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对中国贡献最大的忠勇将军左宗棠 |历史天空 - 雅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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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对中国贡献最大的忠勇将军左宗棠

摘自《晚清三十人》

  暮气横秋的晚清王朝,幸亏有了几个忠胆大义的文人,才得以延续了数十年。这些文人不仅造就了中国昙花一现的洋务运动,而且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血脉当中潜在的勇武精神。这些文人中,首推“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曾国藩,其次是自嘲为“裱糊匠”的李鸿章,再次就是举人出身的将军左宗棠。当太平天国击溃江南半壁江山的时候,江南不可丢失左宗棠。当俄罗斯铁骑踏平伊犁的时候,新疆不可没有左宗棠。梁启超说他是“五百年来对中国贡献最大的人”,可谓盖棺论定。左宗棠上承范仲淹、顾炎武之匹夫勇担国责的文人精神,下启近代中国武力抗暴的尚武精神,成就了大义人生。

  脾气太大,险些丢了性命

  道光十二年中举后,三试春官不第的落第举人左宗棠曾以“湘上农人”自嘲,但其脾气确实有村野匹夫的暴躁,并且差点为此丢掉性命。

  太平军过湖南,左宗棠在老乡郭嵩焘的劝说下出山,担任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师爷)。师爷在政府的正式编制之外,没有级别。但骆秉章十分信任他,对他言听计从,把一切政务都交给他处理。这对恃才放旷的左宗棠更是如虎添翼。于是,左宗棠“以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不把一般的官员放在眼里。湖南永州总兵樊燮因被人举报贪赃枉法(一说是汇报工作),来到巡抚衙门接受调查。樊燮对顶头上司行了大礼,而对左宗棠仅仅作一揖见面。

  左宗棠面露不满,当即大声呵斥:快给我请安!樊燮不服,回敬道:朝廷定的规矩,哪有我二品武官向你一个师爷下跪的!左宗棠恼羞成怒,大骂道:忘八蛋,滚出去!据说还打了樊燮一耳光。樊燮被震蒙了,怏怏退出。

  左宗棠的大骂,惹了大祸。尽管樊燮的案子证据确凿,但是左宗棠违制,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此时,湖广形势吃紧,而高层政治斗争也非常紧张。樊燮便绕过湖南巡抚,直接把状子告到了湖广总督官文那里。满洲权贵官文,正要借机打压地方汉人军政势力,如获至宝,便上诉至朝廷,参劾左宗棠为“劣幕”。

  左宗棠一开始不以为然。其实,咸丰帝收到奏疏后就大怒:一个小小的师爷,竟敢违抗朝廷的礼制!准备派员进行秘密调查,如果情况属实,可以就地处斩。左宗棠的一帮重量级的朋友在朝廷先得到了消息,展开了一场紧张的营救工作。

  这一营救过程中首要的关键人物是执掌军机的肃顺。肃顺是咸丰的大红人,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此人非常重视利用汉族官僚拯救朝廷于危难之中,曾国藩就是得到他提携的英才。他尝言:“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枝笔厉害得很啊。”

  肃顺曾经嘱托过曾国藩注意提携人才。此次湖南出事,他当然就很关心。他把此事告诉了自己笼络的门客高心夔。后者是江西湖口县人,曾在曾国藩处任幕僚,得到曾的推荐入京协佐肃顺,与王闿运、龙汝霖、李寿蓉、黄锡焘等五位名士共同被称为“肃门五君子”。高心夔禀肃顺说:“宗棠以傲倨对樊之骄倨,失之为粗野。但樊以下骄上,失之为纲纪,此可容乎?且朝廷正当用人之际,季高(左宗棠之号)才名满天下,岂可不为季高争之乎?”肃顺指示赶紧行动。

  高心夔就告诉了王闿运,王闿运(湖南湘潭人,咸丰年间举人,屡试未中进士,但为曾国藩和肃顺所识,后来成为晚清的大学者)又告诉与肃顺同任南书房行走的郭嵩焘。南书房本为皇帝的私人顾问机构,成立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翰林入值南书房,初为文学侍从,随时应召侍读、侍讲;常侍皇帝左右,备顾问,论经史,谈诗文。在军机处成立后,其职能虽然下降,但是,仍为皇帝直接服务。

