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坊血债-陆军上将徐树铮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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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血债-陆军上将徐树铮之死

1915年12月29日午夜。千里北国,万籁俱寂。雪月相映,格外清丽。一切有如梦中。

突然,京津之间的廊坊,响起了爆炸声和一片枪声,鼎鼎大名的陆军上将、威远将军、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前陆军次长、国务院秘书长、西北筹边使兼边防军总司令,“段祺瑞的智囊、灵魂、左右股肱”徐树铮,应声倒在血泊之中……

12月30日,上海《时报》率先登出“徐专使专车被炸”的消息,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12月31日,国内外各大报纷纷登出“徐树铮在廊坊被杀,陆承武为父报仇”的新闻。北京《晨报》还刊登了“陆承武通电”的独家新闻,说陆承武“本月二十九日遇徐贼于廊坊,手加诛戮,以泄国人之公愤,报杀父之深仇”云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专车被炸”还是陆承武“手加诛戮”? 倘若是后者,陆承武又是何以得遂其手的?行凶后为何没有被捕?其通电又是从何处发出?廊坊可是冯玉祥国民军张之江部驻扎的军事要地,暗杀一个赫赫有名的军界要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一个疑团接着一个疑团,令人如坠五里雾中。

倘若读者君欲明底细,还得从头说起才是。

投靠袁世凯,羽翼日渐丰

徐树铮,字又铮,1880年11月11日生于江苏萧县。其曾祖徐济川、祖父徐兰,皆终生务农且生活贫寒。父亲徐世道,勤勉耕读,入选贡生,榜名忠清,字葵南,后来成为徐州城乡有名的教书先生。徐树铮从小随父读书,3岁识字,7岁能诗,被人称为“神童”。他13岁中秀才,17岁乡试一等第一名,补为禀生,前景一片光明。可是次年到南京投考举人,却榜上无名。

徐树铮愤而回家,从此不图科举及第,而以经世致用为旨,刻意攻读兵法时政之书,孜孜为国家前途担忧。

甲午战争,中国一败涂地;戊戌变法,希望百日破灭;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仓皇西逃。这每一件事,都使他的报国之心倍感焦虑、异常烦恼。他满怀痛楚地写道:“居恒窃念,儒者读书,要以致用为宗。频年朝政日非,丧师害地,为国大辱。释而不图,虽白首牖下何益?”父母觉得他还年幼,不许他离家当兵,而希望他一心向学,早日中举,将来能像父亲那样,当一位教书先生就可以了。父亲告诫他:“好好念书,将来像我这样,乡邻百里皆受人尊重,日子殷实不用发愁,有什么不好?”

然而,徐树铮还是“私究兵谋,留意天下政财大略”,把父亲的告诫丢到九霄云外,时刻作投笔从戎之计。

1900年,徐树铮听说国家征兵,便私自拿了家里一些钱,乘夜出走。不料未至江浦,就被母亲坐着骡车追回,强为娶妻,以作羁绊。

不过,徐树铮的心早已飞出山村,慈母和娇妻是绊不住的。

果然,未隔多久,徐树铮毅然请求再度出门,父母看其意志甚坚,不忍复加阻挠,即取平日积蓄,送他远行。新婚之妻不但未加阻拦,且倾奁金相助,虽然称得上开通的女性,心里也有离别的悲苦,令徐树铮无比感动。

就这样,徐树铮只身一人,跋山涉水,径奔济南,去投靠因创练新军名声骤起、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他带给袁世凯的礼物是一纸万言书。他在其中言道:“国事之败,败于兵将之庸蹇。欲整顿济时,舍经武无急务。”

袁世凯看后甚以为壮,但因当时正服母丧,不便亲自接见,遂命道台朱钟琪接待。心高气傲的朱钟琪自视为名士,素来目无余子,对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秀才怎能看得起?问答中话不投机,徐树铮愤然离去。

茫茫天涯路,何处是归宿?苍凉苦闷之中,徐树铮不免借酒浇愁,草成一诗:

性气粗豪不自收,等闲岁月太难留! 安能化得身千亿,处处迎风上酒楼。

写毕,自己把玩一番,觉得意犹未尽,遂又顺手提笔,写信讥笑朱钟琪,称其为“迂腐老生,山间竹笋一根”。不料两信均被转至家中,朋友惊为奇特,长辈讶其鲁莽,甚者胆战心惊,忧虑其即将罹祸。独有其父手书训诫说:“汝之出将以待用也。未得人用,乃妄拟用汝之人先为汝用乎?”真是知子莫若父也。

投袁的希望似乎已破灭,徐树铮却意外地见到了段祺瑞。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后来,徐树铮与人谈起这段往事时,将“此处不留人”的“人”改为“爷”字。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他穿着一件夹袍,正聚精会神地书写楹联,忽听有人问:“喂,伙计!天气这么冷了,怎么还穿得这么单薄?”

