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事情

大地上的事情
作者：苇　岸
我在 《上帝之子》一文中这样写过：“在所有的生命里，我觉得羊的存在蕴义，最为丰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羊自初便们于对立的一级，它们草地上的性命，显现着人间温暖的和平精神：它们汇纳从的孺弱躯体，已成人类某种特定观念标准的象征和化身。”）
它们在J•H•摩尔的著作中，被称作天空的孩子。它们是从文明之前的险峻高山，来到平原的。它们的颜色和形态，至今依然像在天上一样。它们没有被赋予捍护自己的能力，它们唯有的自卫方式便是温驯与躲避。它们被置于造物序列的最低一级，命定与舍身联在一起。它们以其悲烈的牺牲，维系着众生的终极平衡。它们是一支暴力与罪恶之外的力量，微弱而不息地生存在世界上。
在雀形目鸟类中，体形最大的是鸦科。鸦科鸟下分两支，一支是鸦，一支是鹊。鸦的种类较多，如寒鸦、松鸦、星鸦、渡鸦、白颈鸦、秃鼻乌鸦、大嘴乌鸦、小嘴乌鸦等。鹊主要为喜鹊和灰喜鹊两种（还有一种数量较少、分布不广的红嘴蓝鹊）。
喜鹊的躯体比灰喜鹊壮实，粗拙。它们站立时惯有的警觉动作和那身从早到晚的燕尾服，使它们被儒勒•列那尔戏谑地称作“最有法国气派的禽类”。它们仿佛拥有一付金属的喉咙，叫声锐利、干燥、毛糙，一派大巧若拙的气度。灰喜鹊的形体柔美，羽色具有灰蓝和苍蓝的光泽。它们的叫声娇媚、委婉、悠然。它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很像一群古代仕女。
这是两种北方典型的留鸟。在冬季，看着它们，你会想到一个王国：喜鹊是王灰喜鹊是后（它们喜欢在山地和树林活动，如在后宫），而那些在它们周围起落的、时而尾随它们飞行一程的麻雀，则是数量众多的国民。其它偶尔出现的鸟类，如乌鸦啦、老鹰啦及啄森鸟等，都像国外来的旅行者。
“40岁以前的相貌上帝负责，40岁以后的相貌自己负责。”这是上个世纪林肯的一个说法。它的直接意思是说，一具人的容貌在40岁之前取决于他的双亲，在40岁以后取决于他的心灵。即一个人的心质、灵魂能够通过他的容貌得到准确反映。
莎士比亚曾经让哈姆莱特向他的母亲指出两个兄弟肖像的天壤之分：一个堂堂的先王，一个猥琐的篡位者。在《心灵史》中，我也读到过这样一段文字：“关里爷是一位坚毅而善良的白须老者，永远手握一支竹笔，满面阿拉伯和波斯词汇，一脸圣洁的苏莱提之光。”“苏莱提”，阿位伯语，意即信仰者特有的容貌之美。
传统“文如其人”（“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矣”）的结论，由于存在古今一些作家“言行不一”的反证，正受到愈来愈多的现代读者的质疑。我想，这一富有真理色彩的成语，也许将会被“貌如其人”代替。
在放蜂人的营地，我曾看到过胡蜂（即我们通常所称的马蜂）同蚂蚁一起在密桶偷食蜂蜜。这个经验，导致我后来犯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过错。
胡蜂在我的书房窗外筑巢期间，为了酬劳它们，我在巢下的窗台为它们放过一只尚有余蜜的空蜂蜜瓶。我是下午放上的，但到了傍晚，也未见一只蜂蜜触动蜜瓶。晚上九点，我突然发现外面蜂巢大乱，只见窗户上，瓶子里，到外是蜂。可能它们天黑停止工作后，部分蜂出来吃蜜，这些带有密味的蜂回巢后遭到了攻击。直到夜里十一点，蜂巢才渐渐安静下来。我打开纱窗，将瓶子放倒，因为里面还有七、八只蜂无法出来。这些满身是蜜的蜂，艰缓地沿窗向上爬去。它们小心翼翼地接近蜂巢，身后的玻璃上留下了道道蜜痕。
翌日一早，蜂群又正常地开始了它们紧张有序的建设工作。一种预感，使我忽然想到楼下看看，在楼下，我找到了十余只死蜂。由于愧怍，我没有将这件事情写进《我的邻居胡蜂》里。但我当天写了日记，我在最后写道：“请原谅，胡蜂！”
