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百年爱国情怀分析：爱恨纠结

100年来，那些纠结于中国的人和事
中国控
“我爱你，中国”——又远不止“爱”这么简单。
是爱里带着哀愁，心里憋着劲，眼里含着泪水，满脑子纠结，胸中怀着一团火，又不时发出一声叹息。
是愿意为之奋斗终生，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自己骂她就可以，别人骂就不可以。是在中国想出国，出了国更爱国。是既相信政府又抱怨体制。是既对未来充满希望又对现实绝望。
这就是“中国控”，爱恨纠结，欲说还休。100年来，从颠覆满清的海外留学生、抗日军民、民族企业家、反内战的文人、抗美志愿军、红卫兵、劳动模范、自卫反击战战士、改革开放弄潮儿到“中国可以说不”的年轻人，从为国争光的奥运健儿、创业者、下岗工人、农民工、网络公民到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中国控”为国运而悲喜，与中国人的处境同进退。尽管他们是如此地投入，但结局也许是其余生、后代还要继续与中国的人与事纠结下去。
当别人看到中国的积贫积弱，“中国控”看到意志和美德；当别人赞美中国的进步光鲜，“中国控”看到问题和劣根性。“中国控”对中国到底怀着怎样的情感？如张海儿所言：“我是如此地热爱她，以至于不得不和她肉搏。”
十大中国控
梁启超、鲁迅、林语堂、柏杨、萨马兰奇、功夫、唐人街、《时代》周刊、汇丰银行、中国人。
他们爱中国，也“恨”中国；它们观察中国，也展示中国。在他们和它们的身上，凝聚着中国所代表的种种复杂意象，流露出他们与中国多年以来纠结不清的情感、行为、思想和性格。
梁启超
理智上疏远本国，感情上维系传统
文/刘谦骏
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25岁的梁启超流亡日本，救国梦想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它总有办法让一个热血青年走投无路。
维新变法的结局无疑是个悲剧，但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悲哀。戊戌六君子被杀当天，菜市口观者如云，北京城万人空巷，大多只是看热闹。国人喜欢围观，这个脾气至今未变。梁启超后来撰文历数中国人的弱点：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等等，而国民性问题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课题。
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连续发表政论文章，“新民说”由此产生。他在《释新民之义》中说：现在的人都知道在政治、学术、技艺方面取人长补我短，却不知道民德、民智、民力才是政治、学术、技艺的根本来源。“新民”的概念显然接受了近代欧洲启蒙主义思想，梁启超将打造新国民视为强国的首要任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影响巨大，新文化运动、鲁迅的“立人”思想等，都能从中找到渊源，而“改造国民性”的话题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谈。一个话题可以谈上100年，国人之坚忍确非虚传。
洋务运动是向西方学经济，维新变法是向西方学政治，新民运动则开始向西方学文化，然而这是最难的。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说，梁启超“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也许正是这种理智与情感的纠结，让梁启超走向了民族主义。这项人类晚近的发明，通过新民运动和中国发生了联系，并在那个年代弥补了现实价值与历史传统背离的裂缝。建立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成为“新民”的目的，梁启超曾用文学化的语言将这个全新的想象共同体描述为“少年中国”。
1905年，由于革命党人行刺欲出洋考察的五大臣，清王朝的立宪计划被搁置。身在日本的梁启超闻讯，痛心疾首。他对立宪寄予厚望，希望中国走一条从开明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立宪的道路。在后来同革命派的论战中，他认为中国民智未开，革命将导致“暴民骚动”、“杀人盈野”，而收拾乱局的人一定是独裁者，这必然重新走向专制。后来的历史发展，很大程度上证实了他的担心。但他能预见，却无力阻止。英雄往往更无奈。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次年中华民国成立，革命派倡导的共和制终于成为现实。流亡了14年的梁启超回到祖国，他反对为了实现共和而采取暴力手段，但并不反对共和。事实上，很少有人像梁启超那样为了维护共和付出那么大的心血。民国初年，他组成了进步党，模仿美国的两党制与国民党在国会中抗衡；1916年袁世凯称帝，他与蔡锷策划武力倒袁；1917年张勋复辟，他请出段祺瑞誓师讨张。
在那个多变的时代，梁启超以一种现代人格以及披肝沥胆的真诚，将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结合在一起，他献身于民众的信念终生未渝。1926年3月，梁启超因患尿毒症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肾切除手术，不幸发生医疗事故，医生将其健肾误切。协和医院是当时最好的西医医院，因为这件事遭到了舆论的攻击。梁启超笃信科学，极力推广西医，他担心此事会影响西医在中国的普及，最终受损的是百姓，所以，反而发表文章替协和辩解。但手术后，他气血大亏，病情也逐渐恶化。1929年1月19日，梁公辞世，春秋五十有六。
鲁迅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文/谭山山
上世纪初的一天，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异国的课堂上看到了让他深受刺激的一张幻灯片：一个中国人绑在中间，将要被处死，围观的是前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也是中国人。这名年轻人由此决定弃医从文：“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此时，他叫周树人，后来，他是鲁迅，除了围观杀头的意象一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终其一生，他都致力于国民性的剖析和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始于1918年那部堪称振聋发聩的小说《狂人日记》。那些麻木的、喝醉似的沉迷于围观杀头的国人们，他们行为的源头在哪里？《狂人日记》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找到答案：“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日记》的主角是“狂人”，所谓“吃人”论被视为谵语尚不足引起国人的恶感；到了1921年鲁迅写《阿Q正传》，由于入木三分的刻画，还在连载时就引起了某些人的恐慌，自此，批驳鲁迅“丑化”中国、尖刻、恶毒的言论就甚嚣尘上。确实，鲁迅的话，让太多人不舒服：“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记念刘和珍君》)，他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能做得了人的时代，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他说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瞒和骗”，从来不敢正视，即使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万事闭眼睛，自欺而且欺人；他说中国人不但“不为戒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就连动一只椅子脚都要流血的……