徐树铮抬头一看,是一位身着军装的中年男子,面容消瘦而眼中神采不凡,即随声回答:“因投友不遇,暂住此地,等待家中款来,即作归计。”

那人本是到旅店来访客的,看徐树铮气质不俗而又写得如此一手苍劲的好字,顿起延揽人才之心。他微笑着问徐姓甚名谁,家居何地,进而又问愿意就事否?

 “值得就则可就!”徐树铮毅然回答。

那人更感兴趣,于是约与长谈。

经介绍,徐树铮才知道此人乃袁世凯手下爱将,名叫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时年37岁,大徐树铮整整15岁。当时,他正以武卫右军炮队统带和随营武备学堂总办名义,跟随袁世凯驻防济南。

真是“惺惺惜惺惺”。徐、段二人促膝而坐,指点江山,纵横议论天下大事。徐大发宏论,慨然结语:“创练新军,转抚山东,大有可为者,莫若项城袁公(世凯)也。”

段祺瑞深以为是,遂聘徐树铮为记室(秘书)。从此,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也确定了徐树铮一生事业发展的路线。段以徐为左右手,逐渐发展为对其言听计从,信任无疑;而徐深感段的知遇之恩,奔南闯北,鞍前马后,始终奉段为恩主。

就在徐、段相识后不久,袁世凯调防直隶,在保定设立督练公所,委派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徐树铮便随段到了保定,仍掌记室。虽是文职,却天天坚持晚睡早起,与士兵一起操练。段祺瑞称赞他“坚苦卓绝,志趣异人”。

1905年,依照徐树铮的请求,段祺瑞保荐他到日本留学,入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徐树铮极其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他学习之用功,成绩之优异,成为师生交口称赞的楷模。1910年学成回国,仍入段幕。时段任江北提督,遂派徐树铮为江北军事参议。

辛亥革命爆发,段祺瑞署理湖广总督,统率一、二两军,驻节湖北孝感,派徐树铮为总参谋。

当时正值南北两军对峙,有推倒清帝不战而和之意。段祺瑞奉袁世凯之意,领衔北军高级将领通电,逼迫清帝退位,主张共和。此电一发,清廷震动,时局顿变。草拟电稿之人就是徐树铮。

 “倒段”风波

民国建立后,段祺瑞任北洋政府陆军部总长期间,先后委任徐树铮为陆军部军学司司长、军马司司长,最后为陆军部次长,可见段对徐的器重。袁世凯进行帝制复辟活动,徐树铮与段祺瑞一致反对。袁死后,段任国务总理,以徐为秘书长。后因“府院之争”,两人又均遭免职。

1917年7月1日,张勋赶走总统黎元洪,抬出末代皇帝溥仪为傀儡,逆历史潮流而动,宣布恢复帝制。

当天,段祺瑞即在天津马厂誓师讨张,由徐树铮与梁启超等为参议。事后,段以“再造共和”英雄的身份复任总理,并兼陆军总长,仍以徐为次长。同时,举冯国璋任代理总统。

然而不久之后,冯国璋和段祺瑞争权夺势,如同水火。冯是直隶人,遂成为直系军政人物的首领,段则成为皖系头目。

此时中国局势十分混乱。桂系军阀陆荣廷,坚持在广西实行“自主”;滇系首领唐继尧,极力反对段内阁;广东方面的“护法军”,则向湖南、福建、江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一时间乌七八糟,狼烟四起。

由于湘闽赣三省驻军顶不住“护法军”的进攻,告急的电报接连打到陆军部,情况十分危急。徐树铮与段祺瑞商量后,随即下令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率部增援福建,并同意增加冯部的编制,满足他要扩充一个团兵力的条件。

