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为什么想演刘少奇

李辉
两年前,黄宗英交给我一摞材料,它们都是赵丹文革中关押在狱中所写的各种交代。她说看看是否可以整理出来。
一个中国电影史上最为出色的天才演员,却在文革中被关押起来。缘由无非是30年代曾与江青有过交往、抗战期间在新疆被捕过等。几年里,每天被迫
做的事情,无非是反反复复地交代往事。赵丹多么向往银幕,向往扮演一个个角色,他的艺术正值旺盛期,正是收获时节。可是他却不得不忍别银幕,囚禁在铁窗里被迫事无巨细地搜索记忆,他必须自我贬斥,甚至自我作践。本应奉献给艺术的生命,就这样一天天消耗在一页页的白纸黑字中。想到这样一种强烈的反差,即使在30年后翻阅它们,我仍感到痛切,有一种挥之难去的压抑。
赵丹在狱中的编号为“139”号,不知他的这些交代在当时是否会被定名为“139号档案”。他的交代涉及面主要为30年代从影的经历、抗战期间他在新疆被盛世才当局关押前后的情况、释放返回重庆的演出活动,以及文革前17年中的文艺活动。
在交代关于文革前17年的文艺活动时,赵丹除了要写已经拍摄上演影片如《武训传》等之外,即便没有拍摄过的、仅仅有过念头的事情,也得写出来。整理出来的这篇《为什么想要演刘少奇》即属此类。该篇交代原题为《为什么想要演刘贼少奇》,发表时略作改动,但为了真实地反映当年的文字原貌,文中的提法一律不动,特予以说明。
问题交代:为什么想要演刘少奇
1958年大跃进时代,在旧电影局大放映间召开全局系统的“立大志,打擂台”评比大会上,我报出了我的志向与赶超对象。我说:要拍全部《三国志》,全部《红楼梦》,全部《水浒》,要赶超苏修的“邦达尔邱克”,印度的“拉兹”,法国的“斐利普”。散会后,兴犹未艾,三三五五围成一堆堆在闲扯。记忆不切是谁说的,说是中央文化部有一个巨大的规划,要拍毛主席的传记片,又说中央已经物色到一个扮演毛主席的人了。已调到北京去在进行培养、教育,并说有人看到了那个人,外形很像。记得当时我们还在议论:这如何培养有人说:主要的是读毛主席的著作,恐怕以后还可能跟着毛主席当秘书吧又说中央又在各方面物色能演中央领导同志的演员呢当时我说:我能演谁呢要是演总理,我的外形不像,总理的脸是方形的。我的外形倒是有点像刘少奇,鼻子高高的,颧骨也高高的,下巴尖形的。当时闲扯了一阵也就散了。那只是一个演员的职能,一时闪现了一下这个意念罢了,我也没有真正向往地、梦寐以求地列入我的创作规划中。后来,我扮演“鲁迅”,用了反动的史氏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创作方法,即所谓生活于角色的生活中,我关在瑞金路150号上影招待所,把一间房子布置成鲁迅先生的卧室,一面读他的作品,一面也参看些苏修演员如何扮演历史人物的书籍,其中有史迁普金的一本扮演列宁的笔记。这阶段,任申、冯笑等几个小青年住在150号,有时来看看我。我们聊起如何扮演历史人物的问题来,谈到史迁普金的著作,谈到我如何探索鲁迅形象的感触等等,话题又扯到中央的那个要拍毛主席老人家的传记片的事,我又说了一遍类似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话。记得我边说就边对屋内的穿衣镜,模拟起刘贼在人大会堂作报告时的动作来,并且还学着他的湖南口音。又记得当时边做边说:“学几个外在的动作容易,而主要的在于内在的气质上像这就很难了他是个成熟的政治家,党性修养那么高,我和他的气质距离太远了我演鲁迅还有点办法,有点自信,因为鲁迅除了是个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以外,毕竟还是个文学家,同时我从小就喜欢读鲁迅的小说,那时就学习用鲁迅的笔调写小说,因之还可以培育这点通向他的气质。要我演一个政治家,这我是没法通向的，我的气质太不对路了。”等等。这里暴露了我对刘贼是具有一定的盲目崇拜的而这种盲目的崇拜是从何而来的呢内因是根据,这要从内因来挖掘。
一、解放后,就道听途说的,听到说“刘少奇是毛主席的左右手”,“是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是毛主席的唯一接班人”等等。又听说他“在党内的威信很高”,是党的马列主义理论家。记得在1960年或1961年的一次人代会上听到刘贼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一天毛主席老人家宣布的开幕,我整个心灵沉浸在庄严肃穆、幸福、激动的情感中。我一面听着“报告”,心头激动得无法形容,一面也由于我过去曾闪现过、可能争取演他的意念,于是对他的动作神态就注意起来。出于演员的职业习惯:“我要演他,应该抓取他的哪些特点？”于是注意到他的满头白发,那种“不苟言笑”、“道貌岸然”的状态,倒也油然起敬了。当然更主要的是被他的作报告时的虚伪“内心激情”所感染了。记得他念到对苏修的背信弃义时那种“愤怒”以及他念到全国各族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信仰、爱戴时的情感,确像是充满了“真挚的情感”似的。这一切的他的表演,因而激起了我对他的油然起敬的感情,于是回来后在笔记本上写道:“今天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了大会是他老人家宣布开幕的……刘少奇的报告真是激动人心。”
