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0 09:19:59

[大千世界]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

xilei 发布于 2010-5-8 9:03:00


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

官员是否惧怕网络

作者: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喂喂,好兄弟,麻烦请你尽快找人把××网上的帖子帮我们删掉,我们这里没有疫苗的问题,他们是瞎编的,但我们说不清呀,事闹大了,我可是麻烦了,请你帮帮我。”某晚深夜12点,某地宣传部长打来电话,电话中透着十分的急切与明显的恐惧感。

一段时期以来,不少地方党政官员向人民论坛记者反映,现在很多官员对网络都有不同程度的“恐惧”心理。有的担心个人隐私被曝光,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有的担心工作疏漏等不良现象被曝光,影响前途;也有官员担心网络监督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让人有口莫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当前,有多少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恐惧到什么程度?最恐惧什么?哪一级别的官员最怕网络监督?针对以上公众关注的问题,人民论坛杂志展开了广泛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0%的受调查者认同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高达88%的网友认为官员“网络恐惧”是“好事,说明社会进步了”。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网络监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俨然一张群众监督的“天网”。在看到和承认网络监督有着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当防范网络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所利用,恶意诬告、诽谤官员。在深入问卷调查的同时,人民论坛杂志还约请专家从政治、文化、舆论生态、如何监管等多个层面进行深入分析,研讨对策建议。

我们相信,随着公民自我责任意识的强化和网络管理的完善,网络将是一个更加健康多彩而有序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需要每个人参与,需要每个人维护。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多少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

——当代中国官员“网络恐惧”问卷调查分析报告

作者: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阅读提示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民主参与度、信息公开度越来越高,仿佛一切都被置于放大镜下。据了解,不少官员有很多怕,但最恐惧的是网络。最近,一些地方官员向人民论坛记者反映,现在地方许多干部都有不同程度的“网络恐惧”心理,担心个人信息、工作疏漏或违规行为会被网络曝光而一发不可收拾。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从当前网络上的热点事件来看,大多和官员有关,比如近期的广西烟草局长日记事件等。网络的及时性、草根性、互动性等传播特性,能使一件事情在短时间内被极速放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围观,反应稍慢或处理不当,就可能演变为公共事件。

当前,有多少官员患有“网络恐惧”?哪一级别的官员最怕网络监督?“恐惧”表现在哪些方面?官员“网络恐惧”如何调适?如何规范网络监督?等等。针对以上公众关注的问题,人民论坛杂志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等做了关于“当代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问卷调查,受到广大网友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短短3天里,共有5943位网友参与。同时,人民论坛记者还通过发放书面问卷和随机采访的形式,调查干部和普通群众共计300人。本次调查总计参与人数6243人。

·70%的受调查者认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

·排在前两位的是,60%的受调查者表示“担心工作疏漏等不良现象被曝光,影响前途”;28%的受调查者表示“担心私人信息被曝光,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

·88%的受调查者表示官员的“网络恐惧”是“好事,说明社会进步了”

问:多少官员有“网络恐惧”

答:70%的受调查者表示“有”;“县处级”干部最担心

您认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吗?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0%的受调查者表示“有”,22%的受调查者表示“没有”,8%的受调查者选择“说不清”。

从调查结果看,七成的网民认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这说明,一方面目前网络监督在网民(包括官员)心目中的重要位置,网络舆情已成为干部监督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网络监督的火爆也反衬出其他媒体监督缺失的尴尬。正所谓“大道不通小道通”,如果传统媒体不能做到让某些官员恐惧的话,或许媒体监督的职责让位于网络就再正常不过了。

“哪一级别的干部最怕网络监督?”人民论坛杂志问卷调查中心对300位党政干部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选择“县处级”这一选项的占47%,列第一位。而根据记者采访发现,宣传部长和县委书记这两个群体的官员最怕网络监督。

江苏省某县宣传部长坦言,宣传部长和县委书记这两个群体之所以最怕网络,是因为宣传部长的职责就是要抓好宣传工作,宣传工作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着当地的形象和本人工作业绩。而县委书记作为地方一把手,当地形象好不好、发展得如何,直接关系着一个地区的和谐发展与稳定。他表示,当前网络防不胜防,许多负面信息一不留神就被人弄上了网络,这带给了他很大的压力。他曾因为本地失实负面消息同不少网络媒体打过交道,虽然主流网站在他们的要求下删了帖,但不少博客和地方论坛也对该负面消息进行了转发,他都不知道找谁去删帖,只得随它去了。“虽然是个失实消息,但网友不知道是假的,已对地方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

问:官员“网络恐惧”最担心什么

答: 60%的受调查者“最担心工作疏漏等不良现象被曝光,影响前途”

您认为“网络恐惧”表现在哪些方面?调查结果显示:“担心工作疏漏等不良现象被曝光,影响前途”(占60%);“担心私人信息被曝光,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占28%);“担心网络舆论只看错误不顾成绩,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占17%);“担心网络监督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让人有口莫辩”(占16%);“担心一些不良分子借网络监督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占11%)。

从调查结果看,“担心工作疏漏等不良现象被曝光,影响前途”高居榜首,说明网络监督更多地集中于官员公权力的行使。对于官员来讲,尤其是高级官员,你的职位越高,掌握的权力就越大,你的影响力范围就越大,公众对你的楷模形象要求就越高,那么你就越趋近于公众人物。而作为公众人物,你本身已经从社会中获取了比普通百姓更多的利益(当然不仅仅是物质利益),你的部分隐私被公开也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现象。正因为如此,在西方民主国家,公众对政府高官,甚至是知名企业老总的道德水准要求比对普通百姓的要求要苛刻许多。

“您认为‘网络恐惧’已到了什么程度?”选择“有压力”等选项的达55%,其中10%的受调查者认为“压力很大,让人提心吊胆,严重影响正常工作开展”;有35%的受调查者认为“没有压力,该干嘛还是干嘛”。这说明从一定程度上看,网络监督尽管在信息披露方面起着极大的作用,但在事件查处和官员的处理方面仍然面临“短板”,这也说明网络监督能起一定的威慑作用,但不能起全部的作用。

另外,也有一部分网友认为,“官员如果不做亏心事,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多为百姓做实事,网络反而还能起到正面宣传的作用呢!”

