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

贫富差距加大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分配差距呈现“穷降富升”
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介绍，对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 .47。“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干得多，挣得少”是记者在采访中许多工薪阶层的共同感受。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年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长，但考虑到他们在消费支出上的差异，大量贫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涨价的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
房地产、矿产、证券成为暴利行业
有关专家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这3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
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认为，房地产业的基本要素就是土地，卖房子实际上是卖土地。而对于土地，按现行土地用途管理政策，政府和房地产商既是“垄断买方”，又是“垄断卖方”，一方面从农民手里低价征地，另一方面向群众高价售房。房地产业产生的级差暴利，除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外，都被少数房地产商拿走了。唐钧说，随着房价暴涨，“没有房子的人”已被远远甩出财富形成的大门之外。
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也被少数人占据、利用并迅速暴富。在全国产煤大县山西左云，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这里诞生了数以百计、身家亿万的“煤老板”，但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400多元。
“资源要素分配不公，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说，这与我国矿产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有很大关系，突出表现在资源价格成本构成不完全，资源税额低、开采成本低、不承担环境恢复责任……这是“煤老板”超常致富的“秘诀”，也是分配手段调节失灵、贫富差距拉大的“症结”。
许多专家还认为，近年来，资本市场的“火热”表现，尤其是投机性投资行为的盛行，也进一步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拉大了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实业收益的差距，造成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的局面。而且，资本与土地、资源三者之间互相拉升，加剧了贫富差距。
一直存在“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
清华大学教授魏杰、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等人说，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着“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如果能“抢”到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或是“抢”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就等于“抢”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
采访中，许多人对以垄断和“身份”为代表的“权力分配”表示极端不满。他们认为，国家必须弱化权力在分配格局中的作用，合理调整各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才能降低社会矛盾“燃点”，实现和谐与稳定。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
专家们认为，这种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有悖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严重侵害了个人发展权，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其在不同行业、不同群体间造成收入悬殊落差的同时，也在人们心里划上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争抢“吃皇粮”，甚至出现千余人竞争一个公务员岗位的现象。同时，垄断行业的高工资也屡屡遭到质疑。专家认为，国家应通过多个途径，减轻“权力决定收入”的消极影响，平复社会失衡心理。
收入分配五花八门
白黑灰血金“五色炫目”
“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造成了国民大量“隐性收入”的存在，使得社会财富底数不清。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07年曾发表过一项研究，推算当时每年至少有4万亿元以上的不规范“隐性收入”。还有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工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只有1/3，国家能够监控的只有“白色收入”，这意味着大量收入脱离了所得税调节范围，游离于监管之外。
由于收入分配渠道复杂，同时缺乏基础性的国民收入记录制度，我国居民的收入渠道也呈现五花八门的状态。近日，记者在全国15个省区市采访了大量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群众，大家比较认同可以用白色、黑色、灰色、血色、金色5种“颜色收入”来概括当前形形色色的收入。
5种“颜色收入”既相对独立，也有交叉的地方。具体来讲，“白色收入”指正常的工资、福利等企法收入；“黑色收入”指通过贪污受贿、偷盗抢劫、欺诈贩毒等违法手段获得的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指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收入，在我国当前非常普遍；“血色收入”指那些突破人类文明底线，以牺牲他人的生命和用鲜血榨取的收入，如黑砖窑、黑煤窑等；“金色收入了”指利用黄金、股票、期货等资本获得的收入。
专家认为，这5种“颜色收入”既依据了收入的合法性，也参考了社会道德标准，基本概括了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主要渠道和方式，是一种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形象化的描述当前收入的表达方式。
白色收入
指当前收入分配领域中有据可查的收入，出身清白，可见、可控、可预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说，“白色收入”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主渠道，所以必须不断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养老金等转移性收入，让“白色”成为收入主色调，彰显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
黑色收入
既包括一部分人依靠权力获取的非法收入，也包括走私、贩毒、偷盗、抢劫、绑架等违法犯罪活动获得的收入。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等专家认为，“黑色收入”使大量公共财富流进了权力拥有者、违法犯罪者的腰包，应坚决打击。
