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场怪现象:小吏视官员为骡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8 16:21:44

古代官场怪现象:小吏视官员为骡子

  一名胥吏对人说,官场就像一辆车子,我等吏人好比赶车的人,主官和属官好比骡子,我们鞭子一挥,叫他们向左他们就向左,叫他们向右他们就向右。为什么胥吏把官员视作骡子?为何胥吏敢如此蔑视官员?

  在古代官场,“县官不如现管”。包括办理文书的小吏(即胥吏或吏胥)、差役及其他办事人员在内的吏,是编制外的、数量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编制内官员的庞大群体。表面上,他们地位卑贱有如奴仆,实际上是衙门实权的掌控者。他们越权、窃权、弄权、专权以至专政。朝廷内外、国家上下不可一日无吏,但吏又上欺官,下害民,成为国家一害。以此之故,宋人叶适惊叹:官场成了“公人世界”,即衙役们的天下!清代顾炎武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清代郭嵩焘甚至说,本朝“与胥吏共天下”。

  高官坐牢方知狱吏之贵

  高官勋臣一旦仕途蹉跎,身陷囹圄,不免受狱吏凌辱,所谓“人在屋檐下,哪得不低头”。

  《汉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汉初功臣周勃,先后任太尉、右丞相,封绛侯。其长子娶了汉文帝之女。当时的周勃,可以说尊贵无比。然而功高震主,有人摸透了汉文帝猜忌周勃的心理,诬告周勃要谋反,汉文帝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于是周勃被逮捕。

  到了狱中,狱吏才不管你原来当过什么官,权势有多大,在监狱这方天地,他就是老大,一切由他说了算。狱吏让周勃吃了一些苦头,周勃领教了狱吏的厉害。为了少受罪,周勃只得曲意巴结狱吏,“贿以千金”。见钱眼开的狱吏在木简的背面写了五个字:“以公主为证。”并提示他:你的儿媳不是当今公主吗?有现成的一条路,为何不走?狱吏教的这一招果然有效,周家的人通过薄昭请出了薄太后。在汉文帝上朝时,薄太后走到大殿上,将头巾解下,掷向汉文帝,责问道:绛侯周勃在平吕禄、吕产之乱时,手握传国玺,统率军队,此时不反,难道居住在一个小县,倒要反吗?汉文帝无话可说,只得答应释放周勃。周勃被释后,感慨道:“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乎!”

  据清代刘体智《异辞录》一书记载,曾任侍郎的张荫桓坐牢,狱吏并不因他曾是“副部级”官员而对他另眼看待。不但如此,还因他油水大,向他一天勒索1万多两银子。张荫桓很纳闷:这狱吏的胃口怎么这样大?就问住在隔壁的犯人,一个姓叶的“军门”(提督军务总兵官,地方高级军事长官):你是不是也要交这么多银子?姓叶的人告诉他:我比你交的少多了,我是享受“优惠”的,每天交6400两银子。狱吏说,本来要收8000两,打八折,减至6400两。二人叹息不已,都说到了牢里,才知狱吏有这么尊贵。

  古代贪官不少,贪吏更多,有些吏比官更贪。吏比官富的现象,并非个别。明朝李清在《三垣笔记》一书中写到,刑部一官员说:“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无一介不取之吏。”这位刑部官员,一定是见的多了,听的多了,才会有这样的感慨。

  朱元璋为吏殴官而震怒

  宋朝李心传说:“近时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不能制吏,而吏能制官,这种极不正常的官场现象,不独发生于宋朝,它在中国古代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小吏不但对百姓专横,对主官和属官专横也是常见的现象。

  明朝洪武年间,发生过小吏在公堂公然殴打县令等官员的案件,而且不止一起。此事引起明太祖朱元璋的震怒。他在亲自起草的《御制大诰》中,专列一章,谈“吏殴官长”的问题:

  “各处有司惟务奸贪,不问民瘼,政声丑陋,愚民所耻,所以苏州常熟吏人沈尚等,衢州开化吏人徐文亮等渺视二县官长邓源、汤寿轻等,于厅殴打。罪虽吏当,官何人也?”

  苏州常熟县小吏沈尚、衢州开化县小吏徐文亮等人,殴打本县县令,肇事者都受到了惩处,但朱元璋认为,光追究肇事小吏是不够的,还要问问,你们这些被打的官员,是怎么当官的?你们难道没有责任吗?

