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交语言” - sisucell0608的日志 - 网易博客

关于“外交语言”

大家一起来check! 2008-12-17 16:12:09 阅读51 评论4 字号：大中小

委婉含蓄外交语言是一种温和婉转的说词（Gentle。有人说，它“即便是辱骂，听起来也令人愉快”。直言快语，虽属坦诚，然常为外交家所忌。

三国时，曹操率军83万南下征吴。未动干戈，先致檄文，曰：“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不说征讨而言“会猎”，寓威胁于堂皇的辞藻之中，可谓古代外交语言的佳作。某些外交语言所包含的内容，有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例如：某政府说对某事“表示关切”或“表示严重关切”，这意味着该政府将采取强硬的步骤；说对某事“不能无动于衷”或“不能置之不理”，这是向对方暗示如果事态继续恶化，该政府将予以干预；说“将不得不仔细地重新考虑本国的立场”，就包含着友好关系即将变为敌对状态的警告；说会谈是“有益的”，弦外之音是会谈并未取得具体成果；说某外交官“进行不符外交身份的活动”，这是指控对方搞间谍活动……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和越南曾进行秘密谈判。当时，基辛格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有一条长长的隧道要穿过，但在遥远的尽头，我们可以看到一丝亮光。”他以此来比喻谈判的艰难复杂的进程。

有时外交语言的含蓄性还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出来。1972年5月，尼克松访苏。会谈中，双方在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上分歧很大。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就对尼克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俄罗斯农民，徒步跋涉前往 一个荒僻的乡村。他知道方向，但不知道距离。当他穿过一片桦树林时，偶然遇到了一个枯瘦的老樵夫，就问他离该村子还有多远？老樵夫耸耸肩说，‘我不知道’。农民吸了一口气，把褡裢换了换肩，便撒腿走了。突然，老樵夫大声嚷道：‘顺着道儿，再走15分钟就到了。’农民感到莫名其妙，转身问道：‘那你干吗刚才不说？’老樵夫徐徐答道：‘我先得看你步子有多大啊。’”在这里，勃列日涅夫把自己比作“老樵夫”，要尼克松这个“俄罗斯农民”在谈判中先走一步。

多边外交所使用的语言，更注意含蓄和婉转。联合国文件使用的语言，多采用中性名词，如不说“敌人”而说“对手”。在国际会议上听别国代表滔滔不绝的发言时，不要被前面一大串客套话所迷惑，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但是”所引出的真意上。例如，“本代表团对这个建议有着最大的同情，但是愿意指出……”，“我对某国杰出的代表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是我认为……”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拒绝”、“否定”、“不同意”的委婉表述。“伟大的废话”对外交官来说，善于说“废话”或许也是一种本事。有人把某些外交语言戏称为“伟大的废话”，并非全无道理。

外交官肩负维护本国利益和促进与外国友好关系的重任，说话自然必须字斟句酌。正如英国前首相麦克米伦所说，一位外交大臣“讲起话来既要避免陈词滥调，又要避免言词失当”。而在不能说或没得说但又非说不可的情况下，外交官就只能说起“废话”来。说的本是“废话”，但让别人听起来又不像“废话”，有一个办法，便是“新瓶装旧酒”。外交官说话，有时讲究说得笼统，说得一般。于别人，似乎是“废话”，但于外交官本人，这可能是经多年磨练而成熟的标志。古代威尼斯的使节所得到的训令是：“使节应该用对任何事都不承担责任的一般性词句来表达一切。”

联合国在国际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它文件成灾，“废话”充斥，这个致命弱点也为人们所公认。在每一次联合国大会上，一个代表团总要把同样的话在各种场合重复好几遍。有些会议老手常以瞌睡来抵制这种“折磨”，但又怕被摄入镜头，于是就闭目养神，似睡非睡。有一回，一个委员会的主席因其进入了梦乡，未能请下一个代表发言而引起哄堂大笑。

避免“直接说谎”外交语言常被滥用，其等而下者就是谎言。为了本国利益，某些外交官有时把外交语言同谎言等同起来，不择手段。

在所谓的西方“传统外交”时期，外交官说谎几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十七世纪时，英国大使亨利·沃顿就曾赤裸裸地承认，“大使是一个被派到国外为了本国利益而说谎的诚实人”。十九世纪时的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甚至说，“就我的策略方面来说，说真话是对自己的不忠”。

在现代外交中，一些资产阶级外交官继承了说谎的传统，也发展了说谎的技巧。现在他们讲究的是避免“直接说谎”，也就是技术上不说谎。

1961年4月13日，即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的前5天，肯尼迪曾公开保证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决不插手、干涉以促成卡斯特罗的垮台，他将尽一切可能“保证美国人决不卷入古巴周围的反卡斯特罗行动”；同时他反对“从美国”发动一次攻势去反对卡斯特罗。肯尼迪的这番话说得很妙。从表面上看，他并未说谎，4月18日在吉隆滩登陆的没有美国人，而且这次攻势也不是从美国而是从尼加拉瓜沿岸的岛屿发动的。但从根本上说，肯尼迪是说了谎的。因为这次反卡斯特罗的入侵行动是在美国支持和策划下进行的。

