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实践哲学视野中科学活动的负面效应

蒋劲松 吴彤 王巍主编，科学实践哲学的新视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181-197
蒋劲松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100084
摘  要：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角度看，科学并非仅仅是人们用来改造自然的理论工具，它本身还是一种对研究对象施加物质性影响的实践活动，所以科学即使在研究过程中也可能对研究对象、环境、研究手段乃至研究者本身产生物质性的、现实的负面影响，也需要耗用巨大的社会资源。科学负面效应不可能仅仅通过科学自身的发展来消除，它需要综合治理，需要利用伦理、政治、经济、法律以及哲学、宗教等人类各种文化方式的协调统筹。
关键词： 科学主义 双刃剑  科学实践哲学  负面效应 ，科学发展观
一、科学本身也有负面效应吗？
提到科学技术有负面作用，中国流行的用语是“双刃剑”。据说，最早使用的是控制论之父维纳。他在《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一书中，提出警告：“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用来为人类造福，但是仅当人类生存的时间足够长时，我们才有可能进入这个为人类造福的时期。”[1]显然这是指技术的应用可能带来利弊两种可能性。目前媒体中流行的“科学技术是双刃剑”的说法通常都是从技术应用的角度立言的。
技术是双刃剑，技术的实际发展和使用带给人们的并非一定是正面的价值，这一点即使在中国这样一个科学主义盛行的国度里，也被学术界所普遍接受了。但是，与技术有别的科学本身也具有利弊双重性的观点，今天在中国学术界迄今仍然没有被普遍接受。流行的观点是讲科学与技术分开，坚持科学无禁区，技术应慎重。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很多，不胜枚举。[2][3][4]。
有的学者虽然认为科学和技术都有“双刃剑”效应，但是强调两者的区别，“技术的双刃剑功能是先天的或者可以说是‘胎里带’，而科学的双刃剑功能，尤其是科学的负作用则是后天的，是科学从自发阶段到自觉阶段的产物。”因为，“科学的双刃剑是通过技术成果得到显示的。”[5]刘益东先生强调科技知识带来的风险与科技知识不可逆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提出“致毁知识”这一很有启发性的概念[6]，但同样也是认为科学只有在应用之后才会产生负面作用。
科学与技术是否真的可分？在今天科学与技术一体化不断推进的形势下，在科学与技术之间要想划分清楚是越来越难了。例如引发无穷伦理争论的克隆技术，难道本身不是生命科学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吗？对于这种质疑，人们通常这样来辩护：即使某个具体成果，我们在实践上难以划分清楚明确的界限，但在理论上我们总是可以坚持具有这种区别。拿重组DNA技术来说，就其反映了我们对生命活动奥秘的认识而言，属于科学范畴，没有什么负面作用，即我们不会因为认识的发展与提高而损失任何东西；而就其作为对生命活动改造的技术，就有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然而，这种对科学理解的理论优位的态度，恰恰是科学实践哲学着力批判的传统[7]，对此辩护策略，笔者将另文评论，在此不作讨论。
学术界大多认为作为与技术有别的科学没有负面作用，这是因为人们仅仅从结果的角度来理解科学，只把科学当作知识，当作观念形态的存在。这种将科学看成是世界表征的理论优位的科学观是偏颇的，它忘记了科学研究活动首先是科学家实际操作的实践活动，只有从实践优位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理解科学活动[8]。海德格尔说：“今日的科学属于近代技术的本质之域，而且只是在这一本质之中。”[9]科学是从对自然对象进行操纵控制的角度来开展认识的，“作为活动性地可操纵地研究一切存在者，科学确定一切存在者，并通过它的确定而制约着权利意志的持久保证。”[10]
要想获得作为观念形态的科学知识，首先就要从事复杂的科学实践活动，而这科学实践活动中，人们不得不要对研究对象、环境、乃至从事科学活动的研究者产生各种有意识的和意料不到的影响。在这些影响中，负面影响的可能性是根本无法彻底排除的。如果说，作为观念形态的科学知识不能直接产生实际作用的话，那么作为至少是对研究对象进行控制和干预以获取知识的科学实验活动本身，从某种角度上说就是一种技术活动，就在产生着实际的作用。而且，正是这种现实的物质作用才是科学试验的真正价值所在。所以科学试验的现实的、物质性作用是本质性的，不可消除的。因此对技术活动适用的，在原则上也适用于科学活动。
