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传记（附图片）上

　　

　　

　　 宋家在海南文昌的老宅

　　

　　

　　

　　左下宋美龄、右下宋蔼龄、左上宋庆龄、右上宋子文

　　

　　

　　

　　1917年下，宋美龄自美国返国后摄于上海宋寓。前排：三子宋子安（1906年生）；二排左起：长女宋蔼龄（1889年生）、长子宋子文（1894年生）、次女宋庆龄（1893年生）；后排左起：次子宋子良（1899年生）、父亲宋嘉树、母亲倪桂珍、三女宋美龄（1897年生）。

　　

　　

　　　　宋美龄在时代的风云际会中令人瞩目，非仅凭恃其出众的才华和超卓的智能，更重要的是“妻以夫贵”的幸运。她是一个“不世出”的政治人物，具有多重性格和不同行事标准；她知道国家和民族的安危为重，却不忘袒护孔宋家族营私误国与外戚干政；她以爱心光照战争军人遗族与孤儿，自己亦乐享锦衣玉食和荣华富贵。

　　蒋宋的结合，是二十世纪中外历史上最凸出的一场政治婚姻，权力与财势的结盟，使蒋宋成了中华民国的化身，亦为西方人眼中的“风云伉俪”。若无宋美龄于1943年2月向美国国会发表掷地有声之演说以及奔波于东西两岸呼吁国际友人助华抗日，则中国军民奋力御侮的事迹殆将难为世人所悉知。在争取外国道义支持与物资援助上竭尽所能，她十足发挥了第一流外交家的禀赋。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大批美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向保守的中国人宣扬基督教义和西方价值观念。宋美龄则反其道而行，向好奇的美国人述说中国的内忧外患与孤立待援；她以流利英语向美国国会、媒体和广大民众阐释古老的中国文化和饱受战乱的中国国情；她以动人的词藻强调美国是西方文化优秀质素的标竿，中国则为不朽的东方文明之象征，两国人民理应携手互助、抵御日本侵略，为维护本身的文化传统而战。

　　宋美龄是菁英政治与豪门政治结合的丛体，这个丛体充斥着欧美留学生，且不乏一流大学的才具之士。他们投效于蒋介石政权，希冀做大官或做大事，然而，他们与中国民间社会脱节，不知民生疾苦，亦无法体察到时代的脉动。罗斯福夫人说，蒋夫人能够把民主政治的道理说得头头是道，但不知道如何在中国实施民主或不愿落实民主。

　　宋美龄的东方气质和西方谈吐，为男性政治带来了引人入胜的遐想。《时代》周刊指出，1943年2月18日蒋夫人的演说使国会议员为之动容，其因不在演讲的用字遣词，而在于演讲者是个女人。她的手势、她的声音以及她眼中所闪烁的光芒，使众议员如醉如痴，被一个娇小的东方女性政治家所征服。英国布鲁克元帅认为宋美龄利用“性和政治”(sex and politics)以遂其目的，这些目的包含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蒋孔宋的家族利益。然而，宋美龄的“夫人政治”并未真正惠及中国妇女的政治权益与地位，她是一个活在聚光灯下的政治明星，她所关切的是权力与荣耀，而非女权的伸张与提高。

　　宋美龄的锋芒随着蒋介石的政治盈亏而浮沉。1949年后，她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从主角变为配角终而退居为“小角色”。政治是现实的，也是讲究实力的，自二次大战的四巨头之一沦为“台湾岛上的政治难民”，蒋介石全力巩固其最后据点。蒋介石依旧是二十世纪保守的强人政治样品。强人政治实际上是帝王思想的延续，其最显著的败笔在于视国家如私产，个人权力与国家前途混淆为一，他的传子作法，即是“万世一系”思想的建构化。

　　国民党政府的金权政治和政商关系，由孔宋家族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Pandora's Box)。宋美龄的牧师父亲宋嘉树，弃教从商，长袖善舞而为沪上闻人，他以金钱资助孙中山革命，从而开创了宋氏姊妹与孙、蒋的联姻，以及仰仗权势谋利的贪腐文化。宋子文兄弟的公私不分、孔祥熙父子的巧取豪夺和宋蔼龄、宋美龄姊妹的包庇纵容，活生生地勾勒出一幅孔宋误国的画面。

　　宋美龄的一生是近代中国的缩影，她不仅在历史的舞台上演戏，而且是“第一女主角”(prima donna)。但是，过早逝去的绚烂年代和漫长的人生之旅，却使世人遗忘了她的峥嵘岁月，毛妻江青和印度甘地夫人赫然列名《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百名妇女》而独漏蒋夫人，其情何以堪！

　　宋美龄是个光彩夺目的第一夫人，她有耀眼的特质，也有令人非议的作风；惟一秉诸“笔则笔、削则削”之史识和“不隐恶、不虚美”的史德，方能在历史天平上界定其地位。

　　

　　在波士顿和美国南方度高青年时代的查理宋（宋嘉树），长相酷似西印度华裔与土著混血儿。这个生了三个了不起的女儿的父亲，是一位最成功的父亲。

　　1894年，孙中山在宋家第一次见到了一岁多的宋庆龄，当时谁也没料到这个可爱的女婴竟会在21年后，不顾父母亲的强烈反对，奔赴日本嫁给大她27岁的“革命之父”。

　　宋庆龄嫁给了孙中山，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她们的姐姐宋蔼龄嫁给了孔祥熙。没有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也许就没有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结合，也许就没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结合；没有“四大家族”的结合，20世纪中国的历史也许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机缘始于更早的时候，始于宋氏三姐妹的父亲跟“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认识，始于她们的父亲跟徐光启的后裔倪桂珍的姻缘，始于她们父亲的美国之旅。

　　她们的父亲宋嘉树，一个长相酷似西印度洋群岛华裔与土著混血儿的矮个子年轻人，他是宋氏家族的缔造者。

　　宋氏家族对近代与现代中国的影响，由宋嘉树开其端，而由六个子女继其承。

　　原籍海南岛文昌县的宋嘉树(又名耀如)，一生多彩多姿，他的身世背景、他的远渡重洋、他在上海十里洋场的发迹，都充满了传奇性。宋嘉树原姓原名为韩教准，他的父亲是韩鸿翼，夫人王氏，生有三男一女，教准为第二个儿子。由于家境困难，韩教准9岁时(1875夏)随哥哥(韩政准)到爪哇一个远房亲戚处当学徒，订了3年契约。1878年年初，教准在爪哇遇到了一位姓宋的堂舅，这位堂舅原在美国加州当华工修筑铁路，后来跑到东岸波士顿开设一家专售中国丝茶的小店，他在海南岛探亲后返美途中经过爪哇。韩教准不等约期届满就跟着堂舅一起远渡“新大陆”。

　　韩教准到了波士顿之后，颇得堂舅的欢心，于是这位膝下犹虚的堂舅就把教准收为儿子，改姓宋，取名嘉树，又名高升。宋嘉树在丝茶店里打工当店员，当时被清政府选派赴美就读的幼童留学生，常从麻州剑桥越过查尔斯河到波士顿宋嘉树的店铺里采购、聊天，在这批小留学生中，牛尚周和温秉忠与宋嘉树成了好朋友。牛尚周和温秉忠皆是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向清廷建议派遣出国的幼童，江苏籍的牛尚周属于第一批(1872年)抵美，广东籍的温秉忠则属第二批(1873年)到达美国。牛、温常劝宋嘉树找机会到学校念书，增进知识，以便将来回国后谋个理想的工作。宋嘉树对他们的鼓励，牢记于心。日后，牛尚周、温秉忠和宋嘉树，都结成了连襟。

　　宋嘉树想要念书，不愿再当店员，他的堂舅兼养父却不准他上学，要他学会做买卖。上进心极强的宋嘉树终于出走了，他不甘心一辈子与丝茶货物为伍。他偷偷跑到波士顿港口一艘美国国税局缉私船“亚伯特·加拉廷”号上躲起来，39岁的挪威裔船长艾力克·加布尔森收容了他。不久，加布尔森被调至北卡罗莱那州温明顿的另一艘国税局缉私船“舒勒·柯法克斯”号，宋嘉树随后亦跟了去。

　　加布尔森的好友、内战退伍军人罗杰·穆尔是当地卫理公会的重要人物，负责男子读经班，他把宋嘉树介绍给李考德牧师。李考德突发奇想，打算将宋嘉树改造成一个医生传教士，使他在回到中国之后，既能行医、又能传教，治病又救人，一举数得。在李考德牧师的劝诱下，宋嘉树终于同意皈依上帝，信奉基督。

　　1881年4月，穆尔上校和李考德牧师把宋嘉树送到北卡州三一学院(即杜克大学前身)进修，并致函南方首富兼杜克大学创办人之一的朱利安·卡尔，请求他负担宋嘉树的学费，卡尔一口答应。卡尔的义举非但彻底改变了宋嘉树的一生，亦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近代中国的走向。

　　宋嘉树在三一学院苦练英文，勤读《圣经》。一年后转学到田纳西州纳希维尔的范德比特大学神学院。宋嘉树在范德比特读了三年神学(1882~1885)，在这三年内，他的智力逐渐成熟。宋嘉树于1885年5月毕业，他想留在美国学医，卡尔也赞成，但教会不同意，范德比特大学校长马克谛耶主教也是上海美国南方卫理工会布道团负责人，他坚决反对宋嘉树学医，他要小宋尽快回到上海传教。

　　宋嘉树在上海与留美幼童牛尚周、温秉忠重逢了。牛尚周做了一件影响小宋一生的大事，即介绍浙江名媛、明代学者徐光启的后裔倪桂珍给宋嘉树。1887年夏天，22岁的宋嘉树与19岁的倪桂珍结婚，陪嫁的是一份丰厚的嫁妝以及娘家有头有脸的社会地位和十分良好的社会关系，这些都是宋嘉树在上海打拼时代所急需的后盾。没有宋嘉树的长袖善舞，就不会有宋家子女的出人头地；同样的道理，没有倪桂珍的“帮夫运”，宋嘉树也不可能飞黄腾达。