粗俗不可取外交语言一般是温文尔雅的，但也不是没有例外。且不说当年拿破仑是如何当着奥地利全权代表的面怒骂奥地利“是个老婊子，已经习惯于被人强奸”，即是今天，在外交中脱口说出粗暴鄙俗的语言也不乏其例。

1959年7月，尼克松以副总统身份前去苏联出席美国一个展览的开幕式，同赫鲁晓夫作了一次著名的“厨房辩论”。赫鲁晓夫怒气冲冲地说，美国国会通过的那个有关被奴役国家的决议，“臭极了，臭得像刚屙下来的马粪，没有比马粪更臭的东西了！”尼克松知道赫鲁晓夫青少年时期当过放猪娃，就反唇相讥地说，“我想主席先生大概是搞错了，比马粪更臭的东西是有的，那就是猪屎。”

越南外长阮基石的外交语言，其鄙俗程度更是等而下之了。他曾在记者招待会上，把他同泰国外长的关系比作“夫妻关系”，说：“既是夫妻，总应睡在一张床上”。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1983年10月6日，阮基石在纽约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反对中国在中苏磋商中提出消除包括柬埔寨问题在内的三大障碍，他说：“当然不同意”“邻居拿我的老婆和孩子做交易”。阮基石的自作聪明的回答引起记者们哄堂大笑。

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有其自己的鲜明特色。我们以“信”为本，说话算数，很为外国友人称道。中国的外交语言一般比较质朴，不矫揉造作。这是我们的长处。

也是我们的风格。

周恩来总理使用外交语言的艺术是很值得推崇的。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下飞机后尼克松主动同周总理握手。周总理对尼克松说：“你的握手跨过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跨过了没有交往的25年。”这句话给尼克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7年世界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毛主席在克里姆林宫的午宴即将结束时，站了起来，手持酒杯，向各团长敬酒。当他来到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坐处时，向南共领导人卡德尔祝酒说：“你们和我们的区别只在于，你们长胡子，我们不长胡子。”卡德尔把毛主席的这番话理解为“以某种方式表明，他愿使两国关系正常化”。

清帝康熙在《庭训格言》中写道：“凡看书不为书所愚为善”。借用这句话于外交，不妨说：凡外交不为对方之言所愚为善。也就是说，听其言，观其行，从含蓄中识真意，从废话中辨实质，不为虚伪和谎言所迷惑，也不为粗言暴语所吓倒。

五、中国外交语言的特点

       要译好外交文书、外交文件，除了要了解不同文体的文件对翻译的不同要求以外，还应该了解外交语言总的特点。世界各国的外交语言虽有共同之处，但由于各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国际地位不同，实行的内、外政策不同，具有不同的外交风格，因而外交语言也各有特点。一个对外实行霸权主义、扩张政策的国家，其外交上的咄咄逼人、盛气凌人，其外交语言必然带有浓厚的强权政治色彩。而一个受到强国压力、欺凌的弱小国家，在外交上也许会采取低姿态，其外交语言可能会更“外交”，更含蓄婉转、更讲究策略。中国是在遭受了100多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占、压迫、欺凌之后获得新生的。中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几十年来逐步形成了“不畏强暴、主持公道、坚持原则、求同原则、求同存异、实事求是、说话算数”的独特外交风格。体现外交政策的外交语言自然要反映中国外交的独特风格，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明确性。中国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信仰辩证唯物主义。中国人喜欢并善于归纳概括。中国既有总的外交路线，又有对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对各个重大国际问题的具体方针政策，都明确无误地归纳为几条、几点、几个字。如：中国与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的基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外交语言的明确性特点，对于外事翻译是极为有利的。译员应熟记这些方针政策，了解它们的内涵及内在联系，这有助于译得准确，译出深度。中国在国际上是讲原则的，敢于支持正义、主持公道，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有鲜明的态度。我们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侵略扩张、施压制裁、干涉内政等都深恶痛绝，坚决反对。外交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是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在涉及台湾、西藏和领土等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松动和灵活的余地。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分裂祖国的言行都坚决反对。翻译人员要深刻理解我国政府的外交立场，正确、准确地翻译政府的政策。例如，人们在谈到亚太经合组织APEC时，常常会不假思索地讲APEC国家。这种提法严格地说是不准确的，因为APEC成员中有地区经济（台湾、香港）如果译员脑子里有一条“台湾、香港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是地区”的弦，变会把它译成APEC members，而不会译为APEC countries。当人们谈到“大陆”时也会自然地译成the mainland of China或China’s mainland，表明“大陆”是中国的一部分。在特定的情况下，在不会造成误解的情况下，可以用the mainland来表示大陆部分的中国，但绝不能译成mainland，因为那样译会被误解为大陆与台湾是互不隶属的两部分。涉及台湾问题的译名时，只能译为：Taiwan , China；Taipei , China；Chinese Taiwan；Chinese Taipei等，不能译为：Taiwan (China)或Taiwan-China。以免给人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印象。同样地，在翻译“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句话时也不能漏译“行使”这个词，因为，香港只是由当时腐败的清政府租借给英国，主权始终归我。这句话应译为：to resume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 不能译为：to resume sovereignty of Hong Kong。