  郭和王转过来又请教肃顺,肃顺就再次指示找一重臣奏疏保荐左宗棠,然后他再对咸丰发动攻势。一个小小的无进士出身的师爷,竟然惊动了朝廷的最上层!可见晚清政坛关系网之厉害。

  郭嵩焘就回去找了同在南书房当值的潘祖荫,另外加上胡林翼、曾国藩为左宗棠说话。胡林翼在奏疏中力荐左宗棠,疏中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之语。潘祖荫也上疏,保护左宗棠。

  潘祖荫何许人也?此人的祖父潘世恩曾为乾隆癸丑年科举考试高中一甲一名状元,而他本人也是新任探花(咸丰二年)。所以,南书房的这帮重量级人物共同出面,把咸丰帝搞晕了头!潘祖荫在疏中更是语出惊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肃顺则顺水推舟,称“人才难得,自当爱惜”。

  于是,左宗棠不仅保住了性命,还被任命为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湖南军务。好一个因祸得福的典型。

  怎么回报这些朋友们、上级们都不够。对于左宗棠而言,只有不负众望,才是最好的回报。不过,对于直接促成保命成功的潘祖荫,左宗棠一直都是以礼相待,每年冬天要送潘一千两“炭敬”;并投其所好,一直送古董、文物给潘大收藏家。

  樊燮后来被革职,但是他因此而记住了左宗棠的话,制作洗辱牌一面,上书“忘八蛋,滚出去”六字;激励子孙考中进士,超过左宗棠。其子樊增祥,光绪三年考中进士,官至署理两江总督,总算雪了耻。

  三次重要会面

  左宗棠在崛起之前,一直是个穷举人,如果没有与三位重要人物的会面,当然,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过湖南,左宗棠是不会成就伟大事业的。

  第一次重要的会面是和鸦片战争前著名的经世致用学大家、湖南人、两江总督陶澍。陶澍为左宗棠的气质和主张所吸引,乃有了后来再次在南京相见,拜左宗棠为自己的高级幕僚并儿子的师傅。左宗棠还最终答应了两家结为秦晋之好:陶澍的儿子5岁,将来迎娶左宗棠的女儿。

  陶澍(1779~1839年)是湖南安化县人,进士及第后任翰林院编修,后升御史。曾先后调任山西、四川、福建、安徽等省布政史和巡抚,后官至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道光皇帝曾亲书“印心石屋”匾赐之。其为人清廉,是晚清一代经世致用学派的大师。他的幕僚贺长龄在他的鼓励下,主持编订过著名的《皇朝经世文编》。

  1837春,陶澍回乡省亲,途径醴陵县,见到公馆的一副对联和两句小诗后颇为动容,执意要见这些文字的作者。对联曰: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诗曰: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

  作者不是别人,正是25岁的年轻读书人左宗棠。陶澍邀请当时在醴陵渌江书院做山长的左宗棠在公馆彻夜长谈,而左宗棠却以自己是读书人为由,不去拜谒大总督(可见左宗棠后来出了樊燮一案,在情理之中)。陶澍越发觉得新奇,不仅不生气,反而亲自到书院拜访。这把左宗棠感激得了不得,第二天急忙又赶到公馆拜会陶澍。二人彻夜长谈,甚为投机,成为忘年之交(陶澍时年58岁)。

  左宗棠回想5年前在结婚时为自己书房书写的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左宗棠碰到了陶澍,开始了人生的重要转机。

  第二次重要的会面,是和林则徐。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冬,贬戍新疆的林则徐因夫人病逝,体弱多病,开缺回乡。从贵州进湖南,先顺沅江下洞庭,又自洞庭回溯湘水,于1850年1月3日(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晨,停泊在岳麓山下的湘江边。林则徐早得左宗棠之名而未见其人。林则徐应该最早是从忘年好友、陶澍的女婿胡林翼那里知道左宗棠的。胡林翼早在此8年前就函复林则徐道:“承示贵友左孝廉,既有过人才分,又喜经世文章。如其噬肯来游,实所深愿。即望加函敦订,期于早得回音。”后林则徐因远戍新疆,未曾见面。所以,此次经过湖南,执意要见这位隐士一面。