在《呐喊·自序》里鲁迅曾剖白投入文学创作的原因：假如说中国是一间没有窗户、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是让他们从昏睡陷入死灭，少点痛苦呢，还是大声呐喊，唤醒几个人起来反抗这个绝境？他选择的是呐喊，因为，希望是不能抹杀的。也因此，他的“呐喊”，就不能不竭尽全力，直插要害。
鲁迅最被诟病的是对传统的“全盘”扬弃，这被称为“偏执”，曾被称为“鲁迅之子”的作家摩罗甚至在新著《中国人站起来》中说，鲁迅对中国文化和历史起到过误导的作用，对中国后来的发展种下了带毒的种子。鲁迅是说过“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仙丹，全部踏倒他”，但请不要忘记，他说这些话时的语境：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老祖宗那一套已经证明行不通，社会亟需变革，思想需要革新，不表现出如此激烈的态度，如何能触动昏睡已久的国民？而且也请不要忘记，鲁迅的旧学底子是十分深厚的，在东京的时候，他和弟弟周作人一起在章太炎门下学《说文解字》。鲁迅何尝不能做过着闲适生活的士大夫，就像他弟弟周作人那样？但他选择做那个不讨好的批判者，正说明他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拳拳之心。
而他本人是时时警醒于国民劣根性的。1927年，来中国考察的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委托刘半农等给鲁迅写信，称拟提名鲁迅角逐诺贝尔文学奖。鲁迅的答复是，“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就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林语堂
对中国人讲西洋文化，对西洋人讲中国文化
文/比恩
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林语堂不无得意地为自己拟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但林语堂的这种自得，恰恰也正是身处中西文化激烈冲突时代的他的全部内心纠结所在。
在甲午海战中国战败这个令人沮丧的年份里，林语堂出生在闽南的一个乡村牧师的家庭。这个从小就“被培养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进步的、有西方心感的、对新学表示赞同的人”，在教会学校完成了他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教育。这个奇特的身世使他对西方价值的认同甚至“爱慕”，比当时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来得真诚而强烈。所以，他从德国莱比锡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回来投入新文化浪潮时，他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爽爽快快谈欧化”。
但是，和他的同一辈文人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相比，林语堂未必是“谈欧化”的最佳人选，他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也的确称不上成绩斐然，但就向西方介绍中国进而成功地塑造了西方人的“中国想像”这一点而言，他们三人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林语堂。
1935年7月，在庐山避暑的林语堂应他的美国朋友赛珍珠之约，也出于对中国传统“情感上的义务”，开始用漂亮的英文撰写后来为他在英语世界爆得大名的《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林语堂出人意料但却坚定不移地扮演了一个中国文化超级粉丝的角色——这和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很大冲突。他不仅用包括《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苏东坡传》、《京华烟云》等三十多部英文作品，向西方世界普及中国文化，他甚至著文煞有介事地论证“长衫优于西装”。基于这种粉丝心态，林语堂轻易地掠过了中国旧文化中那些人所共知的腐朽、堕落的丑恶现象，即使看见，也会很自然地对它们浪漫地美化一番。
以研究中国近代史而出名的美国学者列文森有一个说法，可以用来解释林语堂身上的这一矛盾，他说：“每个人对历史都有一种情感上的义务，对价值有一种理智上的义务，并且每个人都力求使这两种义务相一致。一个稳定的社会，是一个大家在普遍原则上选择他们所继承的独特文化的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华帝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中国人热爱他们的文明，不仅因为他们生在这种文明之中，而且因为他们认为它是美好的。然而，在19世纪，历史和价值在许多中国人心灵中被撕裂。”
林语堂毫无疑问也遭遇了这种撕裂，他为此深感矛盾，但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在《八十自叙》一文中深感自得的恰恰因为自己是“一捆矛盾”，而化解这一冲突的的最好办法就是：当面对中国的现实的时候，他凭着“理智上的义务”盛赞西方的好，当他面对西方世界时，他又会出于对中国传统“情感上的义务”为他们奉上对于中国最美的赞颂。为此，世人揶揄他“对中国人讲西洋文化，对西洋人讲中国文化”，但林语堂却当仁不让地予以笑纳。
1940年，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的纽约艾迈拉大学(Elmira College)的校长对林语堂曾作如下恭维：“你的英文极其美妙，使以英文为母语的人既羡慕钦佩又深感惭愧。”而比这更让人开心的赞美据说来自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他在1989年出访东南亚的准备工作之一，便是读林语堂的书。他说：“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个美国人都仍然有用。”可惜的是，这个赞美，1976年去世的林语堂已经听不到了。
