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语言拾趣(文化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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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外交宝库中,外交语言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某种程度上异于常态的语言,其主要特点是委婉、含蓄、模糊和折衷。外交是处理主权国家之间的事务,两国交往,主权平等,相互尊重,彼此间所用的语言注重温文尔雅,因而外交语言应运而生。
外交语言是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异于常态的语言。其主要特点是委婉、含蓄、模糊和折衷。难怪曾在联合国内担任过美国代表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诺感叹地说:同样的一些话,在正常情况下是一种含义,但在外交文件中却是另一种含义,“这像是学习另一种语言”。
外交语言讲究委婉。有位外交官甚至戏言道,婉言“即便是辱骂,听起来也令人愉快”。在外交交涉中,说对某事“表示关切”或“表示严重关切”,意味着将对此采取强硬步骤;说对某事“不能无动于衷”或“不能置之不理”,是暗示如事态继续恶化,干预将是不可避免的;说“将不得不仔细地重新考虑本国的立场”,就包含友好关系即将转为对立甚至敌对状态的警告;说某外交官“进行不符其外交身份的活动”,是指控对方进行间谍活动并将予以驱逐出境。
对外交谈判,也有一套委婉的“外交辞令”。说会谈是“建设性的”,其含意是双方取得某些进展,但离解决争端仍相去甚远;说会谈是“有益的”,是指双方未能取得具体成果,但谈总比不谈为好;说会谈是“坦率的”,则是明显暗示双方分歧严重,但也各自增加了对对方立场的了解。
在多边外交中,更是几乎言必委婉。在国际会议上听别国代表发言,要旨是注意“但是”后面的文章。比如,“本代表团对这个建议有着最大的同情,但是愿意指出……”;“我对某国杰出的代表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是我认为……”等等,其实都是“拒绝”、“否定”、“不同意”的委婉表述而已。
外交官对阵,语言一般都注意含蓄。他们忌讳直言快语,留意字里行间,注重弦外之音。1957年,世界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毛泽东主席在克里姆林宫的午宴即将结束时站了起来,手持酒杯,向各代表团的团长敬酒。当他来到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桌前向南共领导人卡德尔祝酒时,说了一段饱含风趣而又含蓄的话:“你们和我们的区别只在于,你们长胡子,我们不长胡子。”卡德尔事后把毛主席这番意味深长的话解读为“以某种方式表明,他愿使南中两国关系正常化”。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也是善于言辞含蓄的人。1972年5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苏。会谈中,双方在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上分歧很大。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就对尼克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俄罗斯农民在赴邻村的途中迷路,就问一老樵夫到该村还需多少时间。老樵夫答道:“我不知道。”农民失望之余,便撒腿走了。突然,老樵夫大声嚷道:“顺着这道儿走,再走15分钟就到了。”农民感到不解。转身问道:“你刚才为何不说?”老樵夫徐徐答道:“我先得看你迈的步子有多大啊。”在这里,勃列日涅夫含蓄地要尼克松这个“俄罗斯农民”在谈判中先走一步。
科学家信奉“黑白分明”,外交家则崇尚“灰色地带”。“灰色地带”之于外交语言,那就是“模糊”。不要小看这“模糊”二字,外交官擅长“模糊”之辞实在也是一种本事,外交界更誉之为“建设性模糊”。
日本外交官是很会使用模糊语言的,他们不明说“拒绝”,而是托词“考虑考虑”,不明此道者易被引入歧途。其实,出言故意模糊也非日本外交官所专有,别国也是同样行事。比如,对别人提出的外交请求,慨然表示“将予考虑”、“将予认真考虑”、“将持积极态度”者,实为不同程度的模糊应对,认真不得。惟能明确表示“将予支持”或“将予积极支持”,始含承诺之意。联合国秘书长不好当,因他必须遵循“模糊”哲学,哈马舍尔德就汲取前任秘书长赖伊失败的教训,言辞十分谨慎模糊,某外国政治家曾不无揶揄地建议授予他“模糊一等奖”。
外交,说到底,是一门妥协的艺术。除非是“城下之盟”,外交斗争一般总是以相互妥协而告终,而反映在外交语言上则是以措辞折衷为特色。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中美双方就联合公报中有关台湾问题的措辞达成妥协。原先双方分歧明显。中方的措辞是,“希望”争取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台湾问题,驻台美军必须“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而美方的提法则为,“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逐步减少美国的军事力量和设施”,不提“全部撤出”。双方一度谈得很僵。基辛格问乔冠华,如果找不到令双方都满意的措辞怎么办?乔冠华答道,那就难说了,不发表公报也行嘛!基辛格显得有些紧张地说,有此可能。但他随即又改口道,还是要继续做出积极努力。最后在由杭州飞往上海的专机上,双方终于找到了彼此都能接受的折衷措辞:“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妥协达成,皆大欢喜。尼克松在上海的欢送宴会上即席发表豪语称:他“访华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今天我们两国人民已经把世界的前途掌握在我们手里”。
在世界外交宝库中,外交语言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富多彩,以上只是拾零,实难尽述。记得八十年代时,笔者在纽约出席了联合国主办的国际安全问题专家会议。会上,瑞典主席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的一位老师曾提醒他说,外交语言讲究分寸,不应滥加形容词,说“I love you”,已经是很强的语气了,如果画蛇添足地说什么“I love you very much”,这就意味着两人关系出了问题了。
摘自《世界知识》君言文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2年03月01日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