一双谛听的比脑袋还长的耳朵，两条风奔的比躯干还长的后腿，以及传统的北方村庄的颜色、木头一样的寂哑无声，这些大体构成了一只野兔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喻示了它们的黑暗命运）。这是一种富于传奇色彩的神秘气氛，以警觉和逃遁苟存于世的动物。它们像庄稼一样与土地密不可分，之实际它们看上去已经与土地溶为了一体（我将野兔视作土地的灵魂）。传说白天见到一只野兔的地方，夜晚便会出现一群。而误伤伙伴或自伤，往往是那些捕猎野兔的猎手的最后下场。在西方，野兔不仅曾经与月亮女神有关，也曾被民间当作遭到追逐而无处躲藏的女巫化身。
野兔本有一种令人惊异的适应环境能力，它们在全球的分布比麻雀更为广泛和普遍（至海拔49000米的山地，远至两极的冻原），但是现在人们却很难见到它们的踪迹了。我地直居住在北京郊区，且常深入田野，但我对野兔的印象主要来自童年的记忆。一次愚人节，我打电话庄重的告诉城里一位朋友，说我赤手抓到了一只野兔。其实，甚至今年春天在河北霸州，我提着望远镜在平原上徒步走了一上午也未发现一只。是的，野兔已从我们的土地上销声匿迹，正如它们在一支西方民歌中所慨叹的：“这是人的时代。”
“杜鹃”更像一个人的名字，一个在向日葵、碾盘和贫匮院落长大的农家姑娘的名字。我喜欢它们的别称：布谷（尽管在鸟类学家那里，杜鹃属中只有大杜鹃才被这样称呼）。“布谷”一词，让人联想到奇妙的、神奇的、准确无比的二十四节气，它从字形发音以及语音都像二十四节气，洋溢着古老的土地和农业气息。在鸟类中，如果夜莺能够代表爱情的西方，布谷即是劳作的东方的最好象征。
就像伊索寓言里夏天沉迷于歌唱、冬天向蚂蚁乞粮而遭到嘲笑的蝉，唯一不自营而借它巢繁衍的鸟，即是引吭沥血高歌的杜鹃（杜鹃可产出与寄主的卵酷似的拟态卵，它将卵放入寄主的巢后，便会衔走寄予主一个或多个卵，以免被寄主觉察卵数的异常）。如冠军或独裁者，杜鹃在世上的数量不多。我从未听到过三只以上的杜鹃同时啼叫，通常只是一只。每一个巧取的富人须有若干本分的人作他的财富基础，而每一只杜鹃后面必有一个牺牲寄主满巢子代的血腥背景（出壳后的杜鹃幼雏，会将同巢寄主的卵或幼雏全部推出巢外，独享义亲哺养）。
杜鹃的胆子，与其智能、体形均不相称。它们一般隐匿于稠密枝隙，且飞行迅疾，使人闻其声却难见其形。华兹结斯即曾为此感叹：“你不是鸟，而是无形的影子，是一种歌声或者谜。”迄今我只观察到过一次杜鹃，当时它在百米以外的一棵树上啼鸣。我用我的20倍望远镜反复搜寻，终于发现了它。它鸣叫的样子，正如我们通常在鸟类图谱中看到的：头向前伸、微昂，两翼低垂，尾羽上翘并散开，身躯上缘呈弧形。在望远镜里，这羞怯的、庄重的、令整个田园为这动容的歌手，无论大小、姿态及羽色都像一只凶猛的雀鹰。
过去，我一直认为麻雀行走只会向前蹦跳，因为我从未看到过它们像其它鸟类那样迈步。这种怪异的、仿佛两腿被绊住的行走方式也许是麻雀所独有的，我注意过比麻雀体形更小的鸟在地面上行走时也是迈步。
一次在北京西站候车，正是清晨，旅客稀少，在候车大厅外面的小广场上，我看到一只正在觅食的麻雀。我观察着它，它啄一下，便抬一次头，警觉地向四周瞧瞧。我忽然发现它会迈步：当它移动幅度大时，它便蹦跳；而移动幅度小时，它则迈步。法布尔经过试验推翻了过去的昆虫学家“蝉没有听觉”的观点（蝉听不到低频的声音，但能听到高频的声音），此时我感到我获得了一种法布尔式的喜悦和快感。
我想，作为一种在人类周围生息的“蓬间雀”、一种地面鸟，麻雀在危机四伏的环境里觅食品店需要大步快速走动，但是“企者不立，跨者不行”，由此便形成了它们像袋鼠一样跳跃行走的习性。
在张家界，有一晚夜宿天子山。晚上我独自出来在漆黑的山路散步，听着近在咫尺的汨汨水声，我忽然想到了一个水系与一个国家的“对应”关系。
就像任何水流都开始于水滴，任何人类社会行政单位的构成都需要有它若干数量的个体。一滴水，即一个人。当若干水滴喜悦相遇，连成一泓水线时，便出现了一个村。而若干水线形成的溪流，即是一个乡。若干溪流结成的已具备拥有自己名称资格的小河，则是一个县。若干小河汇成的仿佛能够划地独立的支流，就是一个省。最后，支流合成干流；省合成国家。一条干流的流域，就是一个国家的领土面积。
从存在的角度讲，一个孤立的水滴意味着什么呢？死亡！故每个水滴都与生俱来地拥有一个终极愿望或梦想：天下所有的水滴全部汇聚在一起。在这个伟大梦想的驱动下，河流最终消失了，诞生了海洋。在人类这里，自古以来它的个体同样怀有水滴相似的梦想，但它的废除了边界、海关和武器的“海洋”，至今尚被视作乌托邦。
