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命运的40个黄金支点》

 《改变命运的40个黄金支点》（全本）作者：不详 下载连接：http://www.king1970.net/viewthread.php?tid=539280&extra=page%3D5  目录 第一部分：认识真我―你所不知道的自己 人们常常认为一种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十分准确地揭示了自己的特点，心理学上将这种倾向称为“巴纳姆效应”。 巴纳姆效应
 约翰逊效应
 过度理由效应
 布里丹毛驴效应
 
齐加尼克效应
 情绪效应
 名片效应 
 反馈效应 
 
功能固着心理    
 邮票效应
 过度学习效应
 蔡戈尼效应
 
自我参照效应
 思维的定势效应
 自我选择效应
 毛毛虫效应
 
从众效应
 监狱角色模拟实验
 
   第二部分：无形的手―决定事物运行的潜规则 滑铁卢因拿破仑而闻名，然而使滑铁卢成名的关键人物，却并不是拿破仑，而是他手下的格鲁希元帅。格鲁希元帅是法国大革命时拿破仑军队中的士兵，1794年任少将。在滑铁卢战役中指挥骑兵预备队。 彼得原理
 格雷欣法则
 棘轮效应
 蝴蝶效应
 
马太效应
 社会促进效应
 鲶鱼效应
 酒与污水定律
 
霍布森选择效应
 蘑菇定律
 热炉法则
 俄狄普斯情结
 
快鱼法则
 海因里希法则
 智猪博弈
 破窗户理论
 
竞争优势效应  
 海潮效应
 贝尔效应   
 木桶定律
 
多米诺骨牌效应
 凡勃伦效应
 巴纳姆效应
 
人们常常认为一种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十分准确地揭示了自己的特点，心理学上将这种倾向称为“巴纳姆效应”。　　爱因斯坦小时候是个十分贪玩的孩子，他的母亲常常为此忧心忡忡。母亲的再三告诫对他来说如同耳边风。直到16岁那年的秋天，一天上午，父亲将正要去河边钓鱼的爱因斯坦拦住，并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正是这个故事改变了爱因斯坦的一生。　　父亲说：“昨天我和咱们的邻居杰克大叔去清扫南边的一个大烟囱，那烟囱只有踩着里面的钢筋踏梯才能上去。你杰克大叔在前面，我在后面。我们抓着扶手一阶一阶的终于爬上去了，下来时，你杰克大叔依旧走在前面，我还是跟在后面。后来，钻出烟囱，我们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你杰克大叔的后背、脸上全被烟囱里的烟灰蹭黑了，而我身上竟连一点烟灰也没有。”　　爱因斯坦的父亲继续微笑着说：“我看见你杰克大叔的模样，心想我一定和他一样，脸脏得像个小丑，于是我就到附近的小河里去洗了又洗。而你杰克大叔呢，他看我钻出烟囱时干干净净的，就以为他也和我一样干干净净的，只草草地洗了洗手就上街了。结果，街上的人都笑破了肚子，还以为你杰克大叔是个疯子呢。”　　爱因斯坦听罢，忍不住和父亲一起大笑起来。父亲笑完后，郑重地对他说：“其实别人谁也不能做你的镜子，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镜子。拿别人做镜子，白痴或许会把自己照成天才的。”　　在2000年前，古希腊人就把“认识你自己”作为铭文刻在阿波罗神庙的门柱上。然而时至今日，人们不能不遗憾地说，“认识自己”的目标距离我们仍然还很遥远。探索其原因，我们不能不提到心理学上的“巴纳姆效应”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既不可能每时每刻去反省自己，也不可能总把自己放在局外人的地位来观察自己，于是只能借助外界信息来认识自己。正因如此，每个人在认识自我时很容易受外界信息的暗示，迷失在环境当中，受到周围信息的暗示，并把他人的言行作为自己行动的参照。“巴纳姆效应”指的就是这样一种心理倾向，即人很容易受到来自外界信息的暗示，从而出现自我知觉的偏差，认为一种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十分准确地揭示了自己的特点。　　这个效应是以一位广受欢迎的著名魔术师肖曼·巴纳姆来命名的，他曾经在评价自己的表演时说：他的节目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节目中包含了每个人都喜欢的成分，所以每一分钟都有人上当受骗。　　有位心理学家曾经针对这种一效应做过一个实验，他给一群人做完明尼苏打多相人格检查表（MMPI）后，拿出两份结果让参加者判断哪一份是自己的结果。事实上，一份是参加者自己的结果，另一份是多数人的回答平均起来的结果。参加者竟然认为后者更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人格特征。　　这项研究告诉我们，每个人很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特别适合他。即使这种描述十分空洞，他仍然认为反映了自己的人格面貌。曾经有心理学家用一段笼统的、几乎适用于任何人的话让大学生判断是否适合自己，结果，绝大多数大学生认为这段话将自己刻画得细致入微、准确至极。
　下面一段话是心理学家使用的材料，你觉得是否也适合你呢？　　你很需要别人喜欢并尊重你。你有自我批判的倾向。你有许多可以成为你优势的能力没有发挥出来，同时你也有一些缺点，不过你一般可以克服它们。你与异性交往有些困难，尽管外表上显得很从容，其实你内心焦急不安。你有时怀疑自己所做的决定或所做的事是否正确。你喜欢生活有些变化，厌恶被人限制。你以自己能独立思考而自豪，别人的建议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你不会接受。你认为在别人面前过于坦率地表露自己是不明智的。你有时外向、亲切、好交际，而有时则内向、谨慎、沉默。你的有些抱负往往很不现实。　　这其实是一顶套在谁头上都合适的帽子。在生活中，这种效应的典型反映是在算命过程中。　　很多人请教过算命先生后都认为算命先生说的“很准”。其实，那些求助算命的人本身就有易受暗示的特点。当人的情绪处于低落、失意的时候，对生活失去控制感，于是，安全感也受到影响。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心理的依赖性也大大增强，受暗示性就比平时更强了。加上算命先生善于揣摩人的内心感受，稍微能够理解求助者的感受，求助者立刻会感到一种精神安慰。算命先生接下来再说一段一般的、无关痛痒的话便会使求助者深信不疑。　　要避免巴纳姆效应，客观真实地认识自己，有以下几种途径：　　第一，要学会面对自己。有这样一个测验人的情商的题目是：当一个落水昏迷的女人被救起后，她醒来发现自己一丝不挂时，第一个反应会是捂住什么呢？答案是尖叫一声，然后用双手捂着自己的眼睛。　　从心理学上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不愿面对自己的例子，因为自己有“缺陷”或者自己认为是缺陷，就通过自己方法把它掩盖起来，但这种掩盖实际上也像上面的落水女人一样，是把自己眼睛蒙上。所以，要认识自己，首先必须要面对自己。　　第二，培养一种收集信息的能力和敏锐的判断力。很少有人天生就拥有明智和审慎的判断力，实际上，判断力是一种在收集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决策的能力，信息对于判断的支持作用不容忽视，没有相当的信息收集，很难做出明智的决断。　　有一个故事说，一个替人割草的孩子打电话给一位陈太太说：“您需不需要割草？”陈太太回答说：“不需要了，我已有了割草工。”这个孩子又说：“我会帮您拔掉花丛中的杂草。”陈太太回答：“我的割草工也做了。”这孩子又说：“我会帮您把草与走道的四周割齐。”陈太太说：“我请的那人也已做了，谢谢你，我不需要新的割草工人。”孩子便挂了电话。孩子的哥哥在一旁问他：“你不是就在陈太太那儿割草打工吗？为什么还要打这电话？”孩子带着得意的笑容说：“我只是想知道我做得有多好！”　　这个孩子可以说是十分关于收集针对自己的信息，因此可以预见他的未来成长以及可能取得的成就，绝非是一般小孩子能比。　　第三，以人为镜，通过与自己身边的人在各方面的比较来认识自己。在比较的时候，对象的选择至关重要。找不如自己的人作比较，或者拿自己的缺陷与别人的优点比，都会失之偏颇。因此，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条件相当的人作比较，找出自己在群体中的合适位置，这样认识自己，才比较客观。　　第四，通过对重大事件，特别是重大的成功和失败认识自己。重大事件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提供了解自己的个性、能力的信息，从中发现自己的长处和不足。越是在成功的巅峰和失败的低谷，就越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性格。　　有人说“成功时认识自己，失败时认识朋友”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归根结底，我们认识的都是自己。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时，都应坚持辨证的观点，不忽视长处和优点，也要认清短处与不足。
 
约翰逊效应
 
如果缺乏应有的心理素质，即使平时表现再良好，在竞技场上也会失败。
　　
　　后羿是夏朝著名的神箭手。他练就了一身百步穿杨的好本领，立射、跪射、骑射样样精通，几乎从来没有失过手。　　夏王听说了这位神射手的本领，十分欣赏他。有一天，夏王想把后羿召入宫中来，准备领略他那炉火纯青的射技。　　夏王命人把后羿带到御花园里找了个开阔地带，叫人拿来了一块一尺见方，靶心直径大约一寸的兽皮箭靶，用手指着说：“这个箭靶就是你的目标。如果射中了的话，我就赏赐给你黄金万镒；如果射不中，那就要削减你一千户的封地。”　　后羿听了夏王的话，一言不发，面色变得凝重起来。看着一尺见方的靶心，想着即将到手的万两黄金或即将失去的千户封邑，心潮起伏，难以平静，平素不在话下的靶心变得格外遥远，他的脚步显得相当沉重。他慢慢走到离箭靶一百步的地方，然后取出一支箭搭上弓弦，摆好姿势拉开弓开始瞄准。　　想到自己这一箭出去可能发生的结果，后羿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拉弓的手也微微发抖，瞄了几次都没有把箭射出去。最后，后羿一咬牙松开了弦，箭应声而出，“啪”地一下钉在离靶心足有几寸远的地方。后羿脸色一下子白了，他再次弯弓搭箭，精神却更加不集中了，射出的箭也偏得更加离谱。　　后羿收拾弓箭，悻悻地离开了王宫。夏王在失望的同时掩饰不住心头的疑惑，就问道：“后羿平时射起箭来百发百中，为什么今天大失水准呢？”　　有一位一直在旁边观察的大臣解释说：“后羿平日射箭，不过是一般练习，在一颗平常心之下，水平自然可以正常发挥。可是今天他射出的箭直接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根本无法静下心来施展技术，又怎么能射得好呢？”　　本来稳操胜券的后羿，因为心理负担过重而大失水准，最终黯然离场。他的悲剧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我们从心理学上分析，可以归因于约翰逊效应。　　约翰逊效应得名于一位名叫约翰逊的运动员。他平时训练有素，实力雄厚，但在体育赛场上却连连失利。人们借此把那种平时表现良好，但由于缺乏应有的心理素质而导致竞技场上失败的现象称为约翰逊效应。　　在日常生活中，有些名列前茅的学生在高考中屡屡失利，有些实力相当强的运动员却在赛场上发挥异常，饮恨败北等等。细细听来，“实力雄厚”与“赛场失误”之间的惟一解释只能是心理素质问题，主要原因是得失心过重和自信心不足而造成。　　1972年，尼克松竞选连任。由于他在第一任期内政绩斐然，所以大多数政治评论家都预测尼克松将以绝对优势获得胜利。　　然而，尼克松元人却很不自信，他极度担心再次出现失败。在这种潜意识的驱使下，他鬼使神差地干出了令所有人大跌眼镜，也令他自己懊悔终生的事情。他指派手下的人潜入竞选对手总部的水门饭店，在对手的办公室瑞安装了窃听器。事发之后，他又连连阻止调查，推卸责任，在选举胜利后不久便被迫辞职。　　有些人平时“战绩累累”，卓然出众，众星捧月，造成一种心理定势：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再加之赛场的特殊性，社会、国家、家庭等方面的厚望，使得其患得患失的心理加剧，心理包袱过重，如此强烈的心理得失困扰自己，怎么能够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呢!　　要走出“约翰逊效应”的怪圈，必须主动去克服对失败的恐惧。要做到这一点，根本的解决方法是保持一颗平常心。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成生于败，败致于成。对任何事情的得与失、成与败都要辩证地看，走出狭隘的患得患失的阴影，不贪求成功，只求正常地发挥自己的水平。有人说，幸福就像猫的尾巴一样，越是不停地追逐，就越是追求不到，可是一旦慢下来，停下来，它却与你如影随形。　　有位年轻人在岸边钓鱼，邻旁坐着一位老人，也在钓鱼。二人坐得很近。奇怪的是，老人家不停有鱼上钩，而年轻人一整天都未有收获。他终于沉不住气，问老人：“我们两人的钓饵相同，地方一样，为何你轻易钓到鱼，我却一无所获。” 　　老人从容答道：“我钓鱼的时候，这知道有我，不知道有鱼；我不但手不动，眼不眨，连心也似乎静得没有跳动，令鱼也不知道我的存在，所以，它们咬我的鱼饵；而你心里只想着鱼吃你的饵没有，连眼也不停地盯着鱼，见有鱼上钩，心有急躁，情绪不断变化，心情烦乱不安，鱼不让你吓走才怪，又怎会钓到鱼呢？”　　一个人的进取心太强，对某个事物刻意追逐，目标就象蝴蝶一样振翅飞远。而平常心可以使人心绪宁静、处变不惊，更易达成目标，而且平常心也可产生情感自慰，使人的生活更加和谐平衡。　　但是很多人会说，我生活的环境不允许我保持平常心，又该怎么办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主动参与每一次竞争，不断地对人生旅程中所出现的“压力”和“障碍”加以因应。适应是一个过程，可以在一次次的磨砺中实现从量到质的飞跃，从而提高对外界压力所产生的承受能力。　　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所说：“播下一个行动，你将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你将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从一次行动到一种性格，需要无数次的磨练与体验，这个过程不可忽视。　　其次，对于一个目标真正的专注往往抑制恐惧，甚至忘记恐惧。我们的古人讲“致虚极，守静笃”。当一个人专注到极点的时候，整个心中是没有任何污染的，就象一只要抓老鼠的猫，四只脚蹲在地上，头端正，尾巴直竖起来，两只锐利的眼珠直盯即将到手的猎物，聚精会神，动也不动，随时伺机给予致命的一击。这时候人往往精神高度集中，心无旁骛，没有恐惧。
 
过度理由效应
 
每个人都力图使自己和别人的行为看起来合理，因而总是为行为寻找原因，一旦找到足够的原因，就很少再继续深思。　　一位老人在一个小乡村里休养，但附近却住着一些十分顽皮的孩子，他们天天互相追逐打闹，喧哗的吵闹声使老人无法好好休息，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老人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把孩子们都叫到一起，告诉他们谁叫的声音越大，谁得到的报酬就越多，他每次都根据孩子们吵闹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奖励。到孩子们已经习惯于获取奖励的时候，老人开始逐渐减少所给的奖励，最后无论孩子们怎么吵，老人一分钱也不给。　　结果，孩子们认为受到的待遇越来越不公正，认为“不给钱了谁还给你叫”，再也不到老人所住的房子附近大声吵闹。　　老人所利用的，是由于社会心理学上所说“过度理由效应”。这一效应是由心理学家德西发现的。　　1971年，德西和他的助手使用实验方法，很好地证明了过度理由效应的存在。他以大学生为被试，请他们分别单独解决诱人的测量智力的问题。　　实验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每个被试自己解题，不给奖励；第二阶段，被试分为两组，实验组被试每解决一个问题就得到1美元的报酬；第三阶段，自由休息时间，被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目的存在考察被试是否维持对解题的兴趣。　　结果发现，与奖励组相比较，无奖励休息时仍继续解题，而奖励组虽然在报酬时解题十分努力，而在不能获得报酬的休息时间，明显失去对解题的兴趣。第二阶段时实验组的金钱奖励，作为外加的过度理由，造成明显的过度理由效应，使奖励组被试向用获取奖励来解释自己解题的行为，从而使自己原来对解题本身有兴趣的态度出现了变化。到第三阶段，奖励一旦失去，对态度已经改变的被试，没有奖励则就没有继续解题的理由，而控制被试对解题的兴趣，没有受到过度理由效应的损害，因而，第三阶段仍继续着对解题的热情。　　这个实验说明，过度理由将对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发生着作用，人们为了使自己的行为看起来合理，人们总是喜欢为发生过的行为寻找原因。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还往往是先找那些显而易见的。如果找到的理由足以对行为做出解释，人们也就不再往更深处追寻了。　　在开头所讲的故事中，老人提供了一个虽然说服力并不强，但是却对孩子有足够吸引力的理由，把这些孩子引入了一个心理学上的小小误区，使得他们如果只用外在理由（得到报酬）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吵闹），那么，一旦外在理由不再存在（没有报酬了），这种行为也将趋于终止。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家庭生活中的妻子和丈夫常常无视对方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因为“这是责任和义务”，而不是因为“爱”和“关心”；一旦外人对自己做出类似行为，则会认为这是“关心”，是“爱的表示”。同样，亲朋好友帮助我们，我们不觉得奇怪，因为“他是我的亲戚”、“他是我的朋友”，理所当然他们会帮助我们；但是如果一个陌生人向我们伸出援手，我们却会认为“这个人乐于助人”。　　过度理由效应的存在给我们两个启示：　　第一，不要止步于任何外部理由，而要深入发掘外部理由背后的原因，哪怕这种理由看上去是一种无稽之谈。　　一天，一个客户写信给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庞帝雅克部门，抱怨道：他家习惯每天在饭后吃冰淇淋。最近买了一部新的庞帝雅克后，每次只要他买的冰淇淋是香草口味，从店里出来车子就发不动。但如果买的是其它口味，车子发动就很顺利。　　庞帝雅克派一位工程师去查看究竟，发现确是这样。这位工程师当然不相信这辆车子对香草过敏。他经过深入了解后得出结论，这位车主买香草冰淇淋所花的时间比其它口味的要少。原来，香草冰淇淋最畅销，为便利顾客选购，店家就将香草口味的特别分开陈列在单独的冰柜，并将冰柜放置在店的前端；而将其它口味的冰淇淋放置在离收银台较远的地方。　　深入查究，发现问题出在“蒸气锁”上。当这位车主买其它口味时，由于时间较长，引擎有足够的时间散热，重新发动时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买香草冰淇淋由于花的时间短，引擎还无法让“蒸气锁”有足够的散热时间。　　第二，如果我们希望某种行为得以保持，就不要给它过于充分的外部理由。　　处于管理岗位的人都会发现，奖励的刺激会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别人保持高涨的热情，对于处于低潮中的人尤其如此。但是如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不变，就会使奖励成为工作的过度理由，一旦失去外在奖励或者奖励无法满足其需要时，结果就会反而不如从前。　　激励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艺术，它应包括精神上的沐泽，而不是单纯的物质刺激。使一个人持续不断的努力，应该激发其内在的动力，而不能只靠外在奖励。　　心理学实验证明，表扬、鼓励和信任，往往能激发一个人的自尊心和上进心。但奖励的原则应是精神奖励重于物质奖励，否则易造成“为钱而工作”、的心态。同时奖励要抓住时机，掌握分寸，不断升华。管理者如果希望自己的员工努力工作，在给予恰当物质奖励的同时，还必须让职员认为他自己勤奋、上进，喜欢这份工作，喜欢这家公司，而不能简单地把工作与待遇挂钩。　　走近互联网巨头Google公司的总部，人们会发现这里丝毫没有大公司那种紧张严肃的气氛，所有的员工看上去都很放松。他们享受着许多公司不具有的特别待遇，比如可以在公司里接受免费的按摩、可以打乒乓球、游泳或者到一间冰淇淋“吧”里去小憩一会儿，还可以免费吃到由大厨用有机原料作的饭菜。不仅如此，雇员们还被鼓励将其五分之一的工作时间用于任何形式的户外活动。这种休闲、甚至散漫的工作状态，在一些批评者看来是网络泡沫经济的显著表现，但Google却正是靠着这种方式，成功地将一批年轻的技术精英凝聚起来，并使其能量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从而为公司赚得大把钞票。
布里丹毛驴效应
 
