性的消防、救护、抢修、治安等队伍。
报告建议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由周总理任组长，永胜、富治、法宪、仲川同志任副组长”。

　　此前，８月１０日，经毛泽东批准，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以谢富治为组长的首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在北京卫戍区设立精干的办公室，负责办理日常业务工作。〔２１〕

　　１—２４、批准成立国防工业各领导小组

　　８月３１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航空、电讯、常规兵器工业３个领导小组和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

　　１０月３０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成立“○九”工程领导小组，该小组由李作鹏、余秋里、吴瑞林、钱学森、赵启民等１８人组成，李作鹏任组长。

　　１２月２２日，中共中央通知，经毛泽东、林彪、中央批准，为了加强国防工业的领导，决定在军委办事组之下，成立国防工业领导小组，邱会作、曹里怀、周希汉、李如洪、周世忠、封永顺、吴信泉七人为领导小组成员，由邱会作任组长，李如洪、封永顺任副组长，并兼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副主任，“自即日起开始办公”。〔２２〕

　　１—２５、各大单位机关精简整编

　　９月４日，军委办事组公布《大军区机关精简方案》。据此，各大军区机关进行精简整编，统一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

　　９月５日，军委分别批复海军７月２日和空军６月２２日请示，同意所报直属机关精简方案，据此，海、空军机关进行精简整编。海军直属机关由原来６个部合并精简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人员比原编制数减少５０．１％，空军直属机关由原来１１个部合并精简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比原编人数减少４５．３％。

　　１２月５日，军委公布《军委各兵种机关精简方案》和《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构的精简方案》。据此，军委各兵种机关和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进行了精简整编。〔２３〕

　　１—２６、中苏关于边界问题的接触和谈判

　　９月１１日，在苏方的主动要求下，中方同意，从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中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贵宾室会面，双方举行了会谈。周恩来在会谈中称：一、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二、中苏边界问题是目前中苏两国关系的中心问题，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采取如下几项临时措施：（一）维持边界现状；（二）避免武装冲突；（三）在有争议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在周恩来提出三项临时措施后，柯西金提议，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双方共同采取的临时措施还加上一条：双方边防部门有事可预先联系。会谈中双方还讨论了有关保持和发展两国贸易、恢复互派大使等问题。

　　９月１３日，周恩来将有关中苏会谈内容报毛泽东，认为：中苏这样政府性质接触还是第一次，我们争取和缓边境局势四条协议实现，发表外交文件，促进边界谈判。毛泽东批“同意”。

　　９月１８日，周恩来致柯西金信：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１日，在北京机场的会见中，我们双方同意长期悬而未决的中苏边界问题，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解决前，双方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这些临时措施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我相信，如果这个协议能够达成，将有助于两国边境局势的和缓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该信内容于１６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并于１７日报毛泽东。

　　９月２６日，柯西金复信周恩来，称：我方已采取实际措施旨在使边境局势正常化，其出发点是中国政府将根据相互原则采取类似措施来实现已达成的有关协议，我方已任命以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建议自１０月１０日起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

　　９月２９日，由周恩来审定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给苏联驻华代办叶里扎维金的“口头通知”中说，柯西金的信正在研究中；边界谈判改到１０月２０日开始。

　　１０月１４日，柯西金再致信周恩来，告之苏谈判代表团于１０月２０日前抵京。〔２４〕

　　１—２７、军委办事组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

　　９月２０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军兵种司令员、政委。会议研究了苏联的战争动向和对付苏军突然袭击的措施。会议开至月底，因国庆在即，决定休会，各军区负责人即返回各地。休会期间，军委办事组为检查战备工作落实情况，于１１月１５日至２１日，组织北京、兰州、新疆军区和华北、西北８省、市、自治区以及空军、总参、总后领导人赴东北参观见学落实战备的经验。

　　１２月１１日—２３日，会议继续在京召开。与会人员认真分析形势，检查了战备落实情况，交流了战备工作等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今后的战备工作任务。

　　会议期间，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并作了指示。会议最后产生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纪要，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于翌年１月７日印发全军。〔２５〕

　　１—２８、林彪有关战备的指示与活动

　　９月３０日，林彪视察空军第３４师所属的西郊机场。据称，林彪视察后即令军委办事组负责人到其住处谈战备问题。林彪称：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就是国庆节。在节日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在人们正欢欢乐乐的时候，说不定战争就打响了。如果敌人知道我们过节，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设在外蒙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坐车到西郊机场去转了一下，看见飞机还一排排地在那里明摆着，似乎没有一点应付意外的准备。这不行，也很危险。因此，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等着挨打的状况。第一，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留下作战值班的以外，其余的一律要在今日夜间转移到外地的机场去；第二，要在机场跑道上设路障，以防止敌空军实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要全部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的伞兵。另外，节日的其他战备工作也要搞好。关键是１０月１日、２日、３日，１日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只要在这关键的几天里不出什么事，问题就不大了。〔２６〕