在世界上，现在有两种事物的循环或轮回比较相象。一种是树叶，一种是水。
这是两种壮美的、周而复始的运行：树叶春天从土地升到树上，秋天它们带着收集了三个季节的阳光又复归土地。而水从海洋升到天空，最终通过河流带着它们搬运的土壤又返回海洋（江河就是它们的永恒的道路和浩荡的队伍）。
不同的是，对于水来讲，以前它们从海洋出发最后再回到海洋，只是完成了一次次轻松愉快的旅行（它们徒手而来，空手而归）。后来，由于人类的崛起及其对地表的无限占据，它们便沦为了苦难的往返搬运不息的奴隶。
大地上的苇岸
作者：朱晓剑
至今，我仍然清晰的记得：200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走进街边的书店，原本是消遣的下午，不曾想居然遇到了一本好书——《太阳升起以后》，典雅的装祯，透着一种朴实，我很喜欢这样的书，何况这本书也的确值得为人称道：文字简约、准确，生动而充满智性。作者苇岸是位英年早逝的作家，今年刚好是他去世五周年，这也算作为对他的一种纪念吧。
苇岸是位素食主义者，所以他的文字几乎都与自然和生命有关，字字句句透出博爱的人性、宽厚的胸怀以及对生命的敬畏。太阳、月亮、蚂蚁、黄蜂、麻雀、蜘蛛、未名的鸟、田野、麦子、残雪、晨昏、童年……这些生命与自然的诠释者，在苇岸的笔下充满了灵性与美感。这在这本书里可以说是俯拾皆是的了。它们让生命更加平和、干净，而不时流露出的爱则给人以震撼的所在。
对苇岸影响最大的作品当属梭罗的《瓦尔登湖》（苇岸称之为举世无双的好书），梭罗纯粹的自然主义理想以及与万物共荣辱的情操令他敬仰。于是，本来是诗人的他从此由诗歌转向了散文。苇岸曾打算用一生的时间来完成一部中国的《瓦尔登湖》，也就是《大地上的事情》。然而，他只写了《廿四节气》的六则，便因肝病离开了世界，他的精神让我想起了昌耀和路遥。
然而，苇岸的文字写得很少，也写得很慢，他不像有些作家那样放纵随意，为产量和金钱而写作。思想和文学的创造，刚刚开始便告结束，无论如何是很遗憾的，这本只有20万字的小册子却让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并体悟到生命的质量和重要。
苇岸在35岁生日时说：“在我的一生中，我希望我成为一个‘人类的增光者’。我希望在晚年的时候，我能够借用夸齐莫多的诗歌说：‘爱，以神奇的力量，使我出类拔萃。’”没想到，4年之后的那个五月，春光依旧明媚，而年轻的苇岸却带着对大地的眷恋和遗憾匆匆而去。虽然他没能等到自己的“晚年”，但是，爱，却让他做到了“出类拔萃”。
现在，苇岸走了，他的品质和精神留了下来。苇岸的存在是大地上的事情，太阳升起以后，我们面对的仍是鲜活的世界，生机盎然，新的一天将开始，而苇岸将永远和大地同在。我想，因而，我们在读完这本书时，会更热爱这个世界。
关于苇岸
作者：布谷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阅读当前正在流行的散文随笔类文字了，特别是对于当前一些所谓主流作家的东西，似乎有一种下意识的淡漠心态，这恐怕是以往的阅读经验所产生的一种积极的反应。每次到书店翻书，见到它们都很美丽地站列着，我象欣赏目前流行的装饰画一样欣赏它们站列的姿势，仅此而已。我讨厌它们繁衍而不受节制，以及过于张扬的思想……苇岸的文字恰恰打动了我，他站列的姿势与众不同，但又非常自然，象是一棵苇草，风中的姿势总是让人想起帕斯卡尔，我曾见到过苇岸的一幅照片，与诗人海子在昌平街头的合影，大风中，大楼下，突出的是大树和风，苇岸的名字因此显得很陌生，苇岸以及文字隐没在自然的本色之中。一位热爱阅读的朋友在电话中平静地对我说：苇岸的文字闪动着一种光亮，是露珠和星辰在闪动。在后来的阅读中，我的心境因为露珠和星辰的作用，显得越来越平静。是抚慰灵魂。平静心境的文字，在当前的生存情况下属于另类。苇岸以及文字的清澈、明净、温热、沁人的力量从此开始影响我、作用我、滋润我。无法抗拒，不能自己，它流水般平静地出现在我阅读的屏幕上。“蓝色的黑龙江，在北方的八月缓缓流淌。