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东阳：国民党党产六月清零 “百年老店”彻底转型

郑东阳：国民党党产六月清零 “百年老店”彻底转型

　　[摘要]：从2000年开始，国民党历经10年左右的辛苦改造，重新获得执政权。党工规模精简为900多人。为了辅佐马英九实现“党产归零”的政治承诺，国民党秘书长金溥聪提交了党产最终处理方案，并确定2010年6月底前卖清全部党产。党产清零之后，国民党维持运转将靠台当局发放的政党补助金及对外募款，现职党工也会逐年精简至这些款项所能承担的范围内。

　　台北市八德路上，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二楼，30岁出头的李正杰忙碌不停。作为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每天要负责国民党各种新闻发布会的筹备、准备文宣材料、与媒体沟通。

　　他被称为“党工”。20年前，现任国民党秘书长的金溥聪曾经也是党工。1985年，27岁的金溥聪曾经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际关系室编审，当时金是通过层层考试被录取，因为这是一个众人角逐的“金饭碗”，甚至比政府部门的公务人员还要有前途。

　　不过，与李正杰的忙碌不同，在那个时代，台“总统府”对面无比气派的国民党中央大楼里，党工们的桌上往往只摆放三样东西：一杯咖啡，一包香烟，还有背靠座椅阅读《中央日报》的党工的双脚。

　　2000年，刚沦为在野党的国民党党务机构有3400名专职党工（不包括党内干部，如中央委员等），当年国民党党员有85万人，平均每位党工负责250名党员。“官多、人多、老化、低效”成为“百年老店”最真实的写照，背后则是其庞大党产的支撑。

　　只是好景不长，国民党下台后，党产成为多次选举时的沉重包袱。国民党不得不对其进行处理，以期东山再起。

　　如今，经过10年左右的改造，重新获得执政权的国民党，党工规模精简为900多人。不过现有和退休的党工依然是国民党巨大的人事负担，900多人的队伍要比其对手民进党多出一倍多，一年下来，仅人事费用就高达15亿元新台币（以下货币单位除注明外，皆为新台币），国民党党工的退职金与党务基金需要180亿至200亿元。

　　党工规模由此成为国民党处理党产的晴雨表。为了辅佐马英九实现“党产归零”的政治承诺，国民党秘书长金溥聪去年年底上任后，就提交了党产最终处理方案，并确定了“清零时间表”—2010年6月底前卖清全部党产。

　　党产清零之后，国民党维持运转将靠台当局发放的政党补助金及对外募款，现职党工也会逐年精简至这些款项所能承担的范围内。

　　“经济怪兽”以产养党

　　鼎盛时期的国民党，高薪聘用数千名专职党工并非难事。根据国民党2000年公布的数据，国民党党产共计799亿元，包括党营事业、海外财产和在各地拥有的土地、建筑物资产等三个部分。

　　其中党营事业为最大宗，主要指国民党投资与掌控的一大批经济实体。2000年时，国民党预估，其党营事业市值约 600亿元，投资104家企业，分属石化、环保、金融等10大类。第二部分包括以国民党名义购置以及当年从大陆带来的资产。第三部分包括国民党接受的部分日本殖民时期控制的财产、以低廉价格买进的“国有”土地，以及台湾地方各级政府当时赠与的公有土地。

　　不过，大多数舆论认为，国民党明显低估了自己的党产,这些统计并没有包括土地与其他不动产等资产。例如，国民党拥有的各乡镇党部办公室等不动产，估计不少于1000亿元。台前“立法院”院长梁肃戎就表示国民党少说有八九千亿元的党产。

　　“大概除了葬仪社的生意之外，都被国民党的党营事业所涵盖。或许国民党搞不好也有经营葬仪社，只是不知道而已。七大控股公司、百家投资企业，其所建立起来的企业关系网，与政权相结合，其影响力可超过台湾任何一家大财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民党前“立委”称。

　　国民党的第一笔党产是海外华人的捐献，是孙中山当年奔走美国、欧洲、日本等地，向所有认同革命的海外华人募捐而来。最早的国民党党营事业则是1947年由陈立夫成立的齐鲁企业。经过迁台后几十年的发展，如滚雪球般愈滚愈大，党营事业成了一个企业众多、资本规模庞大的财团，成为台湾社会一个特别的资本体。

　　台湾媒体称，如此庞大的国民党党营事业既非公营，也不是私营，成为台湾民主化前，国民党一党独大体制下形成的一个“经济怪兽”，全世界都难找到这样奇特的资本结构。

　　这个“怪兽”除了负责支付党工薪酬外，在台湾逐步民主化后，也成为国民党在各种选举中最大的资金来源。

　　1994年省市长选举，党营事业为国民党筹资达45亿元。1995年“立委”选举时，筹资增至65亿元。1996年，台湾首次举行“总统”民众直接选举时，党营事业为李登辉支出的经费更为庞大，外界估计至少达百亿元。