　　倪桂珍为宋嘉树带来了好运，结婚后第二年，宋即升为正式牧师。1890年宋嘉树停止巡回布道，成为上海郊区川沙地区传教士。同时，他也秘密加入反清组织三合会。宋嘉树颇为能干，头脑好、反应又快、观察力敏锐，他知道如何做一个好牧师，更清楚如何拓展地盘，他以神职工作为中心，开创了一个多元化事业。他为美国圣经协会当代理人，代售《圣经》及其他宗教书刊；他加入美华书馆，成为有经营权的股东；他大量翻印中文《圣经》，为林乐知的《万国公报》和一些宗教团体承印书籍，获取优厚佣金，并秘密印制反清文宣。美华书馆成为当时东亚最大的出版社之一。

　　宋嘉树一面传教，一面做生意，亦即一手捧《圣经》，一手握钞票。他担任上海福丰面粉厂经理，从海外进口机器，从而成为上海“第一个代办外国机器的商人”，也是第一批拥有重型机械的中国企业家之一。生意愈做愈大，宋嘉树有钱了，生活环境大大改善了，他是个大忙人。做生意对他是个挑战，他热爱这种挑战，牧师工作已不再适合他，他更适合做买办。他向教会提出辞呈，他只要做一个虔诚、热心的基督徒，但不再担任牧师职务。

　　宋嘉树在宗教活动和企业经营上的成就，只是提升了他的社会地位，使他成为社会名流，真正使宋嘉树与时代潮流挂钩的乃是他和孙中山的关系。他于1892年在广州创设基督教青年会时，经由陆皓东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宋受到了孙中山所描绘的革命远景的启发，决定倾全力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事业，但他不是下海搞革命，而是以做生意当掩护，以金钱资助革命。他的智慧和见识促使他愿意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投入巨大的筹码。

　　精力充沛的宋嘉树在上海滩的日子过得极为充实，做生意、教会活动和地下革命工作，使他忙得不亦乐乎。他和倪桂珍的家庭生活颇为美满，宋家17年内添了6个子女：长女蔼龄(1889年生)、次女庆龄(1893年生)、长子子文(1894年生)三女美龄(1897年生)、次子宋子良(1899年生)、三子宋子安(1906年生)，这六个子女即是日后“宋家王朝”的基本成员。

　　宋嘉树在庆龄出生后不久，即在上海虹口郊区置产买地，大兴土木，盖了一座半中半西的大洋房，房子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菜园。新宅坐落在远离市嚣的郊外，颇为宁静，常使宋嘉树回忆起当年在美国北卡州的日子。在美国八载，宋嘉树深受美国文化与教育的熏陶，他对中国教育是陌生的，也可以说是不信任的，他知道中国必将在西潮的东渐下逐步脱离旧社会和旧文化的阴影。他在中西文化交汇的上海打天下，他的美国背景对他是一大助益。他的买办思想使他深深了解到“美国关系”的价值以及美国教育的实用，于是，他下定决心，他的6个子女都必须接受最好的美国教育、道地的美国教育。他决定送他的6个子女放洋留学美国，就像他当年在北卡州三一学院和田纳西州范德比特大学就读一样。因此，他的6个子女陆续到美国念书，每个子女在美式教育的培养下，思想、生活、处世和待人接物都变成相当美国化，英语成为宋家的第一语言，上海话居次，虽然他们的祖籍是海南岛，却没有人会说广东话和海南岛话。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成功，“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却未能在中国的土地上躬逢其盛。放逐在外的孙中山此时正好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他是从美国的报纸上看到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但他并未急着回国，而是先到英国经欧洲于12月25日回到睽违十六载的祖国。孙一抵上海即受到热烈欢迎，并被十七省代表会议推举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从上海到南京宣誓就职，宋嘉树一家亦同往。典礼上，宋家四人均坐在前排，显示了宋家与孙中山的亲密关系。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1910年即自美留学回来的宋蔼龄在父亲的举荐下，担任孙文的英文秘书，她精明心细，孙中山对她十分赞赏。

　　

　　1924年12月4日，形容憔悴、身体违和的孙中山，偕宋庆龄合影于天津日轮“北岭丸”甲板。三个多月后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宋庆龄从美国毕业后，于1913年8月29日抵达横滨，第二天就由父亲和姐姐陪着去拜访孙中山，这是宋庆龄长大成人后首次会晤她所仰幕的革命家。19年前，庆龄还在襁褓中时 “见过”孙中山，她当然完全记不起来孙的模样。庆龄见到孙中山，极为兴奋。她也加入了父亲与姐姐的行列，协助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1914年9月宋蔼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宋庆龄接替姐姐，做了孙中山的秘书。

　　孙是革命家，也风流多情，年岁的差距显然无法阻止两个人急速成长的爱苗，即使孙已有妻室、情人和三个子女。以《西行漫记》闻名的美国记者斯诺曾在三十年代问宋是如何爱上孙先生的。她答道：“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敬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发自少女浪漫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宋庆龄一连写了好几封信给仍在美国求学的妹妹宋美龄，信中热情地述说她为孙中山工作的愉快与期待。1915年6月，宋庆龄特地为她和孙中山的婚事返回上海征求父母的同意，宋家上下像遭遇大地震。宋嘉树夫妇更是震怒惊骇，破口大骂孙中山，宋母泪眼婆娑地劝导庆龄说：孙已有妻室，儿子孙科比她还大，两人年纪相差悬殊。意志坚定的庆龄始终不为所动，父亲决定将庆龄软禁在家。

　　孙中山的友人亦纷纷表示异议，称他与年龄相差如同父女的宋庆龄结婚，“会折寿的”。孙却道：“不，如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亦不后悔。”1915年6月，孙中山将原配从澳门接到日本办理离婚手续。10月的一个夜晚，宋庆龄在女佣的帮助下，爬窗逃走，私奔到日本。10月24日中午，孙到东京车站迎接她，第二天上午即在日本律师和田家中办理结婚手续，孙49岁，宋22岁。当天下午在日本友人庄吉家举办婚礼，到场致贺的中国人只有少数几人。孙的革命伙伴胡汉民劝他悬崖勒马，孙拒和他们谈“私事”。

　　宋嘉树在女儿离家出走后，立即与妻子搭船追至日本拦阻，然生米已成熟饭。宋庆龄向斯诺回忆说：“我父亲到了日本，对孙博士大骂一顿，我父亲想要解除婚约，理由是我尚未成年，又未征得双亲同意，但他未能如愿，于是就和孙博士绝交，并与我脱离父女关系。”庄吉女儿的回忆是，宋嘉树站在大门口，气势汹汹地吼道：“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庄吉夫妇很担心出事，打算出去劝宋嘉树。孙中山向他们说，这是他的事情，不让他们出去。孙走到门口台阶上对宋嘉树说道：“请问，找我有什么事？”暴怒的宋嘉树突然叭的一声跪在地上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然后磕了三个头就走了。

　　宋庆龄到了晚年提及当初违抗父命与孙结婚，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宋氏夫妇阻婚未成后，仍送了一套古家具和百子绸缎，给宋庆龄作嫁妆。这也许是天下父母心的投射。

　　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孙宋婚姻也许大逆不道，宋家和孙中山的革命伙伴终究还是谅解了他们。政治情势、政治利益和既成事实，都迫使持异议的人不得不接受这场划时代的婚姻。曾为宋家姐妹作传的美国作家露比亦认为：“宋嘉树当了自已老朋友和同辈人的岳父而感到难堪，但他还是孙中山的老朋友，在政治上继续和他共事。”

　　宋嘉树于1918年5月3日因胃癌去世，终年52岁；13年后，夫人倪桂珍亦因癌症病逝。1932年8月，宋家子女合葬父母亲于上海万国公墓内的宋家墓园。

　　“名门闺秀”倪桂珍的相貌和气质遗传给了她的三个女儿，“三姊妹”继承了母亲的美貌，也承享了父亲的财富。

　　宋嘉树开创了宋家王朝，孙中山与宋庆龄的联姻则为这个朝代添加了耀世的政治光环。美国《内幕》杂志专栏作家约翰·根室曾经说，宋庆龄“无疑是宋家最重要的人物，因宋家的一切势力皆是经她发展扩大，如她未和革命之父结婚，其余的姊妹和弟弟就不会有今天。”

　　

　　1913年宋美龄和卫斯里安同学合影，一位二年级学生牵着她的手。同年，宋美龄转至麻周韦斯礼女子学院。

　　多年以后，宋美龄仍然津津乐道她在皮得蒙学校的愉快日子。她说：“那时候我才11岁，太小，还不能上大学，而我又喜欢这个村庄，并在当地小女孩中找到了玩伴，姐姐(庆龄)就决定把我交给大姐同学的母亲莫斯太太，请她照顾我。”圣诞节前几天，美龄和三个小朋友决定每人省下二角五分钱，凑成一块钱买东西送给住在铁路旁的穷人家的孩子。她们在经常光顾的一家杂货店认真讨论要买些什么礼物，美龄坚持买糖，有人主张买马铃薯，杂货店的老板微笑着听她们激辩，最后几个小女生决定买糖也买马铃薯，每样东西老板多给了一点。她们吃力地提着大包小包越过铁路栅栏到了一座破旧的小木头房子。她们走进去看见一位衣衫褴褛、愁容满面的母亲，她的小孩紧紧地抓住她的手，从裙子后面探头偷看。几个小女生被这情景吓坏了，谁也说不出话来。她们把带来的礼物往地上一扔，立刻冲出去，没命地跑，跑了好一段路之后，才有人鼓起勇气大声叫道：“圣诞快乐！”美龄说她一辈子不会忘记这件事。

　　宋美龄在乔治亚州狄摩瑞斯的皮得蒙学校只呆了短短9个月，这短短距9个月的时间却奠定了她“美国化”的基础。

　　继两个姐姐之后。宋美龄也进了卫斯理安学院，由于年纪小，只有12岁，按卫斯理安的老规矩，连当“特别生”的资格也没有，幸好老校长桂利法官已退休，新校长安斯渥斯主教对美龄特别通融、格外照顾。