人民论坛记者从采访中了解到,许多官员不是怕监督而是怕被人断章取义地将与个人相关的画面、录音和文字放上网任人“评说”。另外,官员也担心除工作以外的生活细节被网络曝光。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周久耕,因为一包烟一块表而下了台。在庭审时,“网络太厉害”一语道破了周久耕的心声。

问:官员害怕网络,是好事还是坏事

答:88%的网友认为是“好事”

“您认为官员的‘网络恐惧’是好事还是坏事?”88%的受调查者认为是“好事,说明社会进步了”;6%的受调查者认为是“坏事,不利于干群和谐,社会稳定”;有6%的受调查者选择“不好说”。

从调查结果看,官员的“网络恐惧”是好事得到高度认同,说明做人做事要“心有畏惧”,才能明白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在当代社会,网络的草根性代表了更广泛的民意,因此“网络恐惧”也就是对民意的关注和尊重,当然是一种社会进步。

调查中一些公众和网友也普遍认为,这些害怕网络的官员无论是何种怕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害怕监督害怕曝光,是因为他们本身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官员。“在网络时代或许评价官员的标准之一就是看是不是害怕网络。”“我们的官员任何时候都可以坦然面对网络了,那将是社会之进步、民众之幸事。”人民论坛网网友表示。

“您认为网上披露事件的可信度有多大?”调查结果显示:78%的受调查者认为“大部分是真实的”、19%的受调查者认为“真假参半”、1%的受调查者认为“大部分是虚假的”、2%的受调查者认为“说不清楚”。

这个调查结果,一方面说明网络已成为普通百姓获取社会信息的主要渠道,也说明大家对网络的日趋依赖,因为网络的便捷性和即时性的确是其他信息传播渠道难以比肩的。当然,网络存在着虚假信息也是不争的事实,但谣言止于智者,我们应该相信广大网民群体对于厘清真实信息的智慧和能力。在一个信息透明的社会,最终假的真不了,真的也假不了。另外,目前网络上的大量信息,尤其是新闻信息,仍然主要来源于纸质媒体,如果纸质媒体的公信力不丧失的话,网络虚假信息就不会有市场。

问:“人肉搜索”等网络监督如何规范

答: 43%的受调查者认为“建立畅通的表达机制,保证传统监督渠道畅通”

“您认为目前‘人肉搜索’等网络监督的缺陷是什么”,58%的受调查者认为“相关法律不健全,可能会侵犯当事人名誉或隐私”;23%的受调查者认为“网络声音不够理性,缺乏真实性,容易受表面信息鼓动”;22%的受调查者认为“随意性大,给社会治理带来难题”;16%的受调查者认为“对监督人的限制不够,他们可能捏造事实,随意发帖”。

“人肉搜索”在诸如通缉疑犯、披露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官员腐败等方面的确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但“人肉搜索”确实应该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行使。网民的群体力量也是一种事实上的公权力,公权力的过度使用甚至滥用,甚至出现“网络暴力”现象,也是对社会民主法治的侵害。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必须有法治来保障,对目前的人肉搜索行为,的确需要健全我们的法律法规,不是禁止,而是引导。

网友认为,“人肉搜索”可以披露丑恶事实,帮助人民寻找答案,但也会被人利用,如:混淆黑白来提高知名度,侵犯人的私隐。信息时代,在每个人都能凭借互联网成为信息的接受者和传播者而彰显出平民力量和社会正义的同时,“人肉搜索”又恰恰造成权力滥用,导致恶意诽谤、挖人隐私等网络暴力行为的发生。此外,不少网友认为不论利弊,“人肉搜索”改变了人们对互联网的观念,让网络变得不再虚拟。

“如何规范‘网络监督’”,调查结果显示:选择“建立畅通的表达机制,保证传统监督渠道畅通”(占43%);选择“加强立法,使网络监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占40%);“建立网络实名制”(占10%);选择“网站管理者加强监管和调控”(占3%)、选择“其他”(占4%)。

网络为社会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聚集民意的平台,但网络不能等同于制度建设。民主法治社会下对政府的监督是一项多元主体参与、多种形式并存的全方位系统工程,其中,网络监督的作用越来越大,但也有利有弊。这里有一个需要和其他监督方式如何相互补充和衔接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施杰表示,网络监督目前总的来说还是利大于弊。关键是怎么引导、怎么规范的问题。另外他还建议建立网络举报长效机制,取消网络实名举报限制。第一,应该降低网络举报的门槛;第二,应该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收集、甄别和处理各种网民所反映出来的信息;第三,应该设立一个专职的网络发言人;第四,应该保护网络的有效信息;第五,应该规范网络各种相关措施。

面对网络,我们的官员不应该仅仅是“恐惧”,更不该试图控制“网络”,甚至采取删帖、隔离等非正常手段逃避网络的监督。在现代社会,政府部门如何与网络媒体打交道,如何与网民正常互动交流,应该是各级政府官员的一门必修课。 (执笔:人民论坛杂志特约专家、国家行政学院领导人员考试测评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刘旭涛,人民论坛记者周晓燕)

“网络恐惧”八大症状剖析

作者:许光建

什么是官员“网络恐惧”症呢?似乎现在还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可以使大家认可的定义,有人指出,网络恐惧感是人们面对网络迅猛发展所产生的一种不适应感。本人认为“网络恐惧”可能不仅仅是不适应,而应当是对网络的害怕和躲避的心理现象。从网络热点事件来看,当前官员“网络恐惧”症状不同,“病理”也不同,大多是因为自身有问题,被网络这个“放大镜”照了出来,也有因为网友的偏见而让人“被动”恐惧的。总结近年来热点网络事件,具有以下几种类型。

嚣张型:“天价烟局长”周久耕

典型案例:被一些网民称为“天价烟局长”的周久耕于去年10月份被江苏省南京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而周的出事和“落马”很大程度应当归功于网络的威力。先是周的关于房价的不当言论被人在网络上猛批,接着是周在公众场合所吸的价格上千元一包的所谓高档香烟和所戴的一块名表被细心的网民发现并搬到网上,之后是有关政府部门启动对周的违法行为的调查和处理,最后是司法部门的依法判决。在整个过程中,网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点评:可以想象到,周久耕们对网络肯定是充满了害怕的心理,也肯定会有躲避的愿望。这些少数官员,由于有着各种违法行为,既害怕党政部门的监督,也很害怕新闻监督,但最怕的是广大群众通过互联网的检举、揭发和扩散。

好色型:烟草局长韩峰

典型案例:“这个局长有意思,日记啥都写。”2010年2月28日,广西烟草系统干部韩峰的日记在网上广为流传。网友“含仙子”在天涯社区发帖展示的“局长日记”,共计145篇,每篇一般几十字,记载了韩峰与多名女下属、同事淫乱,收受贿赂等内容,被称为新的“官场现形记”。这段“香艳日记”从2009年11月开始在小范围流传,经过三个月发酵,在今年2月引起公众关注。官方迄今没有披露日记是如何泄露的,来宾市警方曾称,最早的发帖地点位于广东。有网友对日记真实性提出怀疑,认为日记如此私密的东西,不太可能外流,但也有网友相信是真实的。2010年3月1日,官方宣布纪检部门对韩峰立案调查,3月9日韩峰被移交南宁市检察院立案调查,13日广西自治区检察院批准对韩峰进行逮捕。

点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进入互联网时代,一切丑恶都可能暴露于网络的“光天化日”之下。

庸官型:“十不知道局长”

典型案例:2010年3月14日,河南省新密市东兴煤业有限公司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造成25名矿工不幸遇难。次日中午,新华社记者在矿难现场,向新密市安监局局长王某问了10多个关于矿难的问题,其中有10个他大都回答“不知道”,网友叫他“十不知道局长”。这个“一问十不知”的庸官在网上被猛批后,3月17日就被新密市委下令免职。

点评:对这些混日子的官员来说,最好是没有网络,这样不负责任的对话就不会影响自己的官运了。你说,他们能不怕网络吗?

