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政治作家”奥威尔 思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05:23:43
“政治作家”奥威尔
思郁
奥威尔曾经自称是一个政治作家，然后我们就断章取义的理解为奥威尔的写作就是一种为政治的写作。
奥威尔曾经自称是一个政治作家，然后我们就断章取义的理解为奥威尔的写作就是一种为政治的写作。事实上当《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仅仅被看作反对极权主义的小册子而大肆畅销的时候，人们对他的这种误读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承认以上两部作品的优秀不是基于它文学方面的特质，而是为它社会学般的想象力以及预言的准确性所倾倒。我们记住了奥威尔，是因为他有《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我们遗忘了布莱尔（奥威尔的本名），就如同遗忘了《巴黎伦敦落魄记》和《向加泰隆尼亚致敬》。在“政治”与“作家”之间，我们眼中只看到了政治上激进的一面。
也许我们该把奥威尔的原话抄录在此，“我是一个政治作家——对政治和作家这两个词是同样着重的”。如何重新定义“政治作家”呢？奥威尔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说他一生中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我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我有一个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最关心的事就是要有一个让大家来听我说话的机会。但是如果这不能同时也成为一次审美的活动，我是不会写一本书的，甚至不会写一篇杂志长文”。通常而言，作家的思想与写作都无法脱离时代，他们都是以思考自己那混乱的时代所处的具体情况来开始他们的思考与写作的。对于奥威尔来说，一种对极权主义的邪恶的强烈体验会促使他思考所具有的具体含义，然后用一种文学形式巧妙的书写出来，这就是他的政治写作。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一书中，虽然所选编的文字均为散文性质，但是文章的编排上恰好巧妙契合了奥威尔政治作家的身份。从《如此快乐的童年》这篇早年的具有自传性质的早年回忆性文章到《<动物农庄>乌克兰文版序》主要侧重了政治性的书写；后半部分从《为小说辩护开始》到《手稿笔记摘录》则主要侧重了对写作本身的倾注。这是个有些奇特的编排，至少从阅读经验上能强烈的感觉到其中荒诞的分裂。事实上，当我还沉浸在奥威尔遭受侮辱和损害、歧视与白眼的悲惨童年经历中的时候，当我还没有从西班牙内战中的惨烈硝烟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当我还在为奥威尔在巴黎伦敦落魄的经历唏嘘不已的时候，当我还在为那些围观者无动于衷的观看绞杀犯人感到悲哀的时候，我实在无法从这些震惊体验中马上过渡到接下来的谈论书店和书、文学与写作、政治与英语这些具有形而上意味的话题。这种对比无疑是一种辛辣而直接的讽喻：作为政治的话题太沉重了，而作为写作本身的话题又显得太轻逸了。明明是无法糅合的两种极端的经验，但是在奥威尔身上却能奇特而微妙的融为一体！
桑塔格曾经评论法国作家加缪说他虽然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但最终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这句话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送给奥威尔：他虽然不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但却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不出色，也许因为人们只能记住他的两部意识形态味儿极浓的反极权主义作品，而他的一生中还有大量作品默默无闻，据说这是因为他的作品缺乏诗意。说他伟大，是因为他的作品全部来自自我的亲身体验，他甚至傲慢的宣称，他这样的人比所谓的专家更能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这不是因为有什么能力能够预见具体事件，而是有能力了解我们所生活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事实上，他有资格用这样傲慢的口气说话。作为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孩子，虽然自小接受的贵族式教育，但是在所谓的贵族中学度过了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没有丝毫快乐可言的童年后，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去缅甸参加了印度帝国警察部队。服役五年后，回到英国伦敦做了一个勉强糊口的作家，为了生存有时候接连几个月都生活在穷人和犯罪分子中间，跟他们住在贫民窟一样的地方。一九三六年，奥威尔与新婚妻子一同又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后在战争中不幸负伤，因此他有幸逃过了一九三七年的西班牙共产党的大清洗。就是这段经历促使他思考极权主义，成为了他写作《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的原初经验。奥威尔的这些经历，能让任何一个在窗明几净的书斋中写作的作家感到羞愧。当他们宣称奥威尔的作品因为缺乏诗意无法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的时候，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真实的生活中，那些最为底层的、像蚊子一样活生生的人类，他们的生活根本不可能有丝毫诗意可言。当艾略特拒绝出版《巴黎伦敦落魄记》的时候，也许想到的是维护文学的高贵血统：文学是高贵的，他的最直接的高贵之处就是反映在生活的美好上，如果摒弃生活的美好之处，落笔到那些最肮脏的地方、最低贱的生命上，我们岂不是浪费自己的同样高贵的血统和身份？但是对生活本身的沉重视而不见，用文学的轻盈的书写消解生活的沉重，营造出的诗意就是伟大的作品么？当奥威尔自愿放弃中产阶级的生活，去向巴黎和伦敦那些最肮脏和漆黑的街道走去的时候，当奥威尔自愿过一种食不裹腹、时刻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生活的时候，这种底层体验岂是艾略特那样的作家可以比拟的么？但是，对于奥威尔而言，只有过这样的生活，才让他认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仅仅是想填饱肚子而已。那些在巴黎餐馆刷盘子的经历，不但是一种真实的记录，同时也是一种揭露，那种金碧辉煌背后的肮脏与屈辱，那种华丽布景掩盖之下的卑贱与脆弱，还有那种人类在困顿之下的挣扎与冷漠。
《巴黎伦敦落魄记》据说是奥威尔最为“非政治性”的作品。但是正如奥威尔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所言，主张文学脱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作为一个“政治作家”，奥威尔已经用他的一生的经历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