看到一条河流，仿佛看到一群迁徒的候鸟，总使我想到很多东西。想到它的起源，想到它路过的地方，遇见的事情，想到它将要路过的地方，将要遇见的事情，想到它或悲或喜的结局……河流给我们带来了遥远之地森林和土地温馨的气息，带来了异域的城镇与村庄美丽的映象，我常常想，无论什么时候来到河流旁，即使此刻深怀苦楚，我也应当微笑，让它把一个陌生人的善意与祝福带到远方，使下游的人们同我一样，对上游充满美好的憧憬和遐想。”我的心跟着苇岸的文字一起在走，我在秋天的河流旁散步，我的心被带得很远很远……那里没有对物质生活的贪婪，欲望只是停留在青山绿水白云之间，它是一片绿色的草地，永远只闪动一种绿色。那里没有污染，蝴蝶在飞，云雀在歌唱，花儿万紫千红。我看见苇岸像是一棵随风摇曳的苇草，第三只眼睛在闪闪发光。第三只耳朵竖得笔直，他告诉我们时常相处而又陌生的“大地上的事情”，这些事情人们原本都是不应该陌生的，现在已经被人类原则地遗忘了。人类正忙于挣钱，正忙于制造欲望，苇岸是清醒的，所以他能够非常平静地告诉我们：“我观察过日出比日落的缓慢，观看日落，大有守待圣哲临终之感；观看日出，则象等待伟大英雄辉煌的诞生，仿佛有什么阻力，太阳艰难地向上跃动，伸缩着挺进。太阳从露出一丝红线，到伸缩着跳上地表，用了约5分钟。世界的事物在速度上，衰落胜于崛起。”苇岸告诉我们蚂蚁营巢的三种方式，告诉我们麻雀在地面的时间，比在树上的时间多，它们只是吃足午食物后，飞到树上，苇岸还能明辩麻雀在日出前和日出后的叫声不同，“日出前它们发出‘多、多、多’的声音，日出后便改成‘喳、喳、喳’的声音”。人类需要苇岸，苇岸的存在和诉说，缩短了人类和自然渐渐疏远的距离，使人类不要忘记自己的童年和祖先，《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放蜂人》《鸟的建筑》《我的邻居胡蜂》等篇什，讲述的均为关于人类童年和祖先的故事。对此，耿耿于怀的人是应该值得敬畏的。
苇岸及其文字，使我想起了棱罗的《瓦尔登湖》，想起了里奥帕德及其《沙郡年鉴》，他们和它们都是令人敬畏，是经典的人和经典的文字。投缘于苇岸，除了彼此心灵的呼应，似乎存在一种冥冥之中的东西，苇岸在《我与梭罗》的一文中写到这样一层意思，《瓦尔登湖》是苇岸唯一从版本上多重收藏的书籍，为了纪念这部瑰伟的富于思想的散文著作，对苇岸写作和人生的“奠基”的意义，苇岸本是位诗人，诗歌的意义更为重要，因为梭罗及其《瓦尔登湖》的出现，改变了苇岸的写作路数和对文字的认识，甚至改变了苇岸对生活的态度，苇岸手头曾保存有五种之多的《瓦尔登湖》版本，无独有偶，梭罗是我向往的精神之树，在我不多的藏书中，有四种不同版本的《瓦尔登湖》，非常规则地排列在书柜里，也是我多版本收购的唯一的书籍。与苇岸高度契合的精神同好，令我幸福。苇岸是位素食主义者，我也崇尚素食，仅仅是崇尚而已，苇岸坚持素食，仿佛是在坚守一面精神旗帜，他信奉梭罗关于素食的理论：每一个想把他更高级的、诗意的官能保存在最好状态中的人，必然特别地避免吃兽肉，人类发展必然会逐渐地进步到把吃肉的习惯淘汰为止。“素食是英雄和圣人的食物。”因而，在苇岸生命的最后几年，坚持素食，意义不只是一种形式，或者是外在的标识，而是一种精神状态，人生状态，一种境界。对此，在他的文字中体现得十分努力，节制、客观、诚实、简单。追求自然，崇尚大地道德，“大地上的事情”，苇岸所有文字均可归结这样一个素扑主题。我在反复读了苇岸留给人类的不多的文字以后，肃然起敬，这是极其少见的一种“素食”文字，或者是一种文字“素食”，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生活和文字生活，显得多么重要和难得，由于精神以及心灵内在的丰富，简洁、素扑的文字空间便构成无比丰腴和高贵的精神圣殿，充满活力。林贤治先生曾写到：“苇岸的全部作品所奔赴的关于大土道德的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开创的意义。”关于素食，还需写上几笔。苇岸留给人类最后一篇文字是“最后几句话”。当时已经不能握笔，只好口述，交待的是身后的事情，有一种遗嘱的味道，在不到1000字的中述中，关于素食占了百余字，执笔人记录了这样一段话：“我平生最大的愧悔是在我患病，重病期间没有把素食主义这个信念坚持到底。