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作海再索65万精神赔偿 称包含前妻及孩子赔款

　　备受关注的“赵作海案”再起波澜，坐牢11年的赵作海三天前获赔65万元，当人们以为这一冤假错案终于落幕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赵作海昨日又杀出“回马枪”：再次索赔65万元精神赔偿。

　　本报特派商丘记者文远竹

　　昨日，赵作海告诉记者，他已决定正式向商丘市中院提出精神赔偿申请，等到下周一单位上班后便正式递交申请。“我的赔偿底线是加起来不能低于130万元。精神赔偿不仅有我本人的，还包括改嫁的前妻和孩子们的。我和前妻都遭受过刑讯逼供，前妻被迫改嫁。我进去后，4个小孩寄养在别人家，没有好好念书，吃尽苦头，我心里不好受。”赵作海说。

　　赵作海再次索赔精神赔偿的想法得到了亲友的支持。赵作海的姐姐赵作兰昨日告诉记者，5月11日晚上，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人来到他妹夫余方新家，跟赵作海谈赔偿的事。一直东说西说，磨到第二天凌晨2时多，说赵作海不签字他们就不走。“赵作海签赔偿协议时很多问题他都没听懂。他是被法院的人忽悠的。”据她介绍，赵作海签字以后以及领到65万元国家赔偿的支票后都不高兴，后悔不已。据了解，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唐红新已开始与赵家沟通，表示愿意免费为赵作海打官司。

　　赵作海能拿到精神赔偿吗？

　　在3天前，赵作海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签署的赔偿协议里有“自愿放弃其他的赔偿要求”这样一句话，那么赵作海是否还能申请赔偿？唐红新表示，现行的《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给予赔偿；逾期不予赔偿或者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起30日内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按照这一规定，赵作海既然此前签了协议，但事后觉得有异议，仍然可以提请上一级机关复议。此外，商丘市中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无权接受赵作海的赔偿申请，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赵作海应该向河南省中院提出赔偿。”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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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振举把侄子赵作海对赔偿协议不满的原因归结为：签字时脑子不清、不识字。据他介绍，5月11日晚上11点多钟，包括老王集乡党委书记、武装部长和一位副乡长在内的几位人员，约来赵作海和其妹夫余方新，来到赵作海的姐姐赵作兰家，商谈赵作海的赔偿事宜，却没有叫来赵作海的亲叔叔赵振举，而在此之前，当地有关部门的谈判对象却一直是赵振举。赵振举认为，相关人员之所以在关键时刻把他撇到一边，是因为他常年在郑州等地做生意，对社会的情况比较了解，“不好糊弄”…［详细］

　　赵作海案深层次原因有待披露 罪魁祸首尚未寻获

　　北京青年报消息，蒙冤被屈的河南商丘人赵作海被无罪释放后，很快又获得国家赔偿50万元和15万元的生活补助。然而，赵作海很快就对65万元的赔偿额表示不满，决定继续追索同等金额的精神赔偿。而且，公众也没有把关注赵作海案的视线移开，他们还在等待造成赵作海冤案的深层原因进一步披露。

　　的确，赵作海案此刻还不能划上句号，无论是现在进行时的赔偿金额之争，还是对过去完成时的炮制错案真相的还原，都不是无理取闹或者小题大做之举，而是关乎到法律的正义和权威的大事。

　　此前，赵作海签字同意获得65万元赔偿后，放弃其他赔偿要求。现在他又提出精神赔偿，似乎有些“出尔反尔”。然而，看看达成赔偿协议的过程，就会发现法院方面夤夜入门反复劝说，大有不达目的不肯离去之意，凌晨两点才说服了赵作海。这很难解读为正义的高效率，而更像是有关方面急于了事、避免夜长梦多的出击。虽然不能说这样的“急就章”没有法律效力，可它至少是在紧迫的情境下草草成约的，所以也就难免有所反复。

　　由于诉及了精神赔偿的新《国家赔偿法》要到今年12月1日才实施，赵作海索要的精神赔偿恐怕暂时得不到法律的支持。但不要忘了，赵作海透露过他在案件的侦察审讯阶段曾遭到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现有的国家赔偿只是对限制赵作海的人身自由作出了赔偿，而没有对刑讯逼供造成的伤害进行赔偿。按常理来说，让一个人承认没做过的杀人罪，极有可能是刑讯逼供所致，而检方也从侧面认定赵案存在刑讯逼供。如果刑讯逼供的事实最终认定，不但国家赔偿应该增加，那些打人者也要在接受接受刑罚的同时，作出刑事附带的民事赔偿。因而，赵作海争取赔偿之路远未走到尽头。

　　追索赵作海案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寻找炮制冤案的罪魁祸首。这几天，随着当年办案的公检法人员开口，此案的轮廓和细节进一步清晰起来。在很多人的讲述中，都提到了2002年商丘市政法委召集的一个决定性会议。杀人凶案是在1999年发现的，但由于警方提供的证据链存疑，检方一直拖着不肯起诉。2002年，政法委召集公检法开了专题研究会，做出了“20天内提起公诉”的决定。当年的公诉人曾提出了四点疑问，但他不敢对抗会议决定，硬着头皮起诉了。法院也发现了问题，在判案时“留了余地”，判了“死缓”。

　　在疑点重重、证据牵强的情况下，这个联席会议居然作出了“提起公诉”的决定，而且由于会议是政法委召集、三方参加的，实际上具备了“未审先定”的效力，赵作海已经在劫难逃。那么，究竟是谁在会上一锤定音的呢？现在竟然找不出一个出面负责的人。检方和法院都说自己是迫于压力，而当年主持会议的政法委书记早已退休，被问及此案时说：“我平时都不问案件，我不是学法律的。”

　　关于当年的办案经过和主要责任人，当地政法机关必须给出一个说法，否则就无法告慰一个被屈打成招的无辜公民，就无法抚平公众激愤的情绪，就无法举一反三，找出司法实践中的病灶。如果换一个时间和地点，保不齐还有另外的公民蒙受冤屈。

　　赵作海案是一个错案的集大成者，囊括了刑求口供、草率起诉、马虎判决等诸多错谬，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身心健康都造成极大的伤害。那个决定性会议上拍板的人自然不能轻轻放过，但也要看到其中的制度性弊端。如果纠错机制健全，一人犯错之后会有众多的环节可以改错，事实却是一旦领导部门作出决定，检方和法院全都“缴械”，一错到底。因而，追查赵作海案的同时，制度层面的弥补和修正也应该展开，以杜绝轻易陷公民于重罪的类似事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