　　林彪的指示，空军当日即以“一等紧急战备演习”的名义进行了落实。

　　１０月９日—１０日，林彪在吴法宪、郑维山、阎仲川等陪同下，乘飞机到张家口、宣化地区视察，接见了驻当地的陆军第６５军、第２７军和空军部队的有关负责人。〔２７〕

　　１０月１４日，林彪在住处听取了郑维山、陈先瑞有关北线设防问题的汇报。〔２８〕

　　１—２９、空军进行“一等紧急战备演习”

　　９月３０日，空军所有部队、学校、机关和民航进行“一等紧急战备演习”。除担负战斗值班的飞机外，其余飞机全部进入洞库或就地疏散；大部分师以上指挥机构开设了预备指挥所；所有机场紧急配发了武器；７０多个机场连夜挖了掩体、防空洞；“三北”地区临时不使用的机场全部设置了障碍；建立了空司指挥所与“三北”地区一线雷达站和技侦分队的直接联络。１０月３日演习结束。这是空军自组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备演习”。

　　１０月１４日，军委公布空军战备值班部队，共有９个高炮师、１６个歼击机师、６个轰炸机师、４个强击机师、１个运输机师、２个地空导弹师等。

　　１０月３１日，军委批准空军反空降作战措施，即：（一）加强反空降作战的思想准备；（二）充实反空降作战力量；（三）研制改进射击、轰炸武器；（四）加强反空降训练；（五）加强空军机场的防御。〔２９〕

　　１—３０、海军组建三个军级基地

　　１０月４日，中央军委批复海军９月８日请示，同意所报舰队机关精简方案和组建海军广州、上海、烟台基地。基地机关由南海、东海、北海舰队分别组建，番号依次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广州、上海、烟台基地，行使军级权限，分别归南海、东海、北海舰队建制领导。〔３０〕

　　上述基地的组建，使海军军级基地由原来的４个（旅顺、舟山、福建、榆林）增加至７个，增幅为４０％强。

　　１—３１、建立全国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警报系统

　　１０月７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总参１０月２日关于建立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警报系统的报告，要求迅速组织落实。

　　总参该报军委办事组并报周恩来的报告称：

　　“一、向全国范围发出防止敌人战略突然袭击警报的权力，必须集中于伟大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在紧急情况下，可授权军委办事组决定，由总参谋部组织实施。局部地区的防突袭警报，授权大军区首长决定，同时上报、下发。

　　二、防止敌人战略突然袭击警报，由统帅部直接发到各大军区、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以及军一级部队。通信手段：（略）。

　　三、军队的各级司令部和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办事机构，必须建立昼夜值班制度，保证及时、准确地接收和发出警报。统帅部防止敌人战略突然袭击警报设备，设在总参谋部作战部，警报信号由总参谋部统一规定（附后，略）。

　　此前，９月２２日，军委批准总参关于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小组成员调整的报告，同意由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任组长。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范天恩、总参二部副部长徐敏辉和总参三部副部长冯维精任副组长。〔３１〕

　　１—３２、毛泽东、林彪及中央其他“老同志”等疏散外地

　　１０月１４日，毛泽东乘专列离京。这是毛泽东在本年内第二次长时间离京到外地，随卫人员１５０人。１０月１５日，专列抵达武昌，毛在此间居留至翌年４月１１日返京。〔３２〕

　　１０月１６日，林彪乘专机抵达江苏硕放机场，下午乘汽车转抵苏州。次日下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乘军用吉普到苏州晋见林彪。林彪在苏州居留至翌年４月２６日返京。〔３３〕

　　１０月１７日，周恩来与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会见在京的一些“老同志”，向他们宣布毛泽东和中央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２０号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据此，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等前往广东，陈云、王震等前往江西，聂荣臻、陈毅前往河北，徐向前等前往河南。与此同时，已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张闻天也被疏散到河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３４〕

　　１—３３、军委下达建立全军战略预备队的命令

　　１０月１６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向有关军区和空军下达建立全军战略预备队的命令。战略预备队由若干个陆军军、空降军和坦克师、地炮师、高炮师组成。

　　同日，军委命令，调陆军第４３、４７军编入战略预备队序列。第４３军于１１月２０日前进驻郑州、洛阳地区，归武汉军区指挥；第４７军于翌年适当时机进驻灵宝、潼关、渭南地区，归兰州军区指挥。〔３５〕