　　哪怕是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在国民党党产已备受争议、成为竞选对手抨击的议题之时，党营事业有关负责人也表示会向国民党候选人连战捐赠５亿元。

　　当然，除了选举外，台当局在国际上一直争取的“外交”也少不了这只“经济怪兽”的帮忙。有媒体披露，1995年，李登辉能回到自己的母校美国康奈尔大学公开“演讲”，仅向美国卡西迪公关公司游说费就有75万美元。

　　国民党形成了靠“党产”过日子的惯性，而这也让国民党的政治明星们尝到甜头，相应地，他们向社会募款的能力则十分不足。“如果要使所有党产清零，无疑会对国民党未来生存和发展造成重大现实困难。”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所副所长陈先才称。

　　沉重的包袱

　　长期以来，国民党党营事业由党中央最神秘的财务委员会掌管。

　　财委会主委在党内十分吃香，非一般党务人员所能分享，都是由国民党主席亲自指点的人担任，这在两蒋时代已经形成惯例。1998年，李登辉接任国民党主席后，将财委会一分为二，成立了一个“党营事业投资委员会”，并由他的好友刘泰英出任主委。从此，刘泰英成为国民党的“账房先生”。刘泰英年薪一度高达1700万元，比“总统”薪资还要高。2002年，刘因涉嫌多宗金融弊案被台湾监察机关逮捕，2008年被判刑5年10个月。

　　“党国一体”的威权时代，党库与“国库”不分，加上党产管理不力，效率低下，贪污也十分严重。民主化后，报章经常披露黑金政治的内幕，党营事业与大财团进行利益输送，政商勾结、贱卖党产，营私舞弊案屡见不鲜。

　　2000年，连战竞选“总统”时提出将党产交付信托的方案，计划由专业管理人或机构代管党产。当时，为打败支持率甚高的脱党参选的宋楚瑜，国民党不分区“立委”杨吉雄揭发出宋楚瑜儿子宋镇远购买党营事业中兴票券公司票券的巨额资金来源不明，即著名的“兴票案”。

　　“兴票案”引发了宋楚瑜在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和兼任党营事业公司董事长期间的资金往来内幕，国民党党营事业的金钱交易与不法活动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对宋楚瑜造成极大杀伤力。

　　连战虽然即时提出信托方案，但为时已晚，连、宋双双在选举中失利，陈水扁从中得利，国民党失去了在台湾50年的执政权。

　　此后，国民党的党营事业便成为民进党的有力武器。每逢重大选举期间，民进党就会大批特批国民党党产，揭其黑幕。党产沦为国民党的沉重包袱—不处理，无选票。

　　“清零”之路

　　2000年5月20日，没能获得凯达格兰大道上“总统府”钥匙的连战内阁必须总辞。国民党下台鞠躬的253位“部长”级高官一时有点茫然不知所措，这些曾以为会担任一辈子太平官吏的技术官僚几乎集体处于“失业状态”。之后，不少人被网罗到国民党新成立的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新成立的国民党智库面临的第一项任务便是与“党产项目小组”共同研拟台“政党财产处理条例”草案，作为国民党党团在“立法院”提交的提案。

　　“党产项目小组”拟定了“四步走”的计划：首先将党产透明化，完成党产的清查，并对外公布；接着将原由中央党部控制的7大投资公司精简为中央投资、光华投资、华夏投资三家；第三步是信托化，由专家学者组成“党产信托规划小组”，完成专案报告，推动立法及行政部门尽速完成“信托业法”以作为党产信托的法律机制；最后是公益化，将部分党产、土地投资到公益事业。

　　“鞭子已经不管用了，国民党不能连胡萝卜都没有。”国民党的党产改革一开始就困难重重，党内反对者认为，没有了行政资源，若连钞票也没有，怎么选举？

　　在权衡利弊后，连战作出最终决定—退出党营事业，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型。

　　2000年12月31日，国民党发函给岛内主要金融机构，宣布党营事业退出金融界。过去，国民党党务系统对台湾金融业影响巨大，尤其是那些以公股为主的大型银行往往听命于国民党。3个月后，国民党与台湾信托银行、“中信局”签约，正式将党产现金部分交付信托，完成第一阶段党产信托工作。

　　对国民党来说，要彻底改革党产无外乎两条路：一是依仗党内体制力；二是借助体制外力，即法律制度力与社会力。

　　体制内，党产“减负”的同时，相应的人事和部门调整也迫在眉睫。连战决定按“精简中央党部，裁并省级党部，充实地方党部”的原则对党组织进行大调整。中央党部18个工作会、处、办公室等精简为政策、选务、文宣、行政四大部门，一改执政时期中央党部各工作会和地方党部与政府管理部门平行的党机器运作方式。3000多名党工经过几轮人事精简后，到了2006年仅剩1610人。再经过4年，今天专职党工约为900余人。下一步的减员仍在进行中。