冯玉祥,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1882年生于天津附近的兴集镇,不久随父迁居保定。他12岁从军,奋发向上,由一名小兵,逐步升到第十六混成旅旅长。

辛亥革命时,他曾发动滦州起义。蔡锷在云南举兵讨袁,冯玉祥命所部张之江、蒋鸿遇等与蔡锷暗中联系。不久,促成陈宦宣布四川独立。

1917年春,段祺瑞以冯玉祥不能忠于北洋,免去其旅长职务,改任为正安府第六巡防营统领。冯玉祥不肯领受这个虚职,以养病为名避居北京西郊天台山。张勋宣布复辟时,段祺瑞约他率其旧部参加讨张之役,复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所部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因而深受段祺瑞与徐树铮的重视。

冯玉祥接到援闽命令后,派得力部将李鸣钟到河南招募新兵2700人,组建成一个补充团。

11月上旬,冯玉祥摆出远征的姿态,带领部队由丰台转京汉路南下。本来,他完全可以走津浦线,但他却绕道而行,从而拖延时间。当他到达河南彰德时,“护法军”已攻占了湖南长沙和岳州,段祺瑞的“四大金刚”之一——由徐树铮极力荐任的湖南督军傅良佐,从前线败回北京。此后,冯玉祥前进的更慢了。

11月19日、22日,徐树铮与段祺瑞相继辞职。12月上旬,冯玉祥才缓缓到达浦口。

徐、段辞职后,鼓动各省督军于12月上旬到天津开会,继续布置对南方用兵。会议决定分兵两路进攻湖南,曹锟为第一路主帅;张怀芝为第二路主帅。直隶、山东、安徽各出兵1万人,奉天出兵2万人,山西与陕西各出兵5000人;所需军费,由各省自行负担。

12月6日,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赵倜、杨善德、张敬尧等各省督军和上海护军使卢永祥联名电请北京政府颁发讨伐南方的命令。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冯国璋不得不答应对南方用兵,并于12月8日委任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祺瑞由此牢牢地把住兵权,积极地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冯国璋表面上屈服了,暗中却指示江苏督军李纯和江西督军陈光远,设法阻止北军南进,进而暗中与西南方面的桂系等信使往来,以推行其 “和平统一”的主张。

同时,冯国璋派他的高级顾问陆建章奔走南北,为进一步打击段祺瑞做准备。

陆建章,字朗斋,安徽蒙城人。行伍出身,是和段祺瑞同辈的老北洋军人,却与段不甚相合。曾任陕西督军,被皖系陈树藩逐出。

连日来,陆建章穿行于豫、鲁、沪、皖等地,煽动倒段。当他听说内侄冯玉祥率兵抵达浦口,急忙从上海赶来,见面就说:

 “焕章,你不能去援闽,那是帮段祺瑞的忙。”

 “是啊,姑父,我根本就不想去,正准备在这里暂驻呢!”

 “对!停止前进!就停在这里,我再去和李纯说一说,以获得他的谅解和支持。”

 “如此当然更好。”冯玉祥说,“还有,安徽督军倪嗣冲,是段最得力的干将,与徐树铮等一个鼻孔出气。”

陆建章颇为气恼地说:“倪嗣冲积极鼓动对南方用兵,并派马联甲等率部进入江西,往攻南军。”

陆建章继续说:“你现在在这里停兵正好,我准备在六安、霍邱、寿县、淮南一带组织些人马,趁机把倪驱逐出安徽。”陆建章停了一下,又颇有把握地说,“我已同孙毓筠、王庆云、柏文蔚、岳相如等皖人联系,相约讨倪。如果你能出兵支持,估计可以一举灭倪!”陆建章双拳紧握,咬了咬牙。

 “好!若是安徽组成讨倪队伍,首先发难,我就率兵直捣安庆,打他个措手不及,人仰马翻。”冯玉祥非常爽快地说。

两人商定之后,陆建章又到南京找其旧部李纯。李纯字秀山,是继冯国璋之后坐镇南京的直系将领。

陆建章见到李纯,当即将冯国璋反对段祺瑞对南方用兵、冯玉祥在浦口暂驻并相约讨倪之事,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要求李纯予以协助。