　　1912年，宋美龄正式注册为卫斯理安学院大一新生，选读英国文学、哲学、法学等课，那年美龄15岁。第二年，美龄即北上麻州，转学到韦思礼学院。离开卫斯理安的原因是，二姐庆龄毕业后返回中国去了，没有细心的姐姐作伴总觉太过寂寞；子文哥哥在哈佛大学二年纪肄业，哈佛在剑桥，离韦思礼不远，可以就近照顾她，而在剑桥、波士顿一带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假期可以多认识一些来自祖国的留学生，更可接触与南方截然不同的东北部新英格兰文化。

　　宋美龄于1913年秋天进入韦思礼学院，1917年夏季毕业。在入学申请书上，宋子文是她的监护人。

　　宋美龄在韦思礼度过了知识丰收的4年，她在思想上、举止上和谈吐上的“全盘西化”，使她的美国同学几乎把她当成“正宗美国人”，她也以此而自豪。一位好奇的同学有一次鼓起勇气，睁着大眼睛问她：“美龄，你真的是中国人吗？啊，你说的是道地的美国话啊！”美龄笑着回答说，她惟一跟中国沾上边的就是她的脸孔，美龄后来也在不同场合说过类似的话，其中被引述最多的是：“我惟一跟东方沾上边的就是我的脸孔”。在绿草如茵的韦思礼校园里，美龄有时穿着一件亮丽的中国绸缎上衣，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在学生群中认出她是个东方人。尽管美龄言行十足像个美国人或土生的华裔美人，但她流露出来的东方气质，使她在校园中显得特别出众。

　　1917年6月，宋美龄自韦思礼毕业，毕业前不久，庆龄从广州写封信给蔼龄：“想想看，小美龄今年6月要毕业，7月就回国了。时间过得多快呀！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她的大学生活过得多么惬意！”子文亦在同年返回上海，宋家好不容易团聚了。1917年7月初的一天，宋家在上海霞飞路491号拍了一张难得一见的全家福大团圆照片，这张照片成为宋家惟一传世的全家合照。

　　

　　1926年蒋介石到上海孔祥熙寓所做客，与宋美龄谈心，孔夫人宋蔼龄全力撮合他们的婚事。

　　1917年夏天，宋美龄回到了睽违十载的上海，古人说：“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宋家三小姐的成长和变化，当然不止是另人“刮目相看”而已。她是个聪明透顶的人，知道自己缺少什么、需要什么，她请了一位老学究到家里来教她中国古典文史知识，并很快地磨利了已生锈的上海话。她是个喝过洋墨水的现代女性，不可能待在家里孵豆芽。她的能力很强，一身兼数职，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在全国电影审查会担任审查员，又获上海租界工部局之邀出任童工委员会第一任中国妇女委员。她虽忙碌，但更爱社交，通宵达旦的派对对她来说是件常事。她社交的对象是高级中国人和西方人，据说从她回国到和蒋介石定情的10年中，有不少中年男士追求她、向她求婚，都被她打了回票。

　　1922年12月初的一个晚上，宋子文在上海莫礼哀路孙中山家里举办社区基督教晚会，宋美龄首次见到了蒋介石。宋美龄的美丽、大方、出众的谈吐和绰约风姿，给蒋介石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蒋当即决定对这位美国学成归来的“新女性”展开攻势。同年年底，蒋介石应孙中山之约前往广州时，央求孙介绍其妻妹给他，并称他已和元配毛福梅(即蒋经国的生母)离异、与侍妾姚治诚断绝关系，但并未提及他才新婚一年的陈洁如。孙中山答复蒋说，他将和妻子宋庆龄商量此事。庆龄的反应颇为激烈，坚决反对，她对蒋的印象极不好，据说庆龄甚至说过宁可看到美龄死也不愿看到她嫁给蒋介石之类的话。

　　1927年，北伐军势如破竹，蒋的政治与军事成就跃升至其人生旅途上的第一个高峰。同年4月底、5月初之间，蒋在上海西摩路宋宅再次和美龄相会，当然不忘“时申前请”。为了蒋介石向三小姐求婚事，宋家曾召开家庭会议，热烈讨论美龄该不该嫁给蒋总司令。宋母倪太夫人颇不赞成这桩婚事，她的理由是蒋不信耶稣基督，且结过婚；宋家另两个反对派是庆龄和子文，他们认为蒋日后的成败犹在未定之天，不一定能为美龄带来幸福。事实上，庆龄和子文的内心深处对蒋一直怀有贬意，并不很尊重这位拿枪杆子的人。不过，孔夫人宋蔼龄则积极推动婚事，她力排众议，坚信蒋的前途不可限量。宋大小姐是个极精明干练的人，她知道蒋有多少斤两，她已预知蒋的前景，蒋成功之日，即是宋家扬眉之时。

　　宋子文对婚事的反对，却招来了“威逼”与“利诱”。蒋介石周围的朋友和亲信，包括青帮成员在内，警告宋大少爷如坚持反对，他将无法在上海混下去，亦不可能在官场上扶摇直上。经过一个多月的长考，宋子文终于被软化了，他获得了出任财政部长和掌管财经大权的保证。子文不仅同意婚事，且答应协助大姐蔼龄和大姐夫孔祥熙一起说服母亲。

　　正当蒋介石“堕如情网”，向宋美龄发动情书攻势之际，他自己的权力生涯发生了大变化，并促成他个人政治史上的第一次“下野”。

　　蒋介石是个绝不轻易气馁的人，他在官场上虽暂时失意，但在情场上却大为得意。蒋在溪口雪窦寺“隐居”，人在庙里，心却在上海十里洋场。他不停地写情书给宋美龄，1927年10月19日天津《益世报》曾公布了其中一封情书：

　　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囊日之百封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抛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1927年9月16日，宋蔼龄在上海西摩路宋宅举行中外记者会，正式向各界公开介绍蒋总司令和宋美龄，蔼龄在记者会中宣布蒋总司令将和其小妹结婚。这个消息惊动了沪上和中国的军政界，也震动了海内外。《纽约时报》发布了蒋介石与孙夫人的妹妹结婚的消息，并称一位英国裁缝正在替蒋介石赶制礼服。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宋美龄正式在上海结婚，新郎实岁四十，新娘三十。当天，上海《申报》刊登了两则启事，一是蒋宋联姻，一是蒋介石的离婚声明，声明称：“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

　　结婚那天，蒋介石在报上发表《我们的今日》，他说：“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之大任……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和宋美龄联手发动新生活运动，试图改造中国国民之习性。

　　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6年之后，首次投入的一场大规模运动，即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的“新生活运动”。国民党于三十年代所推出的这场“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蒋介石语)，也是该党建党以来所从事的一次最大规模之文宣工作。宋美龄在运动的推行和宣传上扮演了“火车头”的重要角色.

　　

　　 　新生活运动的源起，说法不一，有些人认为是蒋介石为贯彻“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理念，乃推动新生活运动。有的则说蒋氏夫妇决心铲除贪污、受贿、不卫生和无礼貌，因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也有人说宋美龄乃是新生活运动的源头活水。1933年盛夏，宋美龄在庐山牯岭避暑时，与一批美国传教士讨论中国情势。传教士说，南京政府如欲获得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则蒋介石政府必须在国内实施社会福利计划，使外国政府和旅华外人对蒋政权有好印象。传教士又说，美国罗斯福总统正推行“新政”，蒋介石何妨也实施改造中国社会福利方面的“新政”。聪明的宋美龄马上领悟到传教士所说的重点，立即向蒋报告，蒋迅速同意其观点。宋即和传教士研究拟了中国“新政”的细节，她为这项计划取名为“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随着蒋介石的宣布，“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于南昌成立，蒋自任会长，7月1日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宋美龄则为妇女委员会指导长，并成为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和倡导人。新生活运动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妇女是家庭的中心，宋美龄乃大力鼓吹妇女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她向全国女性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但她也承认：“中国的妇女，非但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大半还仍过着数百年前的陈旧生活。”

　　宋美龄推行“新生活运动”(当时简称为‘新运’)是不遗余力的，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忙得不可开交，但也满足了她的成就感。事实上，“新生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乃是美国基督教会的参与，但为了显示这是一项“纯中国人的运动”，教会的色彩也就被刻意冲淡。

　　抗战爆发后，“新生活运动”很自然地演变为战地服务、伤兵慰问、难民救济、保育童婴、空袭救难、征募物品和捐款等等与战时支援有关的活动。雷厉风行推动的“新生活运动”，经过3年多的时间已呈后力不继之势。

　　过度宣传最容易导致形式主义的出现，“新生活运动”期间所产生的许多笑话和虚伪作假的乡愿风气，殆成为“新生活运动”的最大败笔。一向同情宋家姊妹的美国作家项美丽说，“新生活运动”后来变成了全国性的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中国近代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国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抗战前外交界即戏称新生活运动(New Life Movement)为“新妻子运动”(New Wife Movement)。

　　冯玉祥将军批评说说：“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24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的故事，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也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这还能装不知道吗？”冯玉祥又说：“……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政治是腐败的，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实行新生活会有这个样子？”

　　宋美龄把推广“新生活运动”当作其政治事业来看待，试图使国人在生活习惯和精神上“脱胎换骨”，不要让西方人“看不起我们”，并藉此让国人知道蒋夫人关心大家，其出发点不能说不正确，其用意不可谓不好，但是，这场运动的背景是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和贫穷的广土众民，再加上推行的方法不得当，宋美龄领导的这场运动就像许多运动一样，很快地走进历史而成为明日黄花。

　　

　　蒋氏夫妇与飞虎将军陈纳德。被陈纳德尊称为“我的公主”得宋美龄此时如同鸟儿般的待在蒋的身边，这是宋极少的柔性一面。

　　宋美龄是个会晕机的人，但她完全了解中国若要整军经武，第一步即必须拥有够水准的空军以保护领空。国府空军创建于1932年，当时飞机少、人才荒，亦无实战经验。1934年秋天蒋氏夫妇的西北与华北之行、与共产党军队的作战以及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都使蒋氏夫妇感到掌握制空力量的重要性。尤其是西安事变发生后，何应钦等人主张动用空军轰炸西安，更使蒋氏夫妇深感空军必须由“自己人”来领导，不能假手他人。《宋家王朝》一书的作者说：“西安事变期间，蒋委员长在南京的许多亲信幕僚曾密谋策划把他炸得粉碎，因此，如让这批人掌握空军，显然是不智之举。蒋夫人对其丈夫说，她愿意亲自出马，设法把空军变成克敌制胜的有效武器，而非一种政治筹码。蒋同意并让她负责。”