醉酒型: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林某

典型案例:2008年10月的一天,有网友爆料,一位自称北京来的高官的中年男子在深圳市某酒楼猥亵一名11岁女孩子,帖子发后立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正义感的网友很快就指认出,这名男子时任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林某某。在事件发生两天后,深圳海事局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林某某已被停职。

点评:林某某这样的领导干部可能平时工作是很不错的,很有工作能力,功劳和苦劳也可能都不少,为人处世都很合乎社会规范。但是在酒后乱性,发生了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的严重违法行为,应属于醉官行为。

“被动”恐惧型:“最年轻市长”周森锋

典型案例:2009年6月,29岁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周森锋,无疑是网络热点人物。6月21日,他以全票当选湖北宜城市市长,成为湖北省目前年龄最小的市长。“最年轻市长”的消息一出,顿时引发网络热议。“后生可畏”还是“后台可畏”? “干部年轻化”会不会在“拔苗助长”?选任程序是否公正?是否符合干部任用规则?等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周森锋的家庭背景、在学校的表现、穿衣戴帽、生活作风、工作成绩,被全面关注。年轻市长以沉默应对“全民考核”,媒体评论29岁市长在质疑声中前行。

点评:这一类干部往往“木秀于林”,具有“非常”特征。“最年轻市长”遭遇网络风暴,充分展现当前网络的非规范特征,对于那些具有“非常规”特征的官员来说,只要自己坐得正、行得端,那就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僵化型:不愿接受新事物

知识不足型的“网络恐惧”症,这种情况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就是许多不爱学习新鲜知识,不爱接受新鲜事物的官员们,由于自己不会上网,不会使用网络学习和交流,因此有点讨厌互联网。这些官员之所以不喜欢网络,因为网络给他们压力了,不学习就不会用,可以将他们归结为信息时代边缘化群体,对网络具有内在的恐惧感。

沉默型:闷声才好发大财

那些拥有特殊利益和小团体利益的部门的官员,由于不愿意上级部门和公众知道自己的过高收入和福利待遇,因此厌恶网络,恨不得所有新闻媒体都消失才好。去年网上曾流传过中石化天价吊灯,还有大批低价团购住房的事件,都引起了网民的关注。这些垄断性企业崇尚的是“闷声发大财”的理念,极少主动披露这些信息。因此,可以推断,凡是具有特殊利益的行业和政府部门的官员,是比较恐惧网络的。

一些政府部门以各种理由不愿意公开财政信息,就是有“难言之隐”。如果公开财政信息,那些领导干部怎么能够经常更新八成新的豪华轿车呢?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官员“网络恐惧”三种表现

丁红 陈丽影

近年来,官员们已被无情地扔进了互联网的汪洋大海,不免使一些官员产生“网络恐惧”,呈现出各种表现。

表现一:漠视网络监督,打击报复网络举报人。由于网络监督的主体合法性尚不明确,监督手段缺乏或受到限制,网络监督信息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部性和片面性,一些被举报的政府部门或官员便抓住这些把柄,想方设法逃避责任,甚至掩盖自己的严重错误,用手中的权利迫害网络举报人,引发网民激愤情绪,导致事件升级。

表现二:反应滞后,丧失引导网络舆论的主动权。由于滥用网络监督权现象的存在,有人利用网络打着监督的旗号,夸大事实,散布谣言,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宣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这种攻击轻则危害他人的权利,毁谤名誉,重则可能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引发网民情绪失控。对此,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采取回避或置之不理,害怕引火烧身,以至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表现三:视网络监督为洪水猛兽。通过网络曝光,大量违纪违法官员和腐败案件受到查处,使许多官员被震慑。然而,这只是网络监督的一个方面,无处不在的目光不仅对官员检点自身言行,而且对于官员的决策、管理水平都是一种挑战,网络监督不仅要捉蛀虫,还要维护大树肌体的生态健康。这对任何官员都是严格的考场。譬如,2008年岁末周久耕事件发生后,南京市的许多官员似乎一夜之间换了一身“马甲”:高档名牌服装不穿了,名牌手表不戴了,高级轿车不坐了,天价香烟也消失了。 (作者单位:湖南商学院;陈丽影为湖南商学院纪委书记、教授)

官员心声:在网络中的担忧与坦然

作者:华中领等

担忧

在网络里,党政官员是“弱势群体”

在当前的网络中,官员很有可能成为“弱势群体”。

网络是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说话可以不负责任,这很可怕。我们不是怕老百姓的监督,我们希望倾听民声,但现在网络上有一种不良现象,党政干部尤其是县委书记只要有一点不妥,哪怕这只是谣传的,就可能被网民群起攻之,无限放大,让人受不了。

应该说我们政府工作的公开化透明化也在推进,我们有正常的体制机制的渠道,有信访办,有书记的公开信箱,有“一把手”接待日。这都是渠道,有些信息确实是通过那些不正规的渠道散播的。我们必须承认当前在网络上,理性还是很缺乏。

——河南某县县委书记

“媒治”让官员恐惧网络

网络信息往往鱼龙混杂、真伪难辨,既浪费了社会资源,又干扰了被举报官员的正常生活。官员也是公民,也有隐私权。尤其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会借助网络,散布虚假信息,诽谤政府官员,这更影响了一个官员的清白,也会影响到工作 。

目前有一种说法:中国社会不是人治,也不是法治,而是“媒治”。许多悬而未决、“查无实据”的事件,在网络上曝光后,其处理力度之大、速度之快、态度之坚决,与曝光之前形成天壤之别。

网络作为媒体的一种,其快捷性、公开性以及草根性,使它具备其他媒体不可比拟的优势。网络存在这样的现象,在现实社会中越强势的群体,在网络上往往处于弱势。因此,官员患上“网络恐惧症”也是顺理成章。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某办公室副主任

“不干净”使官员变得“懦弱”

当官员面对不实言论、诽谤之词时,完全可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将此种言论的制造者绳之以法。可惜,绝大多数官员明明知道是假,却采取找关系、托人情、花钱摆平的方式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岂不知这是对网络犯罪的怂恿,鼓励“刁民”的存在。一些网络“刁民”就认为所述情况是事实,反而变本加厉、肆无忌惮。 难道执法者不懂法吗?不是!而是担心诉诸法律引来其它方面的问题,说到底,还是自己不干净!正是这种“不干净”使处于网络舆论风口浪尖的官员变得“懦弱”,更甚者是“妥协”。久而久之,就成了标准的“网络恐惧症”。

——山东新闻网济宁新闻中心主任 华中领

怕的不是个人监督,怕的是损害当地形象

说实在话,从本人接触到的网络事件来看,也存在这种情况,大家往往只注意到一两次网络揭黑的事件,其实在我们的调查中也发现有不少人通过网络散播谣言,达到报复等目的。而这些事件大都捕风捉影,缺乏证据,网友往往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给当事人造成的负面影响倒是小事,更重要的是对当地的形象造成损害。

——江苏某县宣传部长

网络有时也会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所利用

在看到和承认网络监督有着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虚拟世界的不负责任,网络作为一把“双刃剑”,有时也会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所利用,一些恶意诬告、诽谤官员的虚假信息,不时在网络上传播,严重扰乱公众的视听,从而使得网络这一反腐渠道的作用大打折扣。目前,不少官员遇到网上的负面信息,往往手足无措,更多选择回避或失语。