决策过程中这种犹豫不定、迟疑不决的现象称之为“布里丹毛驴效应”。　　《聊斋志异》中有这样一则故事：两个牧童进深山，入狼窝，发现两只小狼崽。他俩各抱一只分别爬上大要，两树相距数十步，片刻老狼来寻子。一个牧童在树上掐小狼的耳朵，弄得小狼嗷叫连天，老狼闻声奔来，气急败坏地在树下乱抓乱咬。　　此时，另一棵树上的牧童拧小狼的腿，这只小狼也连声嗷叫，老狼又闻声赶去，就不停地奔波于两树之间，终于累得气绝身亡　　这只狼之所以累死，原因就在于它企图救回自己的两只狼崽，一只都不想放弃。实际上，只要它守住其中一棵树，用不了多久就能至少救回一只。　　这只狼之所以累死，是因为它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布里丹毛驴效应。更为可悲的是，它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形式上也完整地再现了这一效应的形成过程。　　法国哲学家布里丹养了一头小毛驴，每天向附近的农民买一堆草料来喂。　　这天，送草的农民出于对哲学家的景仰，额外多送了一堆草料，放在旁边。这下子，毛驴站在两堆数量、质量和与它的距离完全相等的干草之间，可是为难坏了。它虽然享有充分的选择自由，但由于两堆干草价值相等，客观上无法分辨优劣于是它左看看，右瞅瞅，始终也无法分清究竟选择哪一堆好。　　于是，这头可怜的的毛驴就这样站在原地，一会儿考虑数量，一会儿考虑质量，一会儿分析颜色，一会儿分析新新鲜度，犹犹豫豫，来来回回，在无所适从中活活地饿死了。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也经常面临着种种抉择，如何选择对人生的成败得失关系极，因而人们都希望得到最佳的抉择，常常在抉择之前反复权衡利弊，再三仔细斟酌，甚至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机会稍纵即逝，并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去反复思考，反而要求我们当机立断，迅速决策。如果我们犹豫不决，就会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有人把决策过程中这种犹豫不定、迟疑不决的现象称之为“布里丹毛驴效应”。我们没有理由说驴比狼更愚蠢，如果说愚蠢，有时人比驴和狼都蠢。古人讲：“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有个农民的妻子和孩子同时被洪水冲走，农民从洪水中救起了妻子，不幸孩子被淹死了。对此，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的说农民先救妻子做得对，因为妻子不能死而复生，孩子却可以再生一个；有的却说农民做得不对，应该先救孩子，因为孩子死了无法复活，妻子却可以再娶一个。　　一位记者听了这个故事，也感到疑惑不解，便去问那个农民，希望能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想不到农民告诉他：“我当时什么也没有想到，洪水袭来时妻子就在身边，便先抓起妻子往边上游，等返回再救孩子时，想不到孩子已被洪水冲走了。”　　“布里丹毛驴效应”是决策之大忌。当我们面对两堆同样大小的干草时，或者“非理性地”选择其中的一堆干草，或者“理性地”等待下去，直至饿死。前者要求我们在已有知识、经验基础上，运用直觉、想象力、创新思维，找出尽可能多的方案进行抉择，以“有限理性”求得“满意”结果。　　第一，采用稳健的决策方式。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笑话说：齐国有个女孩，两个人同时来求婚。东家的儿子很丑但是家财万贯，西家的儿子相貌英俊但是很穷。那女孩的父母不能决定选谁，就去问他们的女儿想嫁给哪个。女孩不好意思说话，母亲就说，你想嫁哪个就露出哪边的胳臂。结果女孩露出两个胳臂。母亲奇怪地问她原因，女孩说：“我想在东家吃饭，西家住。”　　在东家吃饭在西家住，看上去是一个笑话，但却不失为了一种稳健的决策取向。在很多情况下，当一种趋势出现时，有些人一个劲地陷入哪个好哪个坏的争论之中，事实上没有这个必要，只要没有明确的二者择一的必要，就不必太早决策。　　第二，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不能独立思考，总是人云亦云，缺乏主见的人，是不可能做出正确决策的。如果不能有效运用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随时随地因为别人的观点而否定自己的计划，将会使自己的决策很容易出现失误。　　从前，有兄弟两个看见天空中一只大雁在飞，哥哥准备把它射下来。说：“等我们射下来就煮着吃，一定会很香的！”这时，他的弟弟抓住他的胳膊争执起来：“鹅煮着才会好吃，大雁要烤着才好吃，你真不懂吃。”哥哥已经把弓举起来，听到这里又把弓放下，为怎么吃这只大雁而犹豫起来。就在这时，有一位老农从旁边经过，于是他们就向老农请教。老农听了以后笑了笑说：“你们把雁分开，煮一半烤一半，自己一尝不就知道哪一种方法更好吃了？”　　哥哥大喜，拿起弓箭再回头要射大雁时，大雁早已无影无踪了，连一根雁毛都没有留下。　　第三，严格执行一种决策纪律。　　一个越国人为了捕鼠，特地弄回一只擅于捕老鼠的猫，这只猫擅于捕鼠，也喜欢吃鸡，结果越国人家中的老鼠被补光了，但鸡也所剩无几，他的儿子想把吃鸡的猫弄走，作父亲的却说：“祸害我们家中的是老鼠不是鸡，老鼠偷我们的食物咬坏我们的衣物，挖穿我们的墙壁损害我们的家具，不除掉它们我们必将挨饿受冻，所以必须除掉它们！没有鸡大不了不要吃罢了，离挨饿受冻还远着哩！” 　　利与弊往往是事情的一体两面，很难分割。有的人明明事先已经编制了能有效抵御风险的决策纪律，但是一旦现实中的风险牵涉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时，往往就不容易下决心执行了。很多股民在处于有利状态时会因为赚多赚少的问题而犹豫不决，在处于不利状态时，虽然有事先制定好的止损计划和止损标准，可常常因为最终使自己被套牢。　　第四，不要总是试图获取最多利益。过高的目标不仅没有起到指示方向的作用，反而由于目标定得过高，带来一定心理压力，束缚决策水平的正常发挥。事实上多数环境中，如果没有良好的决策水平做支撑，一味地追求最高利益，势必将处处碰壁。　　而且，很多人不了解尽快停损的重要性，当情况开始恶化时，依然紧抱着飘渺的勾想，无法客观分析状况，以赌徒的心态，盲目坚守以致持续深陷，直至无法挽回的地步。这时平衡的心态往往更重要。　　有个人布置了一个捉火鸡的陷阱，他在一个大箱子的里面和外面撒了玉米，大箱子有一道门，门上系了一根绳子，他抓着绳子的另一端躲在一处，只要等到火鸡进入箱子，他就拉扯绳子，把门关上。有一次，12只火鸡进入箱子里，不巧1只溜了出来，他想等箱子里有12只火鸡后，就关上门，然而就在他等第12只火鸡的时候，又有2只火鸡跑出来了，他想等箱子里再有11只火鸡，就拉绳子，可是在他等待的时候，又有3只火鸡溜出来了，最后，箱子里1只火鸡也没剩。　　第五，在不利环境中不能逆势而动。当不利环境造成损失时，很多人急于弥补损失。但是，环境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环境变坏，机会稀少的时候，如果强行采取冒险和激进的决策，或频繁的增加操作次数，只会白白增加投资失误的概率。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总裁杰克·韦尔奇把决策能力看成是“面对困难处境勇于作出果断决定的能力”，看成是“始终如一执行的能力。”因此，决策具有复合性，是一种合力，我们必须从自己的洞察力、分析能力、直觉能力、创新能力、行动能力和意志力等方面进行不断地训练，在不断地失败与成功之间，我们才能够不断地摆脱犹豫不决，进行相对理性的选择，才不会成为布里丹的驴子！　　把眼前的机会抓住了，把手头的事情办好了，就意味着胜利，意味着成功。与其在那里好高骛远设计，绞尽脑汁地编织出一个又一个方案，不如面对现实，抓住机会，竭尽全力，把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办好。
 
齐加尼克效应
 
因工作压力导致心理上的紧张状态，被称为“齐加尼克效应”。　　1888年，美国第23届总统竞选之日，候选人本杰明·哈里森（1833—1901年）很平静地在等候最终的结果。他的主要票仓在印第安那州。印第安那州的竞选结果宣布时已经是晚上11点钟了，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祝贺，却被告知哈里森在此之前早已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上午，那位朋友问他为什么睡这么早。哈里森解释说：“熬夜并不能改变结果。如果我当选，我知道我前面的路会很难走。所以不管怎么说，休息好不失为是明智的选择。”　　休息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工作会带来压力。哈里森明白这一点，但他也许不知道自己所要对付的，实际上是因工作压力所致的心理上的紧张状态。在心理学上，这种状态被称为“齐加尼克效应”，它源于法国心理学家齐加尼克曾经作过的一次很有意义的实验：　　他将自愿受试者分为两组，让他们去完成20项工作。其间，齐加尼克对一组受试者进行干预，使他们路上工作而未能完成任务，而对另一组则让他们顺利完成全部工作。实验得到不同的结果。虽然所有受试者接受任务时都显现一种紧张状态，但顺利完成任务者，紧张状态随之消失；而未能完成任务者，紧张状态持续存在，他们的思绪总是被那些未能完成的工作所困扰，心理上的紧张压力难以消失。　　齐加尼克效应告诉我们：一个人在接受一项工作时，就会产生一定的紧张心理，只有任务完成，紧张才会解除。如果任务没有完成，则紧张持续不变。　　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信息量的增加，作为“白领”阶层的脑力劳动者，其工作节奏日趋紧张，心理负荷亦日益加重。特别是脑力劳动是以大脑的积极思维为主的活动，一般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是持续而不间断的活动，所以紧张也往往是持续存在的。　　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大多没有时间完成一项工作，再去做另一项工作，而是往往几项工作重叠在一齐来完成，往往形式上是上班了，实际上还在思考问题，大脑并没有休息。诸如报刊的编辑人员在出刊之前的“八小时以外”的时间里，仍然会考虑组稿、编排等情况；搞攻关项目的科研人员，研究课题经常会连绵不断地呈现在眼前……，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医务人员、工程师、作家身上，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或未完成的工作，会像影子一样困扰着他们。　　有些压力是良性的，它让我们振作。但更多的来自于我们感到自己无力控制的事物的压力，则往往导致齐加尼克效应，使我们更疲劳。　　这种长期用脑过度，精神负担过重，引起能量减低而产生的疲劳是不能从休息中得到完全补偿，久而久之，酿成了知识分子最常见的多发病之一的神经衰弱症。　　神经衰弱症是由于大脑的兴奋和抑制功能失调，导致精神活动能力减弱，以容易兴奋和迅速疲劳为特征，其主要表现形式为易疲劳、头痛、头昏、失眠、多梦、记忆力衰退、精神不振等。　　如果对快节奏的工作处理不当或不能适应，则易产生紧迫感、压力感和焦虑感，久之可诱发心身疾病。因此，学会缓解心理上的紧张状态应是现代人自我保健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们从小就学习到了“十年磨一剑”、“一寸光阴一寸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梅花香自苦寒来”等成语谚语，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如数家珍，并且历代传承。仔细分析这些话语，可以发现中国人是只注重时间，不注重效率的。换一种不雅的称呼便是一种“磨洋工”精神。如果人生百年，时间一点点消耗在这样的署往寒来当中，其实是一种慢性自杀。　　常见到这样一幅对仗工整、笔力遒劲的对联悬于教室的醒目位置，就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从文学角度看本无可厚非，但作为至理名言，用以警戒后人却有失当之处。作为一个健康完整的人，完全没有必要在痛苦中生活。类似“凿壁借光”、“十年寒窗”等刻苦求学精神只能说学习方法不对。　　我们不应当去效仿什么“铁杵磨针，滴水穿石”之类的精神。而应当换一种角度去寻求更高效的学习方法。在“苦”中是不可能学到更高境界的。如果张三打了三天三夜麻将，我们绝对不能用“刻苦”来形容他，而是说他在娱乐。那么牛顿煮怀表，郭靖苦练“降龙十八掌”，在精神愉悦上，与张三打麻将是一样的。那种达到忘我的至高境界，绝对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精神愉悦，但在常人的眼光看来，他们是一种刻苦精神。　　然而，我们却往往只关注“艰苦”的表象，而忽略了精神愉悦的实质，这是本末倒置。正是在这种忽略的背景上，那种慢性自杀似的“刻苦”行为在很多高尚的名义下大行其道，风靡全国。我们看一下现代的小学生，真可谓是“无丝竹之乱耳，有案牍之劳形”。孩子的探索求知的天性在这种桎梏至下一点点丧失，最后荡然无存。 然而，正如学生必须要面对考试一样，我们每个人还必须追求成功，追求那些属于和不属于我们的东西。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怎样去追求才能效率更高，才能不再痛苦，而变成一种人生的享受。　　怀俄明州威尔逊市的杰克逊·霍尔压力医学学会行为医学主任布鲁斯·门罗认为，克服齐加尼克效应的诀窍就在于找到一种办法，让人们感到自己拥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力，尽管目前实际上是不可能加以控制的。有时候，这意味着需要人为制造控制，比如走到盥洗室里冲厕所。　　这种行为，或者其他看起来毫无意义的类似行为，能够打破持续不断的齐加尼克效应的循环，使得当前应激物所产生的影响分流到其他事务中。此类手段有助于将压力导向可资利用的水平，在这个水平上，人们获得控制感，将不良压力转为良性压力。
 
情绪效应
 
恐惧、焦虑、抑郁、嫉妒、敌意、冲动等负性情绪，会导致身心疾病的发生。　　一天早晨，有一位智者看到死神向一座城市走去，于是上前问道：“你要去做什么？”　　死神回答说：“我要到前方那个城市里去带走100个人。”　　那个智者说：“这太可怕了！”　　死神说：“但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必须这么做。”　　这个智者告别死神，并抢在它前面跑到那座城市里，提醒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请大家小心，死神即将来带走100个人。　　第二天早上，他在城外又遇到到了死神，带着不满的口气问道：“昨天你告诉我你要从这儿带走100个人,可是为什么有1000个人死了？”　　死神看了看智者，平静地回答说：“我从来不超量工作，而且也确实准备按昨天告诉你的那样做了，只带走100个人。可是恐惧和焦虑带走了其他那些人。”　　恐惧和焦虑可以起到和死神一样的作用，这就是情绪效应。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效应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我们已经习以为常。　　古代阿拉伯学者阿维森纳，曾把一胎所生的两只羊羔置于不同的外界环境中生活：一只小羊羔随羊群在水草地快乐地生活；而在另一只羊羔旁拴了一只狼，它总是看到自己面前那只野兽的威胁，在极度惊恐的状态下，根本吃不下东西，不久就因恐慌而死去。　　后来，医学心理学家还用狗作嫉妒情绪实验：把一只饥饿的狗关在一个铁笼子里，让笼子外面另一只狗当着它的面吃肉骨头，笼内的狗在急躁、气愤和嫉妒的负性情绪状态下，产生了神经症性的病态反应。　　到了现代，随着医学科技的发达，美国一些心理学家以人为对象，进行了一次类似的实验，他们把生气人的血液中含的物质注射在小老鼠身上，以观察其反应。初期这些小鼠表现呆滞，胃口尽失，整天不思饮食，数天后，小老鼠就默默地死去了。　　美国生理学家爱尔马不久前也做过实验，他收集了人们在不同情况下的“气水”，即把有悲痛、悔恨、生气和心平气和时呼出的“气水”做对比实验。结果又一次证实，生气对人体危害极大。他把心平气和时呼出的“气水”放入有关化验水中沉淀后，则无杂无色，清澈透明，悲痛时呼出的“气水”沉淀后呈白色，悔恨时呼出的“气水”沉淀后则为蛋白色，而生气时呼出的“生气水”沉淀后为紫色。把“生气水”注射在大白鼠身上，几分钟后，大白鼠死了。由此，爱尔马分析：人生气(10分钟)会耗费大量人体精力，其程度不亚于参加一次3000米赛跑；生气时的生理反应十分剧烈，分泌物比任何情绪的都复杂，都更具毒性。　　实验告诉我们：恐惧、焦虑、抑郁、嫉妒、敌意、冲动等负性情绪，是一种破坏性的情感，长期被这些心理问题困扰就会导致身心疾病的发生。　　在非洲草原上，有一种不起眼的动物叫吸血蝙蝠。它身体极小，却是野马的天敌。这种蝙蝠靠吸动物的血生存，它在攻击野马时，常附在马腿上，用锋利的牙齿极敏捷地刺破野马的腿，然后用尖尖的嘴吸血。　　野马受到这种外来的挑战和攻击后，马上开始蹦跳、狂奔，但却总是无法驱逐这种蝙蝠。蝙蝠却可以从容地吸附在野马身上，落在野马头上，直到吸饱吸足，才满意地飞去。而野马常常在暴怒、狂奔、流血中无可奈何地死去。　　动物学家在分析这一问题时，一致认为吸血蝙蝠所吸的血量是微不足道的，远不会让野马死去，野马的死亡是它自己的狂奔所致。对上野马来说，蝙蝠吸血只是一种外界的挑战，是一种外因，而野马对这一外因的剧烈情绪反应，才是导致死亡的真正原因。　　人也是一样，在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事，如不能宽容待之，一时情绪激动，甚至暴跳如雷，大发脾气，会严重危害自身健康。动辄生气的人很难健康、长寿，很多人其实是“气死的”。于是人们把因芝麻小事而大动肝火，以致因别人的过失而伤害自己的现象，也称之为“野马结局”。　　一个人大发脾气或生闷气时会对人体生理上产生一系列变化和反应，致使人体各部损伤，甚至危及生命。生气发怒时能伤心损肺：气愤必然心跳加急，心律失常，使心脏受到邪气的侵入，诱发心慌心痛；呼吸急促，气逆、胸闷、肺胀、咳嗽及哮喘。同时，生气时会出现气极忧虑，并伤脾脏；胃感饱胀不思饮食，久之影响胃肠消化功能，因此可谓伤脾伤胃；生气发怒可使肾气不畅，肾上腺大量分泌，出现面色苍白，全身无力，四肢发冷，尿道受阻或失禁，并使肝胆不和肝部疼痛，可谓伤肾损肝。　　除此之外，生气还能伤脑失神。人在发怒时心理状态失常，使情绪高度紧张，神志恍惚。在这样恶劣的心理状态和强烈的不良情绪下，大脑中的“脑岛皮层”受到刺激，长久后就会改变大脑对心脏的控制，影响心肌功能，引起突发的心室纤维颤动，心律失常，甚至心搏停止而死亡。可见生气发怒可致使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和神经系统失调，并带来极大的损伤。　　为了自身的健康，学会克制、幽默、宽容等消气艺术是很有必要的。
 
名片效应
 
在交际中，如果表明自己与对方的态度和价值观相同，就会使对方感觉到你与他有更多的相似性。　　有一位求职青年，应聘几家单位都被拒之门外，感到十分沮丧。最后，他又抱着一线希望到一家公司应聘，在此之前，他先打听该公司老总的历史，通过了解，他发现这个公司老总以前也有与自已相似的经历，于是他加获珍宝，在应聘时，他就与老总畅谈自己的求职经历，以及自己对未来的发展展望。　　果然，这一席话博得了老总的赏识和同情，最终他被录用为业务经理。　　实验结果表明，经过“名片”递送程序的被试要比未经过“名片”递送程序的被试，更快地更容易地接受我们所主张的思想观点，而本人在对方面前也容易成为一个他们所能接受的、感到亲切的、同他们有许多共同点的人。因此，只要我们摸准对方的预存立场和基本态度，而后恰当地运用“名片”，就能比较有效地对别人施加影响，并顺利地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位求职者所使用的，就是“名片”效应。　　名片效应指的是要让对方接受你的观点、态度、你就要把对方与自己视为一体，首先向交际对方传播一些他们所能接受的和熟悉并喜欢的观点或思想，然后再悄悄地将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渗透和组织进去，使对方产生一种印象，似乎我们的思想观点与他们已认可的思想观点是相近的。表明自己与对方的态度和价值观相同，就会使对方感觉到你与他有更多的相似性，从而很快地缩小与你的心理距离，更愿同你接近，结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里根迎合选民的手法就变化多端，富有吸引力。在向一群意大利血统的美国人讲话时，他说：“每当我想到意大利人的家庭时，我总是想起温暖的厨房，以及更为温暖的爱。有这么一家住在一套稍嫌狭小的公寓房间里，但已决定迁到乡下一座大房子里去。一位朋友问这家一个12岁的儿子托尼：‘喜欢你的新居吗？’孩子回答说：‘我们喜欢，我有了自己的房间。我的兄弟也有了他自己的房间。我的姐妹们都有了自己的房间。只是可怜的妈妈，她还是和爸爸住一个房间’。”　　这个笑话明显地拉近了他与当选民的心理距离，有效地推销了他的形象。他所使用的，就是一种名片效应。　　“名片”效应有助于消除别人的防范心理，缓解他们的矛盾心情，也有助于减少信息传播渠道上的障碍，形成传受两者情投意合的沟通氛围。　　具体的操作方式是，在交际中先向对方传播一些他们所能接受的和熟悉并喜欢的观点或思想，然后再悄悄地将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渗透和组织进去，使对方产生一种印象，似乎我们的思想观点与他们已认可的思想观点是相近的。其要点在于：　　首先，要善于捕捉对方的信息，把握真实的态度，寻找其积极的、你可以接受的观点，形成一张有效的名片。　　其次，寻找时机，恰到好处地向对方出示自己根据“名片”打造出的形象，这样，你就可以达到目标。掌握名片效应，对于人际交往以及处理人际关系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总裁松下幸之助出身贫寒。年轻时到一家电器工厂去谋职，这家工厂从事主管看着面前的小伙子衣着肮脏，身体瘦小，觉得不理想，信口说：“我们现在暂不缺人，你一个月以后再来看看吧。”　　这本来是个推辞，没想到一个月后松下真的的来了，如此反复了多次，主管只好直接说出自己的态度：“你这术脏兮兮的是进不了我们工厂。”于是松下立即回去借钱买了一身整齐的衣服穿上再次面试。负责人看他如此实在，只好说：“关于电器方面的知识，你知道得太少了，我们不能要你。”　　不料两个月之后，松下再次出现在从事主管面前：“我已经学会了不少有关电器方面的知识，您看我哪方面还有差距，我一项项来弥补。”　　这位人事主管紧盯着态度诚恳的松下看了半天才说：“我干这一行几十年了，还是第一次遇到像你这样来找工作的。我真佩服你的耐心和韧性。”　　正是松下幸之助这种不轻言放弃的精神，在主管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名片效应，从而使他得到了这份工作。而他自己了也最终通过不断努力，逐渐成为电器行业的英雄和日本的“经营之神”。
 
反馈效应
 
及时对活动结果进行评价，能强化活动动机，对工作起促进作用。　　素有“经营之神”之称的日本松下电器总裁松下幸之助有一次在一家餐厅招待客人，一行六个人都点了牛排？等六个人都吃完主餐，松下让助理去请烹调牛排的主厨过来，他还特别强调：“不要找经理，找主厨？”助理注意到，松下的牛排只吃了一半，心想一会儿的场面可能会很尴尬？　　主厨来时很紧张，因为他知道叫他的客人是大名鼎鼎的松下先生？他紧张地问道：“是不是牛排有什么问题?”　　松下略带歉疚地说：“牛排很美味，但是我只能吃一半？原因不在于厨艺，牛排真的很好吃，你是位非常出色的厨师，但我已80岁了，胃口大不如前？”　　主厨与在场的其人都困惑得面面相觑，松下接着说：“我想当面和你谈，是因为我担心，当你看到只吃了一半的牛排被送回厨房时，心里会难过？”　　在这里，松下幸之助所运用，就是即时反馈的技巧。　　所谓反馈，原本是物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是指把放大器的输出电路中的一部分能量送回输入电路中，以增强或减弱输入讯号的效应。心理学借用这一概念，以说明学习者对自己学习结果的了解，而这种对结果的了解又起到了强化作用，促进了学习者更加努力学习，从而提高学习效率。这一心理现象称做“反馈效应”。　　下面是心理学家赫洛克做过的一个著名反馈效应的心理实验：　　赫洛克把被试者分成４个等组，在４个不同诱因的情况下完成任务。第一组为激励组，每次工作后预以鼓励和表扬；第二组为受训组，每次工作后对存在的第一点问题都要严加批语和训斥；第三组为被忽视组，每次工作后不给予任何评价，只让其静静地听其它两组受表扬和挨批评；第四组为控制组，让他们与前三组隔离，且每次工作后也不后也不给予任何评价。　　实验结果表明：成绩最差者为第四组（控制组），激励组和受训组的成绩则明显优于被忽视组，而激励组的成绩不断上升，学习积极性高于受训组，受训组的成绩有一定波动。这个实验表明：及时对学习和活动结果进行评价，能强化学习和活动动机，对工作起促进作用。适当激励的效果明显优批评，而批语的效果比不闻不问的效果好。　　在生活中，有反馈（知道学习后的测验成绩）比没有反馈（不知道测验成绩），学习效果要好得多。而且，即时反馈（每天知道测验成绩）比远时反馈（测验成绩要一周后才知道）所产生的效应（激励作用）更大。　　这个效应提醒我们，有效的反馈机制是活动目标达成的必要条件，对于别人的活动必须及时地反馈调节。无论是在管理还是在指导活动中，要多种多样的手段即时地搜集和评定活动效果，如观察交谈、现场提问、效果评价等，然后及时反馈信息，随时调节活动过程，对存在的问题，也不必马上实施惩罚性的方式，而要有针对性地讲解疑难，不使问题累积。　　在反馈时，要正确运用鼓励和批评。鼓励和批评都是把握的基本方式，不能偏废。鼓励很重要，但不能夸大其词；对错误和问题的批评要及时、慎重，不能讥笑和嘲讽。要使鼓励和批评收到实效，关键是理解和尊重，凭敏锐的感觉和沟通的智慧对症下药。　　后来，心理学家布朗通过实验对反馈效应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反馈主体和方式的不同对学习和工作的促进作用也不相同。一般来说，自己进行的主动反馈要优于别人的反馈。这给我们的启示在于：　　一是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及时地进行自我反馈，避免毫无目的的学习和不知道自己的学习结果的学习方式。　　二是重视别人所作的评价，认真总结自己的优缺点，从而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　　三是正确对待自己的进步，成功时不骄傲，仍坚持继续努力；进展不理想时不要丧失信心，决心迎头赶上。
 