在医生、亲友的劝说及我个人的妥协下，我没能将素食主义贯彻到底，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在信仰上的一种堕落。保命大于信念本身。”大限将至，其言亦善，谁能怀疑苇岸的诚实和卑谦。反复地阅读苇岸，是苇岸的“素食”精神状态和“素食”的精神文字在推动着我。苇岸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圣徒。一位经典式圣徒，一九九九年五月，苇岸因患肝癌英年早逝，享年39岁。
“春天，万物生长，诗人死亡”，这是苇岸为纪念其密友海子写下的诗句。海子死后十年，在同一个季节，苇岸回归自然，回归大地，这是谦卑诗人的诗化方式，也是世纪末诗化终结。正如苇岸在弥留之际最后口述的那样：“数年前我就预感到我不是一个适宜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甚至生活在二十世纪也是个错误。我非常热爱农业文明，而对工业文明的存在和进程一直有一种源自内心的悲哀和抵触。”
未曾消失的苇岸
作者：林贤治
我与苇岸，说不上很深的交惰，而且往来几年，全在纸片上。最先是因为一平的书稿，他充当联络人。说到关系，他还曾在一篇关于散文期刊的短评中，带及我与友人合编的《散文与人》，再就是一些零星的翻译事宜。此外，通过几回电话，我从此记住了一个风琴般浑厚的略显克制的男中音。最后一次通话，那传来的声音依旧平静，开始便说让他感到遗憾的两件事：一件是他答应要给一位我熟识的友人写评论，结果没写成，为此并要我代致歉意；另一件，是他手头有一个东西未及完稿。接着，才告诉我他得了肝病，次日就得住院，说是来日无多了，于是向我告别。这种诚意与笃定，使我长久地陷于无言。大约过了半年，北京便有消息说，苇岸不在人世了。
他在这个他并不满意却又热情爱恋着的喧嚣的世界上生活，总共不足四十个年头。
这是一颗充实的种子，但我怀疑他一直在阴郁里生长，虽然内心布着阳光。当他默默吐出第一支花萼，直至凋谢，都未曾引起人们的足够的关注。他的书，连同他一样是寂寞的。
蒙他见赠，《大地上的事情》在我的书架上蒙尘已久，一直未及翻阅。只是到了他去世前夕，我才打开它，来到他那旷阔的、安静的。经由他细细抚摩过的世界。这时，我沉痛地感受到了一种丧失：中国失去了一位懂得劳动和爱情的善良的公民，中国散文界失去了一位富于独创性的有力的作家。
说苇岸是一位作家，首先因为他是从人格出发，从心灵的道路上通往文学，而不同于一般的作家，是通过语言的独木桥走向文学的。至于文人无文，惟靠官职和手段谋取文名者就更不用说了。是爱培养了他的美感，所以，语言的使用在他那里才变得那么亲切，简单朴素而饶有诗意；所以，他不像先锋主义者那样变化多端，而让自己的文体形式保持了一种近于古典的稳定与和谐。对于他，写作是人格的实践活动，人格与艺术的一致性要求，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历史原点。这样的作家，注定要留在趋骛新潮的批评家的视野之外。他不可能成为显赫的王子。
在苇岸的散文中，我们发现，关于具体的人事，他写得十分少，简直吝啬。而且这些文字，大体上是献给他的亲人和朋友的，完全出于情感的支配，仅是一个海子就有数篇之多。但是，对于大自然，对于其中的许许多多的小生命，他乃不惜笔墨，描写种种细枝末节，充满关爱之情。这里不是“齐物论”式的，不是物我两忘，也不是借物言志。他没有那种艺术的功利主义。把自然人格化，也许在他看来，这样的人类也太傲慢了。他的散文不是中世纪田园诗式的，没有陶潜一类中国士大夫的闲适与陶醉，他是清醒的。在他的作品中，人与自然是共时性的存在，是对等的，对话的，处在恒在的交流状态。在心灵的交流中，给予者同时也是获得者。爱作为观念，对苇岸来说是完全来自西方的，不是“三纲五常”的衍生物。这是博爱，平等、民主、公正，都是从这里辐射出去的。所谓人文精神，它的内核，就是对生命的爱。梵高有一句话是苇岸喜欢的，说是“没有比对人类的爱更富于艺术性的事业”。他的散文写作，从发生的意义上说，无疑最接近艺术的本源。