柏杨
我们的丑陋，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
文/丁晓洁
1984年，柏杨对前来庆贺生日的朋友说：“我活了65岁，全是艰难的岁月！”半年多后，他应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为期3个月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在那里做了一场演讲，第一次向世界提出了“丑陋的中国人”的观点。他这般解释中国人的生存环境：“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
柏杨在这场演讲中直言不讳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过滤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并且一一道破中国人的劣根性：“脏、乱、吵”、“不能团结、窝里斗”、“不断地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之所以选择在美国演讲，并非柏杨的初衷，大陆和台湾都没能给他合适的土壤，刚听到他要演讲的题目，就把他拒之门外：“我们不丑陋，你不要在此地乱讲。”当时中国人这种激烈的自我批评实在罕见，据说在美国的演讲结束后，柏杨没有得到任何掌声，听众都是安静散去。不久后演讲稿经过录音整理，先后在台湾和大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柏杨因此闻名，因此备受争议，而“中国人”三个字，也成为他一生中谈论得最多的话题。
《丑陋的中国人》一度让柏杨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有日本记者问柏杨：“我们日本人因为你的观点而看不起你们中国人，请问你有什么感想？”柏杨回答说：“在我之前，你们所遇到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认为他的国家好得不得了，他的文化好得不得了，都是世界最优秀的。自从你们认识我之后，你们会认识到，中国人是有反省能力的中国人。我们承认，我们是有许多缺点的中国人；我们承认，我们是有许多不如你们日本人的这样的中国人。这样的中国人就会对国际社会有补益啊！我请问，你们到底欣赏哪一类中国人，是欣赏我们过去那样很自大的中国人，还是欣赏我们现在这么很虔诚的中国人？”(柏杨为基督徒)
正值思想解放时期的中国，柏杨对国人的批判也许恰恰是另一层面上对国人的正名，他在书中也是这么写的：“我所以敢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正因为我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你们所看到的，多是虚骄的中国人。而现在，20世纪70年代后，有检讨能力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国人诞生，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助。”
对国民劣根性和传统文化弱点的批判，在柏杨所处的时代，是鲜见的事情。20多年后的今天，柏杨说过的话已经不能引起轰动的社会效应了，像他一样能骂，甚至比他更能骂的人比比皆是，但是大部分人却依然只是凑个热闹，而鲜有佼佼者像他所期望的那样：“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
柏杨一生未拿到任何文凭，1947年还被当时的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到台湾后又因为一幅漫画而遭遇“文字狱”的无妄之灾，在监狱里度过了9年26天。日本华裔作家黄文雄说他是“一个看过地狱回来的人”，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他是受‘晚娘’虐待的一个小孤儿”，他却在狱中读史十年，写下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和《中国历史年表》。晚年柏杨说：“我一直以来的努力，就是希望唤醒人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
2006年，86岁的柏杨宣布封笔，他在大陆版《柏杨曰》的序言里最后写道：“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2007年，柏杨逝世半年前，他坐在轮椅上，花了一个多小时，写下了6个字：“重回大陆真好”。
萨马兰奇
我要告诫每一个西班牙人，中国人是真诚和可靠的
文/朱慧憬
“我现在已经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我要告诫每一个西班牙人，中国人是真诚和可靠的，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你都要相信中国人是你的朋友，所以我们一定要和中国发展关系。”这是萨马兰奇去世前数月在一个重要场合对他的西班牙同胞的建议，也堪称他对中国人民最由衷的表白。萨翁生前最珍视的荣誉是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30年来，他来中国29次。
1980年，正值东西方冷战的最后阶段，萨马兰奇走马上任，担当国际奥委会主席。当时奥运会的政治危机迫使他必须急切推行体育无国界的概念，他需要东方的大国——中国以及诸多的非洲国家的支持，而当时日益开放的中国重回世界的怀抱也需要来自西方世界友情的帮助，于是萨翁与中国相伴成长。正如李承鹏评价：“把中国体育推向世界，让世界接受中国体育，是这个西班牙老头毕生的工作。他最大的发明是，把乒乓球、羽毛球、女子举重等中国绝对优势项目缔造成奥运常设金牌，让中国兵团成为金牌大国。这是一个国际友人伟大的创举，也是充满政治意义的善举。”
1982年，萨马兰奇来到中国，想落实中国是否会放下当时微妙的中美关系问题，参加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给萨翁吃了定心丸。作为对中国支持的回报，萨马兰奇许诺，他将为中国获得第一块金牌的运动员亲自颁奖——那个运动员就是许海峰。1988年，汉城奥运会，朝鲜明确表示抵制，萨翁对中国的参加态度依旧没底，而当时的中国再一次地支持了萨翁。萨翁当时表态：“看到奥运会真正起到了帮助中国走向世界，并将在未来世界扮演至关重要角色的作用，我觉得中国是我在奥林匹克运动生涯中的最大成就。”
说到萨马兰奇与中国的友情，不得不提到萨马兰奇的忘年交：邓亚萍。萨马兰奇自己是从一个冰球运动员而转变成为一个政治家的，在邓亚萍这个中国女孩的身上，也许他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他鼓励邓亚萍学英语，去欧洲进修读书，为她规划了与自己也许有相同之处的职业道路。邓亚萍退役后，在萨马兰奇推荐下，成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由此成为第一位进入国际奥委会的中国运动员。北京申办奥运会期间，邓亚萍作为申办形象大使，奔忙于世界各地。有次，萨翁知道同机的邓亚萍是要去拜见卢森堡大公，就悄悄地帮她做了安排。毕竟，能帮助中国做一点申奥的事情，是萨马兰奇老人的最大欣慰。然而对中国的偏爱，并没有让萨翁失去客观、公允。据说，中国第一次申奥，输给了悉尼，萨翁也是表示默认的。而当中国做好最完美的准备去迎接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萨马兰奇也毫不掩饰他对中国的支持态度。