度学习效应
 
人们对所学习、记忆的内容达到了初步掌握的程序后，如果再用原来所花时间的一半去巩固强化，使学习程度达到150％，将会使记忆得到强化。　　宋朝有个叫陈康肃的人，十分擅长射箭。他能够在百步开外射中杨树的叶子，这样的射技举世无双，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比得上，陈康肃对自己的本领很是自负。　　有一次，陈康肃在自家后花园的场地上练习射箭，引来很多人围观。有一位卖油的老头儿挑着担子经过，也停下来，放下担子，斜着眼睛看陈康肃射箭，很久都没有离开。陈康肃的箭术果然名不虚传，射出的箭十次有八九次都射中靶心。旁边围观的人们大声喝彩，手心都拍红了，只有那位卖油的老头儿，仍用斜眼瞅着，只稍微点了下头。　　陈康肃见老头儿似乎有点看不上他射箭的技艺，又生气又不服气，就放下弓箭走过去问老头儿说：“你也懂得射箭吗？难道你认为我射箭的技术还不够精吗？”老头儿平静地回答说：“我觉得这也没啥了不起的，只不过你练的多了，手熟而已。”　　陈康肃终于发怒了，质问道：“你怎么敢如此贬低我的绝技！”　　老头儿也不急，不慌不忙地说：“我是从我多年来倒油的技巧中懂得这个道理的。我就演示给你看一看吧。”说完以后，老头儿把一个葫芦放在地上，又取出一枚圆形方孔的铜钱盖在葫芦嘴上，然后他用一把油瓢从油桶里舀了一满瓢的油，再将瓢里的油向盖着铜钱的葫芦嘴里倒。只见那油成细细的一线流向葫芦嘴，均匀不断。等油倒完了，把铜钱拿下来细细验看，竟然连一点油星子都没有沾上。在人们一片啧啧称奇声中，卖油翁笑了笑，说道：“我这点雕虫小技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是手熟而已。”　　再难的事，只要我们反复地不间断地练习、实践，日久天长，必定会熟能生巧。这个道理所反映的，就是过度学习的效应。　　过度学习理论是由德国著名的心理学家H·艾宾浩斯提出的，主要含义是一个人要掌握所学的知识,一定要经常提醒自己通过反复练习,才能得到巩固。　　艾宾浩斯对这一效应作了最早的实验研究。他为测量超过记诵学习所需的过度学习的量，曾以不同的次数读过几组16个无意义的音节，结果发现，过度学习材料比刚能回忆的材料保持效果较好，而且其保持效果和原学习的分量大致成比例。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小时候的才华并不突出，别人用一天时间学完的东西，他要学好几天。但是他对此并不抱怨，而是坚持了把问题弄得一清二楚，把需要记住的东西全记下来。奇怪的是，过了一段时间，别人几天才能学完的东西，他用一天就能学完，而且掌握得比别人更好。在这里起作用的，也是过度学习效应。　　过度学习效应一般发生在识记学习和辨别学习中。在识记学习中，W·E·克留格做了一项著名的实验，在完全学会12个单间节后再进行50%至100%过度学习，1天、2天、4天、7天、14天及28天后所进行再学习中测不定期的保持量，显示出过度学习使保持量增加，过度学习不仅促进了记忆的保持，而且对后面的学习增大了正迁移。　　在辨别学习中，由于过度学习，使逆转学习变得容易，这是L·S·里特发现的。动物（白鼠）在Y迷路中辨别黑白，达到10次练习中有9次正反应，再增加过度学习，然后再进行逆转学习，结果逆转学习次数减少，即由于过度学习，类似于辨别瓜的学习单元的习惯已经形成，对逆转学习有促进作用。　　六十年代后，关于辨别学习的研究，大多是进行人的辨别学习研究。除了上面的辨别反应说，还出现了位置习性说、消去说、负反应回避说，诱因说，二要素说，观察反应，注意说等等。　　虽然上述各种学说还在争议，但无论如何，“过度学习”的效果也有目共睹的，关键是要保持一个度。放松的状态是不行的,但把学习的弦绷得过紧也不行。因为“过度学习”是指,如果把人学习某种知识掌握到当时再现不出错的程度作为100%,那么,要保持住这种知识的掌握程度,还要用一定的时间,用相同的注意水平来不断巩固这一知识。但这种巩固一般保持在学习程度的150%以内为佳,在这一限度内,其学习心理效应最大。　　艾宾浩斯所说的“过度学习”,不是毫无限度的“超度学习”。一般认为在一定范围内，过度学习是必须的，超过了一定限度，就是很不经济的，因为过度学习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一般说来，学习程度以150%为佳，其效应也最大。超过150%,会因学习疲劳而发生“报酬递减”现象,学习的效果就会逐渐下降，出现注意分散、厌倦、疲劳等消极效应。　　艾宾浩斯的“过度学习”实际上是“适度紧张学习”。要防止“报酬递减”就应该做到:当学习巩固到不再出现错误的水平时,就可以停止。如果此时再要求自己进行精力投入,那么学习效果将会下降,掌握能力将发生递减,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时间越长,越学习不进去。
 
功能固着心理
 
一个人看到一种惯常的功用或联系后，就很难看出它的其他新用途：如果初次看到的功用越重要，也就越难看出它的其他用途。　　在一次课堂教学活动中，老师拿出一只蜡烛、一枚图钉、一盒火柴，要求学生利用这三个条件，把蜡烛点燃，固定在教室直立的墙壁上。全体学生思考了很久，无人想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这是一个趣味实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只需用火柴把蜡烛点燃，然后用图钉把空火柴盒固定在墙上，再用蜡油把蜡烛粘在火柴上，这个问题就这么轻易地解决了。　　大家之所以没能想出这一解决问题的方法，原因是他们在思考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只是把火柴盒看作是装火柴用的，而没想到它还可以用来固定蜡烛。“功能固着”现象使我们趋向于以习惯的方式运用物品，从而妨碍以新的方式去运用它来解决问题。　　这里所反映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功能固着心理。所谓功能固着心理，是指一个人看到一种惯常的事物功用或联系后，就很难看出其他新的功用和联系：如果初次看到功用或联系越重要，也就越难看出它的其他用途。　　我们再以赫林和希尔的一个实验为例，让被试站在一间小房子的白线后面，把两个铁环放在垂直的木钉上。他可以在室内自由走动，运用任何物品帮助他解决此问题；但不许把铁环拾起来直接放在木钉上。房间里有两根木棒，单独用一根够不到铁环，两根木棒用绳子接起来就能顺利地解决问题。　　对于一组被试，绳子挂在墙上的一枚钉子上，它没有固定的用途；这时被试很顺利地用这根绳子解决了问题。对于另一组被试，绳子也挂在那枚钉子上，但它用来挂日历或其他别的东西；这时大多数被试没有发现绳子能用来解决问题。虽然他们都知道室内的任何物品均可用来解决问题；但绳子挂了日历，它的用途似乎“固定了”，因而就看不出它还能用来捆木棒。　　类似的现象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会经常发生。功能固着是思维活动刻板化的反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硬币好像只有一种用途，很少想到它还能用于导电；衣服好像也只有一种用途，很少想到它可用于扑灭烈火。　　但是具体的现实，永远高于理论的教条。　　在一次研究人的创造思维的会议上，日本创造学家村上信雄走上主席台，拿出一把曲别针，同时提出一个问题。他问：“这些曲别针有多少用途？”　　当时在场的一位中国学者说有30多种。村上信雄自己证明有300多种。大家为他热烈鼓掌。这时台下有人递上来一个条子，条子上写：我明天将发表一个观点，证明这个曲别针可以有亿万用途。　　这个人叫许国泰。他提出的这个方案后来被称为魔球现象，根据他的论证，曲别针由于相同的质量可以做各种法码；作为一个金属物，曲别针可以和各种酸类及其他的化学物质产生不知道多种反应；曲别针可以变顾1、2、3、4、5、6、7、8、9和加减乘除，可以变成英文、拉丁文、俄文字母，于是天下所有语言能够表达的东西，曲别针都可以表达。　　对于这些难度不是很大的实际问题，许多人不能解决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他们的视野和心理上存在局限，受到某种物体的通常用途的影响，所以难以发现这种物体的其他新用途，因而束缚了自己的思维，妨碍了问题的解决。　　一个东西能否发挥出多大的作用，就看拥有和使用者的聪明智慧，运用的方式和途径不同，得到的结果也就会有天壤之别。所以任何东西，包括任何思想和制度都不会主动发挥作用，而要看人能否善加运用，从中发掘出它的最大效益。正如歌德所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 　　宋国有一家人，有一个祖传秘方，能在冬天里涂在身上，不生冻疮，手上皮肤不会裂开来，所以这家人，凭了这个秘方，世世代代漂布，都不会伤手，因而漂的布又好又快又多。　　有一个商人经过这里，听说这家人有这个秘方，要求以一百金——也许相当于现在一百万美金的价值，购买这个秘方。后来果然以这个大数目，把秘方买来了，然后到南方去游说吴王，吴越地在海边，打仗要练海军作水战，他游说吴王成功，做了吴国的海军司令，替吴国练兵。到了冬天，和越国打仗，吴国的海军涂了他的药，不怕冷，不生冻疮，大败越国，因之立了大功，裂地而封。他就是利用这个百金买来的方子，能够功成名就以至于封王。　　庄子说，就是这样一个不生冻疮的方于，有的人能够利用它不生冻疮，不裂皮肤这一点而封侯拜将，名留万古。而这一家人却只能用这同一个方子，世世代代替人家漂布。　　为什么会产生功能固着这种心理现象呢？这是因为一个人在遇到新出现的问题时，总是容易用过去处理这类问题时的方式或经验来对待和解决新出的问题。如果在一切条件都没有发生变化情况下，运用已有的经验和方法会使问题得到迅速解决，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但是如果在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仍然照搬过去的老办法，以固定的模式去应付多变的生活和学习，就会走许多弯路，使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　　一个人对某种物体的通常用途越熟悉，就越难发现这种物体在其他方面的新功能。例如：发卡是女同学用来卡头发的，所以有些人想不到它可以充当螺丝刀拧螺丝钉；尺子是用来测量物体长度的，有些人则想不到它还可以做教鞭和指挥棒；有些人手中有尺子则能测量物体的长度，没有尺子则完不成任务等等，都是受物体的一般固定功能所限制而不能变化思考的结果。功能固着的消极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消除其消极影响。　　消除功能固着的消极影响能消除一个人对物体用途方面的呆板、机械的认识，使其对物体的用途认识更丰富、更全面，使思维变得灵活和敏捷。　　有一次，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去英国考察，到一家工厂参观绘画颜料“柏林蓝”的配制过程。他见工人们先用药水煮动物的血和皮，调制成“柏林蓝”的原料，然后把原料溶液放在铁锅里再煮，并用铁棍长时间搅拌，边搅边把铁锅捣得卡卡响。李比希感到很奇怪，一个工头向他解释道：“搅拌锅里的溶液时，一定要用铁棍搅，而且发出的声音越大，‘柏林蓝’的质量越好。”　　李比希笑道：“不需要这样搅，只要在‘柏林蓝’原料里加点含铁的化合物就行了。用铁棍使劲磨蹭，无非是把锅上的铁屑蹭下来，使它与原料化合成‘柏林蓝’。这样虽然也行，但太浪费时间啦！”　　遇到问题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去考虑，使问题更加容易解决。对于培养我们的创造力有着特殊的意义，还可以增强一个人的自信心和探索新问题的勇气。那么，怎样才能消除功能固着的消极影响呢？　　第一，遇到问题时能随机应变，多变换角度去思考问题，寻找答案，锻炼思维的灵活性。　　第二，善于运用问题现场所提供的条件和物品，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第三，在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够把有关的信息向各个方向、各个方面扩散，以此引出更多的信息，以多种设想，找出多项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每个方案都切实可行。　　第四，丰富自己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因为解决问题是以知识和实际经验为前提的。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对周围事物的通常用途特别熟悉，而且对其他用途也十分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应付自如。　　第五，我们既要有常规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又要养成勤于动脑和善于思考的好习惯。
 
邮票效应
 
与人的某种具体事物、活动和情景相联系的课题，推论出来的准确性就会大为提高。　　唐朝宰相李德裕曾镇守浙右。　　在他的任上，出了这样一件案子：甘露寺的和尚，控告前任主事贪污财物。证据是前几届主事接交都有文件，这个主事初任时，交接也很明白，但是他卸任时，黄金没有了。大家肯定是他把黄金藏了起来。经过审讯定罪，几乎已经结案。　　李德裕认为，未查清这些黄金是怎么耗用的，转手给谁也没证实，疑点甚多，便去询问被控告的前主事僧。这个和尚诉冤：历届接交都是空交文书，不盘查实物，其实并没有黄金。大家是用这件事孤立他，想乘机把他挤走。　　李德裕想了想，于是就把几届前任主事和尚请来，把他们单独分隔开，并让他们各自用黄泥，捏成各自交接的黄金模型。结果他们捏出的黄金模型千奇百怪，根本就没有相似的地方。　　李德裕由此断定，历次交接只对证帐面，并未实际查库。那些主事僧面对证据，都不得不认罪。　　在这个故事里，所反映出的一个规律就是：推理的材料具体，推理就比较容易；对于抽象材料，推理比较困难。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邮票效应，它得自于上个世纪后期进行的两个心理学实验。　　1972年，有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让一批人扮演邮局的拣信员，在他的面前摆上几个贴了50里拉和40里拉面值邮票的信封，有的封了口，有的没有。告诉他们“如果信封封了，则它上面应贴有50里拉的邮票”这一规定。那么，他“应该翻看哪几个信封”才能作出判定呢？　　结果发现，24个被试中有21人作了正确的选择，即翻看了那个封了的信封和贴有40里拉邮票的信封。　　后来，一位叫沃森的科学家变更了材料，进行了一次实验。　　他把印有符号的四张卡片摆在参加实验者面前。告诉他们，每张卡片的正面印有英文字母，背面印有数字。要求他们从这四张卡片推论出“如果一张卡片的正面印有一个元音字母，则在背面印有一个偶数”这个命题是否有效。　　他们的任务是为判定这个命题是否有效他应该翻看哪几张卡片。结果发现，46％的人翻看了E和4，这种选择是错的。E是必须翻看的，但4却不必翻看，因为它的背面不论是元音或是辅音，都不会使这一命题失效。只有4％的被试翻看了E和7。这是正确的选择，因为E的背面出现奇数，7的背面出现元音就会使这一命题失效。另外有33％的被试只翻看E。其余17％的被试则做了其他错误的选择。　　这次实验中，参加实验的人选择正确率为4％，远远低于邮票实验的正确率（87．5％）。这说明，与人的某种具体活动情景相联系的课题，推论的正确性就会大为提高。　　邮票效应在我们的生活中，特别是在一些科学研究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两千多年前，叙拉古的国王叫金匠造一个纯金的皇冠，做成后国王怀疑有假，便请被誉为“数学之神”的阿基米德来鉴定。阿基米德一时也想不出好办法。一天他到浴室洗澡，当身子浸入浴盆时，发现水溢出盆外而身体重量减轻。他猛然想到：不同质料的东西，虽然重量相同，但因体积不同排去的水也不相等。　　这一灵感的闪现，令他高兴得跳起来，飞奔回家试验，终于证实了皇冠掺有假，并发现了流体静力学的“浮力定律”。　　阿基米德之所以能够证实皇冠掺假，并且发现“浮力定律”，原因就在于他从自己的洗澡中发现了类似的具体情景，从而推论出相似的结论。
 
蔡戈尼效应
 
人们天生有一种办事有始有终的驱动力。　　倘若信才写了一半，圆珠笔突然写不显了，你是随手拿起另一支笔继续写下去还是四处找一支颜色相同的笔，在寻找时思路又转到别的方面去了，而丢下没的信不理？或者，你是否被一本间谍小说迷住了，哪怕明天早上有一个重要会议，也要读到凌晨4点仍不释卷？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人们天生有一种办事有始有终的驱动力。请试画一个圆圈，在最后留下一个小缺口，现在请你再看它一眼，你的心思会倾向于要把这个圆完成。　　1927年，心理学家蔡戈尼作了这样一个试验：她将受试者分为甲乙两组。让他们同时演算相同的并不十分困难的数学题。让甲组一直演算完毕，而在乙组演算中途，突然下令停止。然后让两组分别回忆演算的题目。其结果乙组记忆成绩明显优于甲组。　　这是因为人们在面对问题时，尽管全神贯注，一旦解开了就会松懈不再在意，因而很快忘记。而对解不开或尚未解开的问题，则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开它，因而一起潜藏在大脑里。　　这种解答未遂的问题，深刻地留存记忆中的心态叫蔡戈尼效应：人们之所以会忘记已完成的工作，是因为欲完成的动机已经得到满足；如果工作尚未完成，这同一动机便使他对此留下深刻印象。　　关于这种心理，曾有过这样一段佳话：一位爱睡懒觉的大作曲家的妻子为使丈夫起床，便在钢琴上弹出一组乐句的头三个和弦。作曲家听了之后，辗转反侧，终于不得不爬起来，弹完最后一个和弦。趋合心理逼使他在钢琴上完成他在脑中早已完成的乐句。　　对大多数人来说，蔡戈尼效应是推动我们完成工作的重要驱动力。但是有些人会走向极端，要么因为拖拉永远也完不成一件事，要么非得一口气把事做完不可。　　这两种人都需要调整他们的完成驱动力。　　一个人做事半途而废，也许只是因为害怕失败。他永远不去把一件作品完成，以避免受到批评；同样，只愿永远当学生而不想毕业的人，也许是因为这样就可不必到社会上去工作；也可能由于他在潜意识中就不相信自己会成功，于是害怕成功，因此也就下意识地逃避成功。　　泰克医生为有这样心理的人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他说：“如果你精力集中的时间限度是10分钟，而工作要一小时才能做完，那么，你的脑筋一开始散漫你就要停止工作，然后用三分钟的时间活动筋骨，例如跳几下，去倒一杯水，或是做些静力锻炼的肌肉运动；活动过后，再把另一个10分钟花在工作上。”　　一个从不把工作做完的人，至少能够扩展自己的生活，而且可能生活得丰富多采，但是一个非把每件事都做完不可的人，驱动力过强，可能导致生活没有规律、太紧张、太狭窄。　　只有减弱过强的驱动力，才可以使人一面做事一面享受人生乐趣。在工作方面，不做完不罢休的人可能是个工作狂。如果把这种态度缓和一下，不仅使你能在周末离开办公室，你还有时间去应付因工作狂带来的问题：自我怀疑，感觉自己能力不够或不能应付紧张等等。　　非做完不可的人为了避免半途而废，很可能冒把自己封死在一份没有前途的工作上的危险。兴趣一旦变成狂热，就可能是一个警告信号，表示过分强烈的完成驱动力正在渐渐主宰你的消遣活动。有人会强迫自己织完一件毛衣，结果虽然不喜欢那件毛衣，但却觉得非穿它不可。对于某些事，不应该害怕半途而废。　　怎样才能把脱缰之马一般的完成驱动力抑制住呢？　　第一，在看事物的时候运用自己的价值观标准，如果我们发现一个工作计划不值得做，那么我们就勇敢地放弃。　　第二，编制一个时间表，把必须做的事以及要费的时间都写下来。努力培养出一种较合实际的意识，把期限定在要求办妥的时间以前。如果有笔帐必须在12月1日缴付，那就预订在11月25日付出。　　第三，一点一滴地强化意志力，我们可以先从一件小事来训练自己，比如强迫自己在洗碗槽里留下几只碟子不洗，看一本书的时候，尝试停一下，想想自己是否在浪费时间和精力，如果是的，要不要继续看下去？
 
自我参照效应
 
在接触新东西的时候，如果它与我们自身有密切关系的话，学习的时候就有动力，而且不容易忘记。　　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安德鲁·杰克逊，曾经于1837年出任美国总统。在他妻子死后，杰克逊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变得非常地担忧，家中已经有好几个人死于瘫痪性中风，杰克逊因此认定他必会死于同样的症状，所以他一直在这种阴影下极度恐慌地生活着。　　一天，他正在朋友家与一位年轻的小姐下棋。突然杰克逊的手垂了下来，整个人看上去非常地虚弱，脸色发白，呼吸沉重，他的朋友走到他身边。　　“最后还是来了，”杰克逊乏力地说，“我得了中风，我的整个右侧瘫痪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朋友问。　　“因为，”杰克逊答道，“刚才我在右腿上捏了几次，但是一点感觉也没有。”　　这时，和杰克逊下棋的那位姑娘说道：“可是，先生，你刚才捏到的是我的腿啊！”　　不要以为这种错误的恐慌只会出现一位垂垂老去的人身上，实际上它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存在，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与程度不同而已。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每个人都会受到一种“记忆的自我参照效应”的影响。所谓“记忆的自我参照效应”，就是指我们在接触到与自己有关的信息或者事情时，最不可能忽视或者出现遗忘。　　有这样一个案例。　　英国的一家大公司日常工作费用开支很大，公司经理为了降低费用开支，想出了一个办法。他雇了一位面孔冷酷、资历很深、有会计工作经验的人。经理让这位会计师坐在前面有玻璃窗的办公室里，这样，他就可以看到在他前面办公的所有的员工。公司经理告诉所有的员工说：“他是被雇来检查所有的费用帐簿的。”　　每天早晨公司职员都会把一叠费用帐簿摆在他的办公桌上。到了晚上，他们又来把这些帐簿拿走交给会计部门。然而这位被请来的会计师根本未曾翻阅过那些帐簿，但是所有的员工都不知道这回事。　　奇迹出现了，在会计师来公司“检查”帐簿的一个月时间内，公司所有费用开支降低至原来的80％。但是实际上，这家公司请来的会计师每天并没有检查帐簿，但奇迹为什么出现了呢？　　这主要是公司的人员出现了“自我参照效应”。公司请会计师这一客观事实，引起公司人员的神经冲动，开始产生心理活动，感知到“检查”，对“检查”做出整体反映，就是要进行自律，不能胡乱开支。　　我们在学习新东西的时候也常常有这种效应发生作用。　　一方面，我们在学习新东西的时候，常常会将这些东西与自己联系起来。如果学到的东西与我们自身有密切关系的话，学习的时候就有动力，而且不容易忘记。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效应也有其不利影响。比如医学院的学生常常碰到这种情况，每当老师介绍一种病症的时候，学生总免不了会先想到自己是否出现过类似的征兆，如果不巧有两三点看似符合，就开始惊慌，怀疑自己是否已经病入膏肓，其实自己一点都没事。　　这个记忆现象除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可以发挥作用之外，也可用在广告中。有这样一个研究，让被试看一则照相机的图片广告，然后分别问他们三个问题：这张图片有没有红色、这是什么、你用过这种产品吗。过后，让被试者回忆照相机的牌子，结果被问过第三个问题的人回忆得最好。很显然，第三个问题与我们自身有直接的联系。
 