　　１—３４、总参传达林彪的“紧急战备指示”

　　１０月１８日，遵照军委办事组指示精神，总参谋部向各军区，海、空军和北京卫戍区传达“林彪副主席紧急战备指示（第一个号令）”。“指示”指出，近两天来，美国、苏联有许多异常活动情况。特别是苏联的所谓边界谈判代表团，预定１９日来京，要求全军必须百倍提高警惕，防止苏联搞欺骗，尤其１９、２０两日应特别注意。“指示”还要求，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军区对重型武器要立即疏散；沿海军区也应加强战备，防止敌人可能突然袭击；要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都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指示”还要求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

　　同日，总参还传达林彪给第二炮兵的指示（第二个号令），要求二炮部队要加强本身防护，同时待命，必要时参加战斗。

　　同日，总参还传达军委办事组给各总部、各兵种、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总参各有关部局的指示（第三、四个号令），要求按照国庆期间战备工作要求转入战备状态。凡已组织精干指挥班子、有隐蔽指挥位置的单位，应立即进入指挥位置；全部人员要做好就地疏散的一切准备。〔３６〕

　　１—３５、中央、军委颁发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

　　１０月２２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发《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规定指出，部队执行生产、施工、训练、助民劳动任务和正常部署调整的调动，营以下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报总参谋部备案；团（不含）以下由军委办事组批准；团以上报毛泽东及林彪审批。部队执行抢险救灾任务，仍按以前规定执行。师、团机关离驻地野营训练，一周以内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报军委办事组备案；一周以上报军委办事组审批。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行动、原则上仍按军委办事组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６日规定执行；对中苏、中印边境地区，无论大小部队的作战行动，均报毛泽东及林彪或中共中央常委批准后方可行动。为不失战机，可预先报告方案。对内地的平叛剿匪和东南沿海以及中缅边境的国民党军残部小股袭扰的反击作战，可边行动边报告。对执行“三支两军”任务部队的调动，营以下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报中央军委备案，营以上报毛泽东、林彪或中央常委审批。〔３７〕

　　１—３６、军委办事组下达做好疏散部队工作的指示

　　１０月２３日，总参向各军区、海、空军和北京卫戍区传达了军委办事组《做好疏散部队工作，继续保持良好战备状态》的指示。指示指出，疏散出去的部队，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天气逐渐转冷，要做好疏散部队的工作，减少非战斗减员，继续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指示要求，所有疏散的部队不要露营，搞好行政管理和物资保障；抓紧时间进行战备训练，保持常备不懈。〔３８〕

　　１—３７、改建、组建和扩编部队

　　１０月２７日，军委发布各军区组建和扩编部队的命令。根据该命令，北京军区组建１个榴炮师（炮兵第１６师）；沈阳军区以该区野战高炮群为基础，组建１个高炮师（炮兵第７４师）；南京军区以该区野战高炮群为基础，组建１个高炮师（炮兵第７５师），在安徽霍丘城西湖农场和江苏泰州红旗农场各组建１个陆军师（陆军第７３、７４师）；济南军区将陆军第２６军第７６师改归福州军区建制，另给２６军组建１个陆军师（陆军第７８师），组建１个坦克师师部（坦克第１３师），兰州军区骑兵第２师改为陆军师（陆军第２０师）；广州军区陆军第５５军第２１５师改归福州军区建制，另给５５军组建１个陆军师（陆军１６５师），另组建４个陆军师（陆军第１４２、１４３、１４５、１４６师），分别负责接管调防部队遗留的潼湖、台山、南湾、西湖等大型生产基地；昆明军区组建１个陆军师（陆军第３２师）。〔３９〕

　　１—３８、军委决定城市改设警备区

　　１１月１５日，军委发布《关于城市改设警备区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为加强城市警备工作和便于野战部队随时机动，对一些重点城市改设警备区。各省、自治区机关所在城市和重庆、鞍山、青岛、湛江等重要城市均可根据需要设立警备区机构。其它城市的警备工作，由当地军分区或市人武部负责，不专设警备区机构，必须时对外挂警备区牌子。警备区机构由当地军分区或市人武部改建（行使师级权限），或由当地省军区兼任。现由野战军兼任的城市警备工作，逐步移交。〔４０〕

　　１—３９、北京军区有关战备工作

　　１１月２４日—２９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北京军区在北京召开华北地区第一次战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军区各军、省军区和华北地区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会议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主持。会议传达了东北地区战备工作的经验，并针对华北地区战备工作状况，提出了加强战备工作的措施。此前，沈阳军区、新疆军区在１０月份分别召开了战备工作会议。

