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洙：我眼中的朱厚泽1

刘学洙：我眼中的朱厚泽

　　（一）
　　朱厚泽同志出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对贵州政界的许多人来说，是意料中之事。
　　那是1982年隆冬季节，中国的政治气候却是春意盎然。那年9月，胡耀邦同志代表中央向党的十二大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改革开放大业方兴，全国充满生机与希望。大批年轻有为、经受考验的知识型干部被推上各级领导岗位。贵州也启动省党代会的筹备工作。在省委组成的文件起草小组名单中，我看到朱厚泽的名字。当时他是中共贵阳市委副书记。地市要员参加省委文字工作班子，朱是唯独一个。那次我也被抽调到起草小组工作。第一次开小组会时，走进省委大楼三楼小会议室，人尚未到多少，只见厚泽已坐在临窗的一张沙发上。因为我们是老熟人，便走到他跟前笑问：您好守规矩，早早就来了。他笑答：咱长期呆在市里，得老老实实向省里秀才们学习啊！他说话总是那么诙谐调侃而表情又一本正经。我也半开玩笑地说：您是想提前接触一点省里干部吧。我的意思是：今天到会这些人员，不久都将是朱的手下。大约他听出我的潜台词，微笑不答。确实，这个小组集中了省委、省政府许多资深的参谋幕僚人员，也算省里高层秀才班子。第一次小组会讨论了什么，如今已茫无印象。记得大约有老同志何仁仲参加，他不时总说：“厚泽要多发表高见呀！”依我记忆，似乎厚泽很低调，没有说什么“高见”。这个起草小组是第一书记池必卿亲自抓，副书记苗春亭分管。第一次会议，池与苗都没参加。

　　此次会后，再没见到厚泽的身影了。大家都知道，他要高升了。果然，12月底(据查：12月28日)中央通知来了，任命朱厚泽为省委书记兼秘书长，名列第一书记池必卿之后。关于这个任命，当时还在小范围流传着一个戏剧性的内幕新闻。据说，省委上报中央让朱厚泽进省委常委班子，中央接省委报告后，打电话来，直接找池必卿问：朱厚泽做省委书记行不行？池答行！又问：把他的位子往前挪一挪，名列第二行不行？池必卿是十分开明的老革命，一听就知道中央准备让朱厚泽过渡接班，便立即表示赞同。池还说：还可以把他排在我的前面。事后，知情人告诉我，给池必卿打电话的是宋任穷，他是中央分管组织、干部班子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确实，朱厚泽那时呼声很高。年初省委民主推荐省级后备领导成员时，他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就以最高票入围。他进的中央党校青年干部培训班，是党中央为考察选拔新生力量而专门开办的一个班，时在甘肃工作的胡锦涛也是那一期的学员。那期学习班共分4个支部。朱厚泽解放前参加地下党，党龄较长，成为班里支部书记之一，颇为党校领导和中央组织部“伯乐”们所注目。1982年7月20日，中青班结束前，胡耀邦总书记约中青班全体学员到中南海座谈。耀邦招呼学员们“勇敢些，朝前坐嘛！”朱厚泽大大方方地径直坐到耀邦身旁。他思想解放，谈吐敏锐，大约给总书记留下良好印象。这些当然都是不入正史的“稗官”轶闻。但也许因此能保留一点细节，比干巴巴的官史更显真切。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一颗新星在贵州政坛已是呼之欲出了。

　　(二)

　　朱厚泽是建国57年（按：此时间是作者撰稿时间）来贵州省委书记中第二个黔籍人。

　　从1949年11月14日贵州解放到现在，历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或称第一书记共15人。除周林、朱厚泽外，均外省人。周林是老资格职业革命家，早期出去从事革命活动，南征北战，长期不在贵州。1950年8月从上海调回原籍，担任省里重要领导职务达14年，其中主持全省党政工作10年，是贵州主要领导人任期最长的一位。朱厚泽是贵州土生土长的新生力量。从1982年12月出任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1985年3月任一把手书记，到1985年7月调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在省委工作时间仅两年零八个月，是历届贵州省委书记任期最短者。