血色收入
指那些突破人类文明底线，以牺牲他人的生命和用鲜血榨取的收入。对“血色收入”也应严厉打击，如山西黑砖窑事件、哈尔滨呼兰区奴工事件等，这些行为践踏了人性与文明底线，影响了国家形象，必须坚决予以取缔。
金色收入
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而日显重要的一种收入，以资本收益为主要表现形式，也可以理解为财产性收入。近年来，不少人从股市、楼市中获得资产增值，财富成倍增长。一些专家认为，“金色收入”值得鼓励，但也要注意做好调控和引导，使其走上理性轨道，减少投机性。同时，要注意通过税收等配套政策对“金色收入”加以调节，防止“马太效应”加剧贫富差距。
灰色收入
的概念最难定性。目前，学界对“灰色收入”的定义也不统一，有的专家定义为来路不明、没有记录在案、没有纳税、游离在申报之外的个人隐秘收入。也有学者认为收入“非白即黑”，无论如何冠冕堂皇，其本质是公权与私利交易而产生的“黑色收入”。
目前，“灰色收入”己经渗透到了社会各行各业，返点、好处费、感谢费、劳务费、讲课费、稿酬、礼金等名目繁多。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说，“灰色收入”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正灰色”的，即违章不犯法的收入；二是名为“灰”实为“黑”的收入，比如商业回扣、年节收礼、小金库私分、庆典礼品等，属变相受贿；三是“浅灰色”收入，这一部分本来应该归到“白色收入”里，但制度中没有明确规定，虽然渠道正当，但缺乏税务监管。
部分高收入居民存在大量“隐性收入”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长期研究“灰色收入”问题，几年前，他曾对全国几十个市县的2000多名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家庭收支情况做了调查，发现部分高收入居民存在大量“隐性收入”。调查证明，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
一些专家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问题，包括大量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
调查证明，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与此同时，频发的腐败案也暴露出个别干部对公共财富的巨额侵占。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仅2009年，全国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受贿近2亿元，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单笔受贿额1.6亿元的纪录。
专家认为，腐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扰乱了分配秩序，初次分配市场调节失灵，再分配领域又形成“逆向分配”，使本该用于低收入群体的资金通过非正当途径转移到权力相关者手中，加剧了分配不公；二是导致个人收入无法核清，制度设计失去基本前提；三是处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分子，有能力、也必将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拦路虎”。
多位采访对象反映，虽然腐败不直接属于收入分配范畴，但它却渗透和影响着分配格局。西安一家动漫公司的总经理李斌说，现在，不管是搞房地产、办煤矿，还是想进垄断企业或当公务员，要想借此进入高收入阶层，往往要靠“关系”和“票子”开道。只要这种腐败“潜规则”存在，收入分配就无法“阳光”。
分配面临“十字路口”
“虽然现在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忍受力比过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去年我国人均G D P已接近3700美元，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结构重塑都进入了关键阶段。拉美国家的实践证明，这一阶段尤其要防止出现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动荡。
苏海南认为，收入分配体系的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突出的直接原因。在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合理的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关系，劳动报酬偏低，没有建立劳动报酬的正常增长机制；在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有待健全机制，调节功能有限。
一次分配的不合理使“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不断强化。当前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苏海南说，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在我国则不到10%。
而在二次分配中，由于现有社保制度不够完善，二次分配领域甚至出现“逆向调节”现象。据全国总工会透露，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农民工的参保水平更低。
有关专家认为，要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需尽快启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多管齐下、各方配合的原则，结合深层次原因和直接原因设计系统的改革方案。（新华社调研小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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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红线为什么不被重视？
中原网(www.zynews.com)　发布时间: 2010-05-11 07:40:35 　 来源: 东方今报我要评论 号大中小】【纠错】　 【我要爆料】 【进入论坛】 【打印】　【关闭】
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贫富差距的日渐拉大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专家提出要“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人人皆知贫富差距需要守住红线，却无法确切知道红线何在。一方面，统计部门并不统计贫富差距，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没有官方数字，世界银行测算的0.47虽被学界普遍认可，但毕竟从未得到官方承认；另一方面，我国基尼系数早在10年前就越过了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0.47按说已是远远超过，但专家仍只能说“正在逼近”红线，因为贫富差距从未设定任何红线。
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我们只知道要缩小贫富差距，却无法在官方统计里准确得到贫富差距数字，因而“贫富差距突破合理限度”只能是一种专家意见或者公民表达，在行政理念与官员意识的层面，贫富差距扩大从未真正成为一个核心话题，既没法成为像“十件实事”那样的政府任务，更没法成为像GDP指标那样的政绩追求。
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最赚钱”暴利行业成就少数人暴富，以垄断和“身份”为代表的“权力分配”让垄断企业和公务员岗位成为香饽饽，落后税收制度失去调节贫富差距功能反而滋生马太效应，城乡政策不平等致使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关于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其实并不难于发现，尽管学者们分析得头头是道，政府官员却可以置若罔闻，因为贫富差距既“不归我管”（没有这样的义务规定）也“无法去管”（没有评判标准和奖惩标准）。