李纯欣然答应:“既然冯代总统对段很反感,我绝不愿意对南方用兵,那就让焕章在浦口驻扎好了。如果缺少粮饷,我在这里想办法接济他。逐倪出皖之事,倘若焕章出兵,我即响应。我可以调集军队,在苏皖毗连地带,接应讨倪军。讨倪军失利时,还可以撤退到苏省里来。”

这时,福建督军李厚基,已准备好许多船只,欢迎冯玉祥入闽。

冯玉祥则以“船运危险”和“易受攻击”为借口,提出要走陆路——经浙江仙霞岭绕道去福州,摆出了准备援闽的架势。事实上,冯玉祥再也没有前进一步。

段祺瑞再三催促,冯玉祥均置若罔闻。

更出乎段祺瑞意料的是,南征军施从滨部从山东进至浦口时,冯玉祥公然派兵加以拦阻,不让其南下。

1918年2月,湖南战事再度紧张。段祺瑞见冯玉祥不愿入闽,遂改派冯玉祥援湘。

冯玉祥接到命令,开始还是不理不睬,后来听说冯代总统也主战了,才勉强离开浦口溯江西上。可是到了湖北武穴,他又停兵不前,于2月14日通电主和。

2月18日,冯玉祥再次发表通电,指斥主战派。段祺瑞闻讯震惊,道:“这是在别我的马腿,要把我彻底打倒。”

与此同时,陆建章图谋驱逐倪嗣冲的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他与安徽地方势力联合,分别在寿县、凤台等地组织武装力量,号称“安徽讨倪军”。陆建章自任总司令,以下列名孙毓筠、柏文蔚等34人,发出讨倪通电。

倪嗣冲闻讯火急布置安武军应付,并连电北京告危。

这时,段祺瑞已命徐树铮到奉天引奉军入关。

冯玉祥此时也率兵乘轮船到达安庆附近,但他反复掂量,估计讨倪不会成功,加上有情报说倪嗣冲已严阵以待,而徐树铮带着奉军也随时可能南来。

于是,冯玉祥佯称坠马伤腿,需往武汉住院,没有进攻安庆。李纯看冯军未动,也就没有出兵响应。

 “讨倪军”虽然声势浩大,但组织分散,未能及时集中力量,而且孤军无援,所以很快即失败了。“倒倪”风波就这样草草收场,可倪嗣冲因此恨陆入骨,决心除之而后快,并要求徐树铮予以协助。

枪杀陆建章,埋下“祸根”

1918年2月间,徐树铮奉段祺瑞之命,前往东北联络张作霖,并自作主张截获冯国璋准备用以武装直系军队的一大批军火,作为礼物送给奉军,由此引领奉军源源入关。

3月12日,徐树铮与张作霖联名宣布,在天津军粮城成立关内奉军总司令部。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以副总司令名义代行总司令职权,直接指挥入关的奉军。

3月23日,段祺瑞再度组阁,大张旗鼓地对南方用兵,并积极准备选举新国会。

因此,徐树铮奔波于天津、北京、武汉、长沙之间,既要主持对南方的军事,又要包办国会选举,成了一位大忙人。

4月下旬,段祺瑞到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徐树铮和直隶督军兼援湘军第一路总司令曹锟、山东督军兼援湘军第二路总司令张怀芝、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及段政府的财政部次长吴鼎昌、交通部次长叶恭绰等出席。

会议中间,张怀芝突然告了陆建章一状,说:“陆建章到山东,大肆鼓吹‘和平统一’,严重扰乱军心,影响援湘作战,请予处分。”

段祺瑞闻言,道:“既然如此,请在座诸位,注意协拿,就地正法。”

段祺瑞回京后,进一步指示徐树铮,要注意陆建章的活动,设法缉捕严办。

6月11日,倪嗣冲、曹锟、张怀芝和各省军阀代表到天津,准备参加于13日召开的军事会议,讨论继续对南方作战问题,并准备讨论总统大选问题。后来会议因故改在19日召开。