思维的定势效应
 
所谓思维定势效应，是指人们因为局限于既有的信息或认识的现象。　　美国科普作家阿西莫夫曾经讲过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　　阿西莫夫从小就聪明，年轻时多次参加“智商测试”，得分总在160左右，属于“天赋极高者”之列，他一直为此而洋洋得意。有一次，他遇到一位汽车修理工，是他的老熟人。修理工对阿西莫夫说：“嗨，博士！我来考考你的智力，出一道思考题，看你能不能回答正确。”　　阿西莫夫点头同意。修理工便开始说思考题：“有一位既聋双哑的人，想买几根钉子，来到五金商店，对售货员做了这样一个手势：左手两个指头立在柜台上，右手所致拳头做出敲击状的样子。售货员见状，先给他拿来一把锤子；聋哑人摇摇头，指了指立着的那两根指头。于是售货员就明白了，聋哑人想买的是钉子。聋哑人买好钉子，刚走出商店，接着进来一位盲人。这位盲人想买一把剪刀，请问：盲人将会看样做？”　　阿西莫夫顺口答道：“盲人肯定会这样。”说着，伸出食指和中指，做出剪刀的形状。　　汽车修理工一听笑了：“哈哈，你答错了吧！－盲人想买剪刀，只需要开口说‘我买剪刀’就行了，他干吗要做手势呀？”　　智商160的阿西莫夫，这时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是个“笨蛋”。而那位汽车修理工人却得理不饶人，用教训的口吻说：“在考你之前，我就料定你肯定你要答错，因为，你所受的教育太多了，不可能很聪明。”　　实际上，修理工所说的受教育多与不可能聪明之间关系，并不是因为学的知识多了人反而变笨了，而是因为人的知识和经验多，会在头脑中形成较多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会束缚人的思维，使思维按照固有的路径展开。　　所谓定势思维效应，是指人们因为局限于既有的信息或认识的现象。人们在一定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使人们习惯于从固定的角度来观察、思考事物，以固定的方式来接受事物。　　美国心理学家迈克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从天花板上悬下两根绳子，两根绳子之间的距离超过人的两臂长，如果你用一只手抓住一根绳子，那么另一只手无论如何也抓不到另外一根。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求一个人把两根绳子系在一起。不过他在离绳子不远的地方放了一个滑轮，意思是想给系绳的人以帮助。然而尽管系绳的人早就看到了这个滑轮，却没有想到它的用处，没有想到滑轮会与系绳活动有关，结果没有完成任务和解决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如果系绳的人将滑轮系到一根绳子的末端，用力使它荡起来，然后抓住另一根绳子的末端，待滑轮荡到他面前时抓住它，就能把两根绳子系到一起，问题就解决了。　　定势有时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有时会妨碍问题的解决。心理学家曾经迈尔于1930年研究过定势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在他的实验中，对部分参加试验者利用指导语给以指向性的暗示，对另一些参加者则不给以指向性暗示。结果，前者绝大多数被试能解决问题，而后者则几乎没有一个能解决问题。这可以说是定势对于解决问题的帮助作用。　　但是同时，定势对问题解决也有妨碍作用，这此情况在很多现实事件中都可以理解到。　　有这样一个著名的试验：把六只蜜蜂和同样多的苍蝇装进一个玻璃瓶中，然后将瓶子平放，让瓶底朝着窗户。结果发生了什么情况？　　蜜蜂不停地想在瓶底上找到出口，一直到它们力竭倒毙或饿死；而苍蝇则会在不到两分钟之内，穿过另一端的瓶颈逃逸一空。　　由于蜜蜂基于出口就在光亮处的思维方式，想当然地设定了出口的方位，并且不停地重复着这种合乎逻辑的行动。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定势思维，它们才没有能走出囚室。而那些苍蝇则对所谓的逻辑毫不留意，全然没有对亮光的定势，而是四下乱飞，终于走出了囚室，头脑简单者在智者消亡的地方顺利得救，在偶然当中有很深的必然性。　　有这样一个问题：一位公安局长在路边同一位老人谈话，这时跑过来一位小孩，急促的对公安局长说：“你爸爸和我爸爸吵起来了！”老人问：“这孩子是你什么人？”公安局长说：“是我儿子。”请你回答：这两个吵架的人和公安局长是什么关系？　　这一问题，在100名被试中只有两人答对!后来对一个三口之家问这个问题，父母没答对，孩子却很快答了出来：“局长是个女的，吵架的一个是局长的丈夫，即孩子的爸爸；另一个是局长的爸爸，即孩子的外公。”　　为什么那么多成年人对如此简单的问题解答反而不如孩子呢？这就是定势效应：按照成人的经验，公安局长应该是男的，从男局长这个心理定势去推想，自然找不到答案；而小孩子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就没有心理定势的限制，因而一下子就找到了正确答案。　　清朝时期，通山县有个叫谭振兆的人，小时候因为家里比较宽裕，父亲给他定了亲，亲家是同村的乐进士。后来，谭父死了，谭家渐渐衰退，经济条件远不如以前，乐进士便想赖婚。　　一天，谭振兆卖菜路过岳父家，就进去拜见岳父。乐进士对他说：“我做了两个阄，一个写着‘婚’字，另一个写着‘罢’字。你拿到‘婚’，就把女儿嫁给你；拿到‘罢’字，咱们就退婚，从此谭乐两家既不沾亲也不带故。不过，两个阄你只看一个就行了。”说完就把阄摆出来。　　谭振兆心想：这两个阄分明都是“罢”字，我不能上他的当。想到这，他立刻拿了一个阄吞在腹中，指着另一个对乐进士说：“你把那个阄打开看看，如果是‘婚’字，我马上就离开这，咱们退婚；若是‘罢’字，那就说明我吞下的是‘婚’字，这门亲事算定了。”乐进士煞费苦心制造骗局却被谭振兆识破，没办法只好把女儿嫁给谭振兆。　　能够把人限制住的，只有人自己。人的思维空间是无限的，像曲别针一样，至少有亿万种可能的变化。也许我们正在被困在一个看似走投无路的境地，也许我们正囿于一种两难选择之间，这时一定要明白，这种境遇只是因为我们固执的定势思维所致，只在勇于重新考虑，一定能够找到不止一条跳出困境的出路。
 
毛毛虫效应
 
毛毛虫习惯于固守原有的本能、习惯、先例和经验，而无法破除尾随习惯而转向去觅食。　　法国心理学家约翰·法伯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称之为“毛毛虫实验”：把许多毛毛虫放在一个花盆的边缘上，使其首尾相接，围成一圈，在花盆周围不远的地方，撒了一些毛毛虫喜欢吃的松叶。　　毛毛虫开始一个跟着一个，绕着花盆的边缘一圈一圈地走，一小时过去了，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这些毛毛虫还是夜以继日地绕着花盆的边缘在转圈，一连走了七天七夜，它们最终因为饥饿和精疲力竭而相继死去。　　约翰·法伯在做这个实验前曾经设想：毛毛虫会很快厌倦这种毫无意义的绕圈而转向它们比较爱吃的食物，遗憾的是毛毛虫并没有这样做。导致这种悲剧的原因就在于毛毛虫习惯于固守原有的本能、习惯、先例和经验。毛毛虫付出了生命，但没有任何成果。其实，如果有一个毛毛虫能够破除尾随的习惯而转向去觅食，就完全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　　后来，科学家把这种喜欢跟着前面的路线走的习惯称之为“跟随者”的习惯，把因跟随而导致失败的现象称为“毛毛虫效应”。在自然界中许多比毛毛虫更高级的生物身上，这一效应也发挥着作用，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鲦鱼。鲦鱼因个体弱小而常常群居，并以强健者为自然首领。科学家将一只稍强的鲦鱼脑后控制行为的部分割除后，此鱼便失去自制力，行动也发生紊乱，但其它鲦鱼却仍像从前一样盲目追随。　　再进一步，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人类也难逃这种效应的影响。比如说，在进行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对于那些“轻车熟路”的问题，会下意识地重复一些现成的思考过程和行为方式，因此很容易产生思想上的惯性，也就是不由自主地依靠既有的经验，按固定思路去考虑问题，不愿意转个方向、换个角度想问题。　　固有的思路和方法具有相对的成熟性和稳定性，有积极的一面。是因为袭用前人的思路和方法，有助于人们进行类比思维，可以缩短和简化解决的过程，更加顺利和便捷地解决某些问题；　　但与此同时，它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容易使人们盲目运用特定经验和习惯的方法，对待一些貌似而神异的问题，结果浪费时间与精力，妨碍问题的解决。而且经年累月地按照一种既定的模式思考问题，不仅容易使人厌倦，更容易麻痹人的创造能力，影响潜能的发挥。　　时代在不断变化和发展，我们自己也在不断地成长和发展，对于任何问题的解决不能禁锢于以往的僵化模式，而要不断地创新和与时俱进，从而能够适应时代变化以及自身发展的需求。惟有在工作和生活中有所创造，摆脱自己头脑中的思维定势，不再因循前人的足迹，而是另辟一条属于自己的蹊径，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清朝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自幼酷爱书法，古代著名书法家各种书体他都临摹，经过一番苦练，终于和前人写得几乎一模一样，能够乱真了。但是大家对他的字并不怎么欣赏，他自己也很着急，比以前学得更加勤奋，练得更加刻苦了。　　一个夏天的晚上，他和妻子坐在外面乘凉，他用手指在自己的大腿上写起字来，写着写着，就写到他妻子身上去了。他妻子生气地把他的手打了一下说：“你有你的身体，我有我的身体，为什么不写自己的体，写别人的体?”　　郑板桥猛然从这句话中受到启发：各人有各人的身体，写字也各有各的字体，本来就不一样嘛!我为什么老是学着别人的字体，而不写自己的体呢?即使学得和别人一样，也不过是别人的字体，没有自己的风格，又有什么意思?　　从此，他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以隶书与篆、草、行、楷相杂，用作画的方法写字，终于形成了雅俗共赏的“六分半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乱石铺街体”，成了清代享有盛誉的著名的书画家。　　毛毛虫那种毫无意义的绕圈所导致的悲剧还说明：在实际工作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神话并不存在，我们不能只注意自己做了多少工作，而且还要关注这些工作带来多少成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绩效。如果沿着一个错误的方向，老是跟在别人后面走，可能会付出很多无谓的努力，只有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和思路，才能有更多的收获。　　做学问如此，做生意赚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有一年，市场预测表明，该年度的苹果将供大于求。这使众多的苹果供应商和营销商暗暗叫苦，他们似乎都已认定：他们必将蒙受损失！可就在大家为即即将到来的损失长吁短叹时，聪明的某甲却想出了绝招！他想：如果在苹果上增加一个“祝福”的功能，即，只要能让苹果上出现表示喜庆与祝福的字样儿，如“喜”字“福”字，就准能买个好价钱！　　于是，当苹果还长在树上，他就把提前剪好的纸样贴在了苹果朝阳的一面，如“喜”、“福”、“吉”、“寿”等。果然，由于贴了纸的地方阳光照不到，苹果上也就留下了痕迹——比如贴的是“福”，苹果上也就有了清晰的“福”字了！这样的苹果的确少见，这样的创意也的确领先于人，正因为他的苹果有了这种全新的祝福的功能——而这又是别人所没有的，他果然在该年度的苹果大战中独领风骚，赚了一笔大钱！　　转眼到了第二年，他的这一手别人学会了，但仍然是他的苹果卖最火，为什么？因为他的点子想得更绝，他的苹果上不仅仅仍然有“字”，而且还能鼓励青睐者“成系列地购买”。原来，他早已将他的苹果一袋袋装好，且袋子里那几个有字的苹果总能组成一句甜美的祝词，如“祝你寿比南山”、“祝你们爱情甜美”、“祝您中秋愉快”、“永远怀念你”等等。人们再度慕名而至，纷纷买他的苹果作为礼品送人！　　所以，当生活和工作遭遇挫折或陷入停顿时，我们不能再像毛毛虫那样做毫无意义的努力，而应该转变思路和善于另辟蹊径，以便更有技巧、更有效率地工作，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个体受到群体的影响（引导或施加的压力），会怀疑并改变自己的观点、判断和行为，朝着与群体大多数人一致的方向变化。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随大流”。  　　一个老者携孙子去集市卖驴。  　　路上，开始时孙子骑驴，爷爷在地上走，有人指责孙子不孝；爷孙二人立刻调换了位置，结果又有人指责老头虐待孩子；于是二人都骑上了驴，一位老太太看到后又为驴鸣不平，说他们不顾驴的死活；最后爷孙二人都下了驴，徒步跟驴走，不久又听到有人讥笑:看！一定是两个傻瓜，不然为什么放着现成的驴不骑呢？  　　爷爷听罢，叹口气说:“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咱俩抬着驴走了。”  　　这虽然是一则笑话，但是却深刻地反映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习焉不察的一种现象――从众效应。所谓从众效应，是指个体受到群体的影响而怀疑、改变自己的观点、判断和行为等，以和他人保持一致。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从众倾向，总是倾向与跟随大多数人的想法或态度，以证明自己并不孤立。研究发现，持某种意见的人数的多少是影响从众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人多”本身就是说服力的一个明证，很少有人能够在众口一词的情况下还坚持自己的不同意见。  　　在研究从众现象的实验中，最为经典的莫过于“阿希实验”。  　　1952年，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设计实施了一个实验，来研究人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他人的影响，而违心地进行明显错误的判断。他请大学生们自愿做他的被试，告诉他们这个实验的目的是研究人的视觉情况的。当某个来参加实验的大学生走进实验室的时候，他发现已经有5个人先坐在那里了，他只能坐在第6个位置上。事实上他不知道，其它5个人是跟阿希串通好了的假被试（即所谓的“托儿”）。  　　阿希要大家做一个非常容易的判断---比较线段的长度。他拿出一张画有一条竖线的卡片，然后让大家比较这条线和另一张卡片上的3条线中的哪一条线等长。判断共进行了18次。事实上这些线条的长短差异很明显，正常人是很容易作出正确判断的。  　　然而，在两次正常判断之后，5个假被试故意异口同声地说出一个错误答案。于是许多真被试开始迷惑了，他是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眼力呢，还是说出一个和其它人一样、但自己心里认为不正确的答案呢？  　　从总体结果看，平均有33％的人判断是从众的，有76％的人至少做了一次从众的判断，而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判断错的可能性还不到1％。当然，还有24％的人一直没有从众，他们按照自己的正确判断来回答。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压力是从众的一个决定因素。在一个系统内，谁作出与众不同的判断或行为，往往会被其它成员孤立，甚至受到严厉惩罚，因而某个系统内的成员的行为往往高度一致。美国霍桑工厂的实验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工人们对自己每天的工作量都有一个标准，完成这些工作量后，就会明显的松弛下来。因为任何人超额完成都可能使管理人员提高定额，所以，没有任何人去打破日常标准。这样，一个人干得太多，就等于冒犯了众人；但干得太少，又有“磨洋工”的嫌疑。因此，任何人干得太多或者太少都会被提醒，而任何一个人冒犯了众人，都有可能被抛弃。为了免遭抛弃，人们就不会去“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只会采取“随大流”的做法。  　　巴菲特在贝克夏·哈斯维公司1985年的年报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石油大亨正在向天堂走去,但圣·彼得对他说:“你有资格住进来,但为石油大亨们保留的大院已经满员了,没办法把你挤去。”  　　这位大亨想了一会儿后,请求对大院里的居住者说句话。这对圣·彼得来说似乎没什么坏处,于是,圣·彼得同意了大亨的请求。这位大亨拢起嘴大声喊道:“在地狱里发现石油了!”大院的门很快就打开了,里面的人蜂拥而出，向地狱奔去。  　　圣·彼得非常惊讶,于是请这位大亨进入大院并要他自己照顾自己。大亨迟疑了一下说:“不,我认为我应跟着那些人,这个谣言中可能会有一些真实的东西。”说完，他也朝地狱飞奔而去。  　　一味盲目地从众，可以扼杀一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能否减少盲从行为，运用自己的理性判断是非并坚持自己的判断，是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分水岭。  　　小泽征尔有一次去欧洲参加指挥家大赛，在进行前三名决赛时，评委交给他一张乐谱。演奏中，小泽征尔突然发现乐曲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地方，以为是演奏家演奏错了，就指挥乐队停下来重奏一次，结果仍觉得不自然。  　　这时，在场的权威人士都郑重声明乐谱没有问题，而是他的错觉。面对几百名国际音乐权威，他不免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动摇。但是，他考虑再三，坚信自己的判断没错，于是大吼一声：“不，一定是乐谱错了！”他的喊声一落，评委们立即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大赛夺魁。原来，这是评委们精心设计的“圈套”，以试探指挥家们在发现错误而权威人士又不承认的情况下是否能坚信自己的判断。  　　大多数都认为从众行为扼杀了个人的独立意识和判断力，因此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但实际上，对待从众行为要辨证地看。  　　在特定的条件下，由于没有足够的信息或者搜集不到准确的信息，从众行为是很难避免的。通过模仿他人的行为来选择策略并无大碍，有时模仿策略还可以有效地避免风险和取得进步。
监狱角色模拟实验
 
一个简单的假设角色可以很快进入个人的社会现实中，他们从中获得自我认同，无法从他们扮演的角色中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　　太平洋里有一个布拉特岛，在这个岛的水域中，有一种鱼，叫王鱼。王鱼分为两种，一种有鳞，一种没有鳞，有鳞没鳞，全是由自己来选择。　　如果王鱼从小到大都没有鳞，就比较好活，一生都较为平静。但有的王鱼会选择另一条道路，让自己慢慢有鳞。它有一种本领，能吸引一些较小的动物贴附在自己身上。王鱼先给这些小动物一点自身的分泌物，当它们被吸引后，王鱼便把它们吸干，慢慢地吸收为自己身上的鳞片——其实那不是鳞，只是一种附属物。当王鱼有了这种附属物后，会比没有鳞的王鱼最少大出四倍。　　可怜的是，有鳞的王鱼，生命进入到后半生时，由于身体机能退化，那些附属物会慢慢脱离，使王鱼重没有鳞，那是一件痛苦难堪的事情，因为无法再适应这个世界，表现得异常烦躁，每一天每一刻都在绝望中挣扎。　　这时的王鱼，常会自残，往岩石上猛撞，那场景，真是惨不忍睹。越是身上附属物多的王鱼，后来就会越痛苦。到生命的最后，常常会浮上水面，跳上跳下，挣扎数日，而后死去。死时的王鱼，身上红肿，到处是腐烂，眼睛也被自己撞瞎。　　王鱼的悲剧给我们各种启示，有人说它启示我们不要为各种浮名俗利所累，有人说它启示我们不要过自己不需要的生活。　　但我们在这里说的是，王鱼其实象征着生活中的某一类人，这类人因为环境给予的各种包装和名衔，真的以为自己是如何如何了，一旦除掉那些耀眼的东西，就变得一文不名。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并不是人们所说的什么劣根性的问题，在它的背后是着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定律：那就是人们对自己的某种假设，很快会成为现实。这称为一种自我实现效应。　　晋国有个名叫乐广的人，有一次，他邀请一位朋友到家里喝酒。当这个朋友举起酒杯却忽然看到酒杯里有条小蛇，可是已经晚了，他把它喝下去了。　　回家以后这人就生起病来，他认为是蛇作怪。乐广听说朋友病了便前去探望。朋友于是就告诉他得病的原因。乐广百思不得其解，好好的酒里怎么会有蛇呢？他把朋友安慰了一番后回到家里，突然看到墙上挂着一张弓，他心里一亮，想到蛇一定是弓倒映在酒杯中的影子。　　第二天，乐广又邀请那个朋友在原地饮酒，斟满了一杯酒，恭敬地请朋友喝。朋友一看连忙说：“杯里有蛇，我不喝！”　　这时乐广哈哈大笑，指着墙上挂着的弓让朋友仔细看，那位朋友顿时明白，没几天病就好了。　　正是由于乐广的这位朋友一心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吞下了一条蛇的病人，于是果然就实现了。　　为了研究人及环境因素对个体的影响程度，心理学家津巴多于1972年设计了一个模拟监狱的实验，实验地点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底下室中，参加者是男性志愿者。　　他们中的一半随机指派为“看守”，另一半指派为“犯人”，实验者发给他们制服和哨子，并训练他们推行一套“监狱”的规则。剩下的另一半扮演“犯人”角色，他们穿上品质低劣的囚衣，并被关在牢房内。　　所有的参加者包括实验者，仅花了一天的时间就完全进入了实验。看守们开始变得十分粗鲁，充满敌意，他们还想出多种对付犯人的酷刑和体罚方法。犯人们垮了下来，要么变得无动于衷，要么开始了积极的反抗。　　用津巴多的话来说，在那里“现实和错觉之间产生了混淆，角色扮演与自我认同也产生了混淆”。尽管实验原先设计要进行两周，但它不得不提前停止。“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令人胆战心惊。大多数人的确变成了‘犯人’和‘看守’，不再能够清楚地区分角色扮演还是真正的自我。”　　这个颇受争议的模拟实验表明，一个简单假设的角色可以很快进入个人的社会现实中，他们从中获得自我认同，无法从他们扮演的角色中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
 
