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二战美国秘密特使的中国之旅

海明威：二战美国秘密特使的中国之旅

皖南事变爆发后，美国左翼记者斯诺和斯特朗先后在美国的《先驱论坛报》和《星期六晚邮报》发表文章，像一颗颗重量级的炸弹，在美国从政要到一般民众中均产生了强烈反响，蒋介石的做法受到了责难。不久从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都相继证实了他们报道的真实性。美国政府不愿中国发生内战，以削弱抗日的力量，他们正指望中国战场拖住日军南进的步伐，因此，美国政府派出特使居里来到重庆，宣称在国共问题尚未解决前，美国政府无法大量援华。蒋介石受到国内外双重压力，只得取消反共计划。

就在居里访华的同时，美国政府又暗地里派出另一位特使，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美国著名作家，新闻记者出身。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周恩来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

1941年2月，美国著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妻子玛莎·盖尔荷恩受美国《柯里尔》杂志派遣去远东采访，海明威也以美国政府特派员及《午报》记者的身份前往中国调查国共关系。国民党当局对海明威夫妇访华是十分重视的。3月26日，海明威拜访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4月6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请海明威夫妇共进午餐，还整整谈了一个下午，由宋美龄当翻译。当时，蒋介石刚刚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在美国报刊上作了公正的报道。蒋介石想通过海明威向美国舆论界作宣传。蒋介石四次谈到“皖南事变”，海明威都不作回答，事后他也一直未写关于“皖南事变”的文章。原因正如他回国后所声称的：“由于这些言论只能使国共感情冲突火上加油，易于制造内战气氛，因此我没有发表它。”他认为，不要忘记蒋介石剿共十年，“西安事变”后在共产党影响下才转向抗日的，蒋介石还称他拥有大量军队可以消灭共产党，用这种“外科手术”来治疗所谓“心脏病”。在重庆，海明威还秘密会晤了周恩来，周恩来针对国民党政府关于“皖南事变”的声明专门写了两个纪要交给海明威，希望美国政府能仔细读读它，作为了解国共关系的参考。盖尔荷恩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们认为，周恩来是个胜利者，是我们在中国所见过的惟一真正好人。如果他是典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话。那么中国的未来将是他们的。对我来说，我已被这位魅力十足的人强烈地吸引住了。”海明威则回忆道：“周恩来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与所有国家的驻华使馆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接受共产党人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的立场。”

在结束了为期三个月的远东之行后，海明威写了6篇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苏日签订条约》、《日本必须征服中国》、《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中国空军急需加强》和《中国加紧修建机场》，这些报道分别发表在1941年6月10日至18日的纽约《午报》上。同时海明威还写给美国政府一份关于国共关系紧张的详细报告。夫妇二人也曾一起到华盛顿去回答关于中国问题的咨询。海明威说，这场战争后，共产党人一定会接管中国，因为那个国家里最优秀的人是共产党人。他在报告中批评了蒋介石对内排除异己的政策，把日本看作是“皮肤病”，而把“中国赤祸”视为心腹之患。

他们认为好心的马先生是个傻瓜

1941年2月1日，海明威夫妇乘“玛特桑尼”号轮船从旧金山出发，驶向檀香山，在夏威夷稍加停留，海明威夫妇在2月下旬乘泛美航空公司“剪子”号飞机到达香港。他们住在九龙的半岛饭店里。海明威拜会了香港警察局长科恩。此人是犹太裔的英国人，在中国多年，据说曾做过孙中山的卫士，科恩为海明威去重庆做了精心的安排，广东和广西的国民党高级军官都同他熟悉。

1941年3月25日，海明威夫妇在香港警察局长科恩的安排下，乘一架小飞机偷越日军占领区，穿过崇山峻岭，在粤东北南雄小县着陆。当地政府已经替他们准备好了翻译。从那里他们乘汽车到达韶关，这一段公路不到100公里，路面太坏，汽车跑了一整天；海明威不知道这已是高规格的待遇，汽车用的是酒精，假如他们坐上用木炭煤气发动的汽车，在爬山上坡的时候，还要麻烦他们下来帮忙推车。

韶关是当时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司令长官余汉谋上将接待他们并且设宴款待。余汉谋部下有留过美的参谋，看来在广东给了他们不少帮助。海明威要求到前线去看看，因为这位作家想亲眼看看武器装备居于劣势的中国军队究竟依靠什么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作战。