　　美国女作家尤恩森认为蒋愿意由宋美龄出面主持“摇篮时期”的国民党空军，显示“蒋介石的看法有一点是颇为明确的：即国民政府需要现代化中国的军力，尤需战斗机。然而，购买飞机涉及大笔款项，蒋介石无法决定他那批贪污成性的幕僚中，究竟谁能负起这一重任。他知道自己的妻子可以信赖。因此，这位只受过音乐、文学和社会美德教育的宋美龄，便把许多时间花在有关航空理论、飞机设计和比较各种飞机零件优劣的技术刊物上。她和外商洽谈，订购了价值2千万美元的产品。她从采购商摇身一变为中国空军总司令，对妇女而言，这是史无前例的。”

　　尤恩森又说：“宋美龄独揽空军大权，不容他人染指，并成为严格执行空军纪律的人。她规定，凡在这支精英部队中行窃者，将被处以极刑。直到必须撤离南京时，她还常在新闻稿上提到‘我的空军’。”

　　宋美龄出任航委会秘书长前，国府空军由意大利提供飞机与训练，然一无成就。宋美龄急需能干的助手帮她整顿空军，她聘请了前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员霍布鲁克当顾问。宋是个做事是讲究效率的人，她问霍什么人可以在短时期内把中国空军改造成像样的军种，霍马上想到了一个长相酷似“老鹰”而有充满慓悍之气的老飞行员，这个人就是陈纳德。

　　1937年初春，陈纳德收到了宋美龄的一封信，问他是否愿意到中国当空军顾问，月薪1千美元，此外还有额外津贴、专用司机、轿车和译员，并有权驾驶中国空军的任何飞机。因病而离开军职的陈纳德立刻答应，4月1日即由旧金山搭乘“加菲尔总统号”邮轮经日本赴华，护照上面写的是到中国“考察农业”。从此，陈纳德开始了自己的中国生涯，成为家喻户晓的“飞虎将军”。

　　1937年6月初，陈纳德抵达上海。一个炎热的下午，霍布鲁克带他去见宋美龄和澳洲籍政治顾问端纳。当天晚上，陈在日记上写下他会见宋美龄的印象：“她将永远是我的公主。” 陈答应在两个月内向宋美龄提出对中国空军的考察报告。抗战爆发后，国府空军号称有500架飞机，能起飞的还不到100架；日军则有3000架，仅上海一地即有400架，日军在上海且建有机场。尽管中国空军远居劣势，但飞行员的素质和爱国心却是一流的，1937年8月14日，日寇木更津空军联队的18架轰炸机自台湾新竹基地起飞执行轰炸杭州任务，日寇机群越海窜入筧桥上空，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率领27架战斗机升空拦截，击落6架敌机。这是中国空军的第一次空战，非但无一受损，且创光辉战果，宋美龄即建议将8月14日定为“八一四”中国空军节。

　　陈纳德正式参与中国空军的训练与作战，指挥上海、南京和武汉的对日空战，在昆明训练中国空军并建立一个复杂的地面警报系统。1938年春，宋美龄因健康原因辞去航委会秘书长职务，由其兄宋子文接任，实际负责人则为钱大钧，但宋美龄始终对空军的人事、采购甚至训练和作战都掌握大权，她被称为“中国空军之母”，她一生中最喜爱的胸前别针就是金色与银色的中国空军军徽。

　　1940年10月，蒋氏夫妇派遣陈纳德至华府协助宋子文的“中国国防供应公司”获取更多的战斗机、轰炸机和飞行员。宋美龄数年前即曾嘱咐陈纳德，在中国飞行员还未培养出来之前，不妨雇用西方佣兵。1941年夏天，陈纳德筹组的“美国志愿队”成员陆续来华助战。当年12月20日，连炸中国一年未遭抵抗的日本空军在空袭昆明时，突遇一批机首漆着鲨鱼牙齿的美国P-40S战斗机升空对抗，使日军三菱Ki-21型双引擎轰炸机受到重创，鼠窜回河内基地，中国人民所称的“飞虎队”开始在中国战区建功。1942年2月28日，蒋宋夫妇在昆明宴请陈纳德和飞虎队成员，宋美龄讲了一段感性的话：“在中国国运最严重的关头，你们带着希望和信仰飞越了太平洋来到中国。因为这个缘故，不仅我国空军，而且我们全国都展开双臂来欢迎各位。委员长适才曾道及你们光辉和英勇的事迹，他并且赞誉飞虎队为举世最勇敢的一支空军。”宋又说：“当你们翱翔天空时，你们无异是用火焰在空中写出一些永恒的真理，给全世界都看到……”

　　

　　众议院的议员们凝神聆听宋美龄演讲。议员和旁听席上皆座无虚席。

　　那天中午，罗斯福夫人陪同蒋夫人至国会，以参院多数党领袖巴克莱为首的迎驾小组护送蒋夫人进入参院议事厅，议员和旁听席上皆座无虚席，蒋夫人向鼓掌欢迎的参议员微笑颔首，副总统兼参院议长华莱士先作简短介绍，继由蒋夫人致辞。蒋夫人原仅计划向众议院发表演说，抵华府前始接获华莱士之邀向参院“说几句话”。蒋夫人一开始即说：“余本非善于致辞之演说家，其实余并非演说家；然余亦非绝无勇气。盖数日前，余在海德公园时，曾参观总统之图书室，其中所见，于余有所鼓励，使余感觉诸君对于余之临时发言，或不至期望过奢。诸君试想余在该处所见者，究竟何物？余所见之物颇多，其最另余发生兴趣者，即玻璃窗内有一总统一篇演词之初稿，第二次稿，直至第六次稿。昨日偶与总统提及此事，谓知名而公认为优良之演说家如阁下者，其演说草稿之次数，尚须如此之多，殊使余有以自慰。总统答称，彼演说词草稿有多至十二次者。准次而论，余今日在此临时发言，诸君当能谅我。”这段开场白获得了如雷掌声。

　　蒋夫人在参院的演说，举出了美国飞行员杜立德上校1942年4月率队轰炸日本后，数名飞行员在回航时降落中国山区获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她说：“余在贵国度过余身心长育之时期。余操诸君之语言，不但操诸君内心之语言，且操诸君口头之语言。故今兹来此，亦有如见家人之感。”

　　参院演讲结束后，蒋夫人即至众议院议事厅，众院议长雷朋向众议员热情颂赞蒋夫人。这是众院第二次邀请女性发表演说，荷兰女王威莲敏娜曾于1942年8月首获殊荣。

　　蒋夫人演说的重点是：(一)强调中美两国长期友谊与美军的参战贡献；(二)宣扬中国军民抗战之艰苦与决心；(三)陈述中国历史文化之悠久；(四)控诉日军暴行；(五)主张先击败日本再对付纳粹；(六)阐扬正义必胜之道；(七)各国携手重建战后和平。蒋夫人日后在美、加各大城市的演说内容皆以这七大重点为主。

　　蒋夫人在结语中的一句话，获得了满堂彩，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中国人民根据五年又半之经验，确信光明正大之甘冒失败，较诸卑鄙可耻之接受失败，更为明智。”众院议事厅爆出了历久不歇的掌声，一名议员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蒋夫人差点让他掉下眼泪。

　　除了宣扬中国抗战之外，蒋夫人美国之行的最大目的乃是希望获得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有形”援助。蒋夫人是个一流的演说家，也是高明的“乞讨者”，她在讲词中丝毫不露乞怜和乞援的痕迹，但是，众议员以及在收音机旁聆听宋美龄演讲的美国人民，立刻同声一致要求美国政府加速援华，而民众亦慷慨大度地乐捐助华抗战，即连罗斯福总统亦不得不公开表示将加快军援中国的速度。

　　一位住在新泽西州东奥伦奇市的家庭主妇，寄了一张三块钱的汇票和一张上海难童在火车站哭泣的剪报至白宫，要求代为转给蒋夫人。这位美国太太说：“三块钱汇票是我的三个女儿合送给那位在火车站哭泣的小朋友。”这是蒋夫人的国会演说经由收音机转播全美，打动千千万万美国人心田的最佳证明。每天有数百封来自全美各地的信件寄至白宫，收件人是蒋夫人。写过《林肯传》的诗人兼记者卡尔·桑德堡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她所要的是什么？是为了整个地球上的人类。”

　　在国会演讲后的第二天，蒋夫人和罗斯福夫妇一起召开记者会，这是一场面对媒体的重头戏，其重要性与影响力并不亚于国会演讲。记者会在白宫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举行，172名记者挤满了办公室，连女记者也获准参加，大家一面采访蒋夫人，一面争睹“亚洲第一夫人”的风采，同时亦首次领略她的机智与锐利。在记者会上，蒋夫人坐中间，罗斯福在右，罗斯福夫人居左。《时代》周刊说，蒋夫人有如初次登台演出的少女一样，总统一直在抽烟，总统夫人的一只手放在蒋夫人的椅子上，状似护卫着她。这次记者会的参加人数比罗斯福1月底自卡萨布兰加会议归来时的记者会都多了23人。主持过数以千计记者会的罗斯福像个纵容的叔叔介绍他美丽的姪女，他说：“蒋夫人是个与众不同的特使”，他要求记者不要问难以回答的问题。

　　穿着一袭黑色旗袍，胸前别了一支中国空军军徽的蒋夫人，一开口就不同凡响。她说，她在中国战场访问过前线无数次，不知惧怕为何物，但此刻看到记者的笔不停地挥动，心里面不知道是怕还是不怕，“然而，我看到你们的脸上都闪烁着笑容，，我感觉到我是你们的朋友……”记者热烈鼓掌。尽管如此，美国记者们开门见山就提出一系列尖锐问题，有个记者问她：听说中国并没有充分运用其人力？脸上露出不悦之色的蒋夫人提高声调回答说，中国在人力上已尽全力，但缺少军火，中国不缺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但没有足够的飞机和汽油。一个记者马上追问：中国如何获得军火？蒋夫人很技巧地把难题推给罗斯福，她恭恭敬敬地转向罗斯福说道，总统解决过许多重要问题，度过许多危机，最好由总统来回答这个问题。记者群微笑着看罗斯福如何“接球”，面对多次类似场面的罗斯福马上接腔说，要把飞机和空需品运到中国去，可说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但美国政府正戮力以赴把这些重要物资送到中国。他说，如果他是中国政府成员，也会问：什么时候运来中国？为什么不多送一些？作为美国政府一分子，他将会回答：我们将尽上帝所允许的那么快。罗斯福说完后，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