　　借助体制外力，即以立法形式确立政党运作的规范。自1987年政治改革以来，台湾政治法律界就此进行了大量争论。直到2004年下半年，在针对国民党党产问题的朝野政党攻防战中，绿营的《党产条例(草案)》以及“内政部”版《政党法》与国民党版《政党法》等相继出台，并在“立法院”进行过朝野政党协商。

　　虽然直到马英九上台后，《政党法》还尚未走出“立法院”，但对这一问题，台湾社会有了基本共识。有分析认为，国民党党产改革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台湾政党制度法律化规范管理。

　　民进党执政时期，陈水扁当局也很积极参与国民党党产处理。作为当时的执政当局，民进党认为其所行使的公权力是在替“全民行使追讨权利”。东德成为民进党当局“取经”的目标，民进党当局决定实行德国追查前东德执政党（社会统一党）的模式，以立“特别法”的方式规定，要求国民党必须对每笔党产的来源提供合理的说明，作为党产合法的依据。

　　2002年9月中旬，民进党当局起草的“政党财产处理条例（草案）”送交“立法院”。根据这个法律草案，政党不得经营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政党合法不动产仅限于办公使用的建筑。这个条例最终在“立法院”已至二读，只差“临门一脚” 而未入其门。

　　2005年12月，为“广电法”中“政党不得投资经营媒体事业”之规定，国民党党营华夏投资公司所持有的中广、中视和中影公司等媒体事业多数股权，被卖给民营的荣丽投资公司，并完成股权交割程序。

　　2006年，马英九首次当选为国民党主席时公开承诺，会在2008年以前完成党产的处理。当时国民党对外发布了《党产总说明》，在这个说明书中，国民党为自己的历史包袱辩解：党产是“党国一家”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辩解的同时，马英九和其后的党主席吴伯雄深化了转型之路。

　　马英九就任党主席当年，一度被认为有王侯格局的风水、与台“总统府”面对面的中央党部大楼，经马英九拍板，易手给台湾知名商人张荣发的长荣集团，并作为公益用途。国民党中央党部这座“百年老店”的沧桑遭遇，也成为台湾政治转型中的一个传奇。

　　经过若干次处理后，截至2009年底，国民党党营企业只剩下中央投资公司。

　　中投市场净价值约为200亿元新台币，扣除党务运作所需经费180亿元新台币外，其余资产如何处理也是一个难题。如果对社会公益事业捐赠太多，党的运作就会面临现实困难，如果捐赠太少，则又会被外界批为没有诚意。

　　2009年底，马英九宣示要在2010年前提出“党营事业最终处理方案”。金溥聪更是提出了党产清零时间表：2010年6月30日前，国民党要完成中投公司公开标售作业。

　　选举机器

　　“我要用3年把党转型为选举机器！” 2010年3月24日，国民党秘书长金溥聪称。

　　对于台湾社会来说，国民党的党产处理是其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考验，既涉及“全民行使追讨权利”的落实，又要考虑到人事精简压力、退休党工的退休金发放等。金溥聪在面对质疑时也曾表示，民进党每到选举就说国民党的党产是提款机，殊不知国民党现在财务负担沉重，1年要花15亿元在人事预算上，其中8亿元是退休人员月退与优惠利息支出。

　　陈先才分析，国民党对“党产”的处理，固然将使其未来在一系列选举中面临资金短缺的压力。同时，由于缺乏资金的支持，国民党基层的地方派系对中央的向心力无疑会减弱，中央的控制力也会减小，其在岛内政治生态中的组织力可能弱化。但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没有了党产的国民党未来运作及选举只能依靠向社会募款，而要向社会募款维生，将促使国民党奋起改革，更加贴近社会各阶层，倾听社会各阶层的民意呼声，在这过程中，国民党将增强对社会民意脉动的敏感以及与社会的沟通能力。因此，没有了党产包袱的拖累，国民党的改革之路将更加顺利。

　　为维护党工权益，避免造成社会问题，国民党将与退休党工协商，发给一次补偿金。若6月底前国民党成功将中投卖掉，所获资金将用来填补国民党党工的退职金与党务基金需要的180亿至200亿元。

　　此外，曾因国民党党产而催生的《政党法》（草案）的修订工作再次浮出台面。马英九当局“内政部”正在研议，在《政党法》（草案）中，将政党组织的党主席、中常委等党职也纳入规范之中。

　　“对于台湾民主宪政与政党制度体系的改造，中国国民党的党产改革与转型提升是极具指标性的。”有评论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