  从以上引用的《大诰》内容可以看出,朱元璋没有偏袒被打的官员们,他认为,这类事件,事出有因。被打官员们不是清官,而是贪官;不是忠良,而是奸邪,他们被打,是咎由自取。各个衙门的官员精力都用于做坏事、捞钱,根本不关心百姓疾苦,以致名声很坏,为老百姓所耻笑、怨恨,这样的贪赃枉法官员,怎不招打?

  当然,朱元璋是不允许吏殴官这种“犯上作乱”的事情发生的,他在整肃官员的同时,还整胥吏。《御制大诰》及《御制大诰续编》列有数章谈整治吏人的问题。例如《御制大诰续编》第十四章规定:布政司、府、州、县各衙门,今后必须将额定胥吏人数及姓名、职掌写在榜文上,告之于民。榜文写明,本衙门差役几名,姓甚名谁,当房掌文案吏员是谁,等等。在规定名额之外,不许滥用胥吏,不许“容留不明之人”。朱元璋还规定,榜上必须写上这段话:“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门名色称皂隶称簿书者,诸人擒拿赴京。”超过额定人数,非法使用的胥吏,朝廷允许民众将其扭送至京城,交有关衙门处置。

  小吏视官员为骡子

  胥吏在本衙门的官员面前,无不卑躬屈节,低三下四,唯唯诺诺,一副奴才的样子。然而其内心,未必都买官员的账。在背后,对官员表示不屑的,表示鄙夷的,则大有人在。

  清人朱克敬在《瞑庵杂谈》一书中,谈到了胥吏背后的狂言: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恽世临,是清代道光年间进士,曾先后任长沙知府、湖南巡抚。中进士前,他偶尔去北京一家酒馆喝酒,听到一名胥吏对人说,官场就像一辆车子,我等吏人好比赶车的人,主官和属官好比骡子,我们鞭子一挥,叫他们向左他们就向左,叫他们向右他们就向右。恽世临听了,心中暗暗“怪叹”。

  不久,恽世临考中进士,由翰林改任吏部文选司主事。文选司掌管官员的任命、调动,是“跑官”的人要跑的一个部门。文选司的官员都是有权有势的所谓“热官”,该司的胥吏们也架子大,贪欲大。他们曲解“选法”,即选拔官员的法规,营私舞弊,敲诈勒索地方官员,因而暴富。

  恽世临是个精细之人,他时时记得酒店里那名胥吏讲的狂话,提醒自己不要被胥吏们当作被驾驭的、可悲可叹的“骡子”,遇事都要仔细核查,严防胥吏们弄鬼。胥吏们想舞弊也没有下手的机会,因而也就很难捞到油水。恽世临这位正六品的主事,断了胥吏们的财路,他们“奸不得施,怨之入骨,倒书其名于壁”,只能把恽世临的名字倒写在墙上,以低劣的手段发泄心中的不满,真是可笑。

  为什么胥吏把官员视作骡子?为何胥吏们敢于如此蔑视官员?一是因为胥吏们看透了官员,认为他们没有处理政务、公务的实际本领;二是他们相信,官场由他们撑着,官离了吏,便玩不转。连嘉庆帝都说:百官听命于书吏。上自宰相,下至县令,都只会签字画押,不能实际处理政务、公务,都委权于胥吏,因而一日离不开胥吏。胥吏怎能不狂妄?怎能不拿捏官员?

  书吏弄权惊动皇上

  衙门里抄抄写写的书吏乍看似乎什么权也没有,其实并非如此。他们所抄写的文件,都是机密,是机密就有人要打探,探听的不是百姓,而是官员。于是,不规矩的书吏便将他们抄写的文件内容当作“资源”,奇货可居,待价而沽,跟有关官员进行交易。

  清代最高军政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军机处,就多次发生过抄写人员泄密案。事为乾隆皇帝所知,于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十二日上谕中提出严厉批评:“军机处系机要重地,凡事俱应慎密,不容宣泄。今乃有在京直隶、江南、浙江等处提塘,串通军机处写字之人,将不发抄之事件抄寄该省督抚者。朕看此情节,在提塘等微末之人,不过以此博督抚之欢心,在督抚亦乐其不时私递,得闻京师信息。”

  乾隆上谕提到的“提塘”,即提塘官,是各省总督、巡抚派驻京城的联络官。其职责是传递有关本省的文件,实际还兼有刺探朝廷动向的任务,是地方安插京城的坐探。他们地位不高,用乾隆皇帝的话说,就是“微末之人”,但他们神通广大,无孔不入。各省总督、巡抚视他们为亲信,常依据他们提供的信息,判断高层动态及政治风向。直隶、江南、浙江等省总督、巡抚派驻京城的提塘,买通军机处的书手,将不发至省级的机密文件,抄寄这些省的总督、巡抚。乾隆帝对有关总督、巡抚从处理,免于查究。但对于泄密的书吏,自然要受到严肃处理。

  以上军机处书吏为一己之私而泄密于地方官的一连串事件,在古代官场具有典型性。而为出卖情报而泄密的,又何止清代军机处的书吏!