　　１２月１日—４日，北京军区在北京召开国防工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内蒙古军区、各军主管施工的领导人和担负施工任务的师、工区以及建筑工程团的负责人。会议总结了１９６９年国防施工情况，部署了１９７０年国防施工任务。

　　１２月１７日—１９日，北京军区为检查坑道内战备设施配套情况，研究解决人员在坑道持续工作、生活所遇到的问题，在军区指挥所组织了坑道密闭演习。参加演习的有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政委陈先瑞等。〔４１〕

　　二、简要剖析

　　２—１、毛泽东利用珍宝岛事件大做文章

　　珍宝岛的归属以及由此产生的边界武装冲突的成因，中苏双方历来各执一词。在文革那种反修热浪推波助澜之下，在边境地区，“成千的中国人被带到苏联的领土上，按军人的指示举行反苏*，敲鼓并高呼反苏口号，向苏联人员、汽车和快艇投石头”以至发展到双方武装人员冲突，苏方指责的此一情景，并非全无可能发生。〔４２〕

　　无论如何，珍宝岛事件仅仅是一场小规模的边界冲突。双方投入直接交战的兵力，仅相当于营一级（中方处于纵深地带的１个步兵团、３个炮兵营作为机动支援部队待命，并未直接参战）。毛泽东在“九大”上说，珍宝岛打了一个小仗。“小仗”一词，倒是恰如其份。

　　此外，当年有苏军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的普遍说法。现有学者指出，从１９９０年代的有关研究成果分析，苏军部署在中苏边境的军队，其实不足当年所说的一半。〔４３〕

　　聪明莫如毛泽东。深知中苏之间的全面战争根本打不起来，却需要利用两国之间的一场规模十分有限的边界小仗，大做文章。故而，也就有了毛类似的讲话：“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无论那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

　　所谓动员、准备，除却如本文所述军事上的之外，大概还包括了如下两方面。

　　其一，虚张声势，大造舆论，以期将全国的注意力转移集中至对外的“反帝反修”（主要是反修）之中。认定“苏修叛徒集团”已堕落为“彻头彻尾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地地道道的新沙皇”，“企图建立沙皇式的殖民帝国。……他们的胃口比沙皇还大。”　〔４４〕毛泽东甚至公开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４５〕

　　其二，以文革以来前所未有的强力态势，稳定国内部分地区仍然严重的武斗、动乱局面，７月２３日及８月２８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布毛泽东指示“照办”、措词强硬的《中国*中央委员会布告》和《中国*中央委员会命令》。《布告》针对山西地区指称：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一部分群众，犯下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而“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追捕，归案法办”。《命令》则针对边疆地区称：绝对不准任何人冲击人民解放军，不准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车辆，不准妨碍军队的战备行动，不准泄露和盗窃军事情报。如有违反，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２—２、在战备问题上毛、林之间并无重大分歧

　　根据目前公开的材料，中苏之间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争端的建议，是苏方首先提出来的，而中方亦一直未有将谈判大门封死。

　　３月２９日，苏联政府在交予中国政府的一份声明中，“呼吁如果发生分歧，要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通过谈判解决”，并提议苏中两国官方代表在最近恢复１９６４年在北京开始的协商。

　　４月１１日，苏联外交部致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中再次建议恢复协商，并表示愿意在４月１５日或对中方合适的另一个最近时间在莫斯科开始协商。４月１４日，即中共“九大”期间，中方答复称，“正在研究”苏有关缓和边境局势的建议，并且将给予答复。５月２４日，中国政府回应苏联政府３月２９日的声明，原则上同意举行谈判建议。

　　６月１３日，苏联政府再次发表声明，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并使苏中关系全面正常化的意见和建议。７月底，苏方再建议举行苏中双方高级会晤。９月，柯西金在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时，表示愿意在飞经中国时在北京机场作短暂停留以同周恩来会晤。这次，中国方面明确表示接受苏方的建议，并因此有了９月１１日两国政府首脑的高级会晤。〔４６〕

　　毛泽东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争端的方针，如前所述，是两手准备——既准备打，又准备谈。打，具体工作依靠军队，依靠军委办事组；谈，具体工作依靠周恩来。根据目前的材料，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林彪对毛两手准备的方针、策略有原则性的、重大的分歧意见。