余汉谋心里有数，因为中日双方的对峙阵地虽然相距只有5里路，但是双方好像订了“君子协定”，互不“侵犯”已经快到一年了。海明威如果认真考察一下，也许可以写出一本《南线无战事》来。余司令长官派那位留美参谋陪他们夫妇到韶关游览古迹和庙寺，盘桓了3天，但还是拗不过脾气暴躁的海明威，只好派了一辆老爷卡车，把他们夫妇送到了向南约50里的北江镇（前面已无路可通），换上一条小船，沿着北江的激流，到达望埠。从望埠镇只能骑马前进，才能到达最前线的第十二路军总指挥部。

1941年4月，国民党国宣处计划利用他的声望扩大对外宣传，并“纠正其左倾思想”，请求蒋介石批准发予随军记者证，且表示将限制其赴西北采访。香港《大公报》、重庆《中央日报》、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等报纸纷纷报道海明威夫妇来华及在华活动的消息。

对于海明威夫妇的来华，当局到处把他们当作正义与和平的使者，当作贵宾来欢迎，可是他们却有说不出的苦衷。玛莎在《我和另一种人旅行记》中相当详细地描述了她和海明威的中国之行。书中玛莎用U.C（Unwilling Companion：不情愿的伴侣）称呼海明威。他们对国民党官方政治部派给他们的陪同翻译马先生不满意。玛莎关于中国之行的那部分文字标题叫“马先生之虎”。原来在马先生陪同他们的途中，玛莎发现野外山上尽是些黑糊糊的焦树茬，就问马先生农民为什么要烧山。马先生莫名其妙地回答说：“是为了赶跑老虎。”马先生进一步解释说：“老虎吃一种嫩细的小根和甜草，这些东西全烧光后，它们饿得发慌就跑掉了。”在中国竟然有吃素的老虎，这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对于马先生这样信口编一套胡话来蒙老外的做法，玛莎很不以为然。马先生自吹在密歇根大学念过书，可是他的英语实在让人不敢恭维，经常翻译不出来了，就加上“怎么怎么的”、“叫什么来着”之类的用语，搞得海明威夫妇是云里雾里。所以他们认为好心的马先生是个傻瓜。

海明威因为没有看到战争而沮丧，他夫人玛莎被苍蝇和粪便吓煞，抱怨不止，尤其不满意居住的卫生条件。但海明威始终情绪很好，对妻子的抱怨，他的回答是：谁叫你来的？当年广东三江都用小火轮拖着木船，船上没有窗子，更没有盥洗设备。他们到达韶关后，立即乘火车到达著名的“甲天下”的文化城桂林。他们认为这里的旅馆太“肮脏”。也许是玛莎夫人嫌它肮脏。海明威不但本人平常就不修边幅，而且和第一位妻子哈德莉1924年1月初到巴黎时，他们的住处既没有煤气，也没有电灯，甚至没有自来水。

令他们感到十分头疼的是他们在中国所到之处看到的贫穷、落后、脏、疾病。尤其是玛莎，她是个极其讲究清洁的女人，当她来到下榻的“韶关之光”旅馆时，一看里面的情况，顿时就起了反感：

“马先生事先对我们说，旅馆很幽雅。可与实际情况对照，我们一开头就给气坏了。我们的房间有两张木板床，一张摇来晃去的竹桌，一只黄铜色脸盆，里面装着浑水，有一个痰盂，一张很硬的竹椅，一个竹凳，两盏煤油灯，污秽的蚊虫，走廊地板上挖了一个茅坑。这个厕所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这样提起它并无恶意，一罐水放在那里可能是用来冲洗的。老天还下着雨，而且冷得很。但蚊子并没有因为冷而减少。我对这里的洗刷方式大惑不解：两个人才一盆水，怎么个洗法？是不是要我们俩先刷牙，然后用同样的水洗脸？U.C叫我干脆什么也别洗，假如我还想刷什么牙，那就是傻瓜。我最好控制控制自己爱卫生的怪癖。‘别泄气’，U.C一边艰难地挂着蚊帐一边问，‘是谁要到中国来的？’”

他们在桂林的住地也同样糟糕，虽然名字叫得好听，什么“皇宫饭店”，可是臭虫满处爬，厕所的臭水满处溢。这样的苦他们哪里吃到过？然而，住得不好只是他们这一苦难历程的一小部分。玛莎对什么都感到不满，包括旅途中看到的一幕幕景色，空气中弥漫的气息。