  小吏专权为何难以解决

  古代胥吏专权是官场一大痼疾,许多有识之士都大声疾呼要坚决铲除这一祸害,但是,直到封建社会终结,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朱元璋在《御制大诰续编》第十三章中说:“天下诸司所用走卒不可无者,持簿书亦不可无者。然良家子弟一受是役,鲜有不为民害者。”他觉得奇怪,怎么好端端的良家子弟,一旦做了书吏或差役,就变坏了,而且很少有不害民的。进入吏的行列,为何好人会变坏?朱元璋没有悟出这是制度出了问题。

  古代实行的是“一衙两制”,亦即官员属国家编制,由国家任免,由国家提供的俸禄供养;而吏不进入国家编制,不由国家聘用,不由国家薪金供养。正因为这样,朝廷无法考察、管理和考核这部分人。吏归衙门的主官任用,他们对使用他们的主官负责。一位官员到任,带来一批吏;一名官员卸任,带走一批吏。官员自己聘用吏,难免不沾亲带故,难免良莠不齐。一旦有害群之马的吏出现,因为是官员任用的私人,往往受到官员的庇佑。

  因为国家不发薪金,薪金要由聘用他们的官员负担,吏人的收入往往很低。这逼得他们自己找食。古代有过“高俸养廉”,但没有“高薪养吏”。一些素质差、有贪欲的吏,便借机敲诈,中饱私囊。

  古代各级衙门用的主官,多为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他们熟悉《四书》、《五经》,有的诗文做得很好,但这些跟处理政务、公务毕竟相去甚远。那是另一门学问和技能,官员们没有在吏的岗位历练过,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和经验。这样,就造成官员们“跛足”的现象:他们熟悉的知识不大用得上,用得上的学问他们又缺乏。正如梁启超所说:“官制不善”造成官员们“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只会签字画押的官员们,不得不“委权胥吏”。也就出现叶适所说的“大官拱手惟吏之从”的局面,胥吏弄权就是势所必然了。

  胥吏这一行,因为是具体经办各类官府文书和各类公务,需要行政、人事、刑狱、钱谷等方面的经验,需要熟悉朝廷的法规及历来有关谕旨。做一名胥吏,是要经过多年专门学习和训练的,往往父传子,子传孙。因而在胥吏这一行,存在着家族世袭的现象。这也就是叶适说的:“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州县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子,兄以是传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上之人明知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胥吏形成一股势力,“植根固本,不可动摇”。朝廷即使知道胥吏之害,也奈何不得。因为这是制度严重缺陷造成的,而修补制度不是轻而易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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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15 11:22  只看该作者 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古代中国,向以做官为最光彩的事情。其实,何止是做官,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人人都想做皇帝,卖草鞋的刘备和穷要饭的朱元璋做得我为何做不得?做皇帝,谈何容易,于是自命不凡之徒就转向了官场,面对权力和官位,眼红,眼热,甚至为跻身其中和扶摇直上不惜丢尽廉耻和人格。

古代中国的官场角逐之激烈堪比战争,因为中国古代官场不比西方,有政务官和事务官之分,在中国,一旦踏入官场就变成了职业官僚,除了当官别无他途,必须要不停地卖力往上爬,否则,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退自然要被别人踩在脚下,并且别人还会在踩你的时候使足力气——借力起跳,才能跳得更高,更好,直到最顶层。这是古代中国官员的成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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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15 11:22  只看该作者 这样说来,那中国古代官员必是有超强进取心,中国古代官场也必然是遵循优胜劣汰的最好竞技场了?事实并非如此,在专制体制的总纲下,再好的制度设计最后都会走形,严格的官员选拔制度,细密的政绩考察制度,精致的监察防范制度,最后都成了淘汰清官的过滤器。