——江苏省泰州市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陆彩鸣

坦然

有人给你造谣,肯定也有人给你辟谣

网络是个好东西,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在基层工作几十年了,当县领导也有十几年了,老实说,接触网络也是最近几年的事。听到通过网络监督而落马的官员的事更是最近一两年。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个新课题,网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成果是明显的,这是有目共睹的。总的来说,我还是认为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的工作是每天要面对基层,只要你跟群众生活在一起,你的一言一行让大家看得到听得到,有人给你造谣,肯定也有人给你辟谣。那些网络的事情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浙江某县县委书记

多一点主动,争取网络“麦克风”

网络的发展是大势所趋,这谁也否认不了。网络正处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但是极不稳定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很多人,不仅仅是官员,都有可能被网络伤害。有些同志在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加上又看到一些官员因为网络曝光落马,就是没有问题,也害怕一时说漏了嘴。

可是官员必须有面对这种挑战的勇气,少一些抱怨,少一些牢骚,多一点主动,争取网络“麦克风”,占领舆论的制高点。其实,有些恐惧的状况和心理也是很正常的,要不是搞宣传工作,我对网络也有些发怵。可是,网络是挑战,怎么能逃避呢,必须接受,敢于应战。这是工作的要求。要逐渐开始由躲避媒体变为主动与媒体接触,重视网络。

——河南某市委宣传部长

有些党政官员应该“开窍”了

其实,网络并不可怕。但是,却总有一些党政官员害怕网络、反感网络,对网络恐惧不已、抵触不尽。究其原因,不外有四:一是心中确实有鬼;二是信息公开意识不强;三是执政为民意识不强;四是很少上网。

网络不是洪水猛兽,民意的畅通传递也不是洪水猛兽!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党政高官们经常上网,主动亲近网民,也应该使有些党政官员“开窍”了。

——江苏省洪泽县信息化办公室主任倪洋军

对网络“恐惧”未必是坏事

官员对网络“恐惧”未必是坏事,反而有助于监督官员更加谦虚谨慎、廉洁自律,心中时刻牢记勤政为民,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情上。作为一名现代官员,一定要用一颗平常心来对待网络监督,要以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它。面对网民的责难也好,意见也好,你得从他们的意见中找到反思,目前是否还有工作没做到的地方、没达到的地方,想着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尽可能一切都做到。

——甘肃省委办公厅调研处副处长张滨

(采访整理:周晓燕 刘新圣 杜美丽 高源 马静 杜凤娇)

谁是“网络风暴”幕后推手

作者:陈阳波

“网络风暴”是如何形成的?有没有幕后推手?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通过对2009年涉及官员的网络热点事件跟踪分析,发现不少网络热点事件大都沿着“网络(论坛)载发—版主推荐—网民关注—传统媒体记者介入”这样的循环链条不断扩散传播,其幕后也有职业化的网络信息“搬运工”进行操作。

据对几起涉及官员的网络热点事件形成过程解析,相对稳定的网络信息“搬运工”群体为网络编辑(论坛版主)、新闻“线人”(公民报道者)、媒体记者,他们往往是网络热点事件的幕后推手,真正起到关键作用。

新闻“线人”是网络幕后推手的重要一环

新闻“线人”(或称公民报道者)是网络幕后推手的重要一环。据了解,新闻“线人”往往为自由职业者或兼职人员,他们或者对新闻传播比较喜爱,或者以前从事过媒体工作,大多以“公民报道者”身份出现,不仅是各大网络论坛的常客,而且在各大网站设置“博客”,不时“报料”。新闻“线人”一般与几家或几十家媒体的记者有联系,一旦得到投诉材料或者新闻线索,便第一时间发给各自联系的记者朋友,同时在网络发帖,从而使其能快速传播。

一位资深媒体人指出,根据相关法规规定,不在传统媒体担任采编工作的人士申领不到记者证,而互联网的发展又为他们传播信息与新闻提供了便捷,所以,在当前传媒生态里,新闻“线人”这一边缘化群体的影响正越来越大。

2009年年底被网络广泛关注的成都女子唐福珍拆迁“自焚”事件当中,“公民报道者”李根不得不被提及。李根现为自由职业者,曾在报刊与网络媒体中任职,与记者圈联系广泛,兼职充当不少媒体的新闻“线人”。据李介绍,唐福珍拆迁“自焚”事件在他没有介入前,已有媒体关注,但没有报道出来,他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在自己博客里发帖,并在上百个记者“QQ群 ”里推荐这条新闻“线索”,从而使这一事件在网络里“引爆”。

新闻“线人”群体的不断发展不仅与网络技术的发展有关,同时也是媒体竞争加剧的结果。当前,由于媒体市场化竞争加剧,每个媒体都希望做出独家选题,这使许多媒体的记者都面临着重大的选题压力,于是,如何培养好信息源及找到独家选题成为了记者的首要任务。因此,不少媒体的一线记者想在竞争中取胜,不得不培养自己的新闻“线人”。

一位资深“线人”表示,随着网络的发展,当前新闻“线人”制造舆论热点的能力可能比一般媒体的普通记者都强,他说:“因为我们不受单位约束,可整合利用传统媒体,也可利用网络新媒体优势。”

“唐福珍事件”的扩散印证了这一观点。李根透露,唐福珍“自焚”后,曾有多家媒体派记者前往采访,但稿件被“和谐”,北京一家媒体记者不甘心,把未在本单位刊发的稿子发给李,李通过网络不断热“炒”此事,从而使“唐福珍事件”成了关注焦点。

网络编辑:“没有我们的努力,网络热点事件可能要减少90%以上”

许多网络编辑对“幕后推手”这个词并不反感,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同。

人民网强国论坛是当前最有影响力的时政类网络论坛之一。该论坛一位资深版主告诉记者,在主流论坛,网络版主一般对网友的各类帖子有推荐、审核的权力,如果把一个帖子推荐到论坛的主要位置,其点击量可能会成千上万倍地扩大,因此不少网络热点事件与他们如何推荐关系重大。

新华网一网络主管透露,现在各大主流网站及论坛大多相互竞争,都想争取更多网友及点击量,因此各个论坛里如果有点击量稍高的帖,版主一般会主动推荐到网络页面醒目位置或加“热”、“酷”等标志,使网友更加关注。另外,他们都互相盯着同类竞争的其他论坛,如果对方推荐的内容网友很关注,那么自己所负责的论坛也会很快换上同类帖子。这样,一个事件可能在各个论坛间迅速传播,影响几何级扩大。

天涯论坛一位女性版主直言不讳地说,“没有我们的努力,网络热点事件可能要减少90%以上”。她除了在自己负责的页面推荐热帖外,每天还把一些有新闻价值的帖子群发给各媒体记者,“这一举三得,不仅宣传了自己的网站,也给一些媒体提供了新闻线索,还使网友的举报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因为网络媒体的互动性特征,网络编辑的引导往往能与网友形成循环的互动,这常常能充分展现网络编辑制造舆论的能力,发挥“推手”作用。

“结盟”趋势渐显,“网络风暴”越来越多

除新闻“线人”与网络编辑的努力外,传统媒体记者的介入往往使热点事件“火上浇油”,越烧越旺。而QQ、MSN等即时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使这三类群体可以通过QQ群、MSN群等互通信息,轻松“结盟”。