2．婉转储蓄性。国际形势、地区形势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是错综复杂的。各国、各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和意图。相互之间有着程度不同、纵横交错的分歧和矛盾。有些是显而易见的，有些则是隐而未露的。每个国际事件、国际问题都有特殊的具体情况、背景、时间。我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处理国际问题、制定具体的外交政策时，既坚持原则性，又讲究灵活性和策略性。外交语言有时婉转储蓄，具有一定的伸缩性，以便处于主动地位。例如，我们有时对外国提出的某些建议有些不同的考虑，就可能以委婉的、但又积极的方式提出反建议。譬如在东明地区论坛问题上，有人操之过急。我们认为，鉴于这一地区内各国有不同的侧重点、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地区论坛的发展应本着循序渐进、协商一致的精神。为此，我们提出：“在论坛动作伊始，先就指导原则达成一致，将具有重要意义。”这句话最初译成：A consensus reached on the guiding principl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operation of ARF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这样翻译，就成了陈述一个事实，似乎已经拟定出几条指导原则了而事实上，我们只是在首届东盟地区论坛会上提出这一建议。当时，尚未就指导原则达成一致。显然，这样译法与实际情况不符，也与我们讲话的初衷不符。后来改为：It is important to reach agreement on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ARF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operation. 这一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了理解外交语言的含蓄性对翻译来说非常重要。又如，国与国之间发生某些分歧是正常的。有时在会谈时，两国领导人可能在某个问题上谈不拢。新闻公报或新闻报道中讲“双方坦率地交换了意见”，而不会说“发生了争论”。表示“坦率”的英文词有好几个，如：candid，frank，straightforward等，这些词也有细微的差别。选择哪个？这个时候就要根据分歧的程度、国家关系的情况等来作出选择。

3．分寸感。外交语言也并不都是含蓄、委婉的。它有时是明确、直截了当的。这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也是需要把握外交语言分寸的两个方面。外交事件发生的背景、时间地域不同，原因、性质不同、严重程度不同，表态的轻重、缓急、方式也不同。如表示“反对”，可以使用“关切”、“关注”、“严重关注”、“严惩关切”、“感到不安”、“遗憾”、“深表遗憾”、“愤慨”、“反对”、“强烈反对”、“谴责”、“抗议”、“强烈抗议”、“最强烈抗议”等程度、分寸不同的词。这一类的词往往很敏感。翻译时要注意形容词的等级选择，准确体现原话分寸。譬如，我领导人在与外国领导人谈话时常表示：“我们重视与……的关系。”“重视”一词可译为“attach importance to our relations with…”，也可译为“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our relations with…”。加不加这一表示程度的修饰词，要看我与这个国家的关系状况、我对这个国家政策及谈话时间等情况。又如，1992年，香港总督彭定康提出了所谓的“政改方案”，完全违反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基本法和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达成的谅解。我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表示坚决反对。彭随后访华，向中方解释他的所谓“方案”。在与我主管部领导会谈时，我方领导严正警告英方：“如果英方坚持这么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翻译中如何把握后半句话的分寸很重要。译成“It’s not a big deal.”（这不是什么大事）。“It’s nothing important”（这无关紧要）。或“It doesn’t matter”（没关系），所有这些译法都不对。彭定康单方面提出的“三违反”“政改方案”涉及香港主权回归、平衡过渡的大问题，怎么不是一件大事，怎么不重要？因此译成：“It’s nothing terrible”（这没有什么可怕），更准确一些。再如，某些东盟国家侵占了我在南中国海一些岛屿，这就产生了领土争议。但东盟国家又是我友好邻邦。因此，在翻译“侵占”这一词时，就需要斟酌用词。英文通常译为：invade and occupy。考虑到与友邻国家的领土争端，可选用感情色彩稍淡一点的词，如take。这些例子都说明，在翻译外交语言中，把握分寸十分重要。

4．准确性。外交语言无论是明确，还是储蓄，无论是露中有蓄，还是蓄中有露，掌握用语分寸都是为了准确表达政府的立场、态度、政策。外交语言是国家方针、政策的体现，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关系着国家的政治、安全、军事、经济利益的得失，关系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趋向，关系到地区乃至世界形势是稳定还是动乱、是紧张还是缓和的问题。国家领导人和外交部官员对国际问题和涉外问题的表态，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研究的，对外交文件都是反复推敲的，译员能否准确地翻译我对外表态和外交文件，关系重大。译员必须弄清每句话、每个词的确切含义，必要时请教、咨询起草单位、起草人。如：我国在人权问题上有一句表态：由于各国的经济水平、发展阶段不同，各国在人权问题上自然有差异，只能通过对话、合作来解决。这里的“差异”指什么？是指观点分歧，还是指各国人权状况有不同？经咨询，知道是指两者，既指对人权问题有不同看法，也指各国人权发展不平衡。弄清原意后，才能准确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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