苇岸自称“观察者”。他仔细耐心地观察大自然中季节的转换，对古老的时问有一种敏感。而他所掌握的时间，总是同播种、劳动、繁殖联系在一起的，直到生命终结，他仍然系念着与农事有关的甘四节气。没有形而上学的时间。他观察和赞美太阳，月亮，大地和小麦，自然中最可爱的生灵：胡蜂和各种蜂类，蝴蝶，麻雀，其他飞鸟，林木以及鸟巢……在《我的邻居胡蜂》中，他详细地记录了胡蜂的活动，还有极其悲壮的告别场景。在胡蜂离巢以后，文中这样写到书房窗外的情景；“它们为我留下的巢，像一只籽粒脱尽的向日葵盘或一顶农民的褪色草帽，端庄地高悬在那里。在此，我想借用来访的诗人黑大春的话说：这是我的家徽，是神对我的奖励。”他写蜜蜂：“它们就在我们身边，似一种光辉，时时照耀、感动和影响着我们，也使我们经常想到自己是普通劳动者和合生忘死的英雄。”他写到处流浪而与自然一体的放蜂人：“他常于现代进程之外，以往昔的陌生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他孤单的存在，同时是一种警示，告诫人类：在背离自然，追求繁荣的路上，要想想自已的来历和出世的故乡。”他去看白桦林，说：“我相信，白桦树淳朴、正直的形象，是我灵魂与生命的象征。”在这里，正直是生存的首要条件、方向，同时构成了品质。他赞美羊，因为那是“人间温暖的和平精神”。由此，他谴责“羊奸”，“贼鸥”之类，谴责强暴与阴谋，为动物界的不幸和无情的搏噬感到震惊。悲悯和愤慨。他的和平主义、非暴力主义是一贯的。托尔斯泰作为他一生崇拜的人物，曾经把非暴力主义比喻为“构成人类共同生活的全部学问的拱顶”。而他，则把自我牺牲精神看成为“人类精神衍进中的一次伟大变革，它的意义不会亚于火的使用和文字的诞生”。苇岸是崇高论者，因此，他无须“躲避”而由衷赞叹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尊重生命个体，彼此平等相待，是民主政治的人性基础。在生物界那里，他发现并描写了这种天性：善良，淳朴，谦卑，友爱，宽容，和平，同时把它们上升为一种“世界精神”，从而加以阐扬。
二十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也是恐怖的世纪。在最后的五十年间，人为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便占去了大半的时间。鉴于长时期的暴力崇拜，苇岸把非暴力主义与自我牺牲视为“新的真理”，应当不是概念的简单演绎；在付出了几代人的自由这一巨大的代价之后，爱和同情成了政治罪恶的解毒剂。对于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经由内心的探索所得到的结论，虽然不敢完全赞同，但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结论。
为了拥抱大地，人们选择旅行。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环境保护运动的发起者约翰·缨尔，就是著名的旅行家。苇岸也喜欢旅行，而且常常独自上路。他借此亲近大自然，从有名的风景区到偏僻的角落，亲近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他赞美他们。我们看到，那接受赞美的一切，都是他所关注和信仰的。小镇上的人在见面时的小小握手礼，是那般地叫他感动，甚至认为，一个天边小镇的存在，便足以让喧嚣的商业世界感到卑微。他的有关旅行的文字，并非山川风物的随行的投影；而是从行进中发现那些渐渐变得遥远的、陌生的事物，业已失落的东西。他把这些记录下来，那意思，大约总该是为了保存人类精神世界的原质。在《美丽的嘉荫》里，他写道：“望着越江而过的一只鸟或一块云，我很自卑。我想得很远，我相信像人类的许多梦想在漫长的历史上逐渐实现那样，总有一天人类会共同拥有一个北方和南方，共同拥有一个东方和西方。那时人们走在大路上，如同走在自己的院子里一样。”在旅行中，他会切实获得一种家园感，更深入地领悟如利奥波德——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梭罗——所称的“大地道德”。