萨马兰奇曾表示说，“中国是一头熟睡的雄狮，现在正在醒来”，2008年，当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人们发现这句话已经被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人多次拿来形容如今的中国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西班牙《先锋报》刊登了萨马兰奇撰写的《我为什么爱中国，尊重中国》的文章，解答了大家对萨马兰奇中国情结的疑惑。萨翁在文章中表示：“中国人民是一个拥有超强记忆力的民族，他们懂得珍惜患难之交，不会忘记患难时期与自己站在一边的人。正因为如此，在北京奥运会上，我才能享受到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对我的爱，这是很难用言语表达的情感。”
功夫
国家兴亡，功夫有责
文/山鸡哥
中国武术与中医、京剧、书法并称中华民族“四大国粹”。但在封建社会“侠以武犯禁”的皇朝定义下，武术从来就不是社会主流。生于2561年前、创下中国封建社会主体思想儒家的孔子，会武术而没传下武艺，传下的是《论语》。
生于1940年的李小龙，擅长恰恰舞而没传下舞艺，传下的是截拳道和功夫电影。在李小龙之前，中国武术是南拳北腿；在李小龙之后，外国人字典和心目中的中国武术，就是“功夫”(kung fu)。
老外想象每个中国人都会功夫，是一种误解，这个误解如同有人误解印度人都是骑着大象上班。功夫误解的生成，与李小龙有关。他被称为“发扬中国武术最有成效的人”。这个只拍过四部半电影的美籍华人，学咏春而融西洋拳术，自创技击术和“狼嚎”的表演，对功夫、对武术有着深刻的个人理解：“像其他艺术一样，从根本上说，武术是一种理智的自我认识，一拳一脚不仅打倒的是你面前的对手，同时也打掉你的自私心理，打掉你的恐惧感，打掉你所有的心理障碍。因为你一旦懂得了这个道理，你就使自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其实中国功夫不是一种武术，而是一片汪洋大海。上世纪80年代官方统计到129种武术门派，其中单是少林派功夫，就有内功、外功、硬功、轻功、气功等(未包括器械部分)；而少林派外功中，单是少林拳术部分就有36种……一个人穷尽一生，都不可能掌握超过一半的中国武术。它像古典文学一样，源于中华文明千百年来的探索和积累。
近代史上，义和团号称“刀枪不入”，结果在枪下“死者如风驱草”。霍元甲之后的精武体育会强壮的，只是中国人的体魄，而非国体。武术家们一拳一脚的功夫，打倒的是外国人和“东亚病夫”的牌子，树起的是爱国主义宣言。对功夫的热爱与信赖，反映了中国人的自尊自强精神；但在文明社会里，功夫经常不如谈判桌上和法庭上的嘴皮子。
京剧是中国武术的小舞台，功夫电影是中国武术的大舞台；而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黄易们，续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们之后，给了中国武术一片瑰丽、奇幻、充满侠义又腥风血雨的江湖。在此，武林高手必是侠之大者，心怀阴谋诡计的人纵然功夫再高也终会被打败，恃强凌弱必遭鄙视。
现实中，功夫有什么用？它能健身，能磨练意志，能防身打架，能观赏娱乐，能以武会友。功夫，是冷兵器时代的传奇。在当代，功夫仍活跃于中国电影、电视、游戏、书籍中，并继续成为特种教育(武术学校)、特色娱乐(武术大赛和武术表演)和特殊技能(格斗、防卫、保护重要人物)的一部分。但它实实在在地淡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都市化日常生活。今天，全世界超过1亿的太极拳练习者与其说是在练中国功夫，不如说是在体会中国哲学；西方观众仍迷恋以中国武术格斗为元素的功夫电影，其实是迷恋东方的身体语言和暴力美学。
在中国，违背了侠义精神的功夫，如同无爱之性，不被推崇。在中国，功夫早已超越技击术的范畴，而承载了与世相争的意义：功夫让人强大；中国人是打不倒的；中国人不能输在外国人手里；国家兴亡，功夫有责。
所以，功夫电影总能赢得以正义和爱国主义为底色的喝彩。所以，“黄飞鸿”拍了系列，《叶问》之后又出了《叶问2》，据说还想出《叶问3》。
唐人街
它是文化象征，却不是人生去向
文/胡尧熙
唐人街、华埠或中国城，即便称谓不同，但背后都是黄色面孔和中国情怀。100年前，唐人街寓意着中国人在异乡的守望相助和同舟共济，100年后，唐人街是全球华人在海外的文化纽带和寻根之地。唐人街一直完整封存着中国本土文化和东方式的精神内涵，同时记录着华人在世界各地的拼搏求存之旅。一个唐人街可能是异域世界的文化孤岛，而上千个唐人街则映射出世界看中国的另一扇窗口。
时至今日，唐人街最好卖的纪念品仍旧是李小龙的海报。在旧金山唐人街，普通海报的售价是4美元，用檀木相框装裱起来的要卖到7美元。李小龙在《唐山大兄》中扮演的唐人街子弟形象在华语电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一角色在现实中也确有其人，泰国华工郑潮安的故事在位于旧金山的海外华人历史博物馆中也有档案记载，他面对不公愤然抗争的事迹在李小龙的戏剧化演绎之后成为华人世界奋发图强力争上游的佐证。
除去李小龙，月饼模子和各类“文革”纪念品以及仿真古董也是唐人街上卖得最好的商品，在国内难得一见的老物件在唐人街反倒琳琅满目，世界性产品越来越多地打上“Made in China”的印记，但唐人街上的中国式物件却大多是当地人生产，“Made in USA”或者“Made in Canada”。唐人街本身是全球化的一种象征，但在全球化时代，要找和当下格格不入的地方，除了人迹罕至的地区，就是人声鼎沸的唐人街。这种矛盾从唐人街诞生之初便一直存在，漂洋过海的华人在异域生活，自发地形成聚居区，在生活交困和文化隔膜中日渐自成一体，在地域上和当地相邻，却在文化上相隔。粤语是唐人街的通用语言，很多路名也是广式的，在旧金山唐人街有“企立街”，在纽约唐人街有“坚尼街”和“摆也街”，它最大限度地还原中国式的场景和生活氛围，但也证明了老一代华人无法融入异乡，他们辗转半个地球，却从来没有真正过上美式生活。
建于1850年的旧金山唐人街是美国最大的唐人街，街道从最初的三条扩展至现在的近百条，国内能够买到的所有生活必需品这里都一应俱全，一家人参专卖店甚至还进口新鲜的郫县豆瓣酱。但对于很多华人而言，这里也只是一个市场或者观光点，而非生活的社区。新成长起来的海外华人都把生活的方向定位湾区，新一代留学生则把落脚点瞄准硅谷，他们和老一代海外华人迥然不同，有能力也有机会融入当地社会，唐人街固然是文化象征和思乡情结，却不是人生去向。
海外华人有新旧之分，就连唐人街也有新老之别。旧金山的新唐人街距离老唐人街路途遥远，建筑风格也大相径庭，老唐人街上的民国式建筑在新唐人街难觅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美式平房，这里的中餐并不比老唐人街更地道，但因为餐馆装潢更现代，环境更整洁，可以年年入选旧金山市政府评选的“50最佳中餐去处”。老唐人街是第一代海外华工在100多年前建成，而后来的台湾移民在20多年前兴建了新唐人街，虽然被美国人称作唐人街，但中国味道已经不甚浓厚，书店里不再摆卖中文刊物，转而出售《美国国家地理》和《名利场》，各家老板都能说流利的英语。寻找传统的中国味，老唐人街的价值当然仍旧无可比拟，哪怕它已经不再是海外华人安身立命的场所。唐人街在岁月中的流变，是这个时代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代》周刊