　　一位记者立即问蒋夫人，她对加速美国军火运华一事有何建议。蒋夫人站起来，两眼盯着前方，然后转向罗斯福总统，徐徐说道，他刚刚说过将尽上帝所允许的那么快，“但我提醒大家要记住：自助者天助之。”罗斯福听了大笑，并说他非常同意“自助”乃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不过，有些记者觉得蒋夫人有点咄咄逼人之势。有位记者问及飞虎队在中国表现如何？蒋夫人大加赞扬美国志愿飞行员对中国抗战的贡献。“老政客”罗斯福知道记者会如果继续开下去，蒋夫人的风头会比他还健，于是宣布散会。

　　专栏作家克莱伯承认这场记者会使他大呼过瘾，他说，也许有一天要让影星海伦·海丝来演这个角色，不过，她演得再好也比不上真实生活中的蒋夫人。还有位记者匆匆向蒋夫人问道：“蒋”这个字应如何发音？蒋夫人答，有中国式和美国式两种发音，美国式为chee-ang，中国国语则近似Johng。

　　2月28日晚上，蒋夫人一行坐火车离开华府，前往纽约，展开她的忙碌而紧凑的“征服美国”演说行程。宋美龄的火车在半夜经过犹他州一个小镇，全镇居民(包括50名小学生)在车站守候通宵，希望能一睹蒋夫人的风采。火车紧急停车后，宋美龄仍在睡觉，一个女佣打扮成宋美龄的样子，穿着她的披肩，走到月台上，频频向群众颔首微笑，这位完全不懂英语的女佣平时看多了女主人的神态，再经过一番指点，乡下人都以为她就是蒋夫人，一直叫道：“就是她！就是她！”

　　蒋夫人在好莱坞的盛会是由《时代》与《生活》创办人鲁斯夫妇游说名制片家大卫·塞兹尼克(电影《乱世佳人》制片人)出面筹备的。蒋夫人此行最受瞩目的是在好莱坞露天大会场发表来美的第三次重要演说，以及会见200多位支持中国抗日的影剧界人士。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大牌影星如劳勃·泰勒、亨佛莱·鲍嘉、鲍勃·霍伯、贾利·古柏、英格丽·褒曼、拉纳·透娜、凯瑟琳·赫本、泰隆·鲍华、亨利·方达、丽泰·海华丝、秀兰·邓波儿等都和蒋夫人寒喧，蒋夫人对好莱坞电影的熟稔，不但使影星惊喜，亦使影剧记者大为佩服。参加欢迎会的影星关切中国抗战，均踊跃输将，捐巨款给中国。卡莱·葛伦早在1941年即曾捐5000美金给“中国救济联合会”。4月4日，蒋夫人于好莱坞露天广场向3万听众发表演讲，呼吁大家支持中国抗战。盛会在乐队演奏的《蒋夫人进行曲》中落幕，正式结束蒋夫人在美国的官式活动。4月11日，蒋夫人仍搭乘罗斯福总统的专用车厢横贯美国返回纽约。

　　蒋夫人于2月28日离开华府后，曾两度造访白宫。6月29日从美国南部搭乘来美国时所乘的同一架飞机返国，历时7个月大有斩获的新大陆之行，戛然告终。

　　1943年7月4日，蒋夫人返抵重庆。7月11日，重庆各界在夫子池新生活运动广场举行欢迎蒋夫人访美凯旋归国大会。

　　

　　丘吉尔不在的时候，蒋氏夫妇与罗斯福就显得轻松多了。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军太平洋基地珍珠港，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中国抗战的性质与国际战略架构，亦使中国的外援情况有了根本变化。美英两国的对日宣战以及中国对抗轴心国的行动，使亚洲地区的战事纳入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一环。自1942年1月5日开始，同盟国成立了中缅印战区，蒋介石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曾在北平当过语言教官的史迪威将军，获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推荐，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自1941年8月即已来华助战的一群美国志愿飞行员(即俗称的“飞虎队”)，于1942年7月4日并入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将军担任司令。

　　1943年11月18日，蒋介石夫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远赴埃及出席开罗会议。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自重庆飞往埃及途中，须越过喜马拉雅山，随行之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因年高体弱，一度昏厥。宋美龄目疾未愈，抱病远行。到了开罗后，英国中东事务大臣加赛欲为蒋夫人代约医生治疗眼睛，蒋嘱王宠惠婉谢之。会议期间，蒋夫人身体违和，邱吉尔的私人医生莫兰为她检查身体。当天晚上莫兰在日记中写道：“她不再年轻了，但她有一种高贵的气质，也有一些憔悴的魅力。”检查完后，宋美龄问医生：“有什么毛病？”医生答道：“没有。”宋再问：“没有？你认为我不久就会好吗？”医生说：“夫人，只有放松你的紧张生活之后，你才会好转。”

　　开罗会议全是男人的天下，惟独宋美龄“母仪开罗”，与蒋罗邱平起平坐，三巨头高峰会变成四巨头会议，官方照片即有三巨头与四巨头两种。有人说她的穿着、谈吐和举止是会场附近的金字塔和人面狮身像以外的最生动、鲜活的形象。

　　全程参与三巨头高峰会以及蒋罗、蒋邱对谈的宋美龄，在会议期间扮演了极为吃重的角色。中国代表团重要成员虽皆能操英语，如王宠惠、郭斌佳、董显光、朱世明等人，但宋美龄嫌他们为蒋所作的口译不够好，“无法转述委员长思想的全部意义”，常亲自重译蒋的声明和对方的谈话。蒋罗、蒋邱以及蒋和其他高级代表(如美方马歇尔、英方蒙巴顿)的对话，皆由宋美龄挑大梁，口译兼阐释，工作颇为辛苦。蒋介石在会议最后一天的日记上写道：“今日夫人自11时往访罗斯福总统商谈经济问题以后，直至霍氏(霍普金斯)离去，在此十小时间几无一息之暇，且时时皆聚精会神，未能有一语之松弛，故至十时已疲乏不堪，从未见其有如此情状也。”

　　邱吉尔对蒋罗漫长而又亲切的对话和宋美龄毫无暇疵的英语，感到颇不自在，他说：“英美代表团的对谈不幸被中国之情结搅乱，此情结复杂冗长而又无关大局……总统(罗斯福)立即与蒋委员长闭门长谈。(我们)希望劝说蒋及其妻去金字塔开心一下，等我们从德黑兰回来以后再谈的计划，皆成泡影。”但邱吉尔表面上对蒋宋还算客气，蒋在日记上说：“宴会中邱氏与夫人谈笑，夫人亦以幽默言态应之……”邱吉尔问宋美龄：“夫人是否认为我是一个很老的人？”宋答：“我真的不知道。阁下相信殖民主义，我不相信。”不久，邱又问宋对其看法如何？宋答曰：“我认为阁下说的时候比做的时候要凶。”邱吉尔在回忆录中提及他和蒋夫人曾有颇为愉快的对话，“可看出她是一个非常特殊亦极有魅力的人”。邱吉尔对蒋夫人说，上次在美国未能晤面，实感遗憾。宋美龄于1943年上半年访美时，适值邱吉尔亦赴美访问，双双因各摆架子，故始终未晤面。蒋介石曾于1943年5月14日致电宋美龄：“邱吉尔即到华府，如能与其相见面，则于公私皆有益。此正吾人政治家应有之风度，不必计较其个人过去之态度，更不必存意气。但应必须不失吾人之荣誉与立场。”

　　真实的情况是：有一天罗斯福总统对邱吉尔说：“我想介绍你见蒋夫人，她是一位漂亮的女人。”罗斯福立即打电话给蒋夫人，邀她第二天到白宫来与邱吉尔一道午餐，但宋美龄拒绝了。她说，邱吉尔要先打电话请她，她才会答应，午饭终于没有吃成。

　　罗斯福说，蒋介石是他所看到的“第一个真正的东方人”。这句话的涵义乃是罗斯福过去所接触到的东方人，尤其是亚洲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几乎全受过英美教育，多多少少带一点洋化，惟独蒋介石是个十足的“难以理解的东方君主”。但是1945年春天，罗斯福告诉记者斯诺说：“开罗会议期间，我无从对蒋有任何看法。我后来想一想，才了解到我所知道的有关蒋的事情和他的想法，全都是蒋夫人告诉我的。她老是在那儿回答所有的问题，我了解她，但不了解蒋这个家伙！我根本没有办法识透他。”

　　会议期间适逢感恩节，但蒋氏夫妇不克参加晚宴，他们先行拜访罗斯福，在花园帐篷下饮茶。罗斯福的儿子伊利奥说，大部分的时间由蒋夫人发言，她说到改革中国文字，使其简化成1200个或1500个“基本中文”，她也提及中国的未来。在蒋氏夫妇告辞前，蒋夫人为蒋介石翻译了他们日前已达成的国共合作问题。

　　蒋氏夫妇有一次在行邸举行鸡尾酒会，伊利奥代父参加，邱吉尔之女亦与会。伊利奥说：“蒋夫人走到我们身旁，一下子把我带到两张椅子上坐下。我觉得她像一位老练的演员。在半个多小时里，她生动地、风趣地、热心地谈着——而她老是设法以我为谈话中心。这种恭维与魅惑功夫是多少年来别人在我身上所施展不开的。她谈到她的国家，但所谈的范围只是限于劝我在战后移居到那儿去。她问我是否对牧场有兴趣，她说中国的西北是我的理想去处。她为我描绘出一个有能力、有决心的人在中国的苦力劳动中所能聚积的财富金色画面以后，就把身子向前靠，闪亮的眼睛看着我，赞同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把她的手牢牢地放在我的膝上。在最初几分钟，我极力对自己说：这位夫人只是对我们之间的谈话感到浓厚的兴趣，而在她的心中并无其他进一步的动机。可是在她的神态中却有一种与纯粹的真挚并不相融的锐利之光。我完全不相信她会认为我是如此重要而必须征服我，俾使我很快地变成她的好友，作为将来某种目的而用。不过我却相信蒋夫人多少年来始终是以一种征服人的魅力与假装对对方的谈话发生兴趣的方式来应付人——尤其是男人——这种方式现已变成她的第二性格。我会害怕看到她的‘第一’性格发作，老实说，那会吓坏我。”在酒会中，伊利奥亦与蒋介石寒暄几句。