当然,我是知道这个报告决不是他亲自动笔写的,乃是中央的一些“大秀才”而且不是少数几个人写的,其中当然有他的某些观点,我当然也知道他作报告也不是他个人的行为,乃是代表党中央集体的报告,我歌颂他也不是歌颂他个人,乃是歌颂的他作报告时的“对全国劳动人民功绩”的“情感”及他的虚伪的对毛主席老人家的“爱戴”的“情感”。一句话,是把他当做党的、政府的、全国人民的及毛主席老人家的代表在作报告的这一总的概念,在歌颂的其中夹杂着如前所说的一个演员的习惯,被一个伪君子、老反革命的表演技巧而错误地感染了。这里决没有什么如你们所分析的那样:“对毛主席只写了两句,而对刘贼却写了一大段的颂词。”意思即是说我“对主席的敬爱的感情不如我对刘贼的感情那样浓重”其实这是绝没有的事你们看我是写的怎样的两句呀劈头就是:我今天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了大会是他老人家宣布开幕的……我真是没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我对毛主席老人家的爱戴的庄严的情感和见到他老人家时的幸福的感情所以才“……”
老是设法寻找最恰当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感情的,于是接下来就把这种激动的情感带下来写到刘少奇的报告这一中心专题上去了,正是如前所说,我是记录下来听报告时的激动,记录下来对那天整个大会的激情,这不正是包含着,实质上包含着见到毛主席及对党、对我们伟大的祖国的无比强烈的爱的情感吗不过我这个人的文字功夫很差,概念有时又容易混乱,性情又激烈,有时词不达意、含混,这就往往容易造成客观的误解与多种的解释了。一句话:过去我是对刘贼有盲目的崇拜,正是——也仅仅是过去一直错误地认为他是毛主席的“亲密的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左右手”,把他看成是毛主席所领导的党中央的一员的缘故。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我怎么会对他有盲目的崇拜呢
二、（1）我与刘贼素不相识,只一年一度到北京开人代大会时,在人大礼堂我在台下,他在台上,看到他罢了。此外从未有过任何私人的来往接触。（2）从来也没有人告诉过我关于他的私人的什么历史故事或什么“丰功伟绩”等等,除了以上所交代的一些几乎尽人皆知的传说以外。我们在搞《鲁迅传》,谈到下集的构思时,也没有谈起刘贼,也没去寻找过他的什么事迹,因为鲁迅和他不搭界,即使“四条汉子”,如:夏衍、陈荒煤、袁文殊等,在北京借聚餐开黑会时,也从来没有传达过刘贼的什么黑指示。（3）平时我从来没有在人前或人后吹捧过刘贼,除了以上所交代的两次谈到演他的事以外。在1960年,或1961年所记录的那一段吹捧刘贼的笔记上的话,我到了小组会上发言时则没有谈这事了。我记得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是吹捧了我们的《聂耳》影片在捷克放映的情况,那时还自以为是按照了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和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造方法的典范作品呢（4）我叙述了这么许多理由和事实,那么是否可以说我就不是刘记黑司令部、黑线上的人物了呢？不,绝不！尽管我与他没有任何私人交往和接触,但是出于我的反动的阶级本性与反动的世界观、政治观、文艺观则仍是属于他们的黑线上的人物,这是无疑义的。因为我是紧跟着“四条汉子”的黑干将,因而“四条汉子”原就是刘贼在文化方面的代理人。但除了我们的反动阶级的共性,把我们联系在一根毒藤上,成为一丘之貉之外,是绝没有什么直接地受命于他的罪恶勾当的。
三、因之,我的交代是非常简单明确的:由于过去的反动的阶级本性和反动的立场,决定了我不可能觉悟到刘少奇是一个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而错认为刘少奇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继承人”,所以对他就是有一定的盲目崇拜性。同时由于我的脸形略像他,作为一个演员,听说中央有拍伟大领袖毛主席传记片的规划,我演毛主席当然不像,演总理脸形也不像,如演他倒是外形可以有些条件,可争取,又据想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出现时必定少不掉有刘少奇出场,能扮演一个伟大人物的“亲密战友”,当然是引以为荣的——这就是我想要扮演刘少奇的最老实的指导思想。最后要说的是:这个意念并未真正落实到我的创作规划中,而此后听说毛主席不同意这个规划,所以中央文化部已经撤销了这个规划了,也从来没向人宣传我的这个不成熟的意念。我相信专案组是一定会调查得清清楚楚的了。
赵丹
1970年11月29日
摘自《百年潮》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