冯国璋得知这次会议的消息后,当下暗中授意陆建章之子陆承武把他父亲从上海叫回天津,在会议期间拉拢曹锟等人,挖段祺瑞的墙脚。

6月12日,陆建章大大咧咧地到了天津。

6月14日中午,徐树铮与奉军参谋长杨宇霆商议后,写信派人请陆建章到驻津奉军司令部晤谈。

陆建章虽知宴无好宴,但自恃为现任总统府高等顾问、陆军上将,又是北洋军阀中的长辈,别人对他不敢轻举妄动。加上他儿子陆承武夫妇与徐树铮夫妇在留日期间是同学,因而放松了警惕,欣然应约而往。

徐树铮见陆前来,请他到花园密室中说话。陆建章不知是计,结果在花园里被枪杀。

陆建章被枪杀,事关重大。徐树铮当即向国务院及陆军部和各地军阀与各省地方长官发电,历数陆建章之罪不可赦,报告杀死陆建章的情形。而当时在天津开会的军阀,则分别收到了抄送的电文,目的是求得他们的谅解和支持。

6月15日,冯国璋违心签署了由国务院秘书长方枢拟就的一道命令,谓陆建章之死罪有应得。

这个时候,冯玉祥正在开往湘西的途中。

徐树铮清楚地知道,陆建章和冯玉祥有亲戚关系,又是冯玉祥的老长官和知遇恩人。陆建章被杀,冯玉祥决不会坐视。

在杀死陆建章的当天,徐树铮就给冯玉祥拍了一份电报,将通电内容原原本本地转述一番,并谓:“陆某罪恶昭著,久为同人所切齿。今兹自行送死,亦是恶贯已盈之证。”

冯玉祥接读电报,心中不免一阵惊惧,一阵酸楚,一阵愤恨。往事如烟,历历在目!

早在1902年,冯玉祥在袁世凯武卫右军当兵时,是陆建章最先“发现”和培养了他,提携他一步步升上来。1907年,陆建章又把内侄女刘氏嫁给了冯玉祥,知遇之恩加上亲眷之谊,二人更加亲密。

1911年,冯玉祥滦州起义失败被捕,经陆建章多方营救,他才幸免于难。次年,陆建章奉袁世凯之命编练新军,委任冯玉祥为前营营长,并派他到直隶招兵,像孙良诚、刘汝明、石友三、佟麟阁、冯治安等人都是这次来到冯玉祥麾下的。以后,冯玉祥升为团长、旅长,也都由陆建章保任……

冯玉祥越是回忆过去,越是感到悲痛;越是追念陆建章,越是痛恨徐树铮。但是,冯玉祥知道,以他目前的力量,与手掌大权的徐树铮对抗,无异于鸡蛋对石头。

冯玉祥思虑再三,决定以退为进,先行忍让。6月24日,他不动声色地回复徐树铮一封电报,内容只关心陆建章的“身后之事”,其他一概未提。

6月28日,徐树铮回复冯玉祥一电,承诺对陆建章身后之事,自己当悉力维持。

为了使冯玉祥安心,段祺瑞还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例如在6月17日,恢复了冯玉祥陆军中将、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的职务,并委他兼任湘西镇守使。段祺瑞本人又赠给陆建章遗属大洋5000元,以表北洋袍泽之谊。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冯玉祥绝口不提陆建章被杀案,而且自告奋勇,要求调往福建去打“护法军”。

徐树铮“引火烧身”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

曹锟、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率部出古北口而趋赤峰。冯玉祥早就对曹、吴深怀不满,率部佯进,进而又退。等吴佩孚在山海关前线与张作霖大战失利时,冯玉祥立即命令所部偃旗息鼓,日夜兼程回京。

10月23日凌晨,冯玉祥出其不意,一举囚禁总统曹锟,迫其下令停战,并撤去吴佩孚职务。吴佩孚闻讯仓皇乘船从海路南逃。曹、吴共同控制中央政府的局面随之改变。

当时,徐树铮正在上海至香港的途中。原来,徐树铮因直皖战争失败,被列为十大祸首之一,悬赏10万元通缉。以后他多方活动,企图东山再起,与仇敌直系军阀决一死战,都未能成功。1924年10月15日,他在上海被英租界工部局拘禁。几天后,被迫乘英国货轮离开上海,英国人勒令他在货轮到达英国利物浦之前,不准下船。

10月24日晨,船抵香港。接到了北京政局变化的消息,徐树铮闻讯决意上岸,经与有关方面交涉,香港总督派人请他下船,并表示歉意,告诉他完全可以自由活动。

很快又传来了冯玉祥将迎段祺瑞进京主政的消息。徐树铮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就此发表看法:“段祺瑞不能与冯玉祥合作。”