彼得原理
 
在层级组织里，每个人都会由原本能胜任的职位，晋升到他无法胜任的职位。　　滑铁卢因拿破仑而闻名，然而使滑铁卢成名的关键人物，却并不是拿破仑，而是他手下的格鲁希元帅。格鲁希元帅是法国大革命时拿破仑军队中的士兵，1794年任少将。在滑铁卢战役中指挥骑兵预备队。　　1815年6月18日上午11时，滑铁卢的激烈战斗使拿破仑率领的法军和惠灵顿率领的英军都伤亡惨重，双方都在焦急地等待援军！然而拿破仑的部队很快全线崩溃：因为布吕歇尔元帅率领的普鲁士军队很快赶到，而法军元帅格鲁希的援军却迟迟未见踪影。　　那么格鲁希到哪里去了呢？　　在滑铁卢战役打响时，奉拿破仑之命追寻普军的元帅格鲁希就在几英里之外。当一声声沉闷的炮声传来时，所有人都意识到重大战役已经开始，几名将军急切地要求格鲁希命令部队火速增援拿破仑。然而格鲁希胆小怕事地死抱着写在纸上的条文——皇帝的命令：追击撤退的普军。　　正是由于格鲁希元帅的不称职，才导致拿破仑政治生命的结束。但这样一个不称职的人又是如何被放在这样一个决定历史的位置的呢？　　格鲁希是一个老实可靠、循规蹈矩的老兵，但却从来不是气吞山河的英雄，也不是运筹帷幄的谋士，他从戎20年，参加过从西班牙到俄国，从尼德兰到意大利的各种战役。他经过20年战争的煎熬，水到渠成地一级一级地升到元帅的军衔。在此前的经历中，谁也不能说他不称职，但真正使他登上元帅宝座的，却是奥地利人的子弹、埃及的烈日、阿拉伯人的匕首、俄国的严寒，这些使他的前任相继丧命，从而为他腾出了空位。　　研究格鲁希的升迁经历，我们可以得出一千种结论和启示，然而最能解释他的升迁与滑铁卢惨败的，却莫过于彼得原理：在各种组织中，由于习惯于对在某个等级上称职的人员进行晋升提拔，因而雇员总是趋向于晋升到其不称职的地位。　　彼得原理所指出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一名称职的教授被提升为大学校长后，却无法胜任；一个优秀的运动员被提升为主管体育的官员，而无所作为。　　我们放眼自己的身边，就会发现许多人似乎都不知道他们的专职何在，因而也都不能尽到工作上的职责，到处是贪污的法官、头脑不清的律师、文笔不通的作家以及连拼音都会出错的语文老师。　　每个组织总有许多人无法胜任他们的工作。例如，一位校长关心的主要问题竟然是：所有窗帘要高度一致，教室必须保持安静以及禁止任何人践踏或靠近花圃。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优柔寡断的政客装腔作势，俨然是果决刚毅的政治家；自命消息可靠的权威人士，到头来将过错归咎于难以把握的情况；懒散而傲慢的公务员不计其数；军事将领以豪壮的措辞掩饰行为的怯懦……　　每个现代的层级组织制度都是由各种不同的职位、等级或阶层的排列所组成，每个人都隶属于其中的某个等级。总是从下面补充由晋升、辞职、退休、解雇和死亡带来的空缺。假如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阶层，那每个阶层的职位终将由不胜任的员工所占据，同时每个员工终将晋升到自己不胜任的阶层，一旦相当部分人员被推到其不称职的级别，就会造成组织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导致平庸者出人头地，发展停滞。　　对一个组织而言，一旦组织中的相当部分人员被推到了其不称职的级别，就会造成组织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导致平庸者出人头地，发展停滞。因此，彼得原理要求改变单纯的“根据贡献决定晋升”的企业员工晋升机制，不能因某人在某个岗位上干得很出色，就推断此人一定能够胜任更高一级的职务。将一名职工晋升到一个无法很好发挥才能的岗位，不仅不是对本人的奖励，反而使其无法很好发挥才能，也给企业带来损失。　　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人员选聘机制，客观评价每一位职工的能力和水平，将职工安排到其可以胜任的岗位。不要把岗位晋升当成对职工的主要奖励方式，应建立更有效的奖励机制，更多地以加薪、休假等方式作为奖励手段。　　对个人来说，彼得原理的启示在于：不要将往上爬作为自己的惟一动力。与其在一个无法完全胜任的岗位勉力支撑、无所适从，还不如找一个自己能游刃有余的岗位好好发挥自己的专长。格雷欣法则
 
如果有这样两位面包师傅：一位卖的面包松软香甜，馅料可口，童叟无欺；另一位卖的面包则干瘪粗糙，缺斤少两，搞不好还是过期产品，但是价钱却比第一位低一半，你认为哪一位师傅的面包会热卖？　　答案并不一定如大家所想象的，一定是第一位。为什么？这就要引出格雷欣法则。　　格雷欣法则是一条经济法则，也称劣币驱逐良币法则，意为在双本位货币制度的情况下，两种货币同时流通时，如果其中之一发生贬值，其实际价值相对低于另一种货币的价值，实际价值高于法定价值的“良币”将被普遍收藏起来，逐步从市场上消失，最终被驱逐出流通领域，实际价值低于法定价值的“劣币”将在市场上泛成灾。　　大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钱包里既有新钱又有旧钱的时候，大家都愿意把旧钱花出去买东西，留下“新票”。道理很简单，出于对新钱的偏好。从这种偏好中，就出现了各雷欣法则的萌芽。　　这一法则是以托马斯·格雷欣爵士（1519一1579）的姓氏命名的。格雷欣是英国著名的金融家、慈善家，皇家证券交易所及格雷欣学院的创建者，由於他对货币与交易方面的事宜瞭如指掌，因此成为英女王伊利沙白一世改革货币制度的主要军师，业务包括与佛兰德的商人议定皇室贷款、购买军备，以及偷运黄金进英国。他家境富裕，地位显赫，曾经两次邀得英女王成为他的座上客。　　格雷欣于1580年提出了这个法则之后，从此他就变成了一个在货币史上的著名人物。 　　自从人类给金钱以一定的币值时起，这一法则就起作用了。　　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人们就习惯从金银钱币上切下一角，这就意味着在货币充当买卖媒介时，货币的价值含量就减小了。古罗马人不是傻瓜，他们很快就觉察到货币越变越轻。当他们知道货币减轻的真相时，就把足值的金银货币积存起来，专门用那些不足值的货币。这个例子说明：坏钱把好钱从流通领域中排挤出去了。为控制这一现象的蔓延，政府发行了带锯齿货币，足值货币的边缘都有细小的沟槽。如果货币边缘的沟槽被挫平，人们就知道这枚货币被动过手脚。　　在中国，早在公元前2世纪，西汉的贾谊曾指出“奸钱日繁，正钱日亡”的事实，这里的“奸钱”指的就是劣币，“正钱”指的是良币。　　在实行金银复本位制时出现的理论。当时，金和银都是法偿货币，在法律上按一定比价具有相同的价值。但在现实情况中，金银的开采成本、市场供求是不太可能完全同步变化的，于是当金相对于银来说更为贵重时，人们必然地储存更有价值的金而使用相对来说没有价值的银，因为交换时是以法定比价而不是实际比价来计算的。如果银相对来说更为贵重时，劣币就成了金，银变成了良币。　　进入了纸币流通的时代，货币的不足值性更加明显，国家也必须有更加有力的手段保障其法偿性。也正是在这时，格雷欣法则开始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事实上，没有良币出现，或者有强有力的政府禁止良币的使用，劣币也不能一直使用下去。　　一个十分明显的侄子，在民国末年，法币贬值，物价飞涨，民间开始使用银元，拒收劣币。此时的民国政府虽说对付解放军不行，禁止人民使用银元进而没收银元发行银元券还是可以的。但是人民并不因此就接受银元券了，许多私人机构开始以大米为薪金，社会交换退化到了物物交换时代。　　问题的根源在于，劣币驱良币并不是产生于竞争的前提条件下。每一套货币的发行，都是由国家强制人民接受的，尽管付款的一方很乐意使用劣币，但收款的一方却不会甘愿接受，只有在国家能保证收款方接受的劣币能够继续流通的时候，劣币才能得以继续存在，这条规律才能继续起作用。　　换句话说，如果国家滥用发行货币的权利，通过“劣币驱良币”的把戏来掠夺民间财富，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强政府消费自己的信誉的过程。当这个消费过程超过了一定的限度的时候，人民也是有可能拒绝所谓的法偿货币，通过自由的选择使得货币自发地建立新规律的。　　格雷欣定律虽然是货币、金融领域内的著名定律，但在商业领域也有一定的泛化倾向，比如我们在开头所提到的例子。　　后来，人们就用这一法则来泛指价值不高的东西会把价值较高的东西挤出流通领域，主要指假冒劣质产品在多种渠道向正牌商品挑战，并具有膨胀、蔓延的趋势。　　比如说，在软件市场上的经济秩序和法规约束尚不完善时，或者不能很好协调工作时，盗版软件影响正版软件的制作、销售等，从而危害软件业健康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雷同于“劣币驱逐良币”，可称为“盗版驱逐正版”，是一种非正常的市场状态。　　除了商业和金融领域，在社会上的其他领域中也存在这样的现象。 　学者吴思曾经提出过“淘汰清官”的说法，建议大家读一读他的《潜规则》，地理解这一法则有帮助。为了帮助理解，我们再提供一个在《南方周末》上刊登过的一个故事。　　一位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医生，标准的“海龟”，就职于某市某家大医院。该医生不仅医疗技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工作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仅有这些，还就罢了，此医生有一“怪癖”，或者说，从国外带回来了一个“坏毛病”，就是从来不“笑纳”病人私下主动递上来的“红包”，这还得了，马上就激起了大多数医生们一致的愤怒。　　于是，最后由院方出面，将这个医生下了岗，解除了聘用合同。当然，根据中国大陆多年来的丰富斗争经验，不是简单的让他一走了事，还扣了几顶不大不小的帽子，言明这个医生工作一向不称职，不能胜任医生的神圣岗位，弄得这位医生下岗后四处求职不得，只好又被迫远走他乡，重新出国另谋他路。　　二十世纪，意大利产生了一位最伟大的作家、思想家卡尔维诺。卡尔维诺写道：在一个人人都偷窃的国家里，唯一不去偷窃的人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因为在白羊群中出现了一只黑羊，这只黑羊就是“另类”，一定会被驱逐出去。　　在一个缺乏良好秩序和约束体制的环境里，劣币驱逐良币，稗子战胜水稻的机制，带给整个社会的会是什么？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棘轮效应
 
由奢入俭难。　　商朝时，纣王登位之初，天下人都认为这位精明的国君的治理下，商朝的江山一定会坚如磐石。　　有一天，纣王命人用象牙做了一双筷子，十分高兴地使用这双象牙筷子就餐。他的叔父箕子见了，劝他收藏起来，而纣王却满不在乎，满朝文武大臣也不以为然，认为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小事。　　箕子为此忧心忡忡，有的大臣莫名其妙地问他原因，箕子回答说：“纣王用象牙做筷子，必定再不会用土制的瓦罐盛汤装饭，肯定要改用犀牛角做成的杯子和美玉制成的饭碗；有了象牙筷、犀牛角杯和美玉碗，难道还会用它来吃粗茶淡饭和豆子煮的汤吗？大王的餐桌从此顿顿都要摆上美酒佳肴了；吃的是美酒佳肴，穿的自然要绫罗绸缎，住的就要求富丽堂皇，还要大兴土木筑起楼台亭阁以便取乐了。对这样的后果我觉得不寒而栗。”　　仅仅5年时间，箕子的预言果然应验了，商纣王瓷意骄奢，便断送了商汤绵延500年的江山。　　在上面的故事中，箕子对纣王使用象牙筷子的评价，运用了现代经济学一种消费效应――棘轮效应。　　所谓棘轮效应，又称制轮作用，是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尤其是在短期内消费是不可逆的，其习惯效应较大。这种习惯效应，使消费取决于相对收入，即相对于自己过去的高峰收入。　　这一效应是经济学家杜森贝提出的。古典经济学家凯恩斯主张消费是可逆的，即绝对收入水平变动必然立即引起消费水平的变化。针对这一观点，杜森贝认为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消费决策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的计划，它还取决于消费习惯。这种消费习惯受许多因素影响，如生理和社会需要、个人的经历、个人经历的后果等。特别是个人在收入最高期所达到的消费标准对消费习惯的形成有很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棘轮效应可以用宋代政治家和文学家司马光一句著名的话来概括：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句话出自他写给儿子司马康的一封家书《训俭示康》中，除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著名论断，他还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司马光秉承清白家风，不喜奢侈浪费，倡导俭朴为美，他写此家书的目的在于告诫儿子不可沾染纨绔之气，保持俭朴清廉的家庭传统。 　　在物质不再匮乏，生活必须品不再靠计划供应的今天，在保健品、营养品、吃饭穿衣以及文娱活动极其丰富的家庭生活环境里，再提“由奢入俭”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　　诚然，棘轮效应是出于人的一种本性，人生而有欲，“饥而欲食，寒而欲暧”，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欲望。人有了欲望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求满足。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对于欲望既不能禁止，也不能放纵，对于过度的及至贪得无厌的奢求，必须加以节制。如果对自己的欲望不加限制的话，过度地放纵奢侈，没能培养俭仆的生活习惯，必然会使自古“富不过三代”之说就成了必然，就必然出现“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的情况。　　西方一些成功企业家虽家境富裕，但依然对子女要求极严，从不给孩子更多的零花钱，甚至寒暑假还让孩子四处打工。这些成功企业家并不是苛求子女能为自己多赚一点钱，而是希望子女懂得每一分钱的来之不易，懂得俭仆和自立。　　这一点在比尔·盖茨的身上体现尤为明显。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是世界首富，个人资产总额达460亿美元。但是他在巴黎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将要把自己的巨额遗产返还给社会，用于慈善事业，而只给三个子女继承区区几百万美金　　比尔·盖茨的慈善事业始于1993年秋天。当时，他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梅琳达等人到非洲旅游，当地人民的极度贫困激起盖茨心灵的震颤。盖茨感慨之余，建立了9400万美元的基金会。　　2000年1月，盖茨将原先的两个基金会合并，组成了“比尔与梅琳达基金会”。这一基金会由父亲老盖茨统领，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总额高达240亿美元。老盖茨说，他的退休生活其乐无穷。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挥霍”儿子赚来的财富上，把这些钱拿来捐赠给全球各地的医疗和教育计划。　　盖茨夫妇曾经表示，他们死后，只有几百万美元的遗产会属于自己的孩子，其他部分，将都捐给慈善事业。有记者好奇地问梅林达，难道不担心将来孩子们会因此而恨他们吗？梅林达回答道：“他们三人现在还小，我现在只能和他们谈谈吃的、穿的东西。将来，他们肯定会得到一些财产，不过我们会等他们长大些再跟他们谈这个。我们相信，如果父母的教育得法，孩子们对待财富的看法不会和我们不同。”　　盖茨认为，拥有很多不劳而获的财富，对于一个站在人生起跑点的子女来说并不是件好事，他觉得子女的人生和潜力应和出身的富贵和贫寒无关。比尔？盖茨称 ，他和妻子耳濡目染在健康、教育、研究等领域还存在着的很多不平等现象。因此，决定将自己的财产用于解除这样的不平等上。他还希望其他有钱人也能够将自己的财产回归社会、用于解决社会上存在的不平等。　　从社会的角度业说，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不能放任棘轮效应任意发挥作用，无限制地利用资源来满足人类无尽的欲望。有一位作家曾经把那些过度使用资源的人类个体比作癌细胞――　　“我们常以为癌细胞是不健康的细胞，其实不然，癌细胞是最健康、最有活力的，别的细胞虽然会分裂，但分裂会有止境。癌细胞的分裂永远不会停止。不断的分裂需要养分，但是人的养分有限，癌细胞的不断分裂最后将其它正常细胞的养分吸取得一乾二净。　　……因为太健康，所以我们吃得多。因为有钱，所以我们消耗掉大量能源。可是，地球上就这么多资源，我们用得多，其它人类就倒霉了。　　百分之八十的资源，由百分之二十的人类消耗掉。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像我们这样地吃远洋的鱼，全地球海里的鱼只够我们吃一天。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像我们一样地享受，地球上的资源能撑多久？”　　但是从社会人文的角度来考察，却存在着一个奇怪的悖论，那就是：虽然癌细胞无论对人体还是社会都造成巨大的负担，在我们的身边却到处充斥着一种尊崇“癌细胞”的文化，　　那些如正常细胞一样进行次数有限的成长者，即使周围养分充足，仍会彼此联络，以决定是否自我限制。这些人被我们视为是一些无能无为的“弱者”，而那些与此相对的所谓“强者”，却像癌细胞一样缺乏正常细胞具有的抑制机制，会不顾周遭环境，无止尽的扩张和成长。他们一有机会就会脱离原有的环境，移转到其它地方发展新天地，他们挥霍着人类社会大部分的资源营养，并且一有机会就会攻击那些对社会进行必要调整的活动。　　这样的“强者”中，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对资源的巨大浪费之中，却被尊为时代的英雄，最可悲的是，人们尊崇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和付出，却是因为他们一掷千金的豪气、穷奢极侈的挥霍……　　研究棘轮效应的负面作用，可以尽可能降低我们这个世界上“癌细胞”的数量，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也更加稳定地发展。
 
蝴蝶效应
 
一只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两周后，可能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　　英国国王理查德三世与里奇伯爵亨利准备决一死战，看谁能统治英国。决战当天早上，理查德派一个马夫去准备战马。马夫让铁匠给国王的战马钉掌，铁匠说：“我早几天给国王的军队全部钉了马掌，所有的马掌和钉子都用光了，我要重新打。”　　马夫不耐烦地说：“我等不及了，你有什么就用什么吧！”　　于是，铁匠寻来四个旧马掌和一些旧钉子，把他们砸平打直后钉上国王的战马的马蹄。可最后一个马掌只钉了两枚钉子，连钉子也没有了。马夫等不及了，认为两颗钉子应该能挂住马掌，就牵走了马。　　结果，在战场上，理查德的马掉了一只马掌，战马便失足掀翻在地，理查德被亨利的士兵活捉了。　　由这个故事，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钉子”理论，即一枚钉子，可以影响一个马掌，一个马掌可以影响一匹马；一匹马可以影响一个战士；一个战士可以影响一次战斗；一次战斗可以影响一场战争，一场战争可以输掉一个帝国。　　马掌上的一个钉子是否丢失，本是一种十分微小的变化，但其“长期”效应是一个帝国的存与亡。这就是“蝴蝶效应”在军事和政治领域中的反映。　　20世纪60年代初，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EdwardLorenz，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混沌学开创人之一）利用计算机进行“数值天气预报”的试验。他发觉，只要输入的资料存在微小的差异，计算的结果就会出现极大分别，“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正是形容这种情况。这说明，“数值天气预报”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不可预测性。　　基于这个发现和广泛的研究，洛伦兹1972年12月29日在华盛顿的美国科学发展学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题为《可预测性：一只在巴西翩翩起舞的蝴蝶可否在德克萨斯州引起龙卷风？》。　　演说的大意为：一只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两周后，可能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原因在于，蝴蝶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引起微弱气流的产生，而微弱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它四周空气或其它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引起连锁反映，最终导致天气系统的极大变化。　　洛伦兹的演讲和结论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所谓“蝴蝶效应”之说就不胫而走、声名远扬了。　　蝴蝶效应说明，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　　经典动力学的传统观点认为：系统的长期行为对初始条件是不敏感的，即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对未来状态所造成的差别也是很微小的。但是这一向传统观点很快遭到了混沌理论的挑战。这种理论认为：在混沌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对其未来状态会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别。　　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事实就是如此，一些看似极微小的事情却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不论是在政治、军事，还是商业领域中，如果能做到防微杜渐、亡羊补牢，那么就算不能完全防止“蝴蝶效应”的发生，也可以把它的影响降到最低。　　对个人或组织来说，“防微杜渐”能让人们及时堵塞漏洞，防止危机的发生。但大部分时候，人们想做到“防微杜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变化是渐进的，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日一日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渐进，犹如从很缓的斜坡走下来，人们很难察觉其递降的痕迹。　　正是由于这种不知不觉的变化，警觉性不高的人很难预防。这种过程慢得不易使自己感知，也不易使别人察觉。但越是这样越可怕，因为它往往被一些不起眼的事物所掩盖。　　虽然人们总是希望在危机之前做到“防微杜渐”，但要想完全消除一切隐患却是不太现实的事情，我们可以在隐患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做到“亡羊补牢”。　　一个伟大的作家，不一定描述故事的每个细节，但是却总是把关系到故事结局的细节描写得特别生动。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不一定关注每个细节，但是却绝对是特别注重可能关系胜负的细节。那些觉得自己重要到不屑去关心任何细节的人，往往也不足以成就大事业。
 