一个名为“小刀”的QQ群曾聚集起国内许多市场化媒体的一线调查记者、主流网站编辑及知名新闻“线人”,高峰时达200人。该群发起人为某杂志首席调查记者,以揭黑和批评报道闻名业内。“不少网络热点事件,在网络热炒以后,因为传统媒体介入而使事件有了结果,因为在当前,传统媒体更具专业性、权威性,可信度高。” 他强调。

在以前,除个别主流媒体的重点报道偶尔能引起广泛关注外,一般媒体的报道往往影响有限。而现在,因为网络的发展,一个地方小报的报道也可能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这大大刺激了一些媒体记者与网络编辑“结盟”的欲望;而另一方面,网络因为内容来源缺乏,也需借助传统媒体的专业内容,双方各取所需。

这种“结盟”往往能使一个热点被急剧放大。在市场化竞争下,每个群体要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必须拥有足够的资源,相互“结盟”不仅是一种可能,更成了一种需要。这或许是“网络风暴”越来越多的深层动因。

谨防“幕后”交易蔓延

不断的“网络风暴”,让网友一次又一次看到了网络的威力,也使官员们感受到了网络的阵阵“杀气”。而在网络势力壮大的同时,不少“幕后”交易也在蔓延。

一个不良现象是,个别人为了私利故意发布不实信息制造热点,使网友在感受所谓的自由和民主时,不知不觉地被幕后“推手”控制,真假不辨、善恶不分,群情激奋之下,对问题的解决形成一边倒的“先验性”结论,误导公平的裁决和正义的伸张。比如,在媒体圈内,一些“公民报道者”收取投诉者“宣传”费的不良行径被不断曝光,暴露了这一群体的负面形象。

另一不良现象是,为了让主流网站删除相关负面帖子,不少地方政府部门不得不展开“公关”行动,相关网站逐渐成为“糖衣炮弹”的重点目标。而一些网站在体验到这块“市场”的甜头以后,在市场化逐利本性的推动下,又有意识地去制造更多的“风暴”。在调查过程中,有官员曾表示有时深夜求助于相关朋友,委托其处理相关网站的负面内容。

这些不良倾向若得不到有效管理与规范,并加以制止,很可能异化网络生态,值得警惕。 (人民论坛记者 陈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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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集群行为过程解析

乐国安

一件网络突发事件可以引起众多网民的关注和参与,其由网络舆论发展为网络集群行为中间必定经历了一个发展壮大的过程。

首先是议题的产生与发展。伴随着网络讨论的不断深入,议题从最初事实层面上的探讨上升到价值层面,表现出强烈的泛政治化的倾向。接着是信息在群体暗示与群体感染下迅速传播。

在网络传播过程中,任何事件的阐述与评论都存在情绪性甚至成为部分网友情绪发泄的平台,有可能让事实本身变得面目全非。在暗示与感染机制作用之下群体成员相互模仿,网络群体犹如处在现实状态下集合的群体,每一个个体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很快形成群体意见。

然后是信息持续地立体传播。网络群体已经冲破单纯利用网络进行信息传播的局限,将传统与新兴的各种媒体充分调动起来,形成立体式传播,将传播效果最大化,并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网络讨论。最后是议题不断被强化,并最终可能转化为实际行动。 (作者为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主任、教授、博导)

“官心惶惶”背后的舆论生态

作者:范玉刚

“日记门”、“短信门”等“涉官”事件,受到网络的热炒,多与受贿、性丑闻相关。这类“门”事件所折射的政治文化含义是深刻的,网络传播的“汹涌”反映了广大网民的“政治无意识”和某种心理期待与诉求,有其积极的合理性。但在鱼目混珠的无序中,也会有人乘机借“势”,为自己的私利张目,混淆视听,这反映网络管理内容上的“失控”和监管的不到位,引起深思的是各种“门”事件的传播机制和社会心理以及网络的“失控”显示出的多重意味。我们看到网络时代,网络信息发布门槛低、成本低、速度快、效应大,但管理的成本与难度却很大。

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形成的“民间网络舆论场”,是一个新的公共空间,如何引导已成时代课题

随着我国传媒业特别是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我们已进入“传媒社会”的新时代。新媒体引导下的时代是一个泛在的时代。泛在时代的传播特点,往往是点对点或一点对多点的传播方式,具有网状和弥散性特点,充满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和无序性,传播速度呈“爆炸”式,极易迅速产生集聚与放大效应,形成网民情绪高密度的舆论场,这已然改变了中国的舆论生态。

系列“门”事件显示,相对于传统媒体的可控,网络媒体的泛在传播方式具有不可控性,舆论场的形成具有不可预测性、不确定性和突发性特点。当新媒体凭借技术强势遭遇新的民众心理期待时,就会发酵为新兴的能够引起极大震动的舆论场。这个舆论场以新媒介为平台,以BBS、博客、播客(视频分享)、微博、手机短信等形式,以用户自己生产的媒体内容为重点,在虚拟空间中以网络意见领袖、公民记者、网络写手、隐性的匿名专家和广大网民互动为存在方式,以与传统媒体的互应,不断形成新的舆论热点,甚至延伸到现实生活中成为关注的焦点,并深刻影响着当下的社会现实和文化消费。

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形成的“民间网络舆论场”,是一个新的公共空间,它已影响到社会现实的存在境遇,其中民间力量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如何引导其从芜杂的状态走向良性健全发展,已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时代课题。新媒体并非传统媒体的简单延伸,而是在发展中形成了新的格局:与传统媒体并存、互动,其力量越来越强势。

其实,网上的各种“门”事件是现实问题、文化问题的“折射”和“投影”,是广大网民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和态度的显现,体现了网民的愿望和诉求。另一方面,我们欣喜于现代民众越来越勇于和善于利用传媒监督和维护权益,实现公平诉求。但也有个人网民假借互联网的特点,制造虚假信息谋私利。一方面,现实文化的多元必然显现于网络文化消费趣味的多元,现实中的道德滑坡、价值失当和信仰真空必然显现于网上的无聊和价值混乱与平面化;这里既关乎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和素质教育;也关乎对官员的官德教育、素质教育,面对民意的反映和广大网民的监督,教育党员干部要有操守和责任;还关乎对名人的社会责任、伦理底线教育。说到底这些都是现实中的文化出了问题,价值导向出了问题或者说主流文化引导不力的网络显现。

我国现已成为全球上网人数最多的国家,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网络新媒体已成为当下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的重要平台,面对新媒体引导舆论形成的新格局,我们要持一种理性的认知态度,熟悉、把握互联网的发展规律,积极应对、有效利用使之成为民情民意的健康、顺达的反映通道,同时积极加强内容的引导和监管,通过主流文化的力量引领网络文化的发展方向,在网络文化的发展中融入应当的社会价值观,树立好的风尚,净化网络环境。

网络新媒体改变了舆论生态,也成为解读现实社会的重要“索引”