甘绍平先生强调，今天科学对社会的“威胁则主要来自于经验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因为其研究活动中所包含的科学实验，即科学成果的发现方式与途径对社会以及科研活动中所涉及到的人群有某种危害。”[11]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科学作为知识体系在改变人类的信念方面，虽然从总体上来说，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但是同时不可否认的也相伴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对此笔者将另文专门讨论。
二 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
科学不仅是对世界的表征，而且更是介入和干预世界的实践活动。因此，科学作为活动，决非仅仅是观念的反映，而首先是物质性的作用。实际上，近代科学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受控实验来研究对象的规律，因此对物质对象施加物质性的作用是获取知识，形成观念形态的科学的前提条件。从某种角度上说，物质性改造成了理论认识的前提。实验并非是科学中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是科学研究的根基和主要组成部分。所谓科学知识本质上就是对世界的实践性的操作性知识。科学并非是绝对普遍化的理论表征。理论不过是提供了一些帮助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模型而已，缺少了构成理论理解背景的科学实践活动，理论不过是一些空洞的概念而已，难以正确理解。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开头一句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而在第十一条中，马克思强调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后来还做了马克思的墓志铭)。[12]这样的理解与科学的精神是高度一致的。
玻尔在解释量子力学中出现的新奇现象时，指出“任何观察都需要和现象的进程发生一种干扰；这种干扰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它会使我们失去因果描述方式所依据的基础。……物理学中的新形势，曾经如此有力地提醒我们想到一条古老的真理：在伟大的存在戏剧中，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13]海森堡指出：“自然科学不单是描述和解释自然；它也是自然和我们自身之间相互作用的一部分；它描述那个为我们的探索问题的方法所揭示的自然。”[14]
近代实验科学家的研究主要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室是建构现象之微观世界的场所。对象系统在已知的情境中得以建构，并从其他影响中分离出来，以便进行操纵、追踪。科学家通过构建人工的简单化‘世界’来规避那种极度地限制了现象之自然显现的无序的复杂性。”([7]，p106)在这个高度人工化的场景中，科学家对研究对象施加的影响主要可以分为隔离、介入与追踪三种。
通过将研究对象从其天然的环境中分离并隔离开，就切断了其与环境的许多千丝万缕的复杂的天然联系，从而可以使得对象的联系简单化，便于研究。如在抽真空的管子中测量自由落体的运动规律就能够排除掉非常复杂的空气阻力、风力的干扰因素。从此开始，科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就已经不再是天然的自然了，不再是不受改变的自在之物了。例如，生物学家所研究的小白鼠，可能就是为特定的实验研究而在实验室环境中培养了许多代的种群，具有了野生的种群完全不同的特征。
在此基础上，再对已经隔离了的对象进行操纵。只有通过对已经从自然环境中隔离出来的对象进行强力的干预和控制，才能将所谓隐藏的因果关系揭示出来。例如，在实验室里我们对材料施加高温、高压、强电磁场等物质影响来检测材料在这种影响之下会发生什么变化，从而来建构相关的因果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科学研究与其说是作为观察者对辨别因果效力的关注，毋宁说是通过行动所预设的因果效力来进行的。” ([7]，p107)这样一来，休谟原先理解的基于经验归纳无法确定的因果关系，就改变成预设而通过实验高度确定的因果作用了。而这种作用只有通过对事物的强力操纵才能确定。
通过隔离和操纵而获得的实验结果必须要受到严格地追踪。更进一步，“追踪实验涉及到从建构之初对整个实验进程的控制。追踪不仅仅是监视实验的结果，更主要的是监视事情的正常运作。” ([7]，p107)通过对实验室中所建构的微观世界的所有成分进行全面地监控，即对每一部分进行分类、编码、归档、记录身份、定位和处理，就可以确保研究对象完全处于研究者的掌控之中，并且使之高度接近于理想模型所描述的状态或性质。
这种隔离、操纵、控制虽然是从实验室开始形成并发挥作用，然而这种作用却并不会仅仅局限于实验室之中，实验室与周围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常常会把实验室中对自然的控制作用进一步扩展到实验室外的天然自然之中，从而实现对整个世界的操纵和改造。因为“实验室不是由四壁构成的物理空间，而是实验设备共同发挥作用的情境，它甚至把自然界都纳入到实验设备之中”。([7]，p111) 例如，化学实验室中的化学反应留下的废物、污水， 最后肯定都要排放到环境中去。而另一方面，实验室所需要的各种原料也必须取自环境。这样，作为物质相互作用过程的科学活动，必然要对实验室内外的自然事物产生或大或小性质各异的影响。