马太效应
 
让有的变得更富有，没有的更加一无所有。　　在美国乡村住着一个老头，他有个和他在一起相依为命的儿子。　　有一天，他的老同学基辛格路过此地，前来拜访他。基辛格看到朋友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于是就对他说：“亲爱的朋友，我想把你的儿子带到城里去工作。”　　没想到这农民朋友连连摇头：“不行，绝对不行！”　　基辛格笑了笑说：“如果我在城里给你的儿子找个对象，可以吗？”　　他的朋友还是摇头：“不行！我从来不干涉我儿子的事。”　　基辛格又说：“可这姑娘是罗斯切尔德伯爵的女儿（罗斯切尔德是欧洲最有名望的银行家）。”　　老农说：“嗯，如果是这样的话......”　　基辛格找到罗斯切尔德伯爵说：“尊敬的伯爵先生，我为你女儿找了一个万里挑一的好丈夫。”　　罗斯切尔德伯爵忙婉拒道：“可我女儿太年轻。”　　基辛格说：“可这位年轻小伙子是世界银行的副行长。”　　“嗯......如果是这样......”　　又过了几天，基辛格又找到了世界银行总裁对他说：“尊敬的总裁先生，你应该马上任命一个副总裁！”　　总裁先生摇着头说：“不可能，这里这么多副总裁，我为什么还要任命一个副总裁呢，而且必须马上？”　　这个人说：“如果你任命的这个副总裁是洛克菲勒的女婿，可以吗？”　　总裁先生当然同意：“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绝对欢迎。”　　基辛格之所以能够让农夫的穷儿子摇身一变，成了金融寡头的乘龙快婿和世界银行的副行长，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充分利用人们的一种心理：宁可锦上添花，绝不雪中送炭。这是中国的传统说法，对这种现象，西方心理学家有另外一种更为哲理化的定义：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国王远行前，交给三个仆人每人一锭银子，吩咐他们：“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再来见我。”　　国王回来时，第一个仆人说：“主人，你交给我们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10锭。”于是国王奖励他10座城邑。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5锭。”于是国王例奖励了他5座城邑。第三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一直包在手巾里存着，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于是国王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一锭银子也赏给第一个仆人，并且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　　1973年，美国科学史研究者默顿用这几句话来概括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对已经有相当声誉的科学家做出的科学贡献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而对那些未出名的科学家则不承认他们的成绩。”并将这种社会心理现象命名为“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是个既有消极作用又有积极作用的社会心理现象。其消极作用是：名人与无名者干出同样的成绩，前者往往上级表扬，记者采访，求教者和访问者接踵而至，各种桂冠也一项一项地飘过来，结果往往是其中一些人因没有清醒的自我认识和没有理智态度而居功自傲，在人生道路上跌跟斗；而后者则无人问津，甚至还会遭受非难和嫉妒。　　其积极作用是：其一，可以防止社会过早地承认那些还不成熟的成果或过早地接受貌似正确的成果；其二，“马太效应”所产生的“荣誉追加”和“效应终身”等现象，对无名者有巨大的吸引力，促使无名者去奋斗，而这种奋斗又必须有明显超越名人过取得成果才能获得向往的荣誉，社会的进步和科学上的突破中也有“马太效应”的推动作用。　　在人类社会中，马太效应反映当今社会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即赢家通吃：富人享有更多资源——金钱、荣誉以及地位，穷人却变得一无所有。20世纪60年代，知名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首次将这种现象归纳为“马太效应”。　　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朋友多的人，会借助频繁的交往结交更多的朋友，而缺少朋友的人则往往一直孤独；名声在外的人，会有更多抛头露面的机会，因此更加出名；容貌漂亮的人，更引入注目，更有魅力，也更容易讨人喜欢，因而他们的机会比一般人多，有时一些机会的大门甚至是专门为他们敞开的，比如当演员、模特；一个人受的教育越高，就越可能在高学历的环境里工作和生活。　　一次，某大学的一群同班同学聚会。有的成了博士、教授、作家。有的当了处长、局长，有的成了公司老总，也有下岗分流的，给私人小老板打工的，还有赔本欠债的。　　当年一个课堂里听讲的学生如今差别这么大，有些人不服气，说当初毕业的时候，大家学问、本事都差不多，可有的人机遇好，就上天；有的人背时，就入地——这世道太不公平。　　被邀请来参加聚会的班主任听了这些抱怨，只是微然一笑，给这群当年的弟子出了一道题：10-9=？　　老师见学生一个个直眉瞪眼，便说：“你们会打保龄球吗？保龄球的规矩是，每一局十个球，每一个球得分是0至10。这10分和9分的差别可不是1分。因为打满分的要加下一个球的得分，如果下一个球也是10分，加上就成了20分。20与9的差别是多少？如果每一个球都打满分，一局就是300分。当然，300太难，但高手打270、280却是常有的。假如你每一个球都差一点，都是9分，一局最多才90分。这270、280与90的差距是多少？”　　老师继续发挥：“排除别的因素不谈，你们当初毕业的时候，差别也就是10分与9分，不大。但是，这以后，有的人继续十分地努力，毫不松懈，十年下来，他得多大成绩！如果你还是九分八分地干，甚至四分五分地混，十年下来，你得拉下多大距离？可不就是天上地下吗？”　　上面的这个故事中所反映的是个人发展中的马太效应，它对我们的启示是：成功是成功之母。　　人们喜欢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不是绝对的。如果一个屡屡失败，从未品尝过成功的甜头，还会有必胜的信心吗？还相信失败是成功之母吗？　　在一本名为《超越性思维》的书中，提出了“优势富集效应”的概念：起点上的微小优势经过关键过程的级数放大会产生更大级别的优势累积。从中可以看出起点对于整件事物的发展，往往超过了终点的意义，这就像在100米赛跑的时候，当发令枪响起的时候，如果你比别人的反应快几毫秒，那么，可能你就能夺得冠军。　　事实上，马太效应使成功有倍增效应，你越成功，你就会越自信，越自信就会使你越容易成功。成功像无影灯一样，不会给人心灵上投下阴影，反而会满足他们自我实现的需要，产生良好的情绪体验，成为不断进取的加油站。　　而与此相反，失败会使人越灰心丧气，离成功越来越远。因为一个人遇到一次挫折和失败，马上就会受到上司的轻视、朋友的疏远和亲人的责怪，使得他的自信荡然无存，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态，放任自己，产生恶性循环，要想翻身必须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结论，我们可以得出马太效应对于个人发展的启示意义：成功是成功之母。
 
社会促进效应
 
人们在共同工作或有人在旁边观察的时候，活动效率会比单独进行时升高或降低。　　大凡到过日本京碧寺的人，都会见到寺门扁额上的“第一议谛”四个大字。这件书法杰作龙飞凤舞，灵韵非凡，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凝视，观赏盘桓。说起这副字的来历，还有一段十分有趣的传说。　　大约两百余年前，洪川大师来到京碧寺，庙里的和尚就请他写这四个字。洪川大师每写一字，都要精心构思，反复揣摩，真可谓呕心沥血。可是替他磨墨的那位和尚，却是个颇具眼力而又直言无讳的人。洪川的每一勾一捺，只要有一点点瑕疵，他都会“挑剔”出来。　　洪川写了第一幅以后，这位和尚这么批评：“这幅写得不好。”　　“那这一幅呢？”　　和尚摇头说：“更糟，比刚才那幅还差。”　　在一边的香客悄悄地对方丈说：“大师不在状态，会不会是因为大师嫌润笔费给的少了呢？”　　于是方丈向洪川委婉地提出了增加润笔费。洪川本来是位一丝不苟的人，见此情景，也不说话，耐着性子先后写了84幅“第一议谛”。遗憾的是，但却没有一幅得到这位和尚的赞许。　　最后，在这位“苛刻”的和尚离开如而的空隙，洪川松了一口气，在心无所羁的心境下，自由自的写出了第85幅“第一议谛”四个大字。那位和尚从厕所回来一看，翘起大拇指，由衷地赞叹道：“神品！”　　在生活中类似的情况也经常出现，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是很好解释的：这是社会促进效应在起作用。　　所谓社会促进效应，是指人们在共同工作或有人在旁边观察的时候，活动效率会比单独进行时升高或降低。它是一种集体效应。　　最早进行研究的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他有一次偶然发现，自行车运动员训练的时候，单独训练时骑车的速度要比和多个运动员共同训练时慢百分之二十。后来，他又找来一些小孩，让他们干一种活：绕鱼线。干的时候分成两组，一组是一个人单独绕，另一组是集合起来一起绕。结果发现，一起绕线比单独绕线的效率要高百分之十。他据此得出结论；个人在集体中活动的效率要比单独活动的效率高。　　在开始的时候，人们只注意到活动效率升高这一方面。心理学家孟斯特伯和莫德相继做了类似的实验，又注意到，社会促进作用下活动效率有时也会降低。他们通过实验发现，背诵诗歌，写作文，做数学题的时候，还是单独一个人效果好一些。如果和别人一起做，或者做的时候旁人盯着看，反而会感到心慌意乱，从而降低活动效率。　　那么，究竟什么情况下活动效率会提高，什么情况下会下降呢？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一个人从事的任何一种活动，总有熟练的地方，也总有不熟练的地方。如果熟练的成份占优势，那么社会促进作用就表现为活动效率的提高；反之，如果不熟练的成份占优势，就表现为效率的降低。比如，我们小时候学写字，有的字写得很熟练，写得也挺好了，还有些字则写得还不太熟练。如果熟练的成份占优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大部分字都写得很熟练了，那么旁边有人看的时候，我们会受到鼓舞，从而极力表现自己，结果越写越快，越写越好。但是，如果不熟练的成份占优势，也就是说，如果大多数字写得半生不熟，那么旁边有人看时，就会觉得尴尬，着急，紧张，而越是这样，手和脑子就越不听使唤，平时略想一想就能写出来的字，这时也会想不起来，平时提笔就能写的字，也会忘得无影无踪，就是勉强还记得的字，也因为紧张而写得歪歪扭扭了。　　基于上面的情况，我们可以学会利用社会促进效应的好处，同时克服它的副作用。当我们的某种活动能够进行得比较熟练时，就可以大胆在人前显示一番，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提高活动的效率和水平，同时培养起我们的信心。如果觉得还不熟练，那就且慢“献丑”，还是独自埋头学习、苦练为好。　　当然，有时候不得不出去“献丑”，比如说要进行足球此赛了，踢得不好也要上场亮相。这时，就要抱着向别人学习，请别人指教的态度，努力平静自己的紧张心情；尽量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鲶鱼效应
 
通过引入外界的竞争者，往往能激活内部的活力。　　很久以前，挪威人从深海捕捞的沙丁鱼，如果能让其活着抵港，卖价就会比死鱼高好几倍。渔民们想了无数的办法，想让沙丁鱼活着上岸，但都失败了。　　只有一只渔船总能带着活沙丁鱼回到港内。　　这条船的秘密何在呢？　　该船长严守成功秘密，直到他死后，人们打开他的鱼槽，才发现只不过是多了一条鲶鱼。原来当鲶鱼装入鱼槽后，就会四处游动，不断地追逐沙丁鱼。大量沙丁鱼发现多了一个“异己分子”，自然也会紧张起来，在追逐下拼命游动，激发了其内部的活力。这样一来，沙丁鱼便活着回到港口。　　这就是所谓的“鲶鱼效应”。　　一种动物如果没有外界的刺激，就会变得死气沉沉。同样，一个人如果没有对手，那他就会甘于平庸，养成惰性，最终导致庸碌无为。　　在我们两千多年前,一些养马的人就深得此中三味。他们在马厩中养猴,以避马瘟。原理是什么呢？据有关专家分析,因为猴子天性好动,这样可以使一些神经质的马得到一定的训练,使马从易惊易怒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对于突然出现的人或物、以及声响等不再惊恐失措。马是可以站着消化和睡觉的,只有在疲惫和体力不支或生病时才卧倒休息。在马厩中养猴,可以使马经常站立而不卧倒,这样可以提高马对吸血虫病的抵抗能力。　　在马厩中养猴,以“辟恶,消百病”,养在马厩中的猴子就是“弼马瘟”。这个弼马瘟所起的作用就相当于鱼槽里的鲶鱼。　　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蕴藏着巨大的潜能，这些潜能一旦被释放出来，我们能做的比我们想到的要多得多。被尊为“控制论之父”的维纳认为，每一个人，即使是做出了辉煌成就的人，在他一生中所利用大脑的潜能也还不到百亿分之一。　　虽然人们可以通过自我激励来开发潜能，但更可靠、更适用的方法是通过外因的激发带来能量的释放。因为自我激励需要坚强的意志力，而外因的激活则是人的一种本能反应，而且它的激发本身带有一种竞技游戏的效果。　　老鹰是所有鸟类中最强壮的种族，根据动物学家所做的研究，这可能与老鹰的喂食习惯有关。　　老鹰一次生下四、五只小鹰，由于它们的巢穴很高，所以猎捕回来的食物一次只能喂食一只小鹰，而老鹰的喂食方式并不是依平等的原则，而是哪一只小鹰抢得凶就给谁吃，在此情况下，瘦弱的小鹰吃不到食物都死了，最凶狠的存活下来，代代相传，老鹰一族愈来愈强壮。　　在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天生是懒惰的，都尽可能逃避竞争；大部分没有雄心壮志和负责精神，缺乏理性，不能自律，容易受他人影响，宁可期望别人来领导和指挥，就算有一部分人有着宏大的目标，也缺乏执行的勇气。　　这一方面是人的懒惰也有着一种自我强化机制，由于每个人都追求安逸舒适的生活，贪图享受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是所处环境给他们带来安逸的感觉，老是局限在一个安逸环境，难免闭目塞听，思想僵化，盲目自满，甚至会产生“磨”“疲”“油”。而进入一个充满竞争的环境，竞争者打破安逸的生活，人们会立刻就会警觉起来，懒惰的天性也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受到节制。人的干劲和潜力被激发出来，就能开创新局面，做出新的成绩。　　对于一个组织来说，鲶鱼效应说明了人员流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个单位如果人员长期固定，就少了新鲜感和活力，容易产生惰性。运用这一效应，加入一些“鲶鱼”，通过新成员的“中途介入”，制造一种紧张空气，有助于激发群体成员的活力和竞争意识，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它符合人才管理的规律，能够使组织变得生机勃勃了。任何组织中都是需要几条这样的“鲶鱼”。“鲶鱼”本身未必有多大能量，但他可以给整个组织带来能量释放的连锁反应。
 
酒与污水定律
 
把一匙酒倒进一桶污水，得到的是一桶污水；如果把一匙污水倒进一桶酒，得到的还是一桶污水。　　黄帝时，大隗是一个很有治国才能的人，黄帝听说了他的才干，就带领着方明、昌寓、张若等六人前去拜访，在具茨山下一条山沟里，七个人都迷了路，见旁边有一位牧马童子，就问他知不知道具茨山？　　牧马童子说：“知道。”　　又问他知不知道有一个叫大隗的人？牧童说：“知道。”然后把情况都告诉了他们。　　黄帝见这牧童年纪虽小却出语不凡，就问他：“你懂得治理天下的道理吗？”　　牧童说：“治理天下跟我这牧马的道理一样，唯去其害马者而已！”　　在任何组织里，几乎都存在几个难弄的人物，他们存在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把事情搞糟。最糟糕的是，他们像果箱里的烂苹果，如果不及时处理，它会迅速传染，把果箱里其它苹果也弄烂。　　破坏者能力非凡的原因在于，破坏总比建设容易。一个能工巧匠花费时日精心制作的陶瓷器，一头驴子一秒钟就能毁坏掉。如果一个组织里有这样的一头驴子，即使拥有再多的能工巧匠，也不会有多少像样的工作成果。　　诸葛亮在《将苑》中专门有一篇《逐恶》指出了五种害群之马的特征，值得我们今天的管理者好好的推敲研究。他说：不论是治军还是理国，有五种人需要对之注意，他们是国家、军队混乱的祸患。这五种人是：私结朋党，搞小团体，专爱讥毁、打击有才德的人；在衣服上奢侈、浪费、穿戴与众不同的帽子、服饰、虚荣心重、哗众取宠的人；不切实际地夸大盅感民众人，制造谣言欺诈视听的人；专门搬弄是非，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兴师动众的人；非常在意自己的个人得失，暗中与敌人勾结在一起的人。这五种虚伪奸诈、德行败坏的小人，对他们只能远离而不可亲近。　　“害群之马”的可怕之处，在于它那惊人的破坏力。一个正直能干的人进入一个混乱的部门可能会被吞没，而一个无德无才者能很快将一个高效的部门变成一盘散沙。组织系统往往是脆弱的，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妥协和容忍的基础上的，很容易被侵害、被毒化。　　有这样一个职场寓言。四只猴子共同搬运一块正方型的石板。其中A猴兢兢业业，出力出汗，一心要完成搬运任务；D猴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出力，但是装作很卖力的样子，嘴里还高喊着号子；B猴和C猴则是随大流者，它们的出力的程度完全取决于上级领导的态度。　　于是，这块石板能不能正常搬运，就要看B、C究竟是学习A，还是模仿D。一般来说，由于A猴出力受累，而D猴比较悠闲，那么B、C两只猴子会本能地模仿D猴，石板当然会砸下来。　　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加入管理者介入的因素，结果会有所不同，但是向哪个方向发展，则完全要看管理者的介入表现。　　如果管理者不仅在口头上大力弘扬A的精神，而且在实际工作中重用A、提拨A，那么B、C就会向A学习，至少不会偷懒，不敢模仿D。这样，即使D不出力，那块石板也能顺利地搬运到目的地。可是如果管理者仅在口头上表扬A，而实际上重用提拨的是D，甚至连口头上也没有表扬A，而是表扬D（因为D尽管没有出力，而号子喊得最响），那么B、C就会模仿D。这样，即使A还在用力，但是B、C、D都松手了，石板仍然会砸下来了。　　一个组织的管理者是否懂得害群之马的危害，并且在工作中加以抑制，直接关系到组织的绩效。如果组织里有这样的D猴这样的害群之马，管理者应该马上把它清除掉，如果因各种因素无力这样做，就应该把它拴起来。　　在开头的故事中，黄帝等到访过大隗归来，忽然想起还没有问牧童的名字，十分遗憾。到了晚上梦见一人手执千钧之努，驱赶上万群羊放牧。黄帝突然醒悟到牧马童子应该叫力牧，是一位难得的管理人才，于是就回去找到他，经过培养后任命为管理人事的官员，为治理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　　司马迁说：“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其中的力牧，就是那位懂得去除害群之马的牧童。
 
霍布森选择效应
 
对这种没有选择余地的所谓“选择”后人称为“霍布森选择效应”。　　1631年，英国剑桥商人霍布森从事马匹生意，他说，你们买我的马、租我的马，随你的便，价格都便宜。霍布森的马圈大大的、马匹多多的，然而马圈只有一个小门，高头大马出不去，能出来的都是瘦马、赖马、小马，来买马的左挑右选，不是瘦的，就是赖的。因为选择只能在门口选，这个空间就小。　　后来，管理学家西蒙，把这种没有选择余地的所谓“选择”讥讽“霍布森选择”。霍布森选择是一个小选择、是一个假选择，大同小异的选择就是假选择。　　霍布森选择效应对我们的启示在于：对于个人来说，如果陷入“霍布森选择效应”的困境，就不可能发挥自己的创造性。道理很简单，任何好与坏、优与劣，都是在对比选择中产生的，只有拟定出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方案对比选择、判断才有可能做到合理。如只有在许多可供对比选择的反感中进行研究，并能够在对其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判断，才算得上判断。　　因此，没有选择的余地就等于扼杀前途。一个人选择了什么样的环境，就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想要改变就必须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霍布森选择效应对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如果我们，特别是管理者用，用这个别无选择的标准来约束和衡量别人，必将扼杀多样化的思维，从而也扼杀了别人的创造力。　　在古希腊的神话里，有一个凶狠的拦路大盗名叫普洛克儒斯忒斯。他有两张铁床，一张很短，一张很长。他强迫着过路的客人躺在床上，如果床比人长，就用一把巨钳夹住人的四肢把客人抻长，抻坏客人的筋骨；如果床比人短，他就用刀砍掉客人的双脚。　　用一个呆板不变的标准来要求员工的管理者，就相当于在把他们的脚砍掉或者筋骨拉长，不仅是十分可笑的，还会激起员工的不满与愤怒。上面的故事中，这个穷凶极恶大盗最后败在了希腊伟大的英雄忒修斯之手，忒修斯抓住他，把他按在那张短床上，然后就像他平时对待过往的客人那样，用刀砍掉了他的双腿，让他在痛苦中慢慢死去。　　管理者应该以这个强盗的下场为戒，不要使员工陷入霍布森选择效应，更不能把他们约束在任何一张无形的铁床上。
 
对这种没有选择余地的所谓“选择”后人称为“霍布森选择效应”。　　1631年，英国剑桥商人霍布森从事马匹生意，他说，你们买我的马、租我的马，随你的便，价格都便宜。霍布森的马圈大大的、马匹多多的，然而马圈只有一个小门，高头大马出不去，能出来的都是瘦马、赖马、小马，来买马的左挑右选，不是瘦的，就是赖的。因为选择只能在门口选，这个空间就小。　　后来，管理学家西蒙，把这种没有选择余地的所谓“选择”讥讽“霍布森选择”。霍布森选择是一个小选择、是一个假选择，大同小异的选择就是假选择。　　霍布森选择效应对我们的启示在于：对于个人来说，如果陷入“霍布森选择效应”的困境，就不可能发挥自己的创造性。道理很简单，任何好与坏、优与劣，都是在对比选择中产生的，只有拟定出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方案对比选择、判断才有可能做到合理。如只有在许多可供对比选择的反感中进行研究，并能够在对其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判断，才算得上判断。　　因此，没有选择的余地就等于扼杀前途。一个人选择了什么样的环境，就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想要改变就必须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霍布森选择效应对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如果我们，特别是管理者用，用这个别无选择的标准来约束和衡量别人，必将扼杀多样化的思维，从而也扼杀了别人的创造力。　　在古希腊的神话里，有一个凶狠的拦路大盗名叫普洛克儒斯忒斯。他有两张铁床，一张很短，一张很长。他强迫着过路的客人躺在床上，如果床比人长，就用一把巨钳夹住人的四肢把客人抻长，抻坏客人的筋骨；如果床比人短，他就用刀砍掉客人的双脚。　　用一个呆板不变的标准来要求员工的管理者，就相当于在把他们的脚砍掉或者筋骨拉长，不仅是十分可笑的，还会激起员工的不满与愤怒。上面的故事中，这个穷凶极恶大盗最后败在了希腊伟大的英雄忒修斯之手，忒修斯抓住他，把他按在那张短床上，然后就像他平时对待过往的客人那样，用刀砍掉了他的双腿，让他在痛苦中慢慢死去。　　管理者应该以这个强盗的下场为戒，不要使员工陷入霍布森选择效应，更不能把他们约束在任何一张无形的铁床上。
蘑菇定律
 