中国会成为世界的老大吗？鹰真的能拥抱熊猫吗？
文/金雯
从1923年到2010年，出现在《时代》周刊上的中国是一个待拯救的对象、危险的赤色分子、重要的伙伴和对手。如今，中国与《时代》共同的进步是：这个国家不再是荒诞的异类，而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有趣的研究对象。
《时代》创刊的第二年，就将目光投向了这个遥远的国家。第一个上封面的中国人是吴佩孚，此时《时代》周刊的创办人亨利·卢斯离开中国已经12年了。作为传教士的儿子，卢斯在中国山东的登州出生，对于童年生活过的这个国家，卢斯怀有某种复杂的乡愁。
第二个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人是蒋介石。一个基督徒，妻子受过美国教育，在《时代》杂志或者卢斯眼中，蒋介石已经跟吴佩孚那样的军阀完全不同了。1937年，蒋氏夫妇成为“年度风云人物”。第二年1月，两人一起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
1955年，蒋介石最后一次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背景是红星照耀的海峡，一个士兵望着对岸的大陆，委员长眼神复杂——此时他已退守台湾岛6年。卢斯时期的《时代》杂志，对于中国的情感，被意识形态割裂着，他曾对友人说，我是在一个叫做登州的小城长大的，现在那地方已被共产党接管，我殷切地希望能在某一天回到那个地方，看着它再次成为自由之乡。
从1976年到1997年，邓小平至少7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两度成为年度风云人物。1976年1月19日，在周恩来去世11天后，当时中国的形势还不明朗，《时代》周刊便称邓小平为“北京的新厉害角色”，称他是直率的小个子，会把苏联大使骂得灰溜溜离席，对美国也不太客气。
长期以来，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人多是政治人物，他们铁腕、强悍，决定着这个庞大国家的走向，而普通中国人是《时代》周刊封面上的“红色蚂蚁”。一直到1984年，里根总统访华前夕，一个穿着军绿色棉大衣的中国青年，喝着可口可乐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背景是中国的长城。《时代》周刊的提问是：“中国的新面孔，里根将会看到什么？”
最近十多年，《时代》周刊中的中国样貌有着微妙的变化。1999年6月7日的文章《下一个冷战？》认为，美众院所谓中国“窃取”美核技术的《考克斯报告》夸大了中国的危险性，但是竞争还是存在的。而美国该怎么办？那一期的封面上一只中国人的眼睛透过红星看过来。让人感到隐隐不安。2000年，《时代》周刊发问：“中国会成为世界的老大吗？”2005年6月20日，又以“小世界，大赌注”探讨中美的亲密关系，是会变好还是会更坏，我们能给彼此的发展腾出地方来吗？鹰真的能拥抱熊猫吗？
李宇春、章子怡、韩寒这样的中国新一代受到《时代》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细微之处被展现。《时代》到位地解释2009年的关键词“被”，它的来源以及反映的当下中国的社会心态。
关于新中国60周年国庆的报道《繁荣之路》则充满了溢美之词，“军事硬实力和正步走将会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如果世界没有被吓坏的话。一个不可见的现实是，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老大正在带领全球从经济衰退中走出来”。接着，又有Bill Power在《时代》周刊亚洲版上撰文，美国可以从中国学习的5件事。让中国人讨论了好几天。
中国不再是个荒诞的异类，但依然是个耐人寻味的、有趣的研究对象。某种程度上，《时代》周刊对中国的了解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多。中国人有时会沉醉于别人的注视而不可自拔，相对而言，那个观察者似乎更理性。
汇丰银行
世界的本土银行，一百四十六年不离不弃
文/陈旧
没有任何一家国际银行在中国的命运，堪比汇丰，如此跌宕起伏而又不舍不弃。汇丰银行，全称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英文全称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草创时，它是中国金融市场的教员与先行者；战乱时，它是被冲击的帝国主义牺牲品；和平时，它是新新中国的战略投资者，很难说得清汇丰对于中国，中国对于汇丰那种爱恨交织、荣辱与共的伴生关系。
为了向从事对华贸易的英国公司提供融资和结算服务，香港大英轮船公司监事苏石兰1864年在香港建立汇丰银行，1865年开始营业，同年在上海设立第一家分行，并随即在世界各地建立分行网络，但重点仍在中国及亚太区。146年来，它在中国内地的业务从未中止，它是中国金融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亲历者，不少金融工具亦由汇丰首度引入中国，既贪恋于中国的巨大市场，又时刻不忘维护宗主国的切身利益，使汇丰既成为先进经济制度的领导者，又常成为民族主义者眼中的“帝国主义”代言人。1874年，汇丰经办了中国第一笔公债，1911年后取得关、盐两税的存款权，它曾在中国发行纸币，垄断外汇市场，又领导列强银行团对华贷款，提供侵略性的政治借款和铁路、矿山等经济借款。
146年来，汇丰在中国的命运与中国近现代史一样跌宕起伏，经历无数艰难风波：19世纪时期，红顶商人胡雪岩曾和汇丰银行合作借钱给左宗棠作为军资，后来李鸿章得势后，胡氏被抄家，汇丰这笔巨资也遭到损失；辛亥革命后，新政府将满清政府所有债项全部取消，而汇丰亦难逃重创；二战香港沦陷，日军将汇丰香港资产全部充军；1949年上海解放后，汇丰上海银行资产又被全部没收。而汇丰银行总部原在香港，后在1943年迁至伦敦，也是为避太平洋战争所致。
今人也可从如今上海外滩的汇丰旧址(现为浦东发展银行)领略昔日老汇丰的风光：屹立在门前的第一对狮子已被上海历史博物馆珍藏，其后复制的另一对铜狮如今固守在汇丰香港总部门前。这座占地9338平方米、当年花费1000万两白银建造、充满着英国新古典派精神的建筑曾被誉为“从苏伊士运河到白令海峡最讲究的房子”，到今天都是整个外滩最令人瞩目的建筑。
大陆解放后，汇丰在内地的业务不得不大为收缩，仅有上海、北京、天津和汕头四分行得以营业。1954年汕头、天津分行关闭，1955年北京分行停业，同年4月汇丰将在大陆的财产包括上海分行大厦交给政府，上海分行继续营业，留任职工租用圆明园路房屋为行址，上海分行缩小营业范围。忍辱偷生的历史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得以改写，凭借与中国的深厚渊源与对中国市场的深刻理解，汇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家取得内地银行牌照的外资银行、第一家获准在北京向内地居民和企业提供外币银行服务的外资银行、“入世”后第一家向内地企业提供人民币服务的外资银行。今天，汇丰在内地23个城市拥有99个网点，成为在内地网络规模最大的国际性银行。