徐树铮为此还接连几次打电报给在天津的段祺瑞,请其“暂缓入京,即入京须有条件”。

这时,孙中山已表明赞成冯玉祥。但冯玉祥虽然控制了北京,却控制不了全国。张作霖拥兵10万,驻扎在津浦沿线,力主由段祺瑞主政。吴佩孚亦有回师之说,东南齐燮元、孙传芳等人则联合声讨冯玉祥。

冯玉祥赶到天津,与段祺瑞和张作霖会商,决定拥立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段祺瑞即于11月24日进京,次日就任了“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

徐树铮却认为,段祺瑞进京太过匆促,仍然反对段祺瑞与冯玉祥合作。

徐树铮的言论发表在报纸上,引起了冯玉祥的不快。事后有人说徐树铮这是“引火烧身”。

徐树铮眼看事不可为,决计出国暂避。不久,段祺瑞特任徐树铮为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徐树铮当即组织考察团,横渡重洋,环球游历去了。

而国内形势又有变化,冯玉祥与张作霖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几乎兵戎相见。到1925年5月,张作霖的奉军大部队入关,布置在京奉、京津、津浦各路沿线,摆出要与冯玉祥一决雌雄的态势。冯玉祥为避其锋芒,其驻扎在北京地区的军队,撤往宣化、张家口等地,与奉军脱离接触。

张作霖在京津地区站稳脚跟,又积极向南扩张。

同年八九月间,张作霖派杨宇霆、姜登选分别率部进驻江苏、安徽,并担任两省军务督军。而此时坐镇浙江的孙传芳,认为这是奉军对自己的威胁,当即与冯玉祥联系,相约南北夹攻奉军:先由孙在南方发动,把奉军大部吸引到江浙一带,随后冯在北方发动,南北夹攻,一举将奉军消灭于关内。

10月上旬,孙传芳以双十节阅兵为名,迅速集结军队。张作霖一看势头不对,急令杨宇霆和姜登选赶回沈阳讨论对策。但此时孙军已如箭在弦上,而奉军还散布在从榆关到沪宁之间,宛如一字长蛇。如果孙军击头,冯军截后,奉军势必首尾不能相顾,后果难以想象。

10月15日,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伐奉军。冯玉祥得知消息,当下摩拳擦掌,准备呼应孙传芳以全歼奉军。这时,张作霖下令奉军急退,孙传芳进军至徐州,守着“穷寇勿迫”的古训,也就宣布“胜利”回师了。

冯玉祥与孙传芳商定的南北合击奉军的计划,就此夭折。

冯玉祥正在为此不快,而徐树铮人在国外,这段时间里却频频发电报回国,不是“劝孙张息兵”,就是请段祺瑞阻止奉浙之战。后来干脆发电报给杨宇霆、张作相等人,说当前形势,“奉军尽失所长,再经挫败,奉事何以善后,大局益无根蒂”。冯玉祥越看越气,怅然若失,不免殊怨徐树铮多话,顿足骂道:“狡猾的胡子(指张作霖),可恶的小徐!”

尽管如此,冯玉祥并不甘心,而是积极寻找打击奉系的机会。11月22日,冯玉祥与图谋倒戈的奉军将领郭松龄签订了联合反奉密约。

次日,郭松龄即在滦州誓师讨张,率军7万人反攻东北。冯玉祥则派宋哲元率部出喜峰口,向承德、热河进军,以呼应郭军,并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

而这时徐树铮恰好从美国抵达日本东京,又发通电,指责郭松龄等人“苟合之朋,皆无救国主旨,徒以利结,利尽交疏,舍干戈相向,更无他能”。

郭松龄初战得胜,张作霖组织反攻。双方均死伤惨重,不久即成对峙之局。正在此时,坐收渔利的日本出兵助张,郭松龄战败身死。

冯玉祥难免为郭松龄的死而悲伤,进而怨恨徐树铮通电助张骂郭,更怀疑他联络日本出兵助张。

自掘坟墓

冯玉祥和段祺瑞的合作并不愉快,二人之间互相怀有戒备之心。冯玉祥最初力劝段祺瑞进京任总执政,只是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冯玉祥心底还是想请孙中山来北京“主持大计”,但远水不解近渴,何况段祺瑞、张作霖也不可能接受。