初学者被置于阴暗的角落（不受重视的部门，或打杂跑腿的工作），浇上一头大粪（无端的批评、指责、代人受过），任其自生自灭（得不到必要的指导和提携）。　　湖畔有两棵树，一棵粗如熊腰，一棵细若手臂。给湖底清淤泥时，它们被锯掉了。人马离去，岸上就多了两根树桩。　　一天，来了一个花木工人，要挖掉它们重新植树。这时一个散步的老人走过来，说，大的不敢保证，小的一定会活。花木工人看了看树桩，没有动，收起工具走了。　　一年过去了，小树桩上的嫩芽长成手指粗的枝条，大树桩上的嫩芽长成了一丛灌木。花木工人很希望大树桩上的嫩芽也长出粗壮的技条来，他砍去多余的枝条，留下最有希望的一枝，可是，一点都没有用。三年后，这根抽过多次芽的大树桩在最后一根枝条枯萎后，悄无声息地死了。　　有一天，散步的老人又来这儿，园林工人遇见了他，很想解开心中的迷惑。老人说，树和人一样，凡是早年受挫的人都幸运的，他们还有从头做起的时间，可以鼓起勇气来不忧不惧地学一门东西，最后成为有用之材。到了四五十岁才灾祸临头，就真正可怜了，他已没有从头做起的时间和精力。　　这个故事对于很多职场上的新人有借鉴意义，因为他们往往正处于蘑菇定律的困境之中。　　所谓蘑菇定律，是指许多组织对待初出茅庐者的一种管理方法，刚参加工作的初出茅庐者往往遇到这样一个境遇：被置于阴暗的角落（不受重视的部门，或打杂跑腿的工作），浇上一头大粪（无端的批评、指责、代人受过），任其自生自灭（得不到必要的指导和提携）。　　据说，“蘑菇定律”是上世纪70年代由一批年轻的电脑程序员“编写”的，这些独来独往的人早已习惯了人们的误解和漠视，所以在这条“定律”中，自嘲和自豪兼而有之。　　“蘑菇”经历对成长的年轻人来说，就像蚕茧，是羽化前必须经历的一步，达到三个作用：　　一、消除不切实际的幻象。很多年轻人走出校园时，认为自己一开始工作就应该得到重用。但他们缺乏工作经验，也缺乏担当重任的能力，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消除不现实的幻想，才能慢慢成长起来。　　二、消除对成绩的沾沾自喜。对于初出茅庐者来说，在做完工作、取得成绩之后，总是希望上司和同事会注意自己，最好还能加上一两句赞赏；如果遇到挫折或做错某事，总以为别人时刻在盯着自己、随时准备责备自己。但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繁重的工作、生活的烦恼，没有人有时间刻意去注意别人。　　三、加快适应社会的进程。要想在商场上游刃有余，不仅要有专业的知识和技术，还要有各种社交能力。那些办事能力强、工作积极的人，都有某些共同的行为标准和思考模式。我们把这种成功的模式，称为商界适应行为。人们是否能够适应商场中的行为模式和游戏规则，决定于在最初一段时间的成长进程。　　一切都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段“蘑菇”的经历不一定是什么坏事。事业中的很多机会都是在每一次单调的工作实践中挣得的，如果你一开始就不想从事单调的工作，那么你永远也不会得到提升的机会！如何高效率地走过生命的这一段，从中尽可能汲取经验，成熟起来，并树立良好的值得信赖的个人形象，是每个刚入社会的年轻人必须面对的课题。　　“蘑菇”怎样尽快成长？关键是在融入一个团队，从团队中获得尽可能多的营养和支持，以尽快地钻出地面。　　凡有组织，就离不开人际关系。尽管现在是一个“契约社会”，但是，如果把各种关系都建立在白纸黑字的契约上，毫无通融余地，则会被认为是冷酷无情。事实上，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信赖关系，工作是一步也没办法进行的。我们常会需要借助别人的力量，而这种互相信任的关系则是不分组织内外的。　　在组织内，最重要的是先把自己办公室的人际关系搞好。办公室的工作方式是以团体主义为主的。每个人不但要坚守自己的岗位，更要互助合作，互补长短。如果办公室的向心力很强，大家就会愿意为所有的同伴努力。如果小团体的每个成员都有深厚的凝聚力，那么温馨的人际关系就形成了。　　人类是一种群居的动物，自然要有群体归属感。如果和群体相同时，我们本能上就会觉得放心，万一和群体不同时，就会产生不安的感觉。有人认为对通过穿制服来强调“团体性”不以为然，但实际上，外在的融合可能会影响到内在的心情而产生效果。所以，即使你还不能习惯组织内的穿着风格，也请把自己喜欢的服装保留在假日穿。到公司上班时，还是穿着适合组织环境的服饰，由外表给自己一些规范比较好。　　礼貌是同样重要的。无论哪一个公司都会对新进人员实施商业礼貌的讲习课程。在刚进公司时，要注意学习对待顾客的方式、交换名片、自我介绍的方法，接电话、打电话和交谈的方式等应对的礼貌。这些都是基本的企业规范，触犯它们不但会让你成为众人侧目的异类，也可能给组织造成损失。　　在我们被看成“蘑菇”时，一味强调自己是“灵芝”并没有用，利用环境尽快成长才是最重要的。当你真的从“蘑菇堆”里脱颖而出时，人们就会认可你的价值。
 
热炉法则
 
当人用手去碰烧热的火炉时，就会受到“烫”的惩罚，其有以下三个特点：实时性？预警性？平等性。　　春秋时期，孙武携带自己写的“孙子兵法”去见吴王阖庐。吴王看过之后说：“你的十三篇兵法，我都看过了，是不是拿我的军队试试？”孙武说可以。吴王再问：“用妇女来试验可以吗？”孙武也说可以。于是吴王召集一百八十名宫中美女，请孙武训练。　　孙武将她们分为两队，用吴王宠爱的两个宫姬为队长，并叫她们每个人都拿着长戟。队伍站好后，孙武便发问：“你们知道怎样向前向后和向左向右转吗？”众女兵说：“知道。”孙武再说：“向前就看我心胸；向左就看我左手；向右就看我右手；向后就看我背后。”众女兵说：“明白了。”于是孙武使命搬出铁钺（古时杀人用的刑具），三番五次向她们申戒。说完便击鼓发出向右转的号令。怎知众女兵不单没有依令行动，反而哈哈大笑。　　孙武见状说：“交代不清是将官们的过错。”于是又将刚才一番话详尽地再向她们解释一次。再而击鼓发出向左转的号令。众女兵仍然只是大笑。　　孙武说：“解释不明是将官的过错。既然交代清楚而不听令，就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了。”说完命左右随从把两个队长推出斩首。吴王见孙武要斩他的爱姬，急忙派人向孙武讲情，可是孙武说：“我既受命为将军，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遂命左右将两女队长斩了，再命两位排头的为队长，众女兵无论是向前向后，同左向右，甚至跪下起立等复杂的动作都认真操练，再不敢儿戏了。　　孙武治军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奇效，是因为他让这些女兵都明白了什么叫“热炉法则”。　　当你去碰触一个烧红的火炉时，就会立刻受到烫伤的惩罚——这是现代管理学中有名的“热炉法则”：火炉是烧红着摆在那里的，任何人都知道不能去碰触；如果有人敢去碰触，那么必然要被烫伤；烫伤在时间上是即时的；烫伤在对象上是普遍的。以上四点隐喻表明加强制度建设，切实保证制度的贯彻实施，必须处罚以身试法者。　　奖励和惩罚是对人行为的外部强化或弱化的手段，它通过影响受方的自身评价，对其心理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带来行为的强化或弱化。　　热炉法则形象地阐述了惩处原则：只有罪与罚能相符，法与治才是值得期待的结果。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心理学家沃尔特·克鲁塞兹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几点建议：　　(1)热炉火红，不用手去摸也知道炉子是热的，是会灼伤人的——警告性原则。管理者要经常对下属进行规章制度教育，以警告或劝戒不要触犯规章制度，否则会受到惩处。行为替换。　　(2)每当你碰到热炉，肯定会被灼伤。对人进行惩罚之前，要向他们说清并使他们明白受罚的原因。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天条”及规章制度，单位中的任何人触犯了都要受到惩罚，惩罚的是他的不当行为，而并非是针对他这个人。　　(3)当你碰到热炉时，立即就被灼伤——实时性原则。惩处必须在错误行为发生后立即进行，既决不拖泥带水，也不宜以后追究，决不能有时间差，而且惩罚时间要短，使其达到及时改正错误行为的目的。　　(4)不管谁碰到热炉，都会被灼伤——公平性原则。当有人出现不恰当行为时，在给予惩罚的过程中要使其学会用恰当的行为来取代不当行为，一且恰当行为出现则惩罚停止，不能持续惩罚，也不能因为对方有其它方面的成绩，就能免于行为过失的惩罚。　　（5）被灼伤的程度以与热炉接触的紧密程序和时间长短有关系――程度原则，惩罚以制止不当行为发生为限，处罚过度反而有害。　　纪律是一切制度的基石，组织与团队要能长久存在，其重要的维系力就是团队纪律。要建立团队的纪律最首要的一点是：管理者自己要身先士卒维护纪律。　　一个好的管理者必定是懂得自律的人，而且也一定是可以用奖励和惩罚来带动团队遵守纪律的人。惩罚时用语要得体、适度、就事论事，使对方明白为什么受罚和怎样改过。同时还应注意的是奖惩的频率，从心理学的研究结果看，当奖惩的比例为5：1时往往效果最好。
 
俄狄普斯情结
 
挑战旧权威的悲剧源于程序上、道义上的非法性，归根结底来源于人的灵魂上的不成熟即无知。。　　古希腊传奇里，有这样一个预言：俄狄普斯王的新生儿，有一天将会杀死他的父亲而与他的母亲结婚，王对这个预言感到万分震惊，于是下令把婴儿丢弃在山上，想让他饿死。但是有个流浪牧人发现了他。把他送给邻国的王和后当儿子。俄狄普斯并不知道自己的真正父母是谁。长大以后，他创造了许多英雄事迹。而得到底比斯女王为妻。不久，一场可怕的瘟疫降临底比斯，然后才知道自己曾经杀死自己的父亲，那是不久前死在他手下的一个旅行者。他也发现原来与他共享王位的女人是他的亲生母亲。预言一一实现了。俄狄普斯悲愤地弄瞎了双眼，离开底比斯，独自流浪去了。　　这就是俄狄普斯王故事的梗概。弗洛伊德认为它是各种心理症的基本故事。反映出这样一种意识：由于婴儿时代和童年早期的环境状况，每个孩子都渴望从与自己异性的父亲或母亲身上满足性欲，而怨恨与他同性的父亲或母亲。原始的社会和文明的社会都有反对乱伦的原理禁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禁忌；因此这些渴望在暗中被感觉到，却一生永远地埋藏在潜意识深处。　　有人把它总结为弑父娶母情结，有一定的道理，但远远没有达到我们从这个悲剧的启示中达到的更高层次。这个层次是新权威对旧权威的挑战，以及在推翻旧权威的过程中出现悲剧的根源。　　从人生哲学的角度为分析，俄狄普斯情结以预言的形式揭示的是了这样一个现象：挑战旧权威的悲剧源于程序上、道义上的非法性，归根结底来源于人的灵魂上的不成熟即无知。　　任何新生命都是对于旧生命的致命的威胁，这是预言的来源。俄狄普斯彻底地否定了以父亲为代表的旧权威，树立了自己的新权威。然而，这种否定却并不具有完全现实的合理性，因为，它是以“暴力”和“乱伦”为手段的。因此新权威背负着沉重的内心撕裂并以否定、惩罚、放逐自己肉体的形式来悔罪。　　俄狄普斯的悲剧告诉我们，任何新生命在自己弱小之时都必将遭受旧生命的摧残和压抑——俄狄普斯被抛弃的事实。但是新生命具有无限的生命力（邻国国王和王后的关照），并且必将取代旧权威。但这种取代必须有程序上、道义上的合法性，并且还有赖于个体思想和精神上的真正成熟。否则，只能是一遍遍地重演历史“悲剧”。　　新权威取代旧权威是以实力为标志的。无疑，俄狄普斯肉体上成熟了。在这个故事中，俄狄普斯在马车中一拳打死了自己的父亲，被底比斯民众拥戴为新国王，娶母之后生儿育女，代表肉体的成熟；而俄狄普斯回答了困扰千千万万人的“斯芬克斯之谜”，似乎也展示了思想的成熟。　　但问题就在于对于斯芬克斯之迹的回答。俄狄普斯貌似乎正确地回答出“斯芬克斯之谜”的迷底是“人”，然而只有旁观者才知道，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一直都是由“命运”安排的，也就是说俄狄普斯始终是无知的。　　从这一点来看，俄狄普斯的灵魂或精神是没有彻底成熟的，因为一个灵魂上、精神上真正成熟的个体是不会受制于命运摆布的，尚是一个不成熟的少年或青年。他的“悲剧”也正是由于他太年轻，灵魂或精神尚不成熟，不具备程序上、道义上合法性的缘故。　　在现代人生哲学中，精神与精神形态的矛盾即人生基本矛盾，在个体的少年、青年、中年时代，具体表现为自觉性与自然性或理性与情感的矛盾冲突。而理性，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权威——父亲的形象。在少年和青年时代，个体也许具备了在肉体上取代权威的能力，但，这并不表明个体就具有取代权威的现实性、合法性，因为，此时个体的灵魂即精神是不可能真正成熟的。而如果对权威的取代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那就只会导致历史的悲剧重演。　　因此，此时的个体必须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只有处在中年时代且具有了颠覆旧权威统治的真正的能力的个体，才有取代旧权威的现实性和合法性。
 
快鱼法则
 
当今市场竞争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快鱼吃慢鱼，这就是快鱼法则。　　有两个人在树林里过夜。早上，突然树林里跑出一头大黑熊来，两个人中的一个忙着穿球鞋。另一个人对他说：“你把球鞋穿上有什么用?我们反正跑不过熊啊!”忙着穿球鞋的人说：“我不是要跑得快过熊，我是要跑得快过你。”　　故事听起来有点无情，但竞争就是如此残酷。因为，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变数并且竞争非常激烈的世界，比跑得快不快，很可能成为决定成功与失败的关键。　　而这是由“快鱼法则”所决定的：当今市场竞争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快鱼吃慢鱼，这就是快鱼法则。这个法则是美国思科公司总裁约翰？钱伯斯总结出来的，他在谈到新经济的规律时说，现代竞争已“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快的吃慢的。”　　以往，“大鱼吃小鱼”以往被视为常理，可是在信息社会的市场竞争中，有时不论大小，“快鱼吃慢鱼”的事时有发生。　　它对于现代企业的启示有两个，一个是要学会快，另一个就是要学会吃。　　先说学会快。　　在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的重要历史时期，市场反应速度决定着企业的命运，只有能够迅速应对市场者，才能成为市场逐鹿的佼佼者。Modell体育用品公司的CEO默德在一次圆桌会议上重复了钱伯斯的这句话，他对与会的CEO们说：想要在以变制胜的竞赛中脱颖而出，速度是关键。　　正如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们一样，当他们一开始迎着太阳奔跑的时候，狮子知道如果它跑不过速度比它慢的羚羊，它就会饿死。而羚羊也知道，如果自己跑不过速度最快的狮子，它就必然会被吃掉。　　加拿大将枫叶旗定为国旗的决议通过的第三天，日本厂商赶制的枫叶小国旗及带有枫叶标志的玩具就出现在加拿大市场，销售火爆。作为“近水楼台”的加拿大厂商则坐失良机。有人曾形容说，美国人第一天宣布某项新发明，第二天投入生产，第三天日本人就把该项发明的产品投入了市场。　　如今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市场风云瞬息万变，市场信息流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谁能抢先一步获得信息、抢先一步做出应对，谁就能捷足先登，独占商机。因此，在这“快者为王”的时代，速度已成为企业的基本生存法则。企业必须突出一个“快”字，追求以快制慢，努力迅速应对市场变化。　　众所周知，作为市场战略，时间对于资金、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创新观念等，更具有紧迫性和实效性。因此，“快鱼吃慢鱼”意即“抢先战略”，是赢得市场竞争最后胜利的首要条件。实践早已证明，在其它因素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情况下，谁先抢占商机，谁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抢先的速度已成为竞争取胜的关键。闪电般的行动必然会战胜动作迟缓的对手，使“慢鱼”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败下阵来。　　实施“抢先战略”，意在“先”，贵在“抢”，因为“商机”是短暂的、有限的，是转瞬即逝的。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有一段时间，北京前门外一家商店的经理发现，有许多顾客到店里来打听有无某种畅销商品，于是马上决定亲自到广州进货，可到了广州才发现，已经有多家北京商店的采购人员都已经捷足先登，前来进这种货。　　这位经理当机立断，马上采购，即刻用飞机抢运回京。果然，产品供不应求，当这家商店的产品销售已经进入尾声时，其它商家的货才通过铁路姗姗而来。这便是“快鱼吃慢鱼”的最好诠释，正所谓“领先一步，海阔天空，落后一步，寸步难行”。　　其次是学会吃。　　在市场上，人们往往将企业间的兼并收购比喻为“ 吃鱼”。有时是“大鱼吃小鱼”，这是指大企业兼并小企业，有时是“小鱼吃大鱼”，通过资本动作等方法实现小企业吞并大企业。　　青岛海尔集团的老总张瑞敏认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企业的兼并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鱼吃小鱼，亦即弱肉强食；第二个阶段是“快鱼吃慢鱼”，技术先进的企业吃掉落后的企业；第三个阶段是鲨鱼吃鲨鱼，亦即强强联合。而在目前的中国，国企之间的兼并却不会出现这三种情况，因为是国有的，企业只要有一口气，就不会被吃，且“小鱼不觉其小，慢鱼不觉其慢，各得其所”。“死鱼”就根本不能吃。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张瑞敏认为，既不能吃活鱼，又不能吃死鱼，唯有吃“休克鱼”，也就是处于休克状态的鱼。企业的表面死了，但是肌体还没有坏，企业的管理有严重问题，停滞不前，只是处于休克状态。　　张瑞敏所说的“休克鱼”，事实上也就是对带有中国国情的“慢鱼”的更传神称呼。中国市场经济中的“快鱼”海尔，迄今已经进行了近20起兼并案，被收购的这些企业的亏损总额超过5亿元人民币，但是重组之后盘活的资本总额超过15亿元人民币，可以说是吃得其所，吃得其法！
 
海因里希法则
 
在一件重大灾害的背后，有29件轻度灾害，还有300件有惊无险的体验。　　“海因里希法则”是美国人海因里希通过分析工伤事故的发生概率，为保险公司的经营提出的法则。海因里认为在一件重大灾害的背后，有２９件轻度灾害，还有３００件有惊无险的体验。　　这一法则完全可以用于企业的安全管理上，即在一件重大的事故背后必有２９件“轻度”的事故，还有３００件潜在的隐患。　　同样的道理，在一次成功的背后，往往也有无数的失败的积累，这是被无数成功者的经历所证明过的。　　一种名叫砷矾纳明的药能够治疗梅毒病和昏睡病，它的发明者是欧立希。欧立希在试制过程中遭受过605次失败，这使他痛苦万分，但他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坚持试验，终于在606次实验中取得了成功。为了纪念自己的成功经历，欧立希把这种新药命名为“606”。　　成功与失败的差距，可能就在于完全做对一件事情和几乎做对一件事情。失败的次数愈多，成功的机会亦愈近。成功是失败的尽头，失败是成功的黎明。　　失败有时会像一个欺软怕硬的强盗，他把那些努力通过他门前的人拦截住，抢夺他们所有的财富，然后分门别类地堆积在自己的房间里。而战胜他的人，他会把所有战利品拱手相让。　　而成功，则是在受降仪式上最后一分钟来观礼的客人。错误和失败是对人的意志的严峻考验。不明智的人，在成功面前就会骄傲自满;清醒的人，在失败面前更能锻炼自己的意志。在逆境中的表现是成熟与否和气质优劣的最好的试金石。　　战国时，晋国的范氏和中行氏两大家族，准备反叛晋定公。　　这时有人出来劝阻他们说，晋定公曾经饱经失败，自己曾经多次被打败，还曾经流居异国，就象一个三次摔断了胳膊的人，已经尝透了折臂的滋味。被治好以后，他已经从几次三番的折臂中，了解到其中原因和治疗的方法。他在多次失败中已经成为一个老奸巨滑的政争高手，如果起兵和他斗，可以说一点把握都没有。　　这就是有名的“三折其肱”的故事，是一个多次失败所创造的传说。如果晋定公不是从失败中得到“接种”而获得免疫力，怎么能够对强大的权臣有这样的威慑力呢?　　但是，失败并不能自然带来成功，还需要反思与探索，最可怕的是对失败毫无省思，或是麻木不仁，结果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实际上，有时对一些问题的思索，还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了解“海因里希法则”的目的，是通过对事故成因的分析，让人们少走弯路，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例如，东日本铁道公司为使员工认识事故的严重性，建立起“失败博览馆”，丰田公司专门建立了一处模拟汽车事故的场所，让人们体验汽车失控时的危险。
 
智猪博弈
 
占有更多资源者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　　猪圈里有两头猪，一头大猪，一头小猪。　　猪圈很长，一头有一踏板，另一头是饲料的出口和食槽。猪每踩一下踏板，另一边就会有相当于10份的猪食进槽，但是按按钮以后跑到食槽所需要付出的“劳动”，加起来要消耗相当于2份的猪食。　　问题是按钮和食槽分置笼子的两端，如果有一只猪去踩踏板，另一只猪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踩踏板的猪付出劳动跑到食槽的时候，坐享其成的另一头猪早已吃了不少。如果大猪先到，大猪呼啦啦吃到9份，小猪只能吃到1份；如果同时到达，大猪吃到7份，小猪吃到3份；如果小猪先到，小猪可以吃到4份，而大猪吃到6份。　　“笼中猪”博弈的具体情况如下：如果两只猪同时踩踏板，同时跑向食槽，大猪吃进7份，得益5份，小猪吃进3份，实得1份；如果大猪踩踏板后跑向食槽，这时小猪抢先，吃进4份，实得4份，大猪吃进6份，付出2份，得益4份；如果大猪等待，小猪踩踏板，大猪先吃，吃进9份，得益9份，小猪吃进1份，但是付出了2份，实得-1份；如果双方都懒得动，所得都是0。　　利益分配格局决定两头猪的理性选择:小猪踩踏板只能吃到一份，不踩踏板反而能吃上4份。对小猪而言，无论大猪是否踩动踏板，小猪将选择“搭便车”策略，也就是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边，这是最好的选择。　　现在来看大猪。由于小猪有“等待”这个优势策略，大猪只剩下了两个选择：等待一份不得；踩踏板得到4份。所以“等待”就变成了大猪的劣势策略，当大猪知道小猪是不会去踩动踏板的，自己亲自去踩踏板总比不踩强吧，只好为一点残羹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　　简单的例子如果能够说明方法，能够启迪思维，就有它的价值。　　“笼中猪”博弈有许多应用，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占有更多资源者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这样的例子承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中表现都十分突出。　　在许多国家，一个大政党和一个或多个小政党必须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大政党一般愿意扮演负责合作的一方，委曲求全，确保联盟不会瓦解，而小政党则坚持它们自己的特殊要求，而选择通常可能偏向极端的道路。又如在北约内部，美国承担了防务开支很大比例的份额，大大便宜了西欧和日本。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将这一现象非常简洁地称为“小国对大国的剥削”。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智猪博弈却是一则激励失效的典型案例。看完这个故事，几乎所有的管理者都会自然而然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激励小猪和大猪去抢着踩踏板呢?　　最佳方案是:将食物改为原来的一半，但同时将食槽挪到踏板的旁边，这样的结果就是多劳者多得。
 