科学研究活动除了对研究对象产生直接的影响之外，还反过来对用于研究的设备产生了反作用。仪器设备的耗损，反过来又刺激了仪器设备的建构，这种建构绝不会仅限于实验室，必然会反过来影响到实验室外的工业活动、商业活动等等。实验动物饲养、科学仪器制造等早已形成了大规模的产业化。开展研究工作的基础设施，如庞大复杂的研究仪器设备体系，实际上已经成为今天现代社会技术和经济社会建构的先导和模板。例如，今天信息社会的基础计算机，本来就是科学共同体少数人进行科学研究的工具，后来才走向社会，成为社会用品。又如万维网（WWW）的发明并不是由计算机专业人员完成的，而是由欧洲核子中心的几位科学家所创立的。
科学研究作为实践活动，不仅会对研究对象、对象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以及研究活动的工具（设备）等产生影响，还必然甚至首先对研究者自身产生影响。研究者作为实验室环境中的存在者，也必然会被动地受到试验的影响。
总结起来，科学活动作为物质性的实践活动，可能会对研究对象以及实验室外的自然环境、实验设备以及实验室外的社会工商业活动、研究者自身健康等方面产生物质性影响。而所谓正面或负面效应，本质上就是一种价值判断。科学研究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既然对社会以及自然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就是关涉价值的，按照具体影响的性质，自然就会产生正面和负面效应。
三 科学活动的负面效应
在科学发展的初期，由于科学研究的规模比较小，研究对象是人们所熟知的常见的普通对象，科学研究活动很难对实验室之外的自然和社会产生值得关注的影响，所以人们往往会忽视科学研究活动本身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如今科学发展已经彻底使得这种忽视变成不能原谅的错误了。我们认为，科学活动对以下几个方面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1，研究对象，2，环境，3，研究者自身的身体健康，4，社会以及生态资源。
科学研究所产生的最常见的负面影响，就是有关医学和生物学实验对实验动物和人体所产生的危害。严格地说，纳粹医生和日本军国主义731部队的医生所进行的也是科学研究活动，其结果也是有科学价值的，甚至是很重要的。例如，731部队主持活人冷冻实验致人死亡的吉村寿人后来竟然当上了京都医学院的院长，被授予了日本最高的奖项质疑（三级新星勋章），后来还当上了神户女子大学的校长。[15]但是，他们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活动是违背人类伦理的行为，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行为，应该受到良心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因为在这里，求知的欲望、甚至科学研究的热诚也是不能超越不伤害人类这一基本伦理规定的。
如果说，以上这样突破人类伦理底线的行为在科学研究中毕竟是罕见的罪恶的话，那么对动物构成伤害的科学试验就是司空见惯的普遍事实了。尽管许多动物实验对于人类医疗保健非常重要，但这些实验毕竟直接导致了大量动物的丧生和痛苦，何况其中有相当多的实验本来是不必要的，是可以用其他方法代替的。随着人们对于动物权利和福利观念的不断认同，动物实验的这些负面效应暴露得也越来越明显了。即使就最为保守的估计，仅美国一年用于实验的动物就超过1000万只。而其中大量的残酷实验其实并没有多少科学价值。[16]
更加危险的是科学实验对环境所构成的危险。如剑桥大学教授马丁·芮斯（Martin J. Rees）在《我们最后的时刻》（Our Final Hour）中认为，现代科技使得个人或者小团体的力量得到了高度放大，以至于实验室里的一次错误就可以产生一场大浩劫，带来只有上个世纪的核战争狂人才能想象得到的严重破坏。事实上他就曾以一千美元打赌，在2020年之前就会有一场生物恐怖攻击或者生物意外，会导致一百万人丧生。芮斯的估计未必很准确，但是科学实验以及相关的设施、材料可能是危险的来源，这应该是无疑的。
芮斯认为某些物理学实验的风险甚至更大，这些实验原则上可以扰动时空本身，引起物理学法则骤然转变成新的形式，就像水突然变成冰一样，摧毁我们的原子和此外的所有东西。因为在非常非常冷的温度下物质如何变化，我们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他说，当我们把一个检测引力波的仪器上的一个金属棒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使它成为斯坦福大学的彼得·米切尔森所说的“宇宙里最冷的大型物体”时，感到担忧是有道理的。[17]