梭罗在瓦尔登湖，利奥波德在沙乡，他们都在共同阅读大地，书写大地。至今，地球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观念，已经被愈来愈多的人们所接受。环境保护运动，作为国际性的运动方兴未艾。但是，与生态学和一般的有机论者不同的是，他们所提倡的不仅仅是科学和哲学；土地应当被热爱和被尊敬，这种观念，在他们这里已经作了伦理学的延伸。于是，最重要的，不容回避的问题，到最后变成了对自身的道德要求。如何看待生命的原则？如何看待物质与精神？如何做一个诚实的人，而且彻底地诚实？在持久性的价值探索的旅途中，苇岸随同伟大的灵魂一起艰难跋涉。
在题为《作家生涯》的数十则随笔中，温和的苇岸以热烈的爱惜臧否人物，裁判世上的事物和事件，这是他的其他散文所少见的。他高度赞赏坚持“正义第一”的托尔斯泰、毛姆、索因卡，拥有与大地相同的心灵的梭罗，素食主义者萧伯纳，而不满于意识形态化的诗人。面对历史上上百万妇女儿童由于政府的暴行而归于毁灭和死亡的事实，他严肃地探讨并肯定非暴力主义的可能性，赞成把悔过和自我克制作为国家生活的准则，但决不主张在暴君面前保持沉默。他赞赏苏联作家发起的“贝加尔湖运动”，为了大地的安全，认为有必要辨明人类生存的危机点，积极创造“新神话”。“农村永恒”，这是他所不断祈祷和呼唤的。他反对美国式的农村城市化的做法，主张在改善农村生活条件的同时，保留农业文明的美好的遗产。这不是乌托邦。至少苇岸确信，一个作家，只有生活在俄罗斯乡村那样的地方才会写得好。他敢于幻想，但是深知希望的限度。在《进程》《马贡多与癞花村》等文章里，他反复揭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物质与精神的相。学现象。而他，是始终自奉俭省而忠于精神的。“在西方思想家那里，有一种说法：只有那些生活在一七八九年以前的人，才能体会出生活的美满和人的完整性。”他感慨地说道：“我觉得新时期以来的一二十年内，在精神的意义上，中国再现了西方几个世纪的进程。这是一个被剥夺了精神的时代，一个不需要品德、良心和理想的时代，一个人变得更聪明而不是美好的时代。”世界为什么需要作家？如果作家不能够使自已变得美好的话。于是，我们见到，苇岸对自己的要求是那般严格，简直近于苛刻。临终前，他让他妹妹记下最后的话：“我平生最大的愧悔是在我患病。重病期间没有把素食主义这个信念坚持到底（就这一点，过去也曾有人对我保持怀疑）。在医生、亲友的劝说及我个人的妥协下，我没能将素食主义贯彻到底，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在信念上的一种堕落。”为了免于堕落，在内心的战场里，他对自己作着何等残酷的斗争！然而，对于他人，对于世界，他一直坚持着奉献。同样在临终前，他请求说，在撒骨灰的时候，让友人能为他朗诵他所心爱的法国诗人雅姆的一首诗。诗的题目是《为他人的幸福而祈祷》，是十四篇祈祷组诗之一：
天主啊，既然世界这么好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既然集市上膝头沉沉的老马
和垂着脑袋的牛群温柔地走着：
祝福乡村和它的全体居民吧。
你知道在闪光的树林和奔涌的激流之间，
一支延伸到蓝色地平线的，
是麦子，玉米和弯弯的葡萄树。
这一切在那里就像一个善的大海洋
光明和宁静在里面降落……
天主啊，既然我的心，鼓溅着如花串
想进发出爱和充盈痛苦：
如果这是有益的，我的天主，让我的心痛苦吧…。··
把我未能拥有的幸福给予大家吧，
愿喁喁倾谈的恋人们
在马车，牲口和叫卖的嘈杂声中
互相亲吻，腰贴着腰。
愿乡村的好狗，在小旅馆的角落里，
找到一盘好扬，睡在阴凉处，
愿慢吞吞的一长溜山羊群
吃着卷须透明的酸葡萄。
天主啊，忽略我吧……
最后的瞬刻，凝聚了一个人的一生的全部光华。在中国，有哪一个青年，哪一个人，曾经采取与此相类似的迎接死亡的仪式？