　　在与苏联既准备打，又准备谈的同时，谋求打开中美关系的历史僵局，被认为是符合当时中国利益的、毛泽东的“重大战略决策”。熊向晖在１９９０年代初著文首先提出，打开中美关系“它的前奏是１９６９年在陈毅主持下，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４７〕　熊对四帅作用的评价，已有过誉之嫌（毛本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程度难道还不及四位老人的“研判”？）部分学者更有完全脱离客观事实的臆测，如关于“要准备打仗”，“中央内部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以林彪为首的、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以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的国际形势小组，则认为苏联不敢挑起反华大战。”〔４８〕

　　实际上，无论是对外“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紧张气氛还是内部进行的与苏美之间的谈判，都都是毛泽东一手所导演。目前并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在关于战争准备问题上，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与毛泽东、中共中央有任何重大的分歧。相反，据称是林彪在９月３０日对军委办事组负责人所说的“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却是十分符合毛泽东“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的一贯方针。

　　同样，也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在谋求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过程中，林彪及军委办事组成员有任何与毛泽东不一致的意见。相反，仅举本文前述一例：在军委办事组组织之下，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国在“援越抗美”时期秘密入越作战的空军、陆军高炮部队已经奉命全部回国。这不能不说是打开中美关系之结的一个重要步骤（可以相信，中方此主动行动美方的情报机构不会毫不知情），此际，四位老帅的“研判”报告还远未成文！及后，１１月下旬，昆明军区组织的援越工程部队全部离越回国，翌年７月９日，中国援赴工程、后勤保障等非作战部队亦全部返国。〔４９〕

　　２—３、毛泽东对军队是大权独揽的

　　１９６９年，毛泽东已是７６岁高龄。这一年，林彪虽则在中共“九大”上被确立为“接班人”，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唯一的副主席，然而，他的权力不仅未有因此而获得实质上的增加，相反，却有被架空的态势。“九大”不仅没有建立起中共最高权力和平转移的制度性安排，反之，毛这位老人一系列的举动，更凸显了他对权力的病态性恋栈。

　　在４月１日的“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出乎意料地突然宣布要林彪当大会主席团主席。在一个严肃场合的这番举动，到底是对一千五百名大会代表开的一个并不好玩的玩笑，还是对林彪的一种试探？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没有人能猜得透毛的心思。惟无论是前者抑或后者，毛在做这番举动时却显得有点儿笨拙，有点儿不那么自然。

　　４月２８日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新军委组成人员名单，军委副主席共六人，即除却朱德以外，在世而又未被打倒的六位元帅（包括林彪）。相对于林彪在中共党内唯一一位副主席的“独一无二”的名份（暂且勿论其是有权的或是形同虚设），他在新军委中的位置就显得不怎么耀眼，他不过是六位副主席之一，不仅没有被授予第一副主席的名份，更未被授权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而在文革前，他是有这样的授权的）。

　　如果说１０月以后被疏散到外地的那几位副主席其实都是失去实权的摆设，难道林彪又不是一个摆设吗？作为军委副主席，林彪除却发表一些并不具多少实质性内容的谈话、指示之外，还有些什么权力？

　　本年５月２９日至９月２３日，及１０月１４日至翌年４月１１日，毛泽东两度离京长时间逗留外地，以本年计长达１９６天，占全年总天数的５３％。在外出期间，毛泽东未有指定任何一位他在政治局常委会内的“同志”，比如说他的“法定接班人”林彪，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在文革前，毛不在京时，中央日常工作通常指定由刘少奇主持）。愈是晚年，毛与其党内同志的关系就愈似是君臣关系。

　　在军队调动使用权限问题上，毛泽东大权独揽。军委办事组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６日下发的《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严格要求：执行各种任务的陆、海、空部队，营（相当于营）以上部队的，行动和部署变更；及凡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无论部队大小，均须报请毛泽东、林彪批准后方可行动。换言之，林彪没有独立于毛泽东之外的任何一个等级的批准权限。“九大”林彪成为“接班人”，这一规定并没有原则性的变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２日中央军委重新颁布的《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只不过将上述“营（相当于营）以上部队”放宽至“团以上”（团以下由军委办事组批准），林的权限依然与毛捆绑在一起，林依然没有独立于毛之外的部队调动使用批准权。