2004年春季SARS病例在北京再次出现，原因居然是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实验室的病毒外泄，新加坡和台湾实验室2003年也都曾发生过SARS病毒泄漏事故，类似的事情过去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机构也曾一再出现过[18]。又如，为了研究发射探测卫星，虽然不会直接导致对人的伤害，但是卫星是靠钚电池驱动的，如果发射失败，卫星所携带的剧毒的钚有可能从空中散落在广阔的地面上，这将产生灾难性后果。([11],p107)
科学考察作为科学实践的一种形态，同样也可能对所考查的环境产生破坏影响。更何况科学考察活动很少是孤立进行的，它常常是进一步开发的前奏和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常常伴随着电视等媒体的报道、资源的开发、旅游工业的宣传等等。对此，吴国盛教授提出了质疑、警告和建议，“今天的科考工作者应当如何规定自己的角色？今天的科考目标是否要无限地指向新的荒野地和人迹罕至的原始地带？我不认为人们应该抑制自己的求知热情，但是，科学家应当更多的清楚自己的科学工作的社会后果和社会责任，以及为无告的大自然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科考实际上导致或加速了某一个物种的灭绝，如果科考实际上帮助破坏了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那么，我们应该质疑我们的科考动机，应该考虑改变我们的科考方式。”[19]
科学实验可能对作为试验者的科学家的健康产生危害。例如长期在实验室工作，就有可能被迫呼吸实验室中受到污染的空气、接受辐射、感染病菌、病毒等等。而作为实践的物质性作用因果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甚至要被迫“主动”地受到试验规范的影响。如有些实验持续时间很长，试验者要检测，就必须长时间泡在实验室中，可能要熬夜乃至许多天不可以离开实验室。像居里夫人在炼制镭元素时，作为炼废矿渣的动力提供者，就首先充当了重体力劳动的角色。长期低头观察显微镜的试验者，则易患颈椎病、视力疲劳等等。例如，居里夫人就是在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的实验中饱受辐射，最后罹患癌症不治身亡的。[20]
在现代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是一个天文数字。例如，超级超导对撞机项目预计要耗费100到150亿美元，由于费用过于巨大，所以虽然已经耗用了20亿美元，1993年最后还是被美国国会断然下马。卡尔·萨根认为这一计划失败的关键因素是，资金管理不善，财政有限和政治上不称职。科学家们没有能向公众和政治家们说清楚，耗费如此多的金钱建造这一设施的意义。[21]
科学研究活动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源的投入，如果不顾社会的承受能力，不顾轻重缓急，一味加大对科学研究投入的力度，就可能影响到社会其他方面的资源投入，可能会有失社会公平，从而影响到社会长期、全面、均衡发展。
四、科学活动应该受到控制
科学研究活动的风险和负面影响不是偶然的，而是普遍存在和内在的。以冠状病毒的研究为例，它意味着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实验室必须要长期保存、繁殖冠状病毒，研究人员要经常接触冠状病毒，要拿它来做实验，所有这些过程都有出错的可能，都可能带来我们不想要的消极后果。而这种风险本质上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除非我们放弃相关研究。
否认科学活动存在的负面影响的学者，担心承认科学研究存在负面影响就会得出禁止科学发展的结论。这是不必要的担心，科学活动存在负面影响，并不意味着就必须禁止科学的发展，但是的确要对科学活动进行调整和控制，甚至在必要时对某些科学研究活动要划定禁区。
韩跃红以日本731部队和纳粹德国法西斯医生的残暴科学研究为例，指出科学研究也应该有禁区。“当科学实验所选取的对象、材料、方法、过程、规则等方面有违不伤害、有利、尊重、公正等科技伦理的基本原则时，这一项科学研究的正当性、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当这种不正当性、不合法性大于其研究意义时，就应当禁止该项科学研究。”
她明确指出，科学研究的禁区与技术的禁区不同，前者可能是目的违规，也可能是手段违规，而科学禁区主要是手段违规。科学禁区不能被理解成禁止对某些自然奥秘的揭示，以防止这种知识被用于邪恶目的，而应被理解为科学研究行为同样要遵循人类基本的道德法律规范。她主张，科技伦理应当鲜明地主张：人的生命健康价值高于学术价值，科学研究中的人本精神应当高于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科学研究中受试者的生命健康利益应始终优先于发展科学的利益及其它利益（如政治、军事利益）。[22]
针对学者以思想自由，对科学活动设限的说法。卢风坚持科学研究有禁区，并非是对科学家思想自由的限制。“思想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任何力量都无权剥夺人的此项权利，但现代科研不是纯粹思想，纯粹思想可以是纯粹个人性的，但现代科研一来需要大量经费，二来与技术密不可分。”所以科学研究活动应该向社会负责，受到社会的监督管理。