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先天缺陷——专制制度,决定了官员的选用和罢免权掌握在皇帝和个别权势人物手里。这就会因参杂太多的个人好恶和利益驱动而造成竞赛的不公平。由于皇帝的权力过大,他的个人好恶和道德素质几乎可以决定一个时代官员的整体素质。另外,官僚阶层本身也是一个利益集团,里面纠葛了太多的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这在无形中也会增加官员升降沉浮的变数。俗话说得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哪个手握官员选拔或黜陟权的官员会愿意为了国家、皇帝的利益而选拔一个专门与自己与本利益集团作对的冤家栋梁呢。很多时候,很多人,为了让自己在博弈中居于更加有利的地位直至获胜,就是把官场搞得一团混沌也是在所不惜的。这一点,又是连皇帝也无可奈何的,所以,皇帝们也并不寄望于朝廷上下满是清官好官。尤其是昏庸皇帝,更不希望诤臣太多,那样自己也就没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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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15 11:22  只看该作者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体制,“搞定皇帝和上司”就成了古代官场之人心照不宣的最便捷的升官发财的途径,并且也只有这一个途径,才能保证求官者一路爬得更高,走得更稳。而要搞定上司,首先就要迎合上司的变态人格。为什么说变态?因为古代官场充满了激烈的角逐、复杂的算计、高压的统治,这一切与内心焦灼的期望、极度的失落绞结在一起,意志力再强大的人,也免不得要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人格和心灵不变态才怪呢。基本上是职位越高,人性就越扭曲。面对这样的上级,做下级的要想升迁就必须要鲜廉寡耻,唯有此一途。正人君子在变态者跟前是行不通的,也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于是,无耻之人、无耻之事甚嚣尘上,趋炎附势、见风使舵、欺世盗名、阿谀取媚、投机钻营、曲意迎奉、媚事君上等等,成为官场之风尚。

隋唐时期,皇帝觉得与高门大户合作太危险,于是,一改汉魏之制,采用科举制,对庶族寒门乃至全体国民敞开官场之门。这为制约权贵,扩大统治基础不无裨益。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这些来自社会下层的没有贵族气质的读书人,深知在人屋檐下必须得低头的道理,为了光宗耀祖、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俯首低身,卑躬屈膝,摇尾乞怜,跪爬以求,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为了当官,连李白、王维、韩愈这样的大名人都去找门子,更勿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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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15 11:22  只看该作者 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官场之人的下作行径竟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武则天当政之时,不少高官向女皇推荐自己的强大性能力,希望能为女皇服务;高力士权倾朝野时,太子叫他二兄,皇子公主更是呼他为翁为爷;韦皇后、太平公主得势时,四十几岁的御史大夫窦从一却以娶皇后七十多岁的奶妈为荣,六十多岁的司农赵履温挽起朝服给太平公主拉车;而出身低微的郭霸则选择了品尝上司的粪便以求进身。魏忠贤得志之时,投靠他的大臣竟有八十多位,形成了臭名昭著的“阉党”。其中位列五虎的佥都御史崔呈秀、工部尚书吴淳夫、副都御史李夔龙都有着极其光彩的正途出身——进士,但为了权势,他们却自甘堕落,追腥逐臭,蝇聚于一个为常人不齿的阉人门下,做他的干儿子。

投机钻营,趋阿比附的家伙步步高升之时,许多清正廉洁的官员则不是丢官便是被害,下场极为悲惨。这一点在宋明清三朝尤为突出,清官成为官场异类,根本没有立足之地。你不合作,大官会压制作践你,小官会欺骗引诱你。你想为民谋利益,必然会遭到排拒、打击、毁灭。大学士苏东坡因为清正高洁,不愿曲阿,不仅一度身陷大狱,而且遭遇半生流放。你才高八斗又如何?你名满天下又如何?官场的倾轧是没有法规制约的,你木秀于林,四周的同僚在感到寒碜和渺小的同时,必然会心生嫉恨,然后有形的攻击、无形的诋毁就会接踵而至。最后,一个好官,不是被毁灭,便是被同化为了贪官污吏,靠出卖自己的风骨、气节和良知来换取功名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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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15 11:23  只看该作者 当曲意迎奉、媚事君上成为官场秘诀,当出卖灵魂与人格的人在官场如鱼得水,官场就彻底被染黑熏臭了。而被染黑熏臭的官场反过来又会以其巨大的力量,无情地撕毁官员的道德感和羞耻心,扯下官员的遮羞布,最终使官员变成非人非兽的怪物。

中国古代官场腐烂丑恶之根源大抵如此——廉耻丢尽,方可做官。这就是中国古代官场的“潜规则”——“奴才说”、“厚黑学”——官场规则权力为天,不把力气用来揣摩讨好领导(权力)岂不是傻瓜一个?有这样心理的人一旦丢尽廉耻,得到权力,就会疯狂地贪污腐化,然后再弄虚作假,遮掩劣迹,美化形象,蒙蔽世人。经过这样的修炼,这些脸皮厚心肠黑的人,已经不知道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已经意识不到自己的无耻和罪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