在段祺瑞就任总执政的第一天,冯玉祥就提出辞职,说是要去“游学欧美,俾遂素愿”。令段祺瑞十分难堪,只能坚持挽留。此后,冯玉祥三次提出辞呈,段祺瑞也只能照样“嘉许慰留”。

1925年12月10日,徐树铮一行结束考察回到上海。刚刚上岸,鞍马未解,徐树铮就接受中外记者采访,表示拥立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统。紧接着,他与孙传芳频频联络,相约共同拥立段祺瑞,联合张作霖,唯独把冯玉祥排斥在外。同时,徐树铮与上海军政各界及外国领事、中外新闻记者多方联络,一再申明要全力拥段为总统。

12月19日,徐树铮从上海乘船北上。23日抵达北京,即向段祺瑞汇报考察结果,并讨论时局问题。几天后,执政府举行了徐树铮专使晋谒段祺瑞执政的仪式,之后,徐树铮遍访各国使节,出席国务会议,报告考察各国的情况,忙得“不亦乐乎”。

到了月底,徐树铮心血来潮,忽然决定离京南返。其实早在他进京之前,很多友人就劝他“切勿进京”或“暂缓进京”,段祺瑞也几次“电止缓行,且派员阻其来京”,说北京的形势可能对他不利。事实上就是暗指有人想杀死他。徐树铮全然不以为意,一心想尽快回京。同时,他曾通电推荐为新内阁总理人选的龚心湛也发电报催他北上。而最关键的是他本人打算在政府中任职,以推行他的经国大计,所以才匆匆赴京。结果进京之后,发现形势确实对自己不利,所以决定离京南返。然而此时,死神之网早已张开,徐树铮想逃却来不及了。

12月29日下午,段祺瑞突然在住所的书架上发现一张纸条,上写:“又铮(徐树铮字又铮)不可行,行必死。”他赶紧命人将纸条送给徐树铮。心高气傲的徐树铮看了,只是一笑置之。

这时,专列已经备好,有人劝徐树铮借乘英国使馆的汽车先到天津再转往上海,但他坚持要乘火车走。到了车站,褚哲文带着一连士兵准备护送,但他坚辞不允,自信绝不会有什么危险发生。然而,置他于死地的计划此时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事实上,早在一个月之前,冯玉祥方面就已布置好了暗杀徐树铮的详细计划。

11月26日,即徐树铮抵达日本的第一天,冯玉祥命令鹿钟麟拘禁了曾毓隽、姚震等人,这些人都是徐树铮的老朋友,并在执政府任要职。逮捕这些人,等于先断了徐树铮的手足耳目。与此同时,冯玉祥派朴化人在上海搜集情报,派副官长张允荣负责布置计划,派其督办公署外交处长唐悦良驻京负责避免引起外交方面的纠纷,令鹿钟麟在北京坐镇,主持执行计划。

冯玉祥还从手枪队中挑选了20人,由发誓要报杀父之仇的陆承武带领,化装入京,伺机行刺。但在徐树铮来京后,陆承武等人一直没能得手。于是,暗杀计划又变为在徐树铮赴天津途中进行。

这时,徐树铮的专车已从北京开出,鹿钟麟急命参谋处同丰台站联系。丰台站方面答复说,专车已开过丰台,估计尚未到达廊坊。

鹿钟麟于是向冯玉祥请示办法,并说:“徐贼一走,从此多事。如决心干掉他,仍可用电话命令张之江执行。”

冯玉祥当即命鹿钟麟转达张之江,派工兵队埋地雷炸车。

张之江是河北盐山县人,行伍出身,信奉基督教。曾任冯部团长、旅长,是冯玉祥麾下的大将,现任冯部第五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

12月20日,他刚刚结束了在京津路东与李景林部的战斗,撤到廊坊休整。接到鹿钟麟的电话后,张之江颇为踌躇地说:“此事重大,不宜鲁莽。”

鹿钟麟说:“这是命令!”