　　朱厚泽是贵州省织金县人，1931年生，出身书香门第，革命家庭。其父及姨母姨父等多位长辈，师从著名的教育家黄齐生老先生，与王若飞等在贵阳同学于贵州开民主风气之先的达德学校，朱厚泽也曾在这个革命摇篮读过书、教过书。他的亲人中有地下党员，革命烈士，进步民主人士。为要了解朱厚泽，有一篇文章很值一读。那是1996年4月朱厚泽为怀念他去世的亲姨母而写下的《忆二姨》，它把我们引回到那久远的年代，引进那朱厚泽成长的社会历史背景里去。下面是它的全文：

　　“我是一个童年就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三位姨母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占有很重的位置。我是从她们那里得到母亲的爱的。

　　二姨是母亲姐妹中的长者。母亲去世时她与我们并不住在一个城市。但每年总要从成都给我和姐姐寄食品和衣物来。特别是寄来的成都皮鞋，对我是多么宝贵啊。那时的贵阳是一个阴雨连绵，遍地泥泞，冬春寒冷的城市，有一双皮鞋保暖，上学时脚不会冻着，这比什么都重要，它使我在孩子中感到自豪。

　　大概是一九三八年春，日本飞机轰炸贵阳后不久，二姨回来了。她在破砖烂瓦、颓垣断壁的家乡，看望失去了母亲的姐姐和我。叮嘱我们好好学习。她在贵阳有过不长的停留，然后留下小表姐琪姐在贵阳和我们在一起上学，又匆匆跟随她少年时在贵阳达德学校的老师、教育家黄齐生老先生到云南蒙自草坝从事乡村教育去了。

　　可能是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黄老先生在云南蒙自开辟的乡村教育只办了不到两年，又领着他的学生们回到贵阳。二姨回母校达德小学担任校长。

　　这时的达德学校已因躲避空袭而迁移至南郊乡下摆郎庙，教室设在庙里东西两厢，老师学生分别住在附近农村的农民家里。二姨既管教学、行政，又要照顾居住分散的学生的生活。从早到晚，忙得没完。但她还是惦记着我，把我接到身边。衣食住行，读书做人，全都管了起来。不久，又把快要分娩的五姨连同小表妹姜敏、表弟自强一起接来摆郎随她同住，一起照顾。抗日战争时期的后方，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民生凋敝，特别是学校教职工的生活，都很清苦。二姨以她微薄的薪金，养活这一大家人，是很不容易的。在两个姨母的照管下，我们几个表姐妹，除了上课，与农民的孩子们一样，拾柴、生火、提水、洗菜……什么都学着做，晚上再围着油灯做作业。我们家的邻居，是黄老先生的夫人和孙辈晓棻、晓苏、晓同，两家互相帮助，孩子们一起上学、劳动、玩耍、唱延安传来的抗日歌曲。星期日有时进城，我们就学着大人一样，穿上农民打的草鞋，步行十几公里，直到小脚也打出水泡……这是我的小学生活中最愉快、最难忘的时期。在两拉姨母身边，我重新感受到母亲的温暖和爱。

　　听说是由于一个担任国民党高官的原达德学校学生的忠告，黄老先生不得不先期离开贵阳，去了重庆。不久，一个突然的打击从天而降，把我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打断了。

　　二姨的爱人、王定一伯伯突然被国民党逮捕。全家都沉浸在焦虑中。二姨肩负着学校和家庭双重的重担，在这突然的打击面前仍然坚强地站立着，没有倒下。她四处打听到王伯伯的下落后，带着我去探望。但我们从未见到过王伯伯本人，只是由狱里的人把东西收下，就让我们走了。当我再次又随二姨带着王伯伯喜欢吃的东西送去时，狱里的人却只是摆手说：‘不要再送来了，他已经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只见两行泪珠从二姨的脸上直流下来，没有一声哭泣。我完全不明白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紧紧拉着二姨的手说，问他们把王伯伯转到那里去了，我们好去找呀！二姨一句也不回答，泪水直淌湿我的小手，回转身，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回走。王伯伯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被国民党暗中杀害了。