　　在军队干部任免问题上，林彪亦没有独立于毛泽东之外的权限。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８日，军委办事组向毛、林、周等建议并经批准：副军长、军副政委以上干部任免，报毛、林、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批准；军参谋长、军政治部主任、军后勤部长、师长、师政委，由军委办事组批准。１９６９年４月底“九大”闭幕后，副军职以上干部任免，改报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和其他三名政治局常委批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规定对比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０日军委批准的《关于师职以上干部任免权限和审批手续的规定》中各军区、军种、兵种和三总部军政第一、二把手的任免，军委常委讨论通过，报林彪同意后，再呈报毛、中共中央，经毛批准后公布命令；其余正军职以上干部的任免，经军委常委讨论批准后，呈报中共中央，经林彪批准后公布命令的规定，对于林彪而言，权限尺度不是随其“接班人”地位的“确立”放宽了，相反却是收紧了。〔５０〕
　　
　　１０月中旬以后，“最高统帅”毛泽东远在华中的武昌长驻，所谓“副统帅”林彪战备疏散至华东的苏州，所谓战备状态下的统帅和副统帅，相隔千里，这是一个什么统帅部？说白了，武昌决策，北京执行，苏州还不是被晾在一旁吗？

　　２—４、军委办事组一切重大举措均经毛批准

　　１９６９年４月组成的新军委，并未如文革前的军委般设立其常务委员会。十年前于１９５９年９月批判彭德怀之后组成的军委会，委员仅有２１人，亦设立了一个１３人组成的常委会，而本届军委委员前所未有地扩充至４９人，成员众多又分散于全国各地，不设常委会如何有效运作？其实如此设计是否就是毛的本意呢——军委会不能有效运作，这样，军队的权力，不就高度集中于毛一个人手中？

　　１９６９年４月批准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共１０人，其中政治局委员６人，政治局候补委员１人，整体政治地位表面很高，起码高于林彪之外的其他军委副主席（林彪之外的其他军委副主席中，政治局委员２人，即叶剑英、刘伯承，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则因文革中“犯错误”降为中央委员）。有论者称，此时的军委办事组行使军委常委职权，事实上并非如此。文革前的军委常委会组成人员包括了军委主席、副主席，拥有实权，现毛不设常委会，可谓一石两投，其一，使副主席一干人只得名份，没有实权；其二，使军委办事组权力受制约，使其地位如文革前的军委办公会议，只是处理日常事务性工作的执行机构而非决策机构。

　　综观本文列举的有关事例，军委办事组的一切重大举措，均经毛泽东本人同意，下达的重要命令，甚至重要会议纪要，亦均呈报毛泽东本人审批，经其同意后方予下发实施。在执行中央有关战备问题决策的过程中，军委办事组总的来说是遵守纪律、尽职尽责的。有论者指责军委办事组负责人黄永胜、吴法宪于１９６９年６月“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邱会作等人先后在会上提出要搞‘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要洋’。他们还指出：‘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由于他们盲目扩大军工生产，……造成了工农业之间、轻重工业、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５１〕

　　而据本文所披露的史实，１９６９年的国防经费预算，军委办事组早于２月３０日已呈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该报告不仅经周恩来及林彪分别批示、圈阅同意，且毛泽东本人亦已圈阅同意。该年度的国防经费预算安排是总后勤部提出、军委办事组上报的，军委办事组充其量只有建议权而无决策权，姑且勿论该预算合理与否、庞大与否，军委办事组仅充当建议者、执行者的角色而非决策者，最终的决策者是毛泽东本人。

　　需要说明的是，批评者大多以“１９６９年的国防费用比１９６８年猛增ＸＸ％指责军委办事组。实际上１９６９年的国防经费预算１３０亿元与过往年份相比并不突出。１９６７年度国防费预算为１２０。６亿元，１９６８年度原定１３１亿元。问题在于该两年的国防费实际支出与预算相比较有颇大下降幅度（１９６７年度实际支出为８１亿元，为年初预算的６７％。１９６８年度实际支出为９０亿元，为年初预算的６８％），究其主要原因，是国民经济因动乱遭致严重破坏，生产形势恶化，国家给予军队的物资供应严重不足。而１９６９年的预算实际执行情况较前两年大为改善，如此而已。〔５２〕

　　２—５、为什么林彪的“紧急战备指示”会令毛十分不爽？

　　“９·１３”事件之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总参向军内传达的“林彪副主席紧急战备指示（第一个号令）”，成了林彪“反革命政变”的一个重要罪状。官方当年标准的指控词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５３〕

　　根据目前已披露的较为可靠的材料，林彪于１０月１６日由北京抵达苏州，１０月１７日，口授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１０月１８日晚，黄永胜向军委办事组其他成员及阎仲川作了传达。