思郁
2007-8-5书
思郁
奥威尔曾经自称是一个政治作家，然后我们就断章取义的理解为奥威尔的写作就是一种为政治的写作。
奥威尔曾经自称是一个政治作家，然后我们就断章取义的理解为奥威尔的写作就是一种为政治的写作。事实上当《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仅仅被看作反对极权主义的小册子而大肆畅销的时候，人们对他的这种误读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承认以上两部作品的优秀不是基于它文学方面的特质，而是为它社会学般的想象力以及预言的准确性所倾倒。我们记住了奥威尔，是因为他有《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我们遗忘了布莱尔（奥威尔的本名），就如同遗忘了《巴黎伦敦落魄记》和《向加泰隆尼亚致敬》。在“政治”与“作家”之间，我们眼中只看到了政治上激进的一面。
也许我们该把奥威尔的原话抄录在此，“我是一个政治作家——对政治和作家这两个词是同样着重的”。如何重新定义“政治作家”呢？奥威尔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说他一生中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我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我有一个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最关心的事就是要有一个让大家来听我说话的机会。但是如果这不能同时也成为一次审美的活动，我是不会写一本书的，甚至不会写一篇杂志长文”。通常而言，作家的思想与写作都无法脱离时代，他们都是以思考自己那混乱的时代所处的具体情况来开始他们的思考与写作的。对于奥威尔来说，一种对极权主义的邪恶的强烈体验会促使他思考所具有的具体含义，然后用一种文学形式巧妙的书写出来，这就是他的政治写作。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一书中，虽然所选编的文字均为散文性质，但是文章的编排上恰好巧妙契合了奥威尔政治作家的身份。从《如此快乐的童年》这篇早年的具有自传性质的早年回忆性文章到《<动物农庄>乌克兰文版序》主要侧重了政治性的书写；后半部分从《为小说辩护开始》到《手稿笔记摘录》则主要侧重了对写作本身的倾注。这是个有些奇特的编排，至少从阅读经验上能强烈的感觉到其中荒诞的分裂。事实上，当我还沉浸在奥威尔遭受侮辱和损害、歧视与白眼的悲惨童年经历中的时候，当我还没有从西班牙内战中的惨烈硝烟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当我还在为奥威尔在巴黎伦敦落魄的经历唏嘘不已的时候，当我还在为那些围观者无动于衷的观看绞杀犯人感到悲哀的时候，我实在无法从这些震惊体验中马上过渡到接下来的谈论书店和书、文学与写作、政治与英语这些具有形而上意味的话题。这种对比无疑是一种辛辣而直接的讽喻：作为政治的话题太沉重了，而作为写作本身的话题又显得太轻逸了。明明是无法糅合的两种极端的经验，但是在奥威尔身上却能奇特而微妙的融为一体！
桑塔格曾经评论法国作家加缪说他虽然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但最终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这句话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送给奥威尔：他虽然不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但却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不出色，也许因为人们只能记住他的两部意识形态味儿极浓的反极权主义作品，而他的一生中还有大量作品默默无闻，据说这是因为他的作品缺乏诗意。说他伟大，是因为他的作品全部来自自我的亲身体验，他甚至傲慢的宣称，他这样的人比所谓的专家更能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这不是因为有什么能力能够预见具体事件，而是有能力了解我们所生活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事实上，他有资格用这样傲慢的口气说话。作为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孩子，虽然自小接受的贵族式教育，但是在所谓的贵族中学度过了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没有丝毫快乐可言的童年后，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去缅甸参加了印度帝国警察部队。服役五年后，回到英国伦敦做了一个勉强糊口的作家，为了生存有时候接连几个月都生活在穷人和犯罪分子中间，跟他们住在贫民窟一样的地方。一九三六年，奥威尔与新婚妻子一同又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后在战争中不幸负伤，因此他有幸逃过了一九三七年的西班牙共产党的大清洗。就是这段经历促使他思考极权主义，成为了他写作《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的原初经验。奥威尔的这些经历，能让任何一个在窗明几净的书斋中写作的作家感到羞愧。当他们宣称奥威尔的作品因为缺乏诗意无法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的时候，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真实的生活中，那些最为底层的、像蚊子一样活生生的人类，他们的生活根本不可能有丝毫诗意可言。当艾略特拒绝出版《巴黎伦敦落魄记》的时候，也许想到的是维护文学的高贵血统：文学是高贵的，他的最直接的高贵之处就是反映在生活的美好上，如果摒弃生活的美好之处，落笔到那些最肮脏的地方、最低贱的生命上，我们岂不是浪费自己的同样高贵的血统和身份？但是对生活本身的沉重视而不见，用文学的轻盈的书写消解生活的沉重，营造出的诗意就是伟大的作品么？当奥威尔自愿放弃中产阶级的生活，去向巴黎和伦敦那些最肮脏和漆黑的街道走去的时候，当奥威尔自愿过一种食不裹腹、时刻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生活的时候，这种底层体验岂是艾略特那样的作家可以比拟的么？但是，对于奥威尔而言，只有过这样的生活，才让他认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仅仅是想填饱肚子而已。那些在巴黎餐馆刷盘子的经历，不但是一种真实的记录，同时也是一种揭露，那种金碧辉煌背后的肮脏与屈辱，那种华丽布景掩盖之下的卑贱与脆弱，还有那种人类在困顿之下的挣扎与冷漠。
《巴黎伦敦落魄记》据说是奥威尔最为“非政治性”的作品。但是正如奥威尔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所言，主张文学脱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作为一个“政治作家”，奥威尔已经用他的一生的经历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
思郁
2007-8-5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