网络文化并非“洪水猛兽”和“怪胎”,网上舆情、网络事件是现实问题的“放大”映射,网络文化总体上是积极健康的。对于个别价值观扭曲的网络“门”事件、恶搞事件,要通过网络内容的引导来纠偏。网络引导是一种“软引导”,它不是某种辩护,而是以事实、以理性、以思想的力量发挥影响力,以提升素质和意识达成共识,不是传统媒体上的如何“指导”,但也不要无能为力地被网上舆情牵着走。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的生成有其积极意义,网络新媒体扩大了公民的知情权、填补了公民监督的空白,改变了舆论生态,成为民意民情的重要表达路径和方式,也成为解读现实社会的重要“索引”。新的文化公共空间的建构还有利于推动社会积极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人人都被置身网络监督之下,也有利于培育公民道德的自觉和洁身自好。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网络的芜杂和失序带来低俗、恶俗现象的蔓延,以及对社会主流价值理念的腐蚀和侵蚀。对网络媒体新格局我们要有清醒的认知,在洞悉特性的基础上积极引导网民的有序参与,善于倾听网民的心声和民情,坚决抵制和批判失实、低俗信息的传播,使网络空间成为社会核心价值传播和弘扬的场域,使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形成良性互动。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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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媒”时代:走向善治的契机

陈传伟 李少华

网络是一个虚拟社会,具备社会的一般特征。公共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治理本身并不排斥管理,它超越的是作为“唯一”的“管理”。

网络是现实的影子,社会转型期,矛盾复杂多发,网民对财富和权力分配问题敏感,必然会通过网络发泄。道德、情感、利益敏感的事件最易传播,有了网络这一“触媒”,“如同干柴遇上烈火”,一点就着。在群众关心的问题上,建立网络舆情收集民智、民意,使公众的意愿通过合法渠道转化为国家意志,能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在涉及群众利益、公共权力的使用、社会良俗维护等问题上,要具备政治敏锐性,做到未雨绸缪,防止使“案件变成事件”。

网络民意并不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网络表达与政府监管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及共同合作的可能,网民与政府之间也存在着大量可以共建却未共建与共治的领域。以公共治理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有助于社会的互动与和谐,培养网民参与社会管理,将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网络时代带来的并不是洪水猛兽,或许是走向善治的一个契机。 (作者单位:岳阳市委党校)

网络“高压阀”的政治价值

作者:马庆钰

系列公权机关和官员个人的丑闻事件,如“躲猫猫”事件、邓玉娇案、周久耕事件以及2009年的官员“雷人”话语等,都对各地各级党政机关的内外部管理形成了巨大冲击波。

“网络曝光”已经成为高压阀和约束工具

“网络曝光”和“网络监督”已经成为普通人民群众针对党委和政府机关改进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作风与质量的高压阀和约束工具,成为整治官场作风腐败的有力推手。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网络的作用是巨大的,只要秉持基本的伦理道德,真正是出于忧国忧民、利国利民和为人为己的正当利益追求,网民们完全可以借助于网络平台,充分发挥自己参政、议政、监政的重要作用。

就网络的特性而言,其虚拟性和空间的穿透性,简直就是一个人获得丛林自由的通行证,它可以隐去自己的真实情况,可以绕过现实当中的重重障碍,让人无所顾虑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发表内心的看法,一个人只要想,他几乎就可以进入个体100%的意志表现状态,少了现实世界的许多干扰。

这当然是一把双刃剑:其消极方面是,如果一个人缺乏伦理道德,缺少行为规范和法规意识,他可能会在网上说出不负责任的话语,做出损人利己甚至是损人不利己的恶行,他会破坏应当存在的隐私世界的神圣性和完整性,“人肉搜索”会把每一个人的家底搞得让他人一览无余;而其积极方面是,网络平台的虚拟化,网络的快捷、透明和信息的全角度和全空间传播,可以提供给网民社会一个参政、议政、监政的强大工具,让每一个网民都有机会成为忠实于自己意志的真实“代表”。

执政党和政府可以借助于这种监督,来建立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与成堆的党政监督文件和监督手段的效率低成本高形成对照,网络的发展和网络的特点,正在把过去说易行难的权力监督变成掌握在普通群众手中的工具。尽管公权力作为强大的一方,有不少方法进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博弈,但是互联网还是给公民们留下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作为空间,更遑论党中央和国务院是支持和期待网民在反腐廉政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也正是为此,有一些党政机关和官员患上“信息公开恐惧症”。

新兴媒体和信息技术的空前发展,让部分站在时代对立面和公共利益对立面的政治经济权力和保守的意识形态权力,必然去阻挠新兴网络媒体的成长,设法逃避社会大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维护其既得利益和地位,某些地方政府和官员明暗兼有地玩起“躲猫猫”也不在少数,甚至收买网络公司和通过专职网络人员来监视、跟踪和混淆网民所曝光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实。

实际上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真正依法执政、民主执政和科学执政的服务型政府,是不会惧怕网络和网络监督的。正好相反,执政党和政府可以借助于这种监督,来建立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比如,执政党和政府可以创建网络环境下政府与民众信息交互模式,健全和完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机制;可以加大政府信息网上公开力度,让民众拥有更多的知情权,通过信息公开来主动接受网络的监督;可以强化政策法规与敏感事项的网上征求民意程序,让民众拥有更多的参与权,根据各种意见认真完善方案,提高执政者和政府管理者的公众支持度;可以建立发帖、跟帖、定期上网对话的机制,创造让民众充分表达意见和建议的条件,通过网络与民众直接交流,化解矛盾,促进官民之间的和谐;还可以制定及时分析处理网民意见的法规和程序以及办法,与网民监督建立内外应答、官民呼应,相互配合,促进廉政的健康机制。只有这样,网络参政、网络议政和网络监督才不会被当做异己甚至是敌对因素,而成为帮助执政党提高执政水平和促进政府提高管理质量的重要推动力量。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网络“围观”的社会心态

作者:秦露

局长日记门、局长财产“公示”门……为何各种“门”事件你方唱罢我登场,好像没有停止的迹象?为何围观人数也是越来越多?

观察和理解中国互联网现象的文化与社会基础

互联网带来了信息化社会,同时也带来了两股看似相互矛盾的浪潮:一股是全球化浪潮,它似乎要抹平一切差异,使世界变得同质化、扁平化;但是另一方面,被全球化浪潮所裹挟和吞没的每个人、群体、乃至于民族国家又面临着失去自我的焦虑,不甘于这样的结果,于是开始拼命寻找新的自我身份的认同:如果大家都一样了,那么“我”是谁?“我们”又是谁?正是这种寻找自我的愿望幻化为各种形式并成为现在的热门话题,比如知识产权、隐私权、国家利益、公平正义等等,以多元化的价值与声音表达出来,并失去了判断是非的统一标准。因此,只有同时看到价值全球化与身份认同碎片化的并存,看到两者此消彼长、相互渗透所形成的社会与价值地貌,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这个时代。世界从总体上看似乎是平的,但仔细一看却布满了深深的鸿沟与裂痕。这是我们观察和理解中国互联网现象的文化与社会基础。

当我们的身份认同无法从正面获得建立的时候,就只好采用了“否定的逻辑”

这种矛盾的趋势与中国特殊的文化社会现状叠加在一起,使中国的互联网显现出别样的景观。

我们同处全球化潮流之中,也要寻找自己的价值认同,但是人们在社会高速发展与变革中失去了可以凭借的心理依托,找不到一叶可以在疾风巨浪中安身立命的价值小舟,只好伸手去抓那些漂流在身边的任何一根脆弱的稻草聊以喘息。