从这个角度看，呼吁守住贫富差距红线多少有点虚，因为在政府官员的责任字典里，从来没有写入叫做“守住贫富差距红线”的义务条款。根本没有这条贫富差距的红线，自然也就没有突破红线之忧，更谈不上守住红线之责。而要想守住贫富差距红线，首先必须以法规形式确定红线，要给政府部门划定红线任务，将贫富差距问题列入问责目标和政绩考核。非此，缩小贫富差距就只能是官员眼中的伪命题。    （作者： 舒圣祥）
贫富差距：没有红线，谈何守住？
2010-05-11 15:12:46  云南网 | 发表评论
想说真话的新闻局局长
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经济参考报》5月10日)
在民众切身感觉的层面上，贫富差距的日渐拉大早已是不争事实，各种群体性事件多发以及反社会暴戾情绪蔓延，其实就是“贫富差距突破合理限度”的表征之一;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收入分配改革问题亦被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只可惜，在一些原则性的高调之外，尚未有可操作性和针对性的方案出台，被寄予厚望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公布日期也是一再被推迟。
专家提出要“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其重要性也是人人可见的。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人人皆知贫富差距需要守住红线，却无法确切知道红线何在。一方面，统计部门并不统计贫富差距，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没有官方数字，世界银行测算的0.47虽被学界普遍认可，但毕竟从未得到官方承认;另一方面，我国基尼系数早在10年前就越过了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0.47按说已是远远超过，但专家仍只能说“正在逼近”红线，因为耕地设定了18亿亩红线，贫富差距却从未设定过任何红线。
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我们只知道要缩小贫富差距，却无法在官方统计里准确得到贫富差距数字，因而“贫富差距突破合理限度”只能是一种专家意见或者公民表达，在行政理念与官员意识的层面，贫富差距扩大从未真正成为一个核心话题，既没法成为像“十件实事”那样的政府任务，更没法成为像GDP指标那样的政绩追求。
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最赚钱”暴利行业成就少数人暴富，以垄断和“身份”为代表的“权力分配”让垄断企业和公务员岗位成为香饽饽，落后税收制度失去调节贫富差距功能反而滋生马太效应，城乡政策不平等致使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关于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其实并不难于发现，学者们尽可以分析得头头是道，只是政府官员却可以置若罔闻，因为贫富差距既“不归我管”(没有这样的义务规定)也“无法去管”(没有评判标准和奖惩标准)。
从这个角度看，呼吁守住贫富差距红线多少有点凌空蹈虚，因为在政府官员的责任字典里，从来没有写入叫做“守住贫富差距红线”的义务条款;而在让官员为之奋斗的政绩赏薄上，更没有那条“守住贫富差距红线”的奖赏条款——既无义务又无动力，既不用担责也没有政绩，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与守住贫富差距红线，显然完全不具有可比性。如今，为追求GDP政绩与腐败利益，耕地红线尚且不惮突破，虚无缥缈的贫富差距红线，谁又会放在眼里?
没有这条贫富差距的红线，自然也就没有突破红线之忧，更谈不上守住红线之责。而要想守住贫富差距红线，首先必须以法规形式确定红线，要给政府部门划定红线任务，将贫富差距问题列入问责目标和政绩考核。非此，缩小贫富差距就只能是官员眼中的伪问题。
止凡(春城晚报)
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经济参考报》5月10日)
毫无疑问，现代化应该给全社会增加福利，而不是只增加少数人的福利。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收入差距本来应该缩小，却扩大了，公平度应该提高，却下降了。尽管我们要求在改革成果的分配上，要尽量避免一些人群相对利益的剥夺，使每个人尽量共时性地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并保护弱势群体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和机会，使他们在教育、卫生、就业等各个方面公平地参与，但这毕竟是一种设想。现实的情况可能恰恰与我们的设想相反，因为，由于信息的不完善和改革参与主体的利益冲突，并不是每一个自发的制度变迁都是一次帕累托改进。笔者想说的是，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
现代化对效率的追求又不可避免地以牺牲平等为代价，在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也伴随着众多的社会危机，使人们不得不同时经受“现代化痛楚”的煎熬，这促使人们对现代化进程进行思考，有些学者把这种现象叫做“发展困境”，或者叫做“发展性危机”。过去传统的看法是，初次分配主要是注重效率，靠市场来调节。现在看来，初次分配也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初次分配也需要政府调节，需要运用税收等杠杆进行调节，以便形成初次分配中的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这是因为当前富人税负轻，主要不在工薪收入上，而在工薪收入之外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方面。因此，加强对个人收入的源泉监控，实现税基透明是关键。
增长或发展的成果如何惠及所有的人们，尤其是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如何形成?经济的不均衡必然伴随着分配不均，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舒尔茨创立了“穷人经济学”，在舒尔茨看来，穷人在进行行为选择时的基本观念与城里人并没有什么区别，造成穷人贫穷的绝不是他们的观念落后，而在于欠发展国家对农业部门的制度性歧视所造成的。换言之，制度安排往往是策略性分配冲突中占较高比例和较强能力集团去努力压制其他集团行为的结果，而不是社会中分散的努力对产权重组及履行承诺的结果。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要取得成效，就得从制度上来减少初始界定的不平等，防止中国经济走进既得利益制度化之路。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来看，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有赖于超越各个阶层利益的国家利用各种合理的社会政策进行必要的调节。也就是说，合理的现代阶层结构的形成需要国家的支撑。没有政府的介人，单凭市场是难以催生出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尤其不可能使阶层间的收人和财富分配差距自动保持在社会各阶层所能承受的限度内。只有把市场的作用与国家的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合理的现代阶层结构的发育成为一个自然而又自觉的历史过程。因此，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制定切合实际的收入分配政策，应当成为现阶段国家社会政策选择的核心。只有选择合理的社会政策，构建起较为完整的社会政策体系，才能真正为合理的现代阶层结构的形成培育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才能逐渐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最终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