　　据阎仲川之子阎铭后来著文称，林的紧急指示，黄永胜“让父亲用电话迅速向部队传达。父亲随即到作战室进行文字整理。父亲考虑，这是前指开设之后发出的第一个指示，便要值班参谋将拟编为”第一号号令“的文字稿送黄永胜审查。但很快被告知，黄永胜已服安眠药睡下了，黄的秘书说，黄平时睡眠困难，服药后不宜打扰。又亲看了看手表，此时已是２１时３０分。明天上午苏联代表团即将入境，距他们的入境时间只剩下十几个小时了。军人的直觉和职责告诉他，如果苏联真的要发动突然袭击，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责任重大，时间紧迫，不容延误，应立即向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及有关部门传达。”〔５４〕

　　林彪的紧急指示全文，官方从未披露过。本文根据上世纪八十年代官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所载作了引述的“第一号令”和“第二个号令”，应是紧急指示的大致内容。应注意的是，黄永胜本来仅要求阎用电话口头传达而已，而阎仲川在传达前对林的指示作了文字整理。而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紧急指示大致内容，大体上是号召性的，偏重于精神上、思想上的准备，未有涉及实质性的部队调动事宜。
１９７２年６月，时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副总参谋长的张才千，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发言时称：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林彪从苏州打电话，交待黄永胜下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黄、吴、李、邱根据林彪的旨意，于１８日晚向阎仲川作了布置，传达了林彪的所谓紧急指示，阎仲川当即到“前指”作战组，将林彪的指示命名为“第一个号令”，口述经作战组同志记录下来，连夜用电话向各大军区，海、空军和北京卫戍区作了传达，接着又分别向二炮、情报部、三部和各总部，各兵种等单位下达了三个指示，阎仲川并要作战值班员连夜搜集反映，此后由他每天直接向林彪（代号二○○号）报告情况。象这样重大的问题，他事前不报告毛主席，也不报告中央政治局，这完全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是一个大阴谋。

　　张才千又说：直到１０月１９日，林彪一伙才用电话记录的形式，把这个号令的内容报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他们知道毛主席批示不发，要烧掉时，他们做贼心虚，慌了手脚。为了继续掩盖罪行，欺骗群众，黄、吴、李、邱于１０月２０日在京西宾馆又造谣说：“第一个号令”毛主席看了，说很好，烧掉。〔５５〕

　　１９７２年７月中共中央下发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将“林彪擅自发布的所谓第一个号令”，作为“林彪反党集团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证”，讨伐口径与张才千发言相同。

　　根据本文引述的材料，９月３０日，林彪就紧急战备问题也作过与１０月１７日类似的指示（指示内容比１０月１７日更具体），据此，空军当日即以“一等紧急战备演习”的名义进行了落实。对于林彪９月３０日的指示，张才千等人为什么就一字不提呢？同样是有关紧急战备问题的指示，为什么１０月１７日的就是“篡党夺权的预演”而９月３０日的就不是呢？

　　又比如，１０月７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的总参１０月２日关于建立防止敌人袭击警报系统的报告规定：“向全国范围发出防止敌人战略突然袭击警报的权力，必须集中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在紧急情况下，可授权军委办事组决定，由总参谋部组织实施。局部地区的防突袭警报，授权大军区首长决定，同时上报，下发”。既然“在紧急情况下，可授权军委办事组决定，由总参谋部组织实施”，甚至“局部地区的防突袭警报，授权大军区首长决定”，那么，由总参传达一个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的“林副统帅”有关紧急战备的指示，又有什么理由大兴问罪之师呢？

　　有关林彪“紧急战备指示”有没有报告毛泽东？是谁、以什么形式、什么时候报告毛泽东？直到今天，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依张才千的说法是“直到１０月１９日，林彪一伙才用电话记录的形式，把这个号令的内容”报告了毛。“林彪一伙”具体指的是谁？“这个号令的内容”是未经阎仲川整理的林彪原话还是经过阎整理的“第一个号令”？却都语焉不详。笔者倒认为，如果以林彪“紧急战备指示”为题报告毛，毛应不会有什么过敏反应，问题应出在阎仲川所命名的“第一个号令”几个字上。“第一个号令”的标题触动了毛过于敏感的神经。在毛的心目中，能发出对全军“第一个……”的（无论是“号令”或是“命令”或是别的什么），当然是他本人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包括所谓的“副统帅”，“法定接班人”。

　　文革以来的毛泽东，并不希望有任何人与他分享好不容易从刘少奇等“一线”的人手中夺回的权力。尤其是最高军事指挥权，毛是牢牢紧抓不放的。文革以来打倒地方走资派形成的权力真空，以及１９６９年对苏备战形成的客观情势，使中国的最大部分权力归集于军队，这恐怕并非林彪及军委办事组诸人的主观愿望，恐怕也不是他们个人的本意。而恰恰是客观因素造成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军队的状况，使毛泽东对林彪等军队领导人形成戒心，类似阎仲川命名林彪“第一个号令”这样的无心之失，无意中加剧了毛的疑惑，这却是类似阎仲川这样长于军事而拙于政治的当事人所始料不及的。（２００６年８月）