2010年2月1日，汇丰银行母公司——汇丰控股集团行政总裁Mike Geoghegan连同汇丰控股决策层正式迁至香港，显示了汇丰控股对于新兴亚洲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如今正被热议的上海股市“国际板”热门上市候选上市公司中，汇丰是最被看好的一个。有人透露，HSBC计划成为首家在上交所上市的国际企业，向中国投资者发行50亿英镑股票，让普通中国民众也能分享汇丰的成长。
生于港沪，辗转英伦，回归香港，经历数次金融危机而不倒，从偏居东亚一隅的地区性银行成长为全球规模最大、声誉最卓著的金融机构之一、世界的本土银行(the world's local bank)，中国一直是汇丰魂牵梦萦的出生地、财富之源与梦想之邦。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文/何雄飞
无数次，在无数个舞台上：春晚、团拜会、留学生茶话会、华侨华人饭局和舞会。《东方之珠》、《龙的传人》、《我的中国心》、《万里长城永不倒》、《中国人》、《爱我中华》被无数次唱响。
他们眼含热泪，声嘶力竭，手牵着手，脖子像被一根根看不见的线拎着——唱一句“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向左倾斜一次；唱一句“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向右倾斜一次。
新闻会这样写道：来自故乡的歌谣，激起在场所有华侨华人的共鸣，舞台上下汇起一股歌的海洋，在会场上空久久回荡。
“远程爱国者”当然想家，那里有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长大的村庄，游过泳摸过蟹的小河，看过A片的录相厅，打过架的哥们，接过吻偷过情的树林。相较之下，经久传唱、国家叙事的主旋律只剩一根中国筋，两位北美华人创作的《妈呀！中国》反倒更朴实更真切，因为那里，能看到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爱怨纠结。
与“伟大”、“神奇”、“奇迹”有关的一切西方赞美，是中国人最爱的一粒春药、大力丸和致幻剂。中国人孜孜不倦地从诺贝尔文学奖、奥斯卡奖中寻找到哪怕一丝中国味道，都会放大咀嚼，常年往复，乐此不疲。每一块用血汗浇灌出来的金牌，每一张在国际××大奖赛上获得的证书，每一个站在国际舞台上的黄色面孔，都会被焊上显著的“中国”烙印，无论他们的成功之路是否与中国有关。
中国人是个纠结体：干了坏事的中国人，以骗老外“我是日本人，我是韩国人”收获掌声；干了好事的中国人，只要喊一句：“我是中国人！”便能赢得尊敬。
中国人一面踩在毒奶粉、毒疫苗、矿难、地震、旱灾、地沟油、××死、高房价的烂泥堆里，一面咆哮着反CNN，反家乐福，反日货，反一切“丑化”中国的西方媒体、人、事以及行径，如果你不和他站在一起，他会反问：“你还是中国人吗？”
谁是中国人？中国人是谁？林语堂曾这样总结中国人：“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中国人讲裙带，不守规则爱贪小便宜，爱抱团(有人说中国人一个人是一条龙，一群人是一条虫)，移民海外，做生意扎在唐人街，居家扎在移民村，读的华文报，上的华文学校，遵循华人礼制，有的人甚至至死说不出一句洋文。
中国人爱写《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很高兴》自愚自乐，以为中国成了股东，不用再为世界打工，站出来很硬。但在面对现实世界时，却完全是另一副自甘堕落的面孔，“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海外归来不久，对此深有感触的龙应台就写下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痛骂吵死人的夜宵摊老板、往河里倒垃圾的小市民、不守交通规则的计程车司机、污染城市的黑工厂、卖毒饮料的小商贩、让学生食物中毒的大师傅……“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老外在中国”之日本 加藤嘉一
“我觉得自己像个遣唐使”
采访/蒋方舟 图—赵钢/新周刊
加藤嘉一，日本人，来华7年。
他1984年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现就读硕士研究生。自从2005月4月亲历“反日游行”后，开始在海内外媒体发表言论。看加藤嘉一来中国之后的文章，前两年还有些陌生的客套，敷衍的礼貌，还有些各打五十大板的“两国都有需要相互学习的地方”。最近的一些文章则越来越大胆生猛，直白地写出一些他对中国的那些“不喜欢”，那些他观察到的“前现代化”现象：小到中国人在公共场合的吵闹和混乱，地铁禁售报纸的荒唐；中到中国左派右派知识分子，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上相互攻击排挤的“愚蠢”；大到中国模式下的价值空白和思想流失。
5月时，加藤嘉一去了西安，他绕着城墙跑了一圈又一圈，“我觉得自己像个遣唐使”。
唐时，一代代遣唐使行走在长安城墙的淡青色阴影里，最让他们震撼的，不仅是城市规模之大，还有一点，那就是唐代几乎所有的城市四周均有高墙护卫，这是日本没有的。这让远道而来的日本遣唐学子，除了崇拜之外，更多了一分森严的畏惧。
这种情感的底色大概从来没有变过。在日本，始终能感受到守护神一般的中国阴影。加藤嘉一把自己形容为新世纪的遣唐使，但是他来到中国，显然不是官方派来的学习的使者，驱动他的，是中国对日本“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难以割舍的吸引力，以及加藤嘉一天生反骨结合起来的力量。
“遣唐使”进京记
2003年，19岁的加藤嘉一没上大学多久，就从东京大学退学来到北京。因为东京大学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他形容日本年轻人“是很压抑的，受到很多来自前辈的打压，只要稍微和别人不一样，就会遭到排挤”。加藤嘉一天生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最大的“自我认同感”就来源于别人对他的不认同。所以他在没有人民币、没有朋友、不会中文的状态下仓促来到北京，来研究中国——这个被大部分现代日本人叛逆的威严、神秘、庞大的老师。
我们问长居中国的外国人套话的问题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是：“你想象中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尤其是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中国举办了各种盛大的国际活动，各种国家，各种肤色的人拥入中国，在报纸和新闻中，记者反复抛出这样的问题，以至于问题的答案几乎有了定式——“中国很现代很开放很有活力。”这就像我们英文课本里，第一册就有中国小朋友和外国友人的对话：“你喜欢中国吗？你喜欢中国的什么？”“我爱中国，中国人很友善，中国菜很好吃。”
加藤是永远不会给出这种答案的。当被问道：“你是一个中国控吗？”他愣了一下，问道：“控是什么意思。”我说：“控就是喜爱，不是一般的喜爱，而是带点偏执的喜爱。”加藤嘉一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中国控。中国有很多东西我不喜欢。”