张之江见没有商量的余地,便赶紧找参谋长黄忠汉商量,决定用“先礼后兵、截车抓人”的办法来对付徐树铮。遂命副官长宋邦英把彭仲森叫到指挥部来。

彭仲森是张之江部第七混成旅代旅长兼参谋长,与宋邦英是保定军校同学,此时负责廊坊车站及附近一带的警戒工作。彭仲森接到命令,当即亲自到车站,命令站长给万庄车站打电话,让徐的专车通行到廊坊来,并截留在廊坊车站。

徐树铮的专列晚上7点由北京开出,到半夜12点15分始抵廊坊。

列车刚一停下,黄忠汉即持张之江的名片上车,对徐树铮说:“张都统特开欢迎会,请专使下车。”

徐树铮感到有些不妙,想使个金蝉脱壳之计,对黄忠汉说:“极感盛意,只是我此时有些头晕,不能下车,请张都统谅解。”随即命褚其祥代表自己赴会。褚其祥正待整衣下车,外面一声哨响,闻讯而动的士兵已将专车包围起来。

武功高强的手枪营官兵王子平、马华祥、于国栋等多人,蜂拥登车,立刻将徐树铮和随员、跟差等,尽数架下列车。

徐树铮临危不乱,冷冷地对众士兵说:“我徐某不劳诸位费心!”说罢,大踏步下车,随即被拥到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枪杀了。

事毕,张之江立即用电话报告鹿钟麟,鹿钟麟又立即报告冯玉祥。冯玉祥命鹿钟麟转令陆承武当夜赶往廊坊。

陆承武从梦中惊醒,听到徐树铮已死的消息,迷迷糊糊地对来人说:“事已完结,还需要我去吗?”

来人说:“你不去怎么行?非去不可!”

于是,陆承武被来人用汽车接到廊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糊里糊涂地唱了一出替父报仇的戏”。

他的戏码极其简单,只奉命向被拘的褚其祥、徐赞化、薛学海、段茂澜、孙象震、李骏、刘卓彬、韩宾礼等十几位随员们宣称:“过去徐树铮杀了我的父亲,今天我杀了徐树铮。我杀徐树铮是为家父报仇。”随后,陆承武以自己的名义向京津各报馆发出通电:“先君建章公,曾以微嫌,竟遭徐贼残害。承武饮泣吞声,于兹七载,本月二十九日,遇徐贼于廊坊,手加诛戮,以雪国人之公愤,藉报杀父之深仇……”

接着,随员们被关押了数小时,并被迫各写保证书,按上指印,发誓对当天的案情不泄漏一字,否则各人全家性命难保,还合拍了一张照片。

12月30日下午6点,宋邦荣告诉他们:“徐某系陆承武所杀,乃冤冤相报。君等获释,皆张都统力保之功。”随后放他们赤手空拳离开廊坊。

这时,冯玉祥已安排人向上海《时报》发出“徐树铮专车被炸”的新闻,还有陆承武的“通电”,以及张之江和鹿钟麟编造的呼应电报。

获悉徐树铮被杀,段祺瑞禁不住痛哭失声,连呼:“断我股肱!断我股肱!”就此打算辞职下台。不料冯玉祥先声夺人,在新年元旦通电下野,理由是“拟即出游,潜心学问”。他还给段祺瑞打来电报,请开去本兼各职。这当然是再将段一军。

段祺瑞痛感“事愿俱违,心力交瘁”,于1926年元月7日通电下野,并于4月无可奈何地离京南返,从此再也没有重返政坛。

冯玉祥也真的解职出游,离开张家口到苏联去了。

20年后,徐树铮之子徐道邻提出控诉,先后到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控告冯玉祥,到北碚地方法院控告张之江,说二人密谋杀死其父徐树铮。

而此时张之江已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张二人对徐道邻的指控,当然全盘否认。

因为此案关系甚大,除冯玉祥、张之江外,还牵连到时任华北某集团军总司令的鹿钟麟和其他要员,没有蒋介石点头,谁敢受理此案?而蒋介石权衡轻重,怎可能为区区一个徐道邻而危及手下众多要员?

1945年12月,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对徐道邻的起诉状批示说,依据民国十四年(1925年)适用的刑法,杀人罪的讼诉时效是15年,所以此诉状已失去时效。徐道邻马上以抗战八年时效中断为理由提出抗诉,但军事委员会没有再理睬他。北碚法院则自始至终也没有任何表示。此案就此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