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日又落——日升昌的衰亡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神马文学网时间：2024/04/26 07:24:06

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梁小民

    参观完日升昌，见证了它的辉煌之后，我们总不禁要问，这家走过90年历程的票号为什么会在1914年破产？进一步还会想到，有500年辉煌的晋商为什么会在辛亥革命后走向衰亡？难道日升又日落也是企业的共同规律？
    对于晋商的衰亡，学界有不同的解释，每种解释都只解释了某种现象，也仅揭示了晋商衰亡的某种原因。但至今没有一种解释为学界公认。应该说，晋商的衰亡既有外部环境的变动与冲击，也有内在制度的固有缺陷。我们既然把票号作为后期晋商的代表，又把日升昌作为票号的代表，那么现在就来解剖日升昌这只“麻雀”，揭示晋商衰亡的深层次根源。
    日升昌是在1914年9月（阴历）倒闭的。先来看看引起倒闭的具体原因。20世纪最初的十年是各票号最鼎盛的时期，但这种辉煌却有点回光返照了。此后，票号很快就进入多事之秋，这里不仅有外资银行和各省官银钱局（官办银行）的激烈竞争，而且还发生了一些突发事件。先是1910年，上海的橡皮股票投机引起的崩盘使票号受到牵连。后是1911年武昌起义后各地票号受到散兵游勇的劫掠。日升昌在京都等5个城市被抢的银子达10万多两，财物折银达5万多两。此外，各省官钱局滥发纸币，湖北、河南、南京等地出现挤兑风潮。包括日升昌在内的票号为了自身信誉，尽力维持兑现，收进了大量纸币，这些纸币在民国初年兑换现金时损失很大。加之，清政府灭亡时欠各票号700多万白银，无法收回。在辛亥革命后的社会动荡中，票号不敢拖欠存款者银两，债务人却赖账不还。1913年，日升昌等14家票号仅债权就达3100多万两白银，且大于债务640万两。日升昌17个分号中债权达近300万两白银，大于债务近47.6万两白银。
    在这种动荡的大格局之下，日升昌还有自己的特殊困难。日升昌的分号大都设在南方，营业中心也在南方。辛亥革命发生在南方，所受的影响也就特别大。辛亥革命后，各省充斥纸币，现金缺乏，日升昌从南方调回现金，每百两白银要亏30-50两，损失几乎近半。这时日升昌外欠500万两白银，债务人欠日升昌七八百万两。外欠收不回来，而欠别人的还要支付。这种局面谁也难以收拾。
    真是“屋漏又遇连天雨”。当时日升昌内存放广西的官款，广西摧逼甚急，甚至以武力威胁，在一年内提走10万两银子。此时票号内又发生危机。本来二掌柜梁怀文无论资格、能力都应出任大掌柜，但由于他为人公正，坚持原则，深得员工推崇，但他反对东家李王典屡次从票号中提款，所以，东家任命了各方面都不如梁的郭斗南当大掌柜。1914年，梁怀文辞职，员工人心瓦解。这时京都分号掌柜赵邦彦又托病回山西一直不归。代理者为侯垣。
    侯垣是祁县合盛久票号的具保人之一，在合盛久1913年倒闭之后掌柜逃匿，北京检察厅向侯垣要人，侯垣无奈在1914年阴历9月初一同伙友带账簿逃回山西，其他分号人员也先后逃离。最后大掌柜郭斗南也逃跑了。李家又没有钱财可以还债。日升昌实际上倒闭了。为了清理债务债权，梁怀文又与债权人商议，以债权人的债务为股本，成立“日升昌钱号”，不过此日升昌已非彼日升昌，东家并非李家。1932年，日升昌钱号也倒闭了。
    从日升昌倒闭的经过来看，外部环境恶化，尤其辛亥革命后的社会动荡的确是主要原因。但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其实日升昌这座大厦的内部早就漏洞百出了。这些漏洞根源还在于晋商票号的制度上。
    我们知道，晋商票号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完全分离，东家在选定一个大掌柜之后，就由大掌柜全权经营与管理。这种体制下有两个潜在的风险。一是东家完全承担经营的风险。大掌柜的权责利并不统一——有权有利而无责，东家的权责利也不完整——有利，有责而无权；二是票号中由大掌柜实行人治，在决策和经营中完全由他一个人说了算。
    在这种管理体制之下，要使票号成功运营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东家有足够承担风险的能力，他家的巨额资产可以为风险担保，这种资产之大远远超过了票号的资本金。以日升昌为例，资本仅为30多万两白银，而李东家的资产在数百万两之巨；二是大掌柜绝对忠于东家，而且，人品与能力都是上乘。他能“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且在决策与经营中基本是正确的。
    在日升昌建立后的雷、毛之争中已经暴露了大掌柜的内部人控制——连作为大股东的李东家都跪下求雷履泰不要离去，因为经营权在雷的控制之中。但雷履泰还是忠于东家的，经营方针是正确的，他以撤分号为威胁只是为了赶走与他不和的毛鸿■，对东家并无恶意。在太平天国和八国联军两次动乱中，包括日升昌在内的票号都受到严重损失，但靠东家雄厚的资产挺过来了。各票号也有过由于大掌柜经营不善亏损的情况，但都没有给票号带来毁灭性打击。
    但在二十世纪初，情况发生了变化。以日升昌为例，其东家李氏获利甚丰，但生活也极为奢侈。宣统末年，李氏在家乡平遥达蒲村买了两顷土地，建了四座巍峨壮丽的大院，每座都是三串院，东西厢房，前庭后院，楼阁相通，亭榭互映，四座大院连在一起，人称“李家堡”。同时又花钱捐官，李大全捐了一个“千总”，其子李箴视又为死去的祖父、曾祖父都捐了官，家里的女人也花钱受封为“宣人”、“夫人”。此外，在生活中，李氏以奢侈著称，村里有自己专用的货店，家中仆人马俊达数十人，子孙醉生梦死、打麻将、吸鸦片。李东家后人的堕落，一是把家产挥霍光，无力承担风险。当日升昌无法支撑时，李家也没什么钱了。二是无暇关心票号及其他商号业务，使大掌柜为所欲为，而后期的大掌柜已没有当年雷履泰那一代人的品质和能力了。
    日升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制度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也埋下了人治的祸根。当形势变化之后，不知与时俱进，再好的制度也要显示出其不利的一面。
    当然，晋商和票号在20世纪初衰亡的原因还有很多，日升昌的衰亡反映了晋商中保守与人治的一面。但这不是晋商衰亡的惟一原因。我们在以后的文章中还会逐渐深入分析这一历史悲剧的深层次根源。
    走进日升昌，你也许会为日升昌而兴奋，但在离开时请别为日落而扼腕。毕竟历史就是这样蕴含在各种必然与偶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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