总体上看,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没有宗教基础、纲常伦理也在各种冲击之下风雨飘摇、政治价值又无法一下子回应和解决所有巨变中产生的问题,因此,当我们的身份认同无法从正面获得建立的时候,就只好采用了“否定的逻辑”:既然无法从“我们赞同什么”中找到自我,只好从“我们反对什么”中去寻找。

因此,中国互联网上的价值与身份认同,在“舆论监督”的面纱之下,以不断寻找否定与批判对象的形式建立起来。当对外的敌人出现,这种认同就以民族主义的面目出现;而没有外在敌人的时候,就以批判时事政治、伦理道德、官员行为的面目出现,就像临时抓起的救命稻草,由于不具有稳定性,需要不断地去抓,反而会不断加深自我的不安全感。就像用于止痛的药物,每一次药效过去,下一次都只能使用更大的剂量。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互联网上的热门话题,从公款旅游、高价烟酒名表,到强奸嫖宿、日记艳照,越来越火爆、刺激、不堪入目。不是这些事情从前就没有,只是现在,只有这样的事情才能与人们心理不断提高的兴奋点合上拍,从而浮出人们的视线。

对于林林总总的互联网现象,把它看作与现实无关的虚拟空间,或是现实危机的来源皆不可取,互联网不过是现实社会与公众心理的延伸、拓展、承载与反映。只有社会为人们提供了足以安身立命的建设性的正面价值,互联网才不会成为单纯的破坏性与否定性价值的载体;只有社会的现实机制理顺了,人们拥有了正常的问题反映与解决途径,互联网才不会成为赌博般吸引眼球的话题引爆点;只有现实中的法律规范有效延伸与适用于互联网,每个人才会在互联网上如同生活中一般检点和规范自己的言行。 (作者为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官不聊生”与网络法治

作者:乔新生

互联网络改变的不仅仅是信息传递方式,它同时还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任何人拿起摄像设备,都可以将自己所看到的情形拍摄下来,并且通过互联网络传播出去。那些作奸犯科者,再也无法躲避人们的窥视;那些拥有权力的人,再也不能通过传统的方式,消除或者屏蔽有关信息。

从本质上来说,官员惧怕的是互联网络背后的权利与权力

一些官员之所以惧怕互联网络,不仅仅是因为互联网络为公众表达提供了载体,互联网络作为一个信息的平台同样可以被屏蔽。官员之所以惧怕互联网络,是因为执政党已经改变了执政理念,中央领导习惯于借助于互联网络发现社情民意,并且通过互联网络披露的蛛丝马迹,追查贪官污吏。

因此,从表面上来看,官员惧怕的是互联网络,但从本质上来说,官员惧怕的是互联网络背后的权利与权力。因为公民可以通过互联网络充分满足自己的表达权、评论权,所以,官员才会有所忌惮,不敢肆意妄为;因为执政党通过互联网络发现问题,并且采取切实的手段解决问题,所以,官员才会心生恐惧。

当然,互联网络监督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复杂性。单靠互联网络监督官员,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在有些情况下,互联网络会成为少数人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的工具。对于互联网络上的信息应当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能因为互联网络上刊登了一些揭发类的信息,而兴师动众,雷厉风行;也不能因为出现了互联网络虚拟的民愤,而不问青红皂白,痛下杀手。

互联网络作为一个表达意见的平台,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重视,就是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人们通过正常的渠道,无法实现正义。但是,互联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增加社会透明度的同时,可能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

期待我国的互联网络基本法

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互联网络新闻事件,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互联网络曝光行为,有助于执政党反腐倡廉。但是,由于一些互联网络的使用者缺乏法律意识,所以,在揭露犯罪的同时,伤及无辜,损害了普通公民的权利。因此,我们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现有立法基础上,尽快总结经验,制定我国的互联网络基本法。

未来的互联网络基本法应当在充分保护公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同时,着重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必须处理好公众人物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禁止任何互联网站经营者随意披露普通民众的信息,禁止对普通公民发起人肉搜索;但是,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应当允许而且鼓励公众借助于互联网络监督公众人物的行为,防止他们滥用公权力或者社会资源,损害国家利益、个人利益。

第二,应当处理好互联网络使用者与互联网络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互联网络经营者明知信息构成侵权,仍然加以传播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如果互联网络经营者接到投诉,不及时删除有关信息的,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三,应当处理好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严格限制国家权力机关滥用权力,干涉互联网络传播行为,除非法律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否则,国家公权力机关特别是互联网络信息管理机关不得随意要求互联网站删除有关信息。

第四,应当处理好互联网站经营者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如果互联网站的经营者出于商业目的,删除不利于市场主体的信息,或者有意识地转移视线,掩盖事实真相,那么,应当追究互联网站经营者的刑事责任,决不允许互联网站的经营者借助于现代互联网络随意屏蔽损害公民人身健康的信息。

总而言之,未来的互联网络基本法应当充分满足公众的表达权和知情权,禁止国家公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随意干涉互联网络传播行为,禁止互联网络的经营者借助互联网络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利益。(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延伸阅读

官员只享有“有限”隐私权

张立伟

网络之刃,既扎破了原来很多不合时宜的厚厚篱笆,让人们看得见透明的政府、“赤裸”的官员,更方便地监督政府,也引起了人们对此种曝光是否会侵犯相关人员隐私权的议论。

官员是否享有隐私权,涉及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衡量。隐私权根源于个人精神上的独立和自主。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是现代法治为保障个人尊严和独立人格而建立起来的一项基本权利制度。任何人都应当得以享受私人生活的安宁和内心的平静,官员自然不例外,其隐私权同样受法律保护。官员同样需要有一个私密的空间来处理与公众无关的个人事项。不管是身体病痛,还是情感纠葛,或者其他,这样的权利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

但是,官员不同于普通公民,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官员的一言一行皆关乎公共利益。权力更让官员们时时刻刻处在各种诱惑之中,利用权力谋取非法利益的危险无时不在他们四周环绕。自古以来,官员们就被要求应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要清正廉明,两袖清风,讲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现在要求的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为防止官员们管不住自己,现代政治文明用法律的方式在官员们背后设置了一双双眼睛,紧盯着他们,监督着他们,让权力的享有者更加透明,让权力的运作过程更加透明。这些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官员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公共利益。

恩格斯说:“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导不可回避的内容。”因此,官员的隐私权与普通老百姓不同,是有限的。官员不能够以隐私权为由,拒绝公开自己的财产,不公示自己的年龄、学历、经历等情况;也不能借口隐私,拒绝说明自己老婆孩子的从业等信息。因为这些信息都能够说明他们是否正确地运用了手中的公共权力。即使是官员在私生活中的表现,也有助于人们了解他们的道德操守能否成为一个可以信赖的领导者。隐私权的限制是官员执掌公共权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官员所享有隐私权的内容应以相关公共利益为度量分界。只要是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都应该晒在阳光下,接受公众的监督。与公共利益相关度越高的官员,其隐私权范围应该就越小。因此,不同的官员的隐私权也不能一概而论。往往隐私权所受到的限制会与官员的职位成正比。越是位高权重的高官越需要向公众公开自己的私生活。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

奥巴马普京们的“网事”

——国外政要如何直面网络监督

陶文昭

网络潮流,浩浩荡荡。国外政要都是弄潮儿,当今世界政治名流中,无论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是俄罗斯总理普京,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奇等,各自都有引人瞩目的“网事”