加藤嘉一来中国的第一天，刚出机场上了出租车，就发现车厢臭臭的，司机旁若无人地抽着烟。他透过车窗看周围陌生的风景，诧异不断：“路好宽呢，不停地超车，拐弯又拐弯，这些人是怎么开车的，技巧太牛了吧，中国没有交通规则吗？那些红灯明明亮着，司机和行人都好像根本没看呢……”他还没有到北京大学，就被司机小宰了一笔。
一个日本人的反日游行
早在20世纪初，宇野哲人等4个崇拜中国文化的日本汉学家来到中国，所见所闻，并不是遣唐使带回来的辉煌壁画般的记忆，也不是怀金悼玉的《红楼梦》里的醉生梦死，而是被眼前“政府威力不足信，警察制度几无，盗走横行”的社会景象所震撼。宇野回国后写成的《中国文明记》，唏嘘不断，更是体现出现实中国和文化中国之间的落差，以及其引发的张力。
再早到清朝咸丰年间，日本一些学者也组了团到北京旅游观光，到了北京，看到大清帝国的脏乱，垃圾堆着城墙，深受打击，回国之后要么不弄汉学，要么干脆自杀。
如果说，这些日本汉学家批评的目光，是源于“爱之深、憾之切”的咬牙切齿，是出于“中国控”坠入深渊般的幻灭感，那么与他们相比，加藤嘉一也许只能算“贵国的陌生人”。
这种陌生感和距离感是加藤嘉一努力维持的，要成为所谓“间谍”很容易，要成为中国的自己人被迅速纳入所谓“大国”气场更容易，但是加藤嘉一选择了一种费力的方式，来维持他和中国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维持这种关系并不容易，尤其对频频往返于中日——这“温差”巨大的两国之间。加藤嘉一说：“我出生于80年代中期，那时候，日本经济的泡沫崩溃，我在日本从来没有听过、看过好消息，看到的都是坏消息。这是我的前18年，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后来我来北京，看到的是膨胀的，崛起的，无序的，混乱的中国……这样的两个极端。”
在这样的两种易燃易爆的情绪化中，加藤嘉一努力维持着自己的“第三眼”：独立和理性。他来中国的第二年，就参加了2005年4月9日“抗议日本通过有争议的教科书”、“反对日本申请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反日游行。加藤嘉一潜伏在北大清华大学生的队伍中，静静观察，后来把观察所得写成了一篇稿子发往日本。
这篇稿子最终没有被登出，原因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因为太过偏激而被“和谐”，反而是因为太过中立、太过理性，与日本官方急需一些情绪化的、能激发燃点的论调格格不入。从那个时候开始，加藤嘉一意识到他暂时无法实现自己做一个外交家的初衷，因为他无法背叛自己独立局外的判断，而去做意识形态的代言者。
加藤嘉一质疑了一个我们都不敢质疑的概念——“爱国”。对他来说，振臂高呼，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国的人，恰恰是最功利的。
“那你岂不是很拧巴？”我问加藤嘉一，其实我本来想问的是，“那你岂不是很委屈？”在中国，加藤嘉一总是被愤青们以“你TMD一个日本人……”谩骂；在日本，加藤却被主流学者们视为一个无药可救、被赤化的亲华派。当加藤嘉一不断以活跃的发言试探两国底线的时候，难以逃避的是两面受夹击的命运。
“中国通”的加藤嘉一没听过“拧巴”这个词，我想了想，说：“拧巴就是痛苦地和自己的拉锯战。”
我眼中的加藤君
一年318次采访，一年20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写给FT中文网的，也有《环球时报》的专栏)，加藤嘉一仍然坚持着少年时当运动员养成的每天跑15公里的习惯。
采访的前一天他刚出差回来，他晚上故意把自己喝多，打算第二天上午采访的时候能慌乱一些，本我一些，常态一些，结果他仍然是早上6点钟就起床，看了一会儿书，把自己拾掇得得体前来赴约。
他也问自己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这么累，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他既然不“控”中国，那他到底“控”的是什么，才给了他动力？他是个“牺牲控”吧。加藤嘉一是个喜欢走弯路的人，短短的距离也要选择最弯曲的路径，一定要触摸到社会最曲折、隐蔽、藏污纳垢的拐角处才罢休。他观察周围的年轻人，总觉得“他们走的弯路不够多”。这不仅仅是对一种中国青年惰性与取巧的抱怨，而且是两者生命强度的截然差距。
他身上有着武士道的精神。日本武士道的经典《叶隐闻书》里有名言：“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死是彻底的生，以天下国家为出发点，而非目的。”而加藤嘉一说：“我不在乎自尊，自尊值多少钱？牺牲才是一种美德，我需要靠牺牲，来提醒和感觉自己是活着。”
牺牲当然不是毫无意义的。从最实际的角度来说，虽然加藤嘉一不被日本某些主流知识分子认可，但是他并不在乎，他只在乎两种人的看法和意见：一个最高的决策层，另一个是白纸一样的青少年。只有这两者是真正改变历史的人。
而加藤嘉一早早地就把自己定位为很多很多年之后，会被历史还原和澄清的那一类人。“比如李鸿章、孙中山……不，还是李鸿章。”是的，相对于孙中山，李鸿章受到的曲解更强也更持久。虽然，加藤嘉一不否认多年后，他也许会从政，但至少今天他仍是个牺牲控——他说，“我要放弃自尊，保护人跨越时空的、本质的、真理的东西”。 (文/蒋方舟)
爱国，就请开列一份清单
国家从理想共同体发展到利益共同体，中国正经历转型阵痛，每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神经正经受考验。
文/肖锋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闻一多的爱国是理想主义的，在这位诗人教授看来，国家是一个理想共同体，虽被暗杀尤未悔。
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最近撰文称，应当承认执政党也有自身利益。公民维权报道成为传媒热点，公民正取代人民这个笼统称谓。利益群体上升为解答社会现象的关键词。在今日中国人看来，国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联想到几年前《新周刊》与新浪网做的“中国欲望榜”调查，排前三位的欲望是自己有更多钱、中国富强和周游世界。个人命运与国运紧密相联。
毋容置疑，社会在进步。国家从理想共同体发展到利益共同体是现代社会走向成熟的标志。国家被社会学家称为臆想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是利益而不是口号，才是国家实实在在的粘接剂。
国家是谁的？国家与民族相联，nation-state，斯人斯土。国家又与政府相关，government代表国家，人民被代表的事时常发生。
中国是什么？闻一多一声吼“咱们的中国”，有人会反问：谁的中国？只有让国民有尊严地活着，不只温饱这么简单，国民对国家才有认同感，否则一定会产生分离。分离感正愈演愈烈是危险的。
并不是每一位中国人都有一颗闻一多的赤子之心。经过30年急行军式的现代化运动，中国从国家有目标、社会有认同、个人有希望，发展到国家目标仅限当年GDP，个人希望限于有套房，社会认同感则越来越少。