有一次，玛莎在一个村子里要上厕所，却找不到一个让妇女解手的体面地方，结果只好到村子里的公共厕所———一个用草毡盖着的竹塔楼，“下面有一个五英尺高的阿里巴巴式的大坛子摆在地上用来收集那宝贵的大粪”———去方便，当她爬到竹塔顶上时，正赶上空袭警报，村里的人都跑光了，连猪也赶走了，弄得玛莎上不上，下不下，左右为难，眼看着一个中队的日本飞机从头顶上飞过去。当她从梯子上走下来的时候，海明威笑嘻嘻地对她说：“噢，可怜的玛莎，如果刚才给炸死，那是多么光荣啊！勇敢的战地记者玛莎在执行公务时以身殉职。不过，国际新闻界将会问，死在什么地方？是怎么死的？”

中国是如此贫穷落后，老百姓的生活是如此艰难，如此节俭，连大粪都舍不得浪费，要好好收集起来作为肥料。中国的士兵风里来雨里去，过着非人的生活，每月却只有合2.8美元的津贴。

海明威对蒋介石的印象很坏

4月6日，海明威夫妇从桂林搭乘一架运钞机到达国民党的临时首都重庆。这座山城人口骤增，而且害怕空袭，市区的建筑都是竹木结构，外面涂上了黑烟。飞机场设在长江边上，难怪他们一下飞机所看到的重庆就感到厌恶。玛莎后来报道说：这座城市建筑在陡峭的江岸上，“是一群沾满污泥的，肮脏的灰色建筑物和一些贫民窟。最好的地方像个热闹的集市。日本人什么时候想来轰炸，什么时候就可以来。”

他们在一位朋友家里休息了两个星期，才得到蒋介石的接见，宋美龄担任翻译，会见是以私宴的形式进行的。海明威对蒋介石的印象很坏。玛莎后来报道：“蒋是个瘦个子，腰板挺得笔直，穿着一套黄褐色军装，全身无可挑剔，看上去像一具木乃伊。”蒋介石和宋美龄请海明威夫妇共进午餐，还整整谈了一个下午。

在宴会上，蒋介石询问海明威夫妇对广东前线的观感后，又问了海明威对西方报刊上登载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些文章有什么想法。海明威说自己没有读过这些文章，表示无从谈起。这让蒋介石的脸色轻松多了，于是他开始喋喋不休地批判起共产党来。海明威绅士风度十足地微笑着听着，不发表任何意见。玛莎这样评价这次午宴：“蒋氏夫妇口若悬河地向我们作宣传，其效果就像往沙里泼水。”“蒋氏夫妇害怕中国共产党人，却不害怕日本人。”

可是玛莎在重庆看到那些达官贵人的奢侈糜烂的生活，例如孔祥熙夫人那种骄奢淫逸的做派，她的豪华的衣着，使玛莎深感这样的国家没有希望。中国的伤病员没人管，中国的麻风病人没人管，到处沿街乞讨。当玛莎见到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时，她向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宋美龄竟大发脾气，说中国人人道、文明，不像西方人那样把麻风病人关起来。她还教训玛莎说：“当你们的祖先还住在树上，浑身涂成蓝色时，中国就早有了伟大的文化了。”玛莎听了大动肝火，可海明威却不以为然，还教她要懂得如何应付这种颐指气使的女人。玛莎愤愤然地对海明威说：“他们为什么不为他们的人民做些事，而是一味吹嘘过去如何如何呢？我们所见到的大人物，除了金钱和权势外，他们对其他任何东西毫不在意。我对他们谁都不信任。这是个腐败的地方，他们是怎么搞的呢？”

海明威夫妇对国民党政府接待他们搞形式主义的那一套，做表面文章，也甚为不满。他们一路上到处看到“欢迎正义与和平使者！”“欢迎我们的国际友人！”“加强一切民主国家的团结！”等标语口号，军队政治部还专门让人搭牌楼欢迎他们，还有欢迎会、演讲会等等。玛莎对国民党军队不做点实事抗战，却把日本兵丑化得如此无能，让士兵们陶醉在这种虚构的胜利喜悦之中的做法感到很可笑。

海明威渴望见一见共产党人，想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4月14日玛莎去重庆的一家市场，遇见一位金发碧眼的西方妇女悄悄地向她打招呼，问他们夫妇想不想会见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玛莎茫然地看着这位穿着中国旗袍、戴着男式毡帽的神秘女人。玛莎对中国了解并不多，对中共的了解更少，“周恩来”的名字对她毫无意义，但直觉告诉她，这可能就是她和海明威一直想见的人。她愣了一下，随即低声说，得和海明威商量一下。