当权者不愿意被监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愿不愿意是一回事,接不接受是另一回事。网络的发展改变了当今的政治生态。面对着时代潮流,背靠着政治传统,身处在选举体制之中,国外的政要们还是不能不直面和接受网络监督。

网络传播几乎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外国政要也常常面临“网络追问”

网络潮流,浩浩荡荡。国外政要都是弄潮儿,当今世界政治名流中,无论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是俄罗斯总理普京,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奇等,各自都有引人瞩目的“网事”。国外政要触网,一是利用网络了解民意。作为一国之领导人,民意是有效执政的基础。网络提供了通达而节俭的民意新渠道。奥巴马每天回复邮件,直接与民众联系,目的是“让人民知道他在想什么,以及让他知道人民在想什么”。普京开设了个人网站,网民可以发送电子邮件得到相关的回答。越南总理阮晋勇自己与网民聊天,并要求政府各部门和地方的负责人要经常性地与人民进行网上交流,随时倾听人民的呼声。二是利用网络获取支持。奥巴马在竞选总统过程中,使用网络积聚人气,筹措经费。奥巴马的竞选资金中大约87%是通过网络募得的。奥巴马出任总统后推出了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为了使计划在议会顺利通过,奥巴马向1300万支持者群发邮件:“亲爱的朋友,我希望在未来数周内将经济刺激方案写进法律,但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然而,网络没有免费的午餐,政要在获得网络利益的同时,也要接受网络的监督。一是政策上的监督。奥巴马刚入主白宫,一家报纸便收集了他在竞选期间许下的约500个承诺,并在网上设立“奥巴马计表”,让成千上万的网民盯着奥巴马是否兑现、何时兑现承诺。普京曾与网民对话,各地、各阶层的民众提出了铺天盖地的涉及到住房、劳资、卫生、社保等棘手的问题。二是操守上的监督。越南总理与网民议政,网民提出的最受关注的问题是越南当局对腐败案件的查处进程。有的网民直截了当质问:“总理先生,为什么查处腐败案件的进展非常缓慢?这使人们对政府打击腐败的决心和能力产生了怀疑。您有什么新办法吗?”美国官员贪污、受贿之类的似乎不多见,但生活不检点的问题常被网络曝光。1998年德拉吉在自己的博客上报道了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暧昧关系,引起了美国乃至全球的巨大轰动,直接导致美国国会对克林顿进行弹劾。法国总统萨科奇平时滴酒不沾,然而在八国峰会上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时破例喝酒,其有些醉态的视频被百万网民观看,一些法国民众质疑其给国家丢脸。

对于政要们来说,网络曝光和网络追问是令人不快的。网络传播几乎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负面消息往往不胫而走。美国有个所谓的“华盛顿宝贝”杰西卡·卡特勒,在网上发表了她与6个“国会山情人”幽会的日记,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弄得国会脸面无光。网民的构成三教九流,网民的爱好形形色色,有些网民刻意追问和发掘政要的隐私。普京开网上记者招待会,网民提问最多的竟是普京的个人生活问题,问普京为何亲吻、何时初吻等。美国大选中的网络辩论,有的网民问奥巴马:“你够黑吗?”问希拉里:“你是否有足够的女人味?”很显然,提问有些无聊,回答难免尴尬。正是如此,普京对网络敬而远之,奥巴马有意规避网络追问。然而,即使是贵为总统、总理,他们也不能动用权力封住网民的口,更不用说对网民进行惩罚了。因为就政治传统来说,这些现象无非是信息的进一步公开,舆论监督的进一步延展,只能接受。

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的政要们就是透明人,几乎没有个人隐私,互联网只不过让这些公开的信息更容易获取

信息公开是民主政治的常态。美国于1966年就颁布《信息自由法》促进政府信息公开,要求联邦政府的记录和档案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政府机构必须公开本部门的建制和本部门各级组织受理信息咨询、查找的程序、方法和项目,并提供信息分类索引。公民可以向任何一级政府机构提出查询、索取复印件的申请。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的内容包括工资收入、动产和不动产、馈赠和款待,以及个人的买卖交易和社会兼职等。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的政要们就是透明人,几乎没有个人隐私。互联网只不过让这些公开的信息更容易获取,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议论。只要遵从信息公开的规制,就不能不接受网络的监督。

一些政要更是利用互联网主动增加执政的透明度,接受社会更广泛的监督。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俄罗斯能把政府工作情况放入互联网当中,无疑将加强俄罗斯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从而使各种贪污腐败现象大为减少。美国总统奥巴马把所有非紧急的立法提案先公布在网上,让公众评议,然后总统再来决定是否签署。美国国会议员被媒体曝光有公款消费之嫌,消息披露后美国参众两院采取应对措施,在网上公示开支以接受民众的监督。韩国政府还开设“民愿处理在线公开系统”,市民通过上网提出民愿,有关部门公务员在网上接到市民的民愿后,必须把处理的每个过程、直至处理结果在网上公布,使市民能够通过互联网清楚地了解。该系统运行后,公务员的腐败比过去有所减少,业务处理时间明显缩短。

奥巴马们不接受网络监督,就只能自毁网络形象,就可能导致政治生涯的曲折和终结

舆论监督也是民主政治的常态。西方政要们除了受法律监督、权力制衡、政党监督之外,还无时不受到舆论的监督。如今美国有线公共电视(C-SPAN)就终年全天候播放国会议员的国会议政情况,画面不经剪接和编辑,没有旁白和评论,民众可以原汁原味地看到政要的一举一动。美国的传媒被称为第四力量,对政要不时地挑刺和揭丑。尼克松就是因为被媒体揭露出“水门事件”而下野。摄于舆论的监督,美国政要在任内尽量收敛自己,以免授人以柄。网络具有快速、便捷、廉价、有效的特点,是舆论监督的新形式。尽管政要们有时对包括网络在内的舆论监督感到不快,却很难绕过和对之进行限制。美国著名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国会无权立法限制言论自由。面对无法控制的舆论,只能任其言之。

政要们是否接受网络监督,说到底取决于制度体制的安排。在选举政治中,权力的基础是民意、是选票。当权者为了选举的胜利,不能不尊重网络和网民。选举是西方政要政治生命的关键。网络日益影响选举,形成了无“网”不胜的局面。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民众获取的选情信息中,网络已占3成,网络已成为仅次于电视而超过报纸的第二大渠道,并且网络的地位还在上升。马来亚大学一位教授研究表明,该国70%的选举结果受到了博客信息的影响。

网络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政要们不接受网络监督,就只能自毁网络形象,就可能导致政治生涯的曲折和终结。有鉴于此,各国政要们纷纷借助网络塑造亲民形象。奥巴马在大选期间刻意到年轻人的时尚潮流网站主动出击,以拉近自己与年轻人的距离。结果30岁以下选民中有2/3人投票给奥巴马,收效显著。德国总理默克尔早在2006年德国举办世界杯期间,就在自己的网站中大谈世界杯,为自己赢得了超常的人气。她在自己的博客里,不仅记录例行的公务,还提供大量的生活照,营造软性一面的形象。甚至以强硬著称的伊朗总统内贾德,也利用博客等与网民就一些敏感问题进行了直接沟通,改善了民众的印象,还赢得了不少国际网民的好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