当下中国社会稀缺认同感。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正经历转型阵痛，各类恶性社会事件频生，考验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神经。在此背景下，《新周刊》与新浪网作了联合调查：你认为中国人怀有怎样的爱国情怀，截至5月6日，共计有12655人参加，以下为调查结果的点评。
爱国的拧与顺
爱国不是简单情感，爱国可能是人类最复杂的情感。中国人百年来的中国控情结，无法用简单词语描绘。既爱又恨，爱国爱到拧巴的时候是常有的。
国家富强时，爱国更应保持头脑清醒。至今，西方媒体热炒“中国世纪”，而网民仍认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55.9%)。而具嘲讽意味的是，仍有23.9%的网民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只有6.7%的网民认为中国是下一个超级大国。
不可否认，中国已经是大国了。可以就此认为中国已经崛起了吗？严重不同意者占22.3%，不同意者占21.5%。只有29.0%的网民同意“但中国仍需努力赶超”。完全同意中国已经崛起者只有1.6%。
在看待中国人的“诺贝尔情结”方面，网民较为理性。认为不强求、能得当然是好事者占42.6%，但几乎同样数量的人认为中国人离诺奖尚远。
中国富了，一部分中国人也有钱了。但用金钱买不来大国地位，买不来大国应有的尊敬。
最值得网民玩味的问题是：以下什么词最能代表你对中国的心情？答又爱又恨的是30.3%，答无奈的是19.6%，答热爱的排第三位即18.0%，答为之奋斗终生的是9.4%，答焦虑的是9.1%，还有人选择了愤怒这个词(7.5%)，及纠结(4.4%)。许多中国人心里都有个五味瓶，总被打翻。尤其是最近两年，大悲大喜，大恨大爱总是伴随着中国人。
中青报曾发表文章“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焦虑？”回帖中我记住这两条：1.中国少数人垄断资源，多数人为剩余的一点资源争夺，大家能不急吗？2.低收入阶层完全没有保障，养老、医疗、子女教育都没有保障，如何能不焦虑？于是只有金钱才能给人一点依靠。但货币也在不断贬值，所有有点小钱的中产和白领，依然焦虑。
爱国情怀拧而不顺，当视为未来常态。清华大学社会学孙立平课题组的研究指出，目前政府是花钱买稳定，民众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报纸上人们看惯了跳楼讨薪、持刀讨薪、聚众下跪式的“闹事”，反腐则靠二奶造反、小偷行窃、内部互掐。这不是“维稳”的长久之计。而新思路是：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即人人有说话渠道——如是，才能让国民爱国的情怀顺顺当当起来。
爱国的实与虚
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凌志军曾著文盘点过民族英雄：20世纪第一个10年，是颠覆满清的海外留学生；30年代是强迫老蒋抗日的军阀；40年代是反对内战的文人；50年代是抗击美国的志愿军；60年代是红卫兵；70年代是独立自强的劳动模范；80年代是自卫反击战的战士；90年代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几个年轻人。对于这个盘点，你大可以商榷。但有个问题必须提出来：90年代之后中国的民族英雄是谁？
英雄缺位或许是和平时代的特征。当问到现在中国有了“神六”、“神七”，还有大飞机，你觉得应该开建航空母舰吗？网民的回答颇为理性，回答可以建、只要是出于国家安全需要和经济能力许可的占54.2%，回答太应该了、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唯一没有航母的国家排第二(31.7%)，也有小部分人认为不关我事、无所谓的(14.1%)。
凌志军版的民族英雄盘点遗忘了民族企业家，没有卢作孚等民营企业家的爱国行为，中国的抗日格局都会改写。他们才是爱国的实干派，非爱国的口头派。一百个口水爱国主义者顶不上一个实干爱国主义者。
60年前，王爱国、张爱国们批量诞生，中国人把爱国写进自己名字里。今天的中国人不能说比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爱国少了，而是爱国的方式变了。
爱国也不关乎是先谢国家还是后谢父母。一个连亲人和周围的人都不爱的人，如何去爱社会、爱国家？还是少提些爱国的华而不实的口号吧。
爱国的冷与热
2008年抵制法国家乐福事件是以80后年轻一代为主角的。当时知名博友王小峰发文《我不抵制洋货，只抵制蠢货》，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也提出了理性规劝。结果他们被年轻一代网民骂为老梆子、软骨头。
愤青们绑架民意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你去天涯军事论坛或强国论坛，你会误以为当今中国是愤青们的天下。只有调查能揭真相。本次新浪调查问，你会因为历史或政治的原因，抵制日货/法货/美货吗？回答只要国货过硬、根本没有抵制一说的占半数(51.7%)，回答干脆不抵制日货、法货等洋货、只抵制蠢货的占23.7%，回答会、就应该抵制只占少数(21.7%)。愤青本来就是社会的少数，或者，愤青只是世代成长的某个人生阶段罢了。
在回答“你觉得外国人可以评上劳模吗”这个问题时出现了一边倒的答案，答可以、只要他们给国家作出了贡献的占到了88.0%。这是本次调查唯一一个获高票通过的问题。
传媒把没有实际效果的愤青骂战称为口水爱国主义，将别有用心打爱国名义的误国者称为爱国贼。在和平时期，爱国不表现为冷热，而更表现为长短或实效。
爱国的去与留
谁让你生在中国！这是当今人们对社会问题无法释怀时常用的感叹。也有心灰意冷者发出“赶紧移民吧”的帖子。富兰克林有句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李敖借此阐明自己的观点，他提出“这里就是我的祖国，我要让它自由”。在此，我们当顶李大师一下。
如果有机会，你会移民国外吗？回答会、国外确实有国内没有的机会的占42.6%，回答会、但出去是为了回来的占27.9%，而回答不会、爱国就应该留在这里只占少数(18.6%)。30年出国留学，从淘金镀金到移民定居，总量上是出去的多、回来的少。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台湾的经验是，到经济腾飞时，开始决定不回来的又陆陆续续回来创业了。
其实，很多中国人出国后才学会了爱国，这是事实。只有在国外，才会意识到母国强大后的自豪感与安全感。中华民族传统教育自古就讲究报效之心。只要国家强大，国家有施展拳脚的巨大空间，海归会成为潮流。
所以去与留不是问题，不应成为爱不爱国的衡量标准。
恋人谈婚论嫁需要罗列一张清单。初恋者我爱你、你爱我浓情蜜意被实际考量取代。你爱我，怎么个爱法，请列出清单来。你爱我哪点，你能付出什么等等。同理，爱国需要列出清单，爱这个国家的哪点，恨这个国家的哪点，不妨一一列出。爱国更需要一张行动清单。
爱国不是单相思，恋爱都是双向的。你的爱国需要一张清单，同样，国家也应开列一份清单，对国民的教育、医疗、就业和住房等一系列承诺。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其实能倒过来说才是公平的，爱国需要一张双向清单。
（新周刊）

伍皓：理念不变只能抢人家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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