　　酒会结束后，罗斯福问他的儿子酒会如何，特别是对蒋氏夫妇的观感。罗斯福皱着眉头听完伊利奥的描述后说道：“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像你一样反应那么强烈。她确实是个机会主义者。我当然不愿在她的国家变成她的敌人。然而，在目前的中国，谁能取代蒋的位子？就是没有新的领导人。尽管他们有那么多缺点，我们还是要依恃蒋氏夫妇。”

　　中国在开罗会议的国际声望，虽达到了抗战以来的最高峰，且被列为四强之一，但在国力上仍属“地大人多”的弱国。中国抗战迈向了国际化，成为整个太平洋和东南亚战争的一环，但在美英两国的战略布局里，中国战区仍被视为一消极地“牵制日军”的战场，其目的乃在于“使中国继续作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自珍珠港事变、蒋夫人访美以至开罗会议，中美关系之密切、热络殆为亙古所未有，但亦种下了美国介入错综复杂之中国事务，并导致蒋介石与史迪威失和、马歇尔调处国共冲突失败的“毁灭的种子”。

　　

　　虽然庆龄的婚姻曾引起轩然大波，但是父母终究还是原谅了她，留下了这帧三姐妹与母亲留影的珍贵照片。

　　自二十年代中期直至四十年代末期，宋家三姊妹可说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姊妹花”。在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她们选择的对象使她们的命运与时代相沉浮。

　　宋氏家族因三姊妹的婚姻关系而逐步进入中国政治的权力核心，但也因三姊妹的婚姻关系而造成家族的分裂。宋庆龄不顾父母、蔼龄和其他亲友的激烈反弹，坚持嫁给孙中山，乃是宋家出现第一道裂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姻，却使宋氏家族从买办家庭变化成权力家族，从区区上海宋家跃为中国统治家族。没有孙宋联姻，宋家成员不可能步上政治坦途，蒋介石也许不会强烈追求宋美龄，中国近、现代史或将改写。

　　结合政治、权力与财富的婚姻，成就了近代中国最著名、同时亦最为人所诟病的孔宋家族。

　　宋家三姊妹的错综复杂关系，八九十年来一直是中外人士瞩目的焦点。她们的恩怨与爱恨，引发了中外作家和媒体历久不衰的好奇及灵感，产生了无数的作品与报道。“三姊妹的故事”是历史、政治、外交、金钱、情感与斗争的综合故事，也是一个经典型的权力与魅力融合的剧本。

　　三姊妹中，最精明干练的是大姐蔼龄。跟她打过交道以及深知其为人的中外人士，皆异口同声地表示，宋蔼龄是个极厉害的角色，孔宋财富的搜刮累聚，几乎都是由她发号施令。她是孔宋家族贪污枉法、与民争利的幕后大黑手和主要策划者。她不仅完全控制孔祥熙，即连宋美龄亦听命于她和被她操纵。绰号“哈哈孔”的孔祥熙是她的“走狗”。在她的强悍个性、贪婪之心和宋美龄的庇护下，她的丈夫利用官位职权席卷财富，她的4个子女利用特殊身份尽情享受特权，尤其是长子孔令侃、次子孔令杰和外号“孔二小姐”的孔令伟，他们凭恃姨妈蒋夫人的撑腰，滥用权势，目无国法，谱成了近、现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页。三四十年代，中国官场和民间流传的一首顺口溜，最能代表当时“四大家族”不可一世的盛况，那就是：“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姊妹孔家财。”

　　帮孔宋家族成员做过事的徐家涵说：“孔妻宋蔼龄，在幕后操纵国内政治经济以及国际金融投资市场。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三个家族内部产生摩擦，闹得不可开交时，只有她这个大姐可以出面仲裁解决。她平日深居简出，不像宋美龄那样喜欢出头露面。可是她的势力，直接可以影响国家大事，连蒋介石遇事也要让她三分。她是惟一不用什么“总裁”、“委员长”等头衔称呼蒋介石的人，她喊蒋“介兄”，在公共集会和外交场所，蒋介石对她“恭恭敬敬”。蒋介石的侄孙、曾做过侍卫官的蒋孝镇曾对戴笠沉痛地道出蒋宋孔三个统治家族病因：“委座之病，惟宋可医；夫人之病，惟孔可医；孔之病则无人可医。”即蒋介石的痛苦，只有宋美龄可以解决；蒋夫人的苦痛，只有宋蔼龄可以应付；孔家无底洞的贪婪和搜刮以及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则无药可医，无人能惩。

　　宫廷派的首脑非宋蔼龄莫属，蔼龄透过美龄来左右蒋介石。宋蔼龄巧取豪夺的行径是惊人的，这就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写照。孔祥熙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国民政府购买军用飞机，宋蔼龄每次都抽取佣金。孔宋及其子女的搜刮和暴敛，宋美龄在私下是否分一杯羮，因缺乏档案证据，无法证明，但在重庆、南京时代不乏蔼龄、美龄两姊妹联手牟利的说法，即利用孔祥熙以套取外汇、操纵公债和投机银价。

　　孔宋家族在许多方面代表了上层阶级腐化、堕落的一面。除了贪财好货，孔家上上下下均“不安于室”，在“饱暖”之后，大“思淫欲”。在蒋介石身边任职的陈希会说，孔夫人宋蔼龄有个姘夫，而这个姘夫的妻子又勾搭上孔家公子。美国人艾所普亦说，盛传宋蔼龄外遇甚多，“通奸极频繁”，而使孔祥熙常戴绿帽。不过，“孔哈哈”亦非弱者，他同样在外寻找目标，甚至孔二小姐在外面找女人，拉皮条以孝敬其父，并利用此“功劳”趁机操纵中央银行。

　　1973年10月19日，宋蔼龄因癌症病逝纽约，终年84岁。

　　宋家三姊妹中，老二庆龄比较特立独行，她的思想进步，富有理想主义色彩也不摆架子。政治立场的殊异，使三姊妹起了内讧，蔼龄与美龄组成联合阵线，庆龄则孤军奋战。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联姻，对宋家和中国而言，都是一桩影响极为深远的大事。他们的结合虽受到各方反对、批评和嘲讽，然而，孙宋的十载婚姻生活(1915至1925)却是宋庆龄一生中最愉快、最幸福、最满足的岁月。

　　孙中山死后，宋庆龄的处境骤然改变。由于她的身份和地位，以及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迫使她必须担负更积极、更凸显的政治性角色。

　　对宋庆龄而言，1927年是她生命史上的第三个转折点。这一年，宋庆龄已很明显地认同国民党左派，她认为国民党左派才是真正继承孙中山的精神和思想。也就是这一年，在庆龄的大力反对下小妹美龄终在大姐蔼龄的倾力撮合及宋母有条件的祝福中，与中国党政军界的“明日之星”蒋介石结婚。这场政治味道极为浓厚的婚姻，正式完成了宋家姊妹与近代中国风云人物的权力大组合。

　　1927年以后，宋家姊妹的感情已受到难以弥补的创伤。蔼龄与美龄属于蒋介石派，庆龄则成为反蒋派大将。国民党内部争斗加剧，宁(南京)、汉(汉口)分裂，宋庆龄、宋子文姐弟皆为武汉政府要员，但宋子文不久即弃汉投宁，助蒋筹措军费。武汉随后进行清党，中共宣布退出武汉政府，宋庆龄则日夜与左派人士为伍。

　　抗战军兴，宋家姊妹保持同仇敌忾之心，爱国救国的热忱暂时拉近了三姊妹的距离。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从事战时医药救济与儿童福利工作，但许多医药救济品转运至中共控制的地区。蔼龄与美龄则组织“妇女指导委员会”，并致力“全国儿童福利会”工作，推销战时公债。1940年2月，宋美龄自重庆飞至香港，住在沙逊路蔼龄寓所，其时庆龄与子文皆住在九龙嘉运边道，美龄来港后，便和蔼龄邀庆龄到沙逊路同住，三姊妹已甚久未在一起用英语和上海话“共话桑麻”了。三姊妹在公共场所的出现，引起了国际媒体的注意和议论，敏感的新闻界都预测孔宋家族将团结一致抗日。

　　1940年3月31日，三姊妹从启德机场搭DC-3客机联袂飞往重庆，这是蔼龄、庆龄首次踏足“陪都”。三姊妹一道走访医院，慰问伤患、孤儿和学生，参观防空设施、巡视重庆市区。一个多月的时间，国内外媒体竞相报道她们激励士气、促进团结、戮力救国的活动，这是最佳的抗日宣传，对三姊妹而言，也是最有效的公关和“政治秀”。

　　1982年11月，一群采访过中国抗战和内战的美国记者聚会美国亚利桑那州避寒胜地史可兹代尔，回忆当年采访的经验和心得。战时两度赴华的《时代》及《生活》杂志女记者安娜丽·杰克贝说，有次蒋夫人请她在重庆一家餐馆吃中饭，饭后蒋夫人掏出美国骆驼牌香烟请她吸，她看到墙上贴着：“爱国的中国人不吸烟，耕地要为抗战生产粮食”(大意如此，安娜丽已记不起确切文字)，即对蒋夫人说：“谢谢，不用。”安娜丽说她那时已改吸短圆、凹凸不平、烟纸发黄的中国香烟，蒋夫人的骆驼牌香烟则雪白、漂亮。她和蒋夫人聊好莱坞等女人爱聊的话题，不觉已至午后三时，她向蒋夫人说：“蒋夫人，我是吸烟的，但看到墙上那些标语，我不好意思吸，怕会冒犯你。”蒋夫人开心地笑答：“那是给老百姓看的。”