事后才知道，这个接头的外国女子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干部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安娜。

玛莎飞速赶回住所，告诉海明威发生在大街上的一切，海明威听了很高兴，他正想见一见中共在重庆的最高代表而苦于没有机会呢！海明威要玛莎赶快回去告诉王安娜，说他非常愿意与周恩来尽早相见。

第二天，海明威夫妇按事先的约定到街上溜达，一副闲逛的样子，直到他俩确定后面没人跟踪时，才来到约定地点，甩开了密探的跟踪后找到王安娜。最后来到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

他们看到周恩来衣着朴素，平易近人。他们之间是用法语交谈的，王安娜担任翻译。海明威选择欧美上流贵族在交际场合使用的语言来表示对周恩来的尊重。可让海明威惊奇的是周恩来竟然不用翻译就能听懂法语。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遗憾的是，玛莎后来撰文回忆这一段史实时，周恩来说过的话连一个字也不记得了。“我很想把周的话传给后人，可是我一个字都不记得了。”但她记得当时她和海明威的共同感受。

玛莎认为，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和一个中国人谈得如此无拘无束。海明威大概给周恩来讲了广州前线的情况。由于他们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尤其是对中共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他们主要是听周恩来讲，只是他们当时兴奋之中没顾得上做记录，所以当玛莎37年后发表有关当年的回忆时，已经记不清周恩来讲了些什么了。但是，玛莎说：“我觉得，重要的不在于他说些什么，而在于他这个人。他坐在那四壁如洗的小房间里，身穿难以形容的衣服，而他却是个重要人物。我们认为，周恩来是个胜利者，是我们在中国所见过的惟一真正的好人。如果他是中国共产党人典范的话，那么中国的未来将是他们的。就我来说，我被这位魅力十足的人强烈地吸引住了。”

他们夫妇一致认为：这次大战以后，中国共产党必将取得政权。海明威夫妇的预言后来果然变成了现实。好在担任翻译的王安娜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她在后来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写道：“直到现在，我有时也还回响起与海明威会见的情况，在那一个小时中，周恩来只说了三句话，其他时间全是这位著名作家的独自讲演，内容与解决远东诸问题有关。”

他们俩还去成都参观了中国军事学院，访问了重庆的兵工厂，视察了从仰光到重庆的战略公路。海明威尖锐地看到了国民党政府与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他指出：“从仰光到重庆的整条路线来看，官僚主义、贪污和低效率所造成的麻烦相当于日本轰炸带来的麻烦的五倍。”

海明威到中国来，目的是想看看这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是怎样打的，但他没有看到战争，所以感到很失望。然而，周恩来能在一次谈话中征服了这位相当自负的美国作家，并且使他预言：真正有能力抗击日本侵略的中国共产党与那些腐败、懦弱、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完全不同。中国的未来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

4月16日他们夫妇乘飞机前往昆明，再飞到中缅公路的终点站腊戍；从那里乘汽车到达曼德勒，换乘火车到达仰光。海明威在仰光停留了一周，然后飞往香港。玛莎从仰光飞雅加达转马尼拉。5月6日，海明威从香港乘飞机去马尼拉与玛莎相会，然后一起飞回美国，结束了为期三个月的远东之行。

海明威夫妇将整个访问经过向美国情报官员报告时，玛莎回忆当时情景是这样的：

“……他气度轩昂地去了，对那些坐在办公室的情报官员说：这场战争之后，共产党人一定会接管中国，为什么？因为蒋那伙人不是东西，谈中国的民主，那是虚伪的胡说八道，是根本没有的事，人民对任何变革都会欢迎的，那个国家里最优秀的人是共产党人，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他有一些像他一样的同志。因为蒋介石一伙儿太糟了，奢谈中国的民主纯粹是虚伪的废话。那儿不仅没有民主，而且比没有还更糟。”

海明威在致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的信中说：“周恩来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与所有国家的大使馆都保持着密切关系，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有接触的人都接受共产党人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的立场。”

周恩来的三句话胜过了蒋介石夫妇喋喋不休的赘述。秘密会见后，周恩来曾兴奋地致电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并报毛泽东，他说根据海明威所谈，我们在外交上“大有活动余地”，这也实际开启了之后一段时间中美关系的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