破窗户理论
 
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这个信息必然会导致这种不良现象的无限扩展。　　俄国19 世纪著名文学评论家赫尔岑有一次应邀出席了一位朋友的酒宴。席间，他被轻佻庸俗的音乐弄得非常厌烦，不得不用手捂住耳朵。主人一见赫尔岑这个样子，连忙解释道：“今晚宴会上演奏的全是俄国流行的歌曲，你怎么会感到厌烦呢？”　　赫尔岑反问道：“流行的乐曲就一定好吗？”　　主人听了疑惑地说：“不好的东西怎么能够流行呢？”　　赫尔岑听后，微微一笑，说道：“那么，流行性感冒也是好的了？”　　主人哑口无言了，赫尔岑说罢，便起身告辞了。　　实际上，赫尔岑对于不好的东西同样能够流行的论断，不仅不是难得一见的特例，而且是人类社会中十分普遍的现象。究其原因，就在于任何一种行为、信息或者是现象，都会对其他的产生一种传染的力量，从而出现流行的可能。　　对这种现象，有一个社会学上的“破窗户理论”专门加以解释。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詹巴斗进行了一项试验，他把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分别停放在帕罗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和相对杂乱的布朗克斯街区。对停在布朗克斯街区的那一辆，他摘掉了车牌，并且把顶棚打开，结果不到一天就被人偷走了；而停放在帕罗阿尔托的那一辆，停了一个星期也无人问津。　　后来，詹巴斗用锤子把这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仅仅过了几个小时车就不见了。　　以这项试验为基础，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提出了一个“破窗理论”。他们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栋建筑上的一块玻璃，而这扇窗户又没有被及时修复，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蔓延。　　“破窗理论”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这个信息必然会导致这种不良现象的无限扩展。　　“破窗理论”更多的是从犯罪的心理去思考问题，但不管把“破窗理论”用在什么领域，角度不同，道理却相似：环境具有强烈的暗示性和诱导性。　　同时，对于任何一个规定的行为，哪怕是极其偶然的、个别的、轻微的，也都是对管理秩序的损害。如果对这种行为不闻不问、反应迟钝或纠正不力，其实际后果就是纵容更多的人“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那么用不了多长时间，各类有损公共秩序的行为，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滋生出来。这将对正常的社会秩序形成剧烈的冲击，并导致社会在某种程度上陷入无序状态。　　它还启示我们，必须及时修好“第一扇被打碎玻璃的窗户”推而广之，我们周围生活中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也可以看到环境暗示和诱导作用的结果。比如，在窗明几净、环境优雅的场所，没有人会大声喧哗或吐痰来；相反，如果环境脏乱不堪，倒是时常可以看见吐痰、打闹、互骂甚至随地便溺等不文明行为。　　又比如，在公交车站，如果大家都井然有序地排队上车，又有多少人会不顾众人的文明举动和鄙夷眼光而贸然插队？与这相反，车辆尚未停稳，猴急的人们你推我拥，争先恐后，后来的人如果想排队上车，恐怕也没有耐心了。因此，环境好，不文明之举也会有所收敛；环境不好，文明的举动也会受到影响。人是环境的产物，同样，人的行为也是环境的一部分，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在公共场合，如果每个人都举止优雅、谈吐文明、遵守公德，往往能够营造出文明而富有教养的氛围。千万不要因为我们个人的粗鲁、野蛮和低俗行为而形成“破窗效应”，进而给公共场所带来无序和失去规范的感觉。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平时一直强调的“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就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决定了我们自身的一言一行对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如何杜绝“破窗效应”，关键是我们如何去把握环境的这种暗示和诱导的作用。对于影响深远的“小过错”，小题大做的处理是非常必要的，以防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正是及时修好“第一个被打碎玻璃的窗户”的明智举措。
 
竞争优势效应
 
在双方有共同的利益的时候，人们也往往会优先选择竞争，而不是选择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　　一只河蚌正张开壳晒太阳，不料，飞来了一只鹬鸟，伸嘴去啄它的肉，河蚌急忙合起两张壳，紧紧地钳住鹬鸟的嘴巴。　　鹬鸟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就会有死蚌肉。”　　　河蚌说：“今天不放你，明天不放你，就会有死鹬鸟。”　　两个谁也不肯松口。这时，一个渔夫走过来看见了这种情景，便走过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们一起捉走了。　　虽然这只是一个寓言，但是因为鹬蚌相争而被别人得利的事情，代不乏人。它形象地说明了人们的竞争意识有多么强烈，拼着自己与对手同归于尽，也不想给对方让步。　　这种现象，被心理学家称为“竞争优势效应”。　　心理学上有这样一个经典的实验：让参与实验的学生两两结合，但是不能商量，各自在纸上写下来自己想得到得钱数。如果两个人的钱数之和刚好等于100或者小于100，那么，两个人就可以得到自己写在纸上的钱数；如果两个人的钱数之和大于100，比如说是120，那么，他们两就要分别付给心理学家60元。　　结果如何呢？几乎没有哪一组的学生写下的钱数之和小于100，当然他们就都得付钱。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们与生俱来有一种竞争的天性，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比别人强，每个人都不能容忍自己的对手比自己强，因此，人们在面对利益冲突的时候，往往会选择竞争，拼个两败俱伤也在所不惜；就是在双方有共同的利益的时候，人们也往往会优先选择竞争，而不是选择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　　有这样一个笑话：上帝向一个人允诺说：“我可以满足你的三个愿望，但有一个条件----你在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的邻居将得到你所得到的两倍。”　　于是这人开始提出自己的愿望，第一个愿望第二个愿望都是一大笔财产，第三个愿望却是“请你把我打个半死吧!”　　这句话背后的心理活动是，如果把我打个半死的话，那么邻居岂不是要被“完全”打死？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从我身上赚到的“便宜”，岂不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虽然为此要被打个半死，但为了不让人白得好处，也是值得的!　　这样的笑话并不仅仅是笑话，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曾经听别人讲起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一对夫妻离异，根据法官的判决，丈夫应该把自己财产的一半转让给妻子，因此，丈夫开始出售自己的车、房。为了不让妻子平白无故的得到一大笔财产，丈夫将自己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车子和房子以十美元的“天价”贱价出售，妻子固然没有得利，丈夫也损失了一大笔。　　利益冲突会导致人们优先选择竞争，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在有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人们是否仍然会选择竞争呢？　　战国时，秦昭襄王对范睢说：“天下的贤才武士，以合纵为目标，相聚在赵国，而且要攻击秦国，我们该如何对付。”　　范睢说：“大王不必忧愁，让我来破解他们的合纵关系。秦国与天下的贤才武士，并没有什么仇恨呀！他们相聚要来攻打秦国，只是为求一已的富贵。一群狗在一处，卧的卧，立的立，走的走，停的停，不会互相争斗，如果投一块骨头过去，每只狗就起来抢夺，并且互相撕咬，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那块骨头，彼此都有起了争夺之意。”　　秦王于是派范睢带了五千金，在武安大摆宴会，散给合纵之士的黄金不到三千斤，他们就互相争斗起来，也不再策划攻击秦国了。　　由这个故事可见，即使在有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因为利益分配的不平均，以及长期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矛盾，人们仍然会选择竞争。　　除此之外，心理学家还认为，沟通的缺乏也是人们选择竞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双方曾经就利益分配问题进行商量，达成共识，合作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如果在上面的实验中允许参加实验的两个人互相商量，或者两个人对对方的选择有充分的把握，结果必然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海潮效应
 
海水因天体的引力而涌起，引力大则出现大潮，引力小则出现小潮，引力过弱则无潮。　　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了内乱，临近的齐国乘机出兵，侵占了燕国的部分领土。　　燕昭王当了国君以后，他消除了内乱，决心招纳天下有才能的人，振兴燕国，夺回失去的土地。虽然燕昭王有这样的号召，但并没有多少人投奔他。于是，燕昭王就去向一个叫郭隗的人请教，怎样才能得到贤良的人。　　郭隗给燕昭王讲了一个故事说：从前有一位国君，愿意用千金买一匹千里马。可是3年过去了，千里马也没有买到。这位国君手下有一位不出名的人，自告奋勇请求去买千里马，国君同意了。这个人用了3个月的时间，打听到某处人家有一匹良马。可是，等他赶到这一家时，马已经死了。于是，他就用500金买了马的骨头，回去献给国君。国君看了用很贵的价钱买的马骨头，很不高兴。买马骨的人却说，我这样做，是为了让天下人都知道，大王您是真心实意地想出高价钱买马，并不是欺骗别人。果然，不到一年时间，就有人送来了3匹千里马。　　郭隗讲完上面的故事，又对燕昭王说：“大王要是真心想得人才，也要像买千里马的国君那样，让天下人知道你是真心求贤。你可以先从我开始，人们看到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得到重用，比我更有才能的人就会来投奔你。”　　燕昭王认为有理，就拜郭隗为师，还给他优厚的俸禄。并让他修筑了“黄金台”，作为招纳天下贤士人才的地方。消息传出去不久，乐毅、邹衍和剧辛等一大批贤士纷纷从各自的国家来到燕国。经过20多年的努力，燕国终于强盛起来，终于打败了齐国，夺回了被占领的土地。　　用买马骨的方法来买得千里马，用修筑黄金台的方法来吸引天下的人才，所运用的都是用人中的一种海潮效应。　　海潮效应是说：海水因天体的引力而涌起，引力大则出现大潮，引力小则出现小潮，引力过弱则无潮。人才与社会时代的关系也是这样。社会需要人才，时代呼唤人才，人才便应运而生。　　人才乃强国之本。求贤纳士，选人用才，贵在诚心实意。燕昭王采纳郭隗建议，不以“才”小而不敬，敢向天下人昭示自己尊重人才、招募人才的诚心，所以四方贤士纷至沓来，燕国由此日渐强盛，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作为一个组织，必须通过调节对人才的待遇，以达到人才的合理配置，从而加大本单位对人才的吸引力，同时加大对人才的宣传力度，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组织文化，吸引外来人才加入。现在很多知名企业都提出这样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以待遇吸引人，以感情凝聚人，以事业激励人。
 
贝尔效应
 
把一个个开拓性的课题提出来，指引别人登上了科学高峰。　　宋朝太尉王旦曾经推荐寇准为宰相，但寇准多次在皇帝面前说王旦的缺点，而王旦却专门夸赞准的长处。有一天皇帝对王旦说：“你虽然夸赞寇准的优点，可是他经常说你的坏话。”　　王旦说：“本来应该这样。我在宰相的位子上时间很久，在处理政事时失误一定很多。寇准对陛下不隐瞒我的缺点，愈发显示出他的忠诚，这就是我看重他的原因。”　　有一次，王旦主持的中书省送寇准主持的枢密院一份文件，违反了规格，寇准马上以此事向皇帝赵恒汇报，使王旦因此受到责备，连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人也受到处分。事隔不到一个月，枢密院有文件送中书省;也违背了规格，办事人员很高兴地把这份文件送交王旦，王旦不但末告发寇准，且把文件退还给枢密院，请他们主动改正。　　对这件事，寇准十分惭愧，见到王旦，恭维王旦度量大，王旦默不作声。后来，寇准升任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寇准感谢皇帝道，“不是陛下了解我，如何能得到如此重用。”皇帝对他说:“这是王旦推荐你的啊!”寇准更加敬服王旦。　　王旦当大臣18年，其中当宰相12年，经过推荐的大臣十几个，其中未当上宰相的仅李及、凌策二人。在他的身上所反映的，就是一种现代人所说的贝尔效应。　　这个效应得名于英国学者贝尔。他天赋极高，曾经不止一个人预计说，如果他毕业后进行晶体和生物化学的研究，一定会赢得多次诺贝尔奖。但他却心甘情愿地走了另一条道路－－－－把一个个开拓性的课题提出来，指引别人登上了科学高峰。于是有人把他这种甘为人梯的行动称为贝尔效应。　　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提出的著名的人梯学说。这一学说存在着两个方面：　　第一，人类艰辛劳作的终极目的，是使最接近人类超越理想的完美个体诞生，因此，那些自愿被超越并且支撑超越者的个体是阶梯，而人类正是阶梯一个阶梯地向上进化的。尼采的人梯说对这个基本生存论—本体论事实有着深刻的领受，与我们所提倡的贝尔效应是一致。　　第二，作为阶梯的个体的价值，也是应当被肯定的。　　虽然他们距离终极理想远一些，但是他们作为人类个体，特别是作为阶梯使人类超越了自己，其意义更应肯定；从终极的角度讲，任何人类个体都注定要被超越，注定要成为超越者上升的阶梯，因此，如果不正面肯定人梯的价值，任何个体都只有被否定的意义。　　总而言之，这一效应要求领导者具有伯乐精神、人梯精神、绿地精神，在人才培养中，要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业为重，以单位和集体为先，慧眼识才，放手用才，敢于提拔任用能力比自己强的人，积极为有才干的下属创造脱颖而出的机会。 
木桶定律
 
一只木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板，而恰恰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木板。任何一个组织的各个部分往往是优劣不齐的，而劣势部分往往决定整个组织的水平。　　在德国史诗小说《尼伯龙根的宝藏》中，有一位屠龙英雄齐格飞，他英勇无比，力量过人，经过激烈搏斗，杀死了尼伯龙根岛的恐龙，用龙血沐浴全身后，成了刀枪不入的金刚之身，可是因为当时他的后背粘了一片菩提叶，没有沐浴到龙血，就成了他身上唯一的致命之处。　　后来，敌人想尽一切办法，终于从他的妻子葛琳诗那里得到了这一秘密，在交战中用长矛刺入齐格飞的致命之处，终于夺去了英雄的性命。　　无独有偶，在希腊神话中，也有一位著名英雄――战神阿喀琉斯。阿喀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头号英雄，他的母亲是海神的女儿忒提斯。传说他出生后，母亲白天用神酒搽他的身体，夜里在神火中煅烧，并且提着他的脚跟把他浸泡在冥界的斯得克斯河中，使他获得了刀枪不入之身。　　但是因为在河水中浸泡时他的脚跟被母亲握着，没有被冥河水浸过，所以留下全身唯一可能致命的弱点。阿喀琉斯长大后，在特洛伊战争中屡建功勋，所向无敌。后来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知道了阿喀琉斯这个弱点，就从远处向他发射暗箭。帕里斯是位神射手，很多希腊英雄如克勒俄多洛斯等都死于他的箭下，因此这一箭正好射中阿喀琉斯的脚跟，这位大英雄瞬间毙命。　　上面两位大英雄的死，都是缘于自身的唯一一点不足。但正是这一点点的不足却成为导致悲剧的关键因素。感慨之余，我们联想到生活中一个著名的定律：木桶定律。　　众所周知，一只木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块，而恰恰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木板。人们把这一规律总结为“木桶定律”或“木桶理论”。　　根据这一核心内容，“木桶定律”还有三个推论：　　其一，只有桶壁上的所有木板都足够高，那木桶才能盛满水；如果这个木桶里有一块木板不够高，木桶里的水就不可能是满的。　　其二，比最低木板高的所有木板的高出部分都是没有意义的，高的越多、浪费越大。　　其三，要想提高木桶的容量，就应该设法加高最低木板的高度，这是最有效也是惟一的途径。　　对这个理论，初听时你或许会怀疑，最长的怎么反而不如最短的？继而就会表示理解和赞同。确实，木桶盛水的多少，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最长的木板，而是那块最短的木板，因为水的界面是与最短的木板平齐的。　　与“木桶定律”相似的还有一个“链条定律”：一根链条跟它最薄弱的环节有着相同的强度，链条越长，就越薄弱。　　你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两者的共同之处，它们说的都是任何一个组织都可能面临的问题：构成组织的各个部分往往是优劣不齐的，而劣质的部分往往又决定整个组织的水平。　　“最短的木板”与“最弱的环节”都是组织中有用的一部分，只不过比其它部分稍差一些，你不能把它们当作烂苹果扔掉。正如你可以清除一个屡屡犯错的害群之马，却只能对办公室随处可见的浪费和低效率现象束手无策。　　想要完全克服最薄弱的环节是不可能的。按照木桶定律，我们的薄弱环节是必然存在的，而且永远存在。一根链条总会有一节比其它的环节要薄弱一些，尽管它可能比另一根链条中的任何环节都强。强弱只是相对而言的，因此也是无法消除的。　　问题在于，你容忍这种弱点到什么程度。如果它已成为阻碍工作的瓶颈，你就不得不有所动作了。　　木桶定律可以启发我们对构成一个系统的各个要素的思考。一道好菜，也要求添加的各种佐料必须都是最好的，否则这道菜烧出来就不那么可口了。一个生产流程、一种商业运作模式、一个组织系统中，如果少了一个流程或是某个流程不合格，那么出来的肯定是废品。　　最短的木板在对最长的木板起着限制和制约作用，因此在一个团队里，决定这个团队战斗力强弱的不是那个能力最强、表现最好的人，而恰恰是那个能力最弱、表现最差的落后者。是落后者决定了整个团队的战斗力，影响了整个团队的综合实力。　　因此，在一个过程中必须要下工夫抓薄弱环节，否则整体工作就会受到影响，人们常说“取长补短”，就是加强对每一个员工的教育和培训，只取长而不补短，就很难提高工作的整体效应。
 
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一个存在内部联系的体系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就可能导致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楚国有个边境城邑叫卑梁，那里的姑娘和吴国边境城邑的姑娘同在边境上采桑叶，她们在做游戏时，吴国的姑娘不小心踩伤了卑梁的姑娘。卑梁的人带着受伤的姑娘去责备吴国人。吴国人出言不恭，卑梁人十分恼火，杀死吴人走了。吴国人去卑梁报复，把那个卑梁人全家都杀了。　　卑梁的守邑大夫大怒，说：“吴国人怎么敢攻打我的城邑？”　　于是发兵反击吴人，把当地的吴人老幼全都杀死了。　　吴王夷昧听到这件事后很生气，派人领兵入侵楚国的边境城邑，攻占夷以后才离去。吴国和楚国因此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吴国公子光又率领军队在鸡父和楚国人交战，大败楚军，俘获了楚军的主帅潘子臣、小帷子以及陈国的大夫夏啮，又接着攻打郢都，俘虏了楚平王的夫人回国。　　从做游戏踩伤脚，一直到两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直到吴军攻入郢都，中间一系列的演变过程，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把事件一步步无可挽回地推入不可收拾的境地。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多米诺骨牌效应。　　提出多米诺骨牌效应，还要从我国的宋朝开始说起。　　宋宣宗二年（公元1120年），民间出现了一种名叫“骨牌”的游戏。这种骨牌游戏在宋高宗时传入宫中，随后迅速在全国盛行。当时的骨牌多由牙骨制成，所以骨牌又有“牙牌”之称，民间则称之为“牌九”。　　1849年8月16日，一位名叫多米诺的意大利传教士把这种骨牌带回了米兰。作为最珍贵的礼物，他把骨牌送给了小女儿。多米诺为了让更多的人玩上骨牌，制作了大量的木制骨牌，并发明了各种的玩法。不久，木制骨牌就迅速地在意大利及整个欧洲传播，骨牌游戏成了欧洲人的一项高雅运动。　　后来，人们为了感谢多米诺给他们带来这么好的一项运动，就把这种骨牌游戏命名为“多米诺”。到19世纪，多米诺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运动。在非奥运项目中，它是知名度最高、参加人数最多、扩展地域最广的体育运动。　　从那以后，“多米诺”成为一种流行用语。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就可能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人们就把它们称为“多米诺骨牌效应”或“多米诺效应”。　　头上掉一根头发，很正常；再掉一根，也不用担心；还掉一根，仍旧不必忧虑……长此以往，一根根头发掉下去，最后秃头出现了。哲学上叫这种现象为“秃头论证”。　　往一匹健壮的骏马身上放一根稻草，马毫无反应；再添加一根稻草，马还是丝毫没有感觉；又添加一根……一直往马儿身上添稻草，当最后一根轻飘飘的稻草放到了马身上后，骏马竟不堪重负瘫倒在地。这在社会研究学里，取名为“稻草原理”。　　第一根头发的脱落，第一根稻草的出现，都只是无足轻重的变化。当是当这种趋势一旦出现，还只是停留在量变的程度，难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有当它达到某个程度的时候，才会引起外界的注意，但一旦“量变”呈几何级数出现时，灾难性镜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多米诺骨牌效应告诉我们：一个最小的力量能够引起的或许只是察觉不到的渐变，但是它所引发的却可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有点类似于蝴蝶效应，但是比蝴蝶效应更注重过程的发展与变化。　　第一棵树的砍伐，最后导致了森林的消失；一日的荒废，可能是一生荒废的开始；第一场强权战争的出现，可能是使整个世界文明化为灰烬的力量。这些预言或许有些危言耸听，但是在未来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它们的准确性，或许我们惟一难以预见的是从第一块骨牌到最后一块骨牌的传递过程会有多久。　　有些可预见的事件最终出现要经历一个世纪或者两个世纪的漫长时间，但它的变化已经从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开始了。
 
凡勃伦效应
 
一些商品价格定得越高，就越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有一天，一位禅师为了启发他的门徒，给他的土地一块石头，叫他去蔬菜市场，并且试着卖掉它，这块石头很大，很美丽。但是师父说：“不要卖掉它，只是试着卖掉它。注意观察，多问一些人，然后只要告诉我在蔬菜市场它能卖多少。”　　这个人去了。在菜市场，许多人看着石头想：它可作很好的小摆件，我们的孩子可以玩，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称菜用的秤砣。于是他们出了价，但只不过几个小硬币。那个人回来。他说：“它最多只能卖几个硬币。”　　师父说：“现在你去黄金市场，问问那儿的人。但是不要卖掉它，光问问价。”从黄金市场回来，这个门徒很高兴，说：“这些人太棒了。他们乐意出到1000块钱。”　　师父说：“现在你去珠宝市场那儿，低于50万不要卖掉。”　　他去了珠宝商那儿。他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竟然乐意出5万块钱，他不愿意卖，他们继续抬高价格——他们出到10万。但是这个门徒说：“这个价钱我不打算卖掉它。”　　他们说：“我们出20万、30万！”　　这个门徒说：“这样的价钱我还是不能卖，我只是问问价。”　　虽然他觉得不可思议：“这些人疯了！”他自己觉得蔬菜市场的价已经足够了，但是没有表现出来。最后，他以50万的价格把这块石头卖掉了。　　他回来，师父说：“不过现在你明白了，这个要看你，看你是不是有试金石、理解力。如果你不也要更高的价钱，你就永远不会得到更高的价钱。”　　在这个故事城，师父要告诉徒弟是关于实现人生价值的道理，但是从门徒出售石头的过程中，却反映出一个经济规律：凡勃伦效应。　　我们经常在生活中看到这样的情景：款式、皮质差不多的一双皮鞋，在普通的鞋店卖80元，进入大商场的柜台，就要卖到几百元，却总有人愿意买。1.66万元的眼镜架、6.88万元的纪念表、168万元的顶级钢琴，这些近乎“天价”的商品流通，往往也能在市场上走俏。　　其实，消费者购买这类商品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物质满足和享受，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这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经济现象，即一些商品价格定得越高，就越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由于这一现象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注意到，因此被命名为“凡勃伦效应”。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逐步由追求数量和质量过渡到追求品位格调。　　了解了“凡勃伦效应”，我们也可以利用它来探索新的经营策略。比如凭借媒体的宣传，将自己的形象转化为商品或服务上的声誉，使商品附带上一种高层次的形象，给人以“名贵”和“超凡脱俗”的印象，从而加强消费者对商品的好感。　　这种价值的转换在消费者从数量，质量购买阶段过渡到感性购买阶段时，就成为可能。实际上，在东南沿海的一些发达地区，感性消费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时尚，而只要消费者有能力进行这种感性购买时，“凡勃伦效应”就可以被有效地转化为提高市场份额营销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