　　孔宋家族经由婚姻关系而获得“姊妹兄弟皆裂土”的无上特权，成为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炙手可热家族集团。然这个阀阅之家却充满着矛盾与猜忌、对抗与冲突，其中尤以宋家大女婿孔祥熙和宋家大少爷宋子文的争斗，最令人侧目，同时亦与蒋介石政权的起伏兴衰具有密切的连锁关系。

　　1943年5月，美英首脑在华府举行极为重要的“三叉会议”，商讨东西战事。会议期

　　间，宋美龄虽向罗斯福大力游说加强援华，但罗斯福知道如何对付她和奉承她，向她兜售的不过是其远亲表弟艾所普所说的“金砖”(意即空头支票)。当时以宋子文“中国国防用品公司”顾问名义在华府观察三叉会议的艾所普透露，会议时，宋子文和宋美龄兄妹相互争权，令美国高层人士对中国统治阶层大搞“宫廷阴谋”和大闹“家务事”大摇其头。宋美龄对霍普金斯说以后任何事情皆与她联络，不要透过其兄，她说她对蒋有影响力，而宋子文所作所为皆无价值可言。

　　有一次，宋美龄到华府V街中国国防用品总部时，曾大叫：“我为中国争取胜利了 ！我已为委员长得到他想要的所有东西！”宋子文听到宋美龄在走道上尖声大叫，赶紧请她到办公室谈谈，兄妹两人闭门谈了一个小时，宋美龄趾高气扬地走了。中国国防用品公司职员打听到罗斯福对宋美龄保证将直接提供飞机给中国空军一事乃是“骗局”之后，均要求宋子文向委员长报告蒋夫人被罗斯福耍了，但宋子文不敢。宋子文说，拆穿蒋夫人受骗，是件危险的事，宋子文说到激动处，不禁掉下眼泪。

　　宋子文必定知道，如果他和宋美龄对立，他将被委员长周围的人认为他企图牺牲其妹以扩张自己的权力与地位，即使他成功地说服委员长，宋美龄亦会大怒。令人费解的是，艾所普说，罗斯福总统曾收到蒋介石的一封私人电报，声称蒋夫人无权代表他谈判。

　　1946年夏天，一群采访马歇尔调处国共冲突的中国记者在庐山牯岭小学访问宋美龄，有位记者问她：宋子文和孔祥熙做了那么大的官为何还要经商赚钱？宋美龄不高兴地答道：“经商赚钱有什么罪过？你们难道没有看见美国的高官不少出身于商界吗？”

　　孔宋家族视国事如家事，把国家当私产，政治、外交、经济、金融无不插足，故令人咬牙切齿，然蒋介石允准孔宋触须盘绕政府方针的作为，尤须负完全责任。

　　国民党失败之后，孔宋的避风港自然是他们所熟悉的金元王国。1947年秋天，孔祥熙以接获其妻宋蔼龄在美患病的电报为由，匆匆永别了中国。他们落户纽约，开始了“白华”生涯。他们协助92du.com亲蒋的共和党政客如杜威、尼克松等人竞选，并参与所谓“中国游说团”活动，为台湾当局争取同情和舆论支持。孔祥熙基本上是生意人，在美国做寓公当然不忘投资地产和股票，他的两个儿子孔令侃和孔令杰也都是活动力很强的商买。

　　孔祥熙于1967年8月15日因心脏病发去世，终年87岁(生于1880年)。8月17日下午，宋美龄由蒋纬国及一支五人仪仗队陪同，搭乘专机奔赴纽约相助大姐料理孔之后事。孔祥熙的大殓仪式于8月20在曼哈顿麦迪逊大道和81街的坎波殡仪馆举行，追思仪式于8月21日上午10时在曼哈顿第五大道教堂举行，有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纽约枢机主教史培尔曼等美国要人及孔氏亲友数百人参加，最引人瞩目的是宋子文居然未亮相。孔的遗体安厝于纽约市郊哈斯代尔的风可利夫高级室内墓园。

　　宋子文携其妻张乐怡于1949年1月移居香港，3月底返回广东和奉化溪口数日，与蒋介石、孙科等国民党人晤谈；5月16日赴巴黎，6月10日抵纽约。3年前即已定居纽约的3个女儿到机场迎接她们的父母。宋子文步孔祥熙之后，亦在纽约当起了寓公，但他比孔更加忙碌，经常与驻美“大使”顾维钧、驻联合国“大使”蒋廷黻和其他旅居纽约的“国府”党政学界过气要人聚会，讨论如何“力挽狂澜”，拯救“国府”；如何再组织“飞虎队”协助“国府”对抗中共；如何促使美国加强援华；如何筹组一个由留美学者领军的内阁。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宋子文对政治仍未忘情，甚至想东山再起，到台湾相助蒋介石推动政务，但遭蒋浇以冷水。1963年2月，宋子文第二次赴台(第一次为1957年)，港台报纸对他的动静充满了揣测之词。事实上，孔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蒋介石到台湾后力图整顿，全力改造党务，孔宋二人与国民党之败有密切关连，蒋不可能再像以往委以重任，他们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一样，成为不得人心的“负国之臣”。台湾政坛属于另外一批人的天下，即使这批人过去曾经是孔宋的班底和亲信(如魏道明、俞鸿钧、陈诚)，但蒋介石已决心开创新局，并培养蒋经国为接班人。

　　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旧金山的一场晚宴中因食物哽住气管而呛死，终年77岁(生于1894年)。5月1日，追思礼拜在纽约一座教堂举行，宋子文的遗孀张乐怡和女儿宋琼颐、宋曼颐、宋瑞颐，以及宋子良、顾维钧、刘锴等数百人参加，蒋介石只颁了一块“勋猷永念”的挽额，以追怀这位和他有过多年合作与扞格的姻亲。尼克松在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的催促下，发了一通唁电给宋美龄，电文说：“他报效其家国的辉煌生涯，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我们共同的伟大事业所作之贡献，将永为美国友人铭记不忘。我们和你一样，对他的逝世同感伤悼。”然而，当时在纽约的宋美龄、宋蔼龄及其子女皆未参加宋子文的葬礼和追思礼拜。

　　宋美龄曾对美国女作家项美丽说，她在9岁以前都是穿哥哥子文穿过的衣服，因子文发育快，每二、三个月就要换衣服，穿过的就给她。子文在哈佛读书时常到韦思礼学院探望美龄，质朴的兄妹之情，长大后却因政治、私利与狭隘的胸襟而水火不容，死后亦拒绝问吊。宋家虽为基督教家庭，宽容、友爱的信条显然并未在家里生根。

　　孔宋郞舅之间的宿仇积怨，严重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死后，遗体皆安厝在风可利夫墓园的市内灵殿。

　　

　　

　　　　

　　1965年，宋美龄访问美国，与尼克松夫妇重聚。

　　蒋介石过世后，宋美龄就如同一株“失根的兰花”，在台北、纽约两地漂泊。其实，对一生浸润于荣华富贵和享受无上权力的宋美龄来说，住在哪里都一样，权力没有了，“吾土吾民”的观念也就淡了。尤其是像她这样一个在美国成长、受过完整美式教育的人，落户“新大陆”显然远比住在风风雨雨的台北还要舒适、愉快。台湾已非久留之地，何妨乘风远扬，终老异乡。

　　自从宋美龄于1975年9月15日搭乘“中美号”专机飞赴美国长岛蝗虫谷，开始她长达26年的隐居生活至今，有关她的一切似乎一下子就消散在遥远的大洋岸了。

　　对于1975年的那次赴美远行，许多外界人世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其实，知道内情的人都知道，宋美龄此次去美国，主要的还是为了投亲靠友，毕竟，宋美龄与蒋介石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婚姻，最大的缺憾似乎就是没有生养一男半女，孤身一人居住台湾所带来的种种不适，即使没人去说，大家也是心知肚明不愿捅破它罢了，其内情是显而易见的；另有一种说法是为了治病，当时纽约的《时报周刊》曾载文说，外界对宋美龄的病情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是说她患有乳腺癌，一是说她得了严重的皮肤病，但据当时蒋介石的官邸侍卫透露，当年宋美龄虽然真的患了皮肤疾病，但没有外界所传扬的那么严重，只是在腰部得了一种麻症。既然人们纷传她蒋夫人是因皮肤病所累，她干脆就势对外宣称要去美国治皮肤病。事实上，到了美国以后，宋美龄马上就住进医院接受了手术，不到一个月便病愈出院了。

　　“中美号”专机自台北起飞后，并没有直接飞往美国，而是先在日本关岛稍作停歇，再到美国夏威夷、旧金山，最后才到达纽约。在纽约，飞机一降落，宋美龄所携一行人马驱车直达目的地——长岛蝗虫谷。事实是，宋美龄在蝗虫谷的生活一直不很安定。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曾数次往返于台、美之间，其间除了治病，最主要的还是陆陆续续地搬东西，绝大多数都是她的私人用品，来来回回，总共搬了3次才算搬完。仅1991年夏天，宋美龄最后一次离开台湾，一下子就搬走了99个大箱子。

　　宋美龄在蝗虫谷居住的这幢老房子很漂亮，赴美前两个月，她通过美国国家银行，从她的私人款项中拨出120万美元，专门用于房屋的修缮。这幢房子原先是孔祥熙家族的产业，而孔家没有后代在纽约，房子年久失修，实际上已经破败不堪了，经过一番花大力气的装修，终于显现出华贵原貌。这是一栋两层楼式的西式建筑，一楼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房间，只设餐厅、客厅和厨房，室外搭了一间专门用来晒太阳的玻璃棚，后来大家都称这间屋子为“太阳间”。二楼靠东侧的正房周围有4间套房，宋美龄就居住在其中一间。

　　据说，整个蝗虫谷的孔家宅地共占地34英亩，拥有如此之大的住宅基地，就是在美国本土居民中也很少见，足见这位国民党财政部长有多“气派”！这栋房子的四周都是参天大树，坐落在僻临郊区的地方；每逢大雪纷飞之日，出入就显得不很方便了。每到这种时候，宋美龄手下的人便不必忙于操持事务了，每天只是值值班，搞一搞内务卫生这类的小事即可。两位汽车司机的工作也很简单，只需带着厨师外出买点每餐必需的素菜等，就算完成任务了。