　　当时正是皖南事变后，整个后方一片白色恐怖。在达德学校又发生了国民党和童子军教官指使三青团员偷走琪姐的日记，威胁要抓她的事……舅舅不得不把琪姐暂时躲藏到老外婆家原在的大坡乡下去。为了二姨和琪姐的安全，只得让二姨和琪姐再次离乡背开，偷偷转至重庆，到‘周公馆’那里寻求帮助去了。

　　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与二姨在一起生活。但她仍然挂念着姐姐、妹妹和我，写信、寄东西、寄钱，帮助妹妹的孩子上学……如同妈妈一般地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我们。许多年里，我只能在因公出差时，顺道到上海、武汉、天津去看望二姨和表姐妹们。

　　直到四十五年后的1985年，我们才在北京与二姨、五姨和表姐妹们重聚。我始终怀念在二姨爱抚下的童年时光，虽然这时我也经历了几度人生的狂风暴雨，已经年近半百了。

　　二姨的晚年生活，不是很愉快的……她对民族的前途，深怀忧虑……对二姨的病逝，我很悲痛。

　　愿她的灵魂得以从这充满忧伤的人世间超渡，得到安息。”

　　这是一位“经历了几度人生的狂风暴雨”的革命者，用心血与深沉思绪写下的童年回忆和对亲人的深深怀念。他的二姨父王定一烈土是贵州早期的共产主义战土、地下党员；二姨熊维真是民主同盟领导成员，他俩都是贵州人民崇敬的革命老前辈。原来朱厚泽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熏陶里成长的。

　　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朱厚泽就读于风景如画的花溪河畔的清华中学，那是抗日期间疏散到大后方的一批清华大学高材生，在原清华学堂校长周贻春直接关注下创办的享誉西南的好学校，不少党的地下工作者在那里从事革命活动。朱厚泽以其天资聪颖、才华出众，早早成为莘莘学子中的优秀者。他在那里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领导地下青年联盟坚持到贵阳解放。贵州解放后，朱厚泽以本省地下党的后起之秀活跃于建国初期贵州各项革命斗争与建设战线的前列。先是从事青年团工作。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转到工业战线，先后出任贵州当时最大的公私合营企业贵烟公司总经理以及化工、经委等部门领导。1964年5月，任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部长。

　　从1949年到1964年，整整15个年头，朱厚泽在贵州政界以年轻精明能干久负盛名，但官阶提升并不快。这反映了一个历史现象：那个年代，大批从老区来的以工农为主体的老干部都还年轻，他们各据要津，论资排辈，很难轮上擢拔新区年轻知识化专业化干部。即令如朱厚泽那样的佼佼者，担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却仍未进入市委常委班子。而且还有人“红眼”，说朱某某是市委书记伍某夏某的苗子。干了十五六年基层与部门独当一面的领导工作，成绩卓著，人到中年，还只是一根苗子，看来，这个土壤气候对于禾苗的成长也太艰难了。这就是“文革”前的中国政治生态与人才环境。

　　1964年10月，在左的错误路线下，急风骤雨的“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席卷贵州高原，中共贵阳市委首当其冲，被诬为“反革命两面政权”、“资本主义复辟典型”、“小台湾”。市委领导班子除个别人外，全被批斗打倒。朱厚泽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他的罪状主要是在六十年代初期作了几次商品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报告。其实那恰恰是在贵州这个偏僻省份宣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先声。最近，听贵阳市一位老友讲一个笑话，据说，当时批判朱“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拿到一个“钢鞭”材料，是他在作报告时举了一个例于：说买棺材、买花圈也要计划吗？这无非说明国家计划不可能无所不包。但这话也成为重要罪状！还有一个怪事，有人说他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拿的“证据”，是他说过封建主义进入历史博物馆，资本主义也气息奄奄，朝不保夕。这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的，批判者连这也不懂。难怪朱以平静的口吻反问：“你们连上了书的话，也敢批呀？！”