卢风认为，“如果社会各界认为这项技术的应用后果不仅会严重破坏社会的伦理规范、侵犯人的尊严，而且会对人类安全构成威胁，那便应该通过行政或立法程序加以禁止，这与尊重科学家的思想自由没有矛盾。科学家可以有关于克隆人的科学思想，可以就此著书立说，但如果国家已明令禁止克隆人，那么若有科学家团体暗中筹集经费进行试验研究，那便是违法的。”[23]
我们认为，对于科学研究活动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首先应该正视，充分认识，以科学的精神，并按照尊重人的尊严和福利，保护环境、敬畏生命、珍惜资源等现代伦理原则进行全面评估和控制，尤其是涉及到微生物学实验、涉及到有毒化学物质的实验、乃至现在争议很大的野外转基因作物种植的实验等等。科学共同体早就从经验中认识到了这种可能的危险，往往也会制定严格的规定以防范危险。例如，在著名的阿西洛马国际会议上，一些有良知的科学家们对刚开始兴起的基因工程实验可能的带来的危险事先发出了预警信号，对相关研究进行自律[24]。
在进行人体实验时，应尽可能避免对人体的伤害，尽量选用替代方法，在无法替代，且实验对于促进人体健康具有重大意义的前提下，受试者应该是知情自愿的。动物实验应遵循3R原则，即尽可能地减少使用数量（reduce），优化实验和生存条件（refine）减少痛苦，使用替代手段（replace）[25]。在野外科考时，要严格保护环境。放射性、有毒物质、恶性传染细菌和病毒等研究，应该高度注意防止对周围环境以及居民的影响。耗用大量社会以及生态资源的科学研究活动，则应该量力而行，设法与公众做到充分的协商，兼顾各方利益。对于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活动，要制定严格的条例、规定甚至制定法律，违背规定者视情节严重程度，据相关规定予以惩处。在相关风险评估、条例制定、以及违规者进行处罚等一系列活动中，除了有科学家与科研机构、相关基金代表之外，还应该有相关伦理学家、利益相关人士等公众代表参加，依据事先制订的相关程序操作，这样才能保证公平合理，不会成为走过场的黑箱操作。
总之，基本的原则和精神应该是：科学活动的终极目标应该是造福人类，促进生态和谐发展的，决不能借口科学探索无禁区，而放任科学的负面影响不管，那样最终会损害科学发展的社会环境，也违背了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当然这样做的前提又必须是尊重科学共同体的相对独立性，避免政府或者其他外在力量对于科学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劳斯认为，“我们不能把科学事业与我们赖以把自己定义为人类存在者的其他实践割裂开来”，所以我们“应该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7],p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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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 Effects of Scientific Practices in the Horizon of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
JIANG Jinsong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 sciences are not only theoretic tools with which one can transform the nature , but also practices that bring physical effects on researched objects. So even scientific practices in researching can produce real physical  negative effects on researched objects, environment, research instruments and even researchers themselves, and can also consume very much social resource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scientific practices cannot be erased only though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tself, rather require various human cultural kinds to balance.
Key words: Scientism,  double edged sword, Negative Effects of Scientific Practice,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