　　宋美龄1975年离开台湾去美国时，总共带了二十五、六个随从人员。但这些人并不是宋美龄自己点名要的，而是蒋经国通过台湾当局“内务部”直接派去给她的。除了这些随员之外，宋美龄从原先的侍卫人员中，又挑出自己最得力的几个人，其中还包括专门给她缝制旗袍的裁缝师傅张瑞香。

　　1995年底，因为蝗虫谷老房子的条件所限，尽管很不愿意，但宋美龄还是不得不搬了出来，现在她居住在纽约84大街的寓所，一切设施都很齐全，她身边长年伴随的警卫、侍从只有6个人，负责她的饮食起居和安全保卫工作；从六十年代初期就跟随她的一位老妈子，也早在1993年去世了，一切后事都是宋美龄出钱替她操办的，并在美国替她买了一块墓地。

　　宋美龄的贴身侍从钟爱民回忆说：大家一到蝗虫谷的第二天，所有侍从和警卫人员都参与了房子的大扫除。结果整个大扫除的过程断断续续搞了近两个月，光那个宽大的地下仓库就足足花去了半个月时间。

　　在清扫过程中人们发现，这个孔家的大仓库里东西应有尽有，就连一些想不到东西也有，甚至还有几箱枪支弹药，有1937年蒋介石写给孔祥熙的一封请求给予经济援助的手写亲笔信，有数不清的字画收藏，包括国画和西洋油画……所有的东西收集起来，多到无法清理的程度，十几个侍从忙了整整一个星期，怎么整理都整理不完。结果在宋美龄的授意之下，钟爱民找来几个警卫，干脆放一把火把那堆字画连同蒋介石写的那封信一齐烧掉了。

　　这天下午，侍从们正在远处的火堆旁烧那堆字画，刚好被宋美龄从楼上的阳台上看见，她问身边的钟爱民：“他们在烧什么呀？”钟爱民说：“正烧那些字画哪，这不全是您的意思吗？我也帮着烧了不少！”

　　宋美龄急忙让钟爱民搀扶着来到火堆旁，打开那些画稿细细一看，心有不忍地说：“这些都是我画的呀。”沉吟了一会儿她又深深叹息：“也好，烧就烧了吧，这样我就可以专心作画了。”

　　事实上，自进入老年以后，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宋美龄每天都坚持作画，即使在美国也没有间断。但创作完成的画品绝不出售，也不会拿出来送友赠朋，只是画完后交给侍从人员保管起来，多年来她从未改变过这一原则。

　　尽管已入髦耋之年，平时，宋美龄还是像年轻时一样，很喜欢驾车外出兜风，大约每星期都要叫上自己的这班随从到外面去兜风。每次出门就是好几辆汽车。尽管宋美龄自己会开车，但却很少亲自把方向盘，而是让司机把车开到很远的地方，把大家带到郊外的公园，这时她便掏钱请大家吃冰淇凌。说是请“大家吃”，其实侍从们都知道，宋美龄本人就很喜欢吃冰淇凌。

　　宋美龄平时的作息很有规律。因为在美国的日子过得较悠闲，每日里的作画、读书时间一般不会超过2小时。晚上看一小会儿电视，或弹半小时钢琴，或跟侍从们聊聊天，了解一点外面的传闻。她一般睡得都比较晚，最早也在11点以后才上床，第二天最早也不会在9点以前起床。早餐前她必须进行祈祷。而在饮食上，她从没有额外的要求，但每天必须就5次餐，每一次进餐也只吃五分饱，即使再喜欢吃，也绝不贪食。

　　其实宋美龄学会作画、写字、弹钢琴的时间并不早，说起这些，也是有一段来历的。1949年，她随蒋介石从大陆来到台湾。曾经有一段时间她感到寂寞难耐，于是开始学起钢琴来，1950年则开始跟着黄君璧学画国画，临帖练书法，从此以后就再也没间断过。在台湾时期的宋美龄惟一的嗜好就是吸烟，蒋介石生前也多次劝她戒烟，但都未戒成。蒋介石去世以后，她下定决心把吸了60多年的烟戒掉了。

　　宋美龄住在长岛蝗虫谷时，常常是纽约、长岛两头跑，毕竟蝗虫谷地处乡下，与市内的交通很不方便，冬天常常大雪封路，有事要到纽约去办就要费很大的周折。为了减少一些麻烦，宋美龄最后索性把蝗虫谷的别墅卖掉，偕同大家一齐搬到纽约居住。

　　说起纽约著名的84大街，凡是去过美国的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但要提起坐落在84大街东河的“葛莱西”官邸，也许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据了解这里的人描述，从大楼的外表看，并没有什么特别，它只是一栋15层高的普通公寓，宋美龄和她的侍从们分别住在9、10两层。公寓的正面对着公园，紧邻宽阔的纽约东河，距离纽约市中心的各大医院也很近。

　　宋美龄自搬到这里以后，作息时间基本保持原样不动。照样爱坐车兜风，照样爱吃各种水果味的冰淇凌。偶尔也由侍从陪伴着到附近一栋公寓的小医院里治疗牙齿或眼睛。据至今还跟随着她的侍卫人员对外透露，宋美龄的牙齿至今都很健康，至多只补过几颗牙；时至今日，宋美龄的头发还没有全白，尽管比当年稀疏了一些，但她的黑发仍能长到腰际。

　　一般来说，宋美龄绝大多数时间都窝在10楼，很少会到9楼来，因为每下楼一次都很麻烦，必须化妆、梳头，至少要花去一、两个小时。这与宋美龄的生活习惯不无关系，她始终坚守自己的两个着装原则：第一，没化好妆、梳好头，她是绝对不会下楼或是出门见其他的；第二，她只要出门，一定要穿着长及脚踝的中式旗袍。

　　一位曾在蝗虫谷跟随过宋美龄的侍从回忆说，2000年农历春节前夕，他曾经提着两罐乌龙茶(这是宋美龄最爱喝的一种茶)去“葛莱西”官邸探望她，却不被允许进门。前来接待他的宋美龄秘书，塞给他200块钱。这位秘书对他说：“老夫人不方便见客。”这位原侍从想了想，觉得也是。若为了与一名侍从见一面，又是化妆又是梳头的，还真是太麻烦她了，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据知情人了解，宋美龄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躺着，偶尔下床活动也不走出屋子，整个人也胖了许多。

　　据宋美龄当年在台湾时的一位私人医生回忆：在宋美龄身上，真正出现老态的时间并不晚，早在她74岁左右动作上就已经开始显得不太灵便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便开始坐起了轮椅。这位医生还回忆说，她的记忆力已经明显开始衰退。那年回台湾参加蒋经国的葬礼，一些往日的侍卫、随从前往她下榻的阳明山别墅探望，宋美龄见到大家时，怎么也想不起谁是谁了。这位医生分析宋美龄的长寿秘诀，归纳起来也许有以下几点：第一，她有较为虔诚的宗教信仰，万事容易想得开；第二，她的晚年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压力，随遇而安；第三，据周围随员透露，她很喜欢让人替她敲敲膝盖、揉揉肩膀、捏捏脚掌等部位，长年来也养成了一种习惯，这样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第四，宋美龄很注重饮食质量，少食多餐。虽然她比较喜欢吃一些较硬的食物，但总体上不会影响她的消化，每餐两荤、两素，但无论食物多么丰盛可口，每次她也只吃一点点。 这些可能也是她长寿的原因。

　　

　　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泛舟日月潭。

　　1949年12月10日，蒋氏父子在兵荒马乱中自昆明凤凰山机场搭乘飞机赴台北，蒋经国称：“父亲返台之日，即刘文辉、邓锡侯公开通电附匪之时。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福祸之间，不容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此为蒋氏父子对大陆的最后一瞥，从此“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从一个历史反讽的角度来看，蒋介石败退台湾，可谓“因祸得福”。尽管他领导北伐、抗日和“剿共”，且拥有委员长、主席、总裁和“总统”的头衔，但他从未真正统治过全中国，一直不断有内外敌人挑战他的统治权。只有在台湾他才享受到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与尊荣，台湾才是蒋家王朝的金汤城池。

　　50年代的台湾常被形容为风雨飘摇之岛，美台关系是国民党当局赖以生存壮大的生命线，宋美龄是罕见的“美国通”，也是蒋介石倚为左右手的对美“外交”权威。

　　台湾岛的政治气氛和以前大陆时代大不相同，纵然宋美龄在对美“外交”上仍居一言九鼎之地位，然其政治权力显然已逐步受挫，她的最大对手不是别人，乃是蒋经国。蒋家父子决心不让另外三大家族的灰烬在台湾重燃，亦不许别的政治势力在宝岛扎根，他们要改造国民党，首先要铲除孔、宋、陈的力量。孔祥熙和宋子文在纽约做寓公，陈果夫病死台北，陈立夫则被放逐到“新大陆”，在新泽西州养鸡、在纽约唐人街卖湖州粽子和“陈立夫皮蛋”，与花果飘零的CC徒弟们谈论时局和人物。

　　蒋经国在日记和回忆文章里，几乎从未提到他毫无血缘关系的继母与弟弟蒋纬国，亦鲜少道及其妻蒋方良，其目的自然是要凸显他与父亲的密切关系及传承意义。和宋美龄不同的是，蒋经国的俄籍妻子蒋方良早已学会如何在第一家庭里，做一名“默片”的主角。蒋经国当了“总统”，蒋方良并未以夫为贵，她既不能自称“蒋夫人”，亦无法戴上“第一夫人”的后冠。即使她公开亮相的机会比以前多了，报纸登她照片的次数也增加了，她仍旧不是真正的“第一夫人”，只有宋美龄才是“永远的第一夫人”。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已无所顾忌，他敢顶撞宋美龄，他不再需要她的意见，亦无法忍受她和孔家兄妹权充“后座司机”，他要独当一面，开创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时代。蒋介石的私人医生熊丸说：“先总统过世后，经国先生接任总统。当时他与夫人对外交的意见不一致。夫人便对经国先生说：‘好，如果你坚持己见，那就全由你管，我就不管，我走了。’自此夫人便到美国纽约，一直都不回来。而经国先生的个性一直都很强，他决定的事情便一定要办到，所以也不大管夫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