注释：
〔１〕〔２〕〔７〕〔８〕〔１３〕〔１４〕〔１６〕〔１７〕〔１９〕〔２３〕〔２５〕〔３０〕〔３５〕〔３６〕〔３７〕〔３８〕〔３９〕〔４０〕〔４１〕〔４９〕总参谋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１９４９．１０－１９８７．１２）》（１９８８．１２）
〔３〕〔４〕〔５２〕总后财务部、军事经济学院：《军队财务史料（１９６７－１９６９）》（１９８６年整理，１９９４年印刷）。
〔５〕陈忠龙：《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５０－１９７９年战史讲义》（１９８７）；徐焰：《１９６９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１９９４）。
〔６〕〔３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二卷　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９〕《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传达提纲》（１９６９年５月）；《周恩来同志的发言——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九大”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１９６９年５月２日印发）。
〔１０〕《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传达提纲》（１９６９年５月）。
〔１１〕军委文件　［６９］９号，１９６９年６月１８日。
〔１２〕〔３２〕铁道部专运处：《铁道部专运处四十五年》（北京，１９９８）。
〔１５〕总政组织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五卷（北京：长征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８〕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６９］３６号、８５号。
〔２０〕《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组织沿革史》（１９９４．５），《陆军第二十八军军史（１９３７－１９８５）》（１９８５．９），《陆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军史》（１９８６．２），《陆军第六十三集团军军史》（１９９２．１２）。
〔２１〕同〔１〕书，及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６９］５６号。仲川，即阎仲川，１９６９年５月经毛泽东批准，由广州军区司令部参谋长调升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作战部部长。
〔２２〕同〔１〕书，及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　［６９］国发文３４号，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６９］８６号。“○九”工程，即核动力潜艇工程；李如洪，前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封永顺，时任总后副部长。
〔２４〕《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６〕林彪视察事，见《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简报》总１３８号（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０日）。林讲话内容引自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７〕林彪视察张家口地区具体日期，目前有多种说法。张云生早期的《林彪秘书回忆录—毛家湾纪实》（香港：存真社出版公司，１９８８年初版）并无具体日期记载；后来的《“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一书，“正式动身的这一天”，注明为１０月５日；张家口地区档案绾编《张家口地区大事记》（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７）记载为“１０月８—１０日，林彪、叶群、吴法宪等人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陪同到我区进行活动”；《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军史（１９３５．１１－１９９８．１０）》记载林彪视察该军日期为１０月９日。本文从１０月９日—１０日说。
〔２８〕《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简报》总２１２号，陈先瑞发言（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２日）。
〔２９〕空军司令部：《空军作战战备工作大事记》。
〔３１〕同〔１〕书，及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　［６９］国发文２７号。
〔３３〕黄厥明：《关于林彪及其死党叶群来苏活动情况的揭发》（１９７４年５月）。黄１９６９年为林彪在苏州住地南园的上级主管部门——苏州市革委会外事组主要负责人，负责林在苏州期间的接待工作。不少著述（如张云生的《“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将林彪到达苏州的时间误为１０月１７日，应不确。
〔４２〕〔４６〕［苏］Ａ．普罗霍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年内部发行）。
〔４３〕杨奎松：《１９６９：中苏战争即将爆发？——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对美关系》。
〔４４〕《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打倒新沙皇》（１９６９年３月４日）。
〔４５〕毛泽东审阅周恩来等１９６９年９月８日送审的国庆二十周年口号时所加的一条口号。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４７〕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１９６９年四位老帅对国防形势的研判和建议》，《中共党史资料》第４２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２．６）。
〔４８〕〔５１〕郑谦：《六十年代末中国备战秘闻》。
〔５０〕总政干部部、军科院军制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制度概要》（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５３〕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１９７１］７７号《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
〔５４〕　阎铭：《我的父亲与“一号号令”》，《老照片》第２４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２．８）。前指，据后来的揭发材料称：１９６９年１０月，“黄、吴、李、邱不经总参党委讨论，就急急忙忙地组织了一个‘前指’党委”。阎仲川在“９．１３”后被视为“上了贼船”遭致审查，时间长达七年半之久，１９７９年４月方解除监管，１９８３年按正兵团职待遇离休。新华社于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９日发布了“阎仲川同志”于６月２２日病逝的消息。
〔５５〕《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简报》总２２２号（军委直属组３５号），张才千发言（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