这就是苇岸，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圣徒。
苇岸的存在，给中国文学的一个最直接而明白的启示是：作家必须首先是一个优秀的人。他曾经说过“艺术和写作是本体的”，就是说：写作取决于人的存在，是生存的一部分，是生存状态本身。没有第二种状态。艺术不是生命的派生物，更不是意识形态或其他外在于人的事物的仿制品，人生和艺术是二而一的。在中国，如果说曾经存在过少数诚实的、严肃的、坚卓的写作者，那么，我必须指出：苇岸的全部作品所奔赴的关于“大地道德”的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开创的意义。冰心是单纯的母爱的赞颁者；周作人笔涉花鸟虫鱼，都是博物学意义的；郁达夫游记，不过是柳宗元山水小品的放大罢了；丰子悄和许地山有一些泛爱主义的散文，其实是从释道的遗教，属于“东方文明”。一九四二年以后，“人类之爱”在左翼文坛中成了批判的对象，几十年来无人进入禁区。直到一九七九年以后，文坛始见“人性”的复苏；即使在这个时候，“博爱”的宣传仍付阙如。正如苇岸批评的：中国文学只有聪明、智慧、美景、意境、技艺、个人恩怨、明哲保身等等，“惟独不见一个作家应有的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苇岸是一个异数。他丝毫不理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争夺霸权话语的嚣音，而沉静地居于心灵中间，开拓自己的内视野。在艺术上，他赋予它以相当高的品位，从来不曾粗率从事，像一些自命不凡的才子。从材料到语言，都是经他严格选择过的，十分注意整饬。由于精神的充盈，简直的空间结构便有了无比的丰富与弘阔。
苇岸的作品，体现了托尔斯泰对于真理的宗教般的追求，平易而朴素。梭罗给了他以一种务实的哲学，他却舍弃了梭罗的繁琐，和爱默生时代特有的英雄的说教，虽然那时的梭罗已经相当的英雄化。但是，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一样的文字，苇岸是写不出来的；自然，其他的中国作家也不可能写出来。约翰·缨尔的文字不知他接触过没有？除了对大自然的热爱，那美国式的开敞，欢乐，享受等等，应当很难为他所吸收。但是，他肯定受过法布尔的影响。他们都一样尊重渺小的昆虫。只是法布尔局限于昆虫形态生活的描摹，少有人事的补充与诗意的润泽。利奥波德是他所崇仰的，他称引的“大地道德’‘，可是直接来自《沙乡年鉴》的阅读？其中抗议的激情，好像是苇岸所缺少的；但在指南花之死中，我说是能够读出一种惟苇岸所有的哀伤。苇岸的书，内容和形式都不划一，却恰好保持了生物共同体般的谐美，具有情感的深度。对于生命的爱，就其来源而言，我认为，对于苇岸这样的人，恐怕更多地得自天赋和神赐；如若仅仅是观念的产物，他怎么可能凭着柔韧的美学触角，穿越如此巨大的历史沉积物，把感知能力修建到尚不美丽的人类思想之中呢？
然而，苇岸写得太少了。思想和文学的创造，刚刚开始便告结束，无论如何是可遗憾的。他只出版了一部书。惟一的一部书。但是，中国几千年，近百年，关于“土地道德”，不也是只有这惟一的一部书吗？关于土地的伦理学和美学，不是因为这部书的阐发，才显现了它的最初的原则的吗？许多伟大、圣者、如果是著作家的话，都往往只遗一部书。杨朱无书。我们如何评价他们的存在呢？如何评价他们的精神遗产？英国一位女作家提到一个“知识分子势利”问题，一直为我所铭记。而今，许许多多的文人和非文人都出版了多卷本文集，镶金镂花，装帧讲究，相形之下，苇岸薄薄的一部书，难道我们不该替他感到寒碜吗？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以数学和物理学的量度，去评估苇岸的分量，我们还会不会因为感觉到了我们的势利而羞耻？
好在这一切与苇岸无关。他是喜欢简单的。他的谦卑，他的对生命自身的尊重，已使一切关于声名的议论变得多余。
苇岸走了。他的品质和精神留了下来。苇岸的存在是大地上的事情。他与大地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