　　“四清”后期，他下放花溪区农水局，到黔陶公社劳动，一下就是八年。后来，我去过他劳动期间住的小土屋，孤零零的座落在田坝中间，土墙，挖一小窗孔，四壁泥巴墙面，室内黑压压昏暗少光。然而，朱厚泽身居陋室，照样攻读马列，自修英语，学电子技术书籍，后来自己还装了一部电视机。那自制的小小“新产品”，没有外壳，机身裸露，然而这个新玩意，当时我们大家都还未拥有，他却捷足先登，其乐观精神可见一斑。记得，“文革”期间，有一天我在贵阳街头遇见他，昂首阔步，笑声朗朗，身穿蓝色海军呢新大衣，是部队处理的那种。这楚楚衣冠，反映了他的精神面貌。问他近况如何，他黠笑说：“野牛呗！”我一怔，转想才知指的是，他区别于关进“牛棚”的党政干部，是可以乱跑的“野牛”。他真是任何枷锁都套不住的犟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在中国政坛组织构成大变动中，朱厚泽以其 兼有多重优势，顺理成章，纳入党和人民的视线。他既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本籍老干部；又是从“四清”到“文革”蒙冤受屈被压在最低层、具有丰富实践经验与现代知识的中青年干部。十多年里，他身处逆境，发愤学习，深知中国深层社会状况，深察旧体制弊端，与百姓有深厚的血肉联系。因此，犹如一颗埋入泥土里的珍珠，一朝出土，在阳光照耀下便放出异彩。1979年，平反后他出任中共贵阳市委秘书长，不久提为市委副书记。此后的两三年，便从市委副书记跨过好几个台阶，成为省委第二把手、一把手，一跃再跃而入主中枢重要部门。这种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大胆起用新生力量的做法，也只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可能出现。朱厚泽从个人经历看，出身边陲，没有任何有利政治背景，既非元老级的“谪系”部属，又非“皇亲国戚”、高干子女。几十年局促西南一隅，仕途多舛，照中国官场常规，他毫无跻身于中国高层政圈的先天与后天资源。全凭风云际会，全凭三中全会初期的清明政治，才为时代大潮卷入政治中心漩涡。他的被发现，是时代对一个名不见经传人才的发现。而他的浮沉，则是中国错综复杂政治斗争的折射。

　　(三)

　　作为本籍省委书记，朱厚泽对生他养他的贵州高原这块热土有炽热的爱与深深的了解；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他对贵州的开发与发展有着深邃的思考与独立见解。因此，进入省委后，许多见识与风格，颇为人们瞩目。

　　这里，可以讲讲我亲历的一些情况。1984年1月4日至8日，当时的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贵州，我随行采访。4号那天，在花溪碧云窝宾馆与西南四省市主要负责人讨论发展战略问题。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在分析各省特点时，胡耀邦问：像你们贵州这样，能源这么丰富，有色、黑色金属资源这么丰富，全国有哪些地方可以比？东北有没有？华东没有，华北呢？当场一时未有人回答。朱厚泽见状，便从容不迫，以简洁明确语言答道：“贵州资源是综合的，能源、有色、黑色匹配在一起，是综合优势”。耀邦听了很高兴，说：“对了！就是要有这个概念。别的地区某项资源很突出，但不匹配，能源、有色、黑色综合在一起，可能西南第一。要把眼光放在这上面，要提请中央注意这个特点”。

　　朱厚泽不像有些同志，老是强调贵州穷，要求中央照顾：就贵州论贵州。他总是从全局高度看贵州。还是那次座谈会，1月5日，耀邦同志提出要把不发达地区开发问题，提到全国战略地位。在耀邦讲话的时候，朱厚泽有一段精要插言。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