  于是有了著名的“湘江夜话”。一次新老交替的历史性会面,一次神圣的谈话。

  左宗棠也是早慕林则徐之名,“心神依倚,惘惘欲随”。林则徐的重大事件均为左宗棠所知。左宗棠曾说:“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喜,尝自笑耳。”足见他对林则徐的仰慕。得到邀请的消息,他急匆匆地从家里赶往林则徐的船边(可见得左宗棠对于当任的官员是傲慢的,对于他真正仰慕的英雄是谦恭的),不想情绪激动,一脚踏空, 跌入水中。林则徐大笑曰:“ 莫非这就是你的见面礼?”

  左宗棠听到这句话, 顿时为之释然。

  此次谈话, 其他的东西不太为人所知, 但是, 林则徐把他在新疆搜集的资料还有绘制的地图均全部托付给了左宗棠。就像当年他离开东南去新疆戍边时把所有的资料托付给魏源, 嘱托他研究西洋地理一样,他对中国的新疆之担忧, 致使他把重要的使命再次托付给值得信赖的人。

  为此, 林则徐说:“ 吾老矣, 空有御俄之志, 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 欲将此重任托付……以吾数年心血, 献给足下, 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由此可见晚清高人的识人眼光。左宗棠的命运由此和新疆联系在一起, 不过, 他还要转一大圈才有机会处理新疆问题。这一大圈就是正在跃跃欲试的太平军起义。和他一样, 林则徐也是面临这个难题。为此, 林则徐书写著名的对联相期许:“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趋避之。”

  林则徐回福建后, 身体虚弱, 仍然接受朝廷的重托, 开赴两广前线, 准备与太平军作战, 可惜逝世在路途。此间, 林则徐曾命次子聪彝代写遗书, 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为“ 绝世奇才” 和“ 非凡之才”。

  不到一年, 林则徐逝世的消息为左宗棠所知, 左宗棠撰若干挽联抒发情思:“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 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泽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可见那一次会面对左宗棠思想之深刻影响。

  收复新疆后, 左宗棠曾专门到福建林则徐祠拜谒, 且以陶澍、林则徐的继承者自居。他在陶林二公祠写道:“ 三吴颂遗爱, 鲸浪初平,治水行盐, 如公皆不朽; 卅载接音尘, 鸿泥偶踏, 湘间邗上, 今我复重来。” 由是观之, 陶澍是第一个识左宗棠之才的人, 林则徐则是第一个举荐左宗棠的人。这两次神奇的会面, 使左宗棠成为承接晚清前后的关键人物。而第三次的会面, 则终于造就了左宗棠的出山。

  历史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表现出戏剧性。太平天国偏偏不早不晚, 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发生了。对于新人而言, 这是伟大的时刻。

  1852 年夏天, 太平军进入湖南, 逼近长沙。郭嵩焘与左宗棠避乱于玉池山(湘阴东山)。湖南巡抚张亮基招左宗棠出山,左不愿。中秋的一天,郭嵩焘来到左宗棠家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要说左宗棠不想出山, 那是假话。事实上, 左宗棠向来以诸葛亮自居,他对时局一直非常关心。他的好友胡林翼在贵州任知府的时候,曾经向他讨教如何镇压义军,他即提出了“治小盗则团练固不易之法,若当剧贼纵横、防剿并急之日,则用团练断宜参用碉堡”的办法。

  此后郭嵩焘还要劝说曾国藩不要以守孝为由, 失去忠义, 从而导致曾国藩同意出山办团练。若干年后,郭嵩焘还劝说李鸿章不要因为负气就不回曾国藩幕府。郭嵩焘对三人的劝说造就了同治中兴三大名臣走上立功之路,正如他自己在《玉池老人自述》中所说“其出任将相,一由嵩焘为之枢纽,亦一奇也”。中秋节过后,左宗棠全家都躲避在湘阴东山白水洞,“诛茅筑屋,为自保计”。当郭嵩焘跟他一席长谈后,左宗棠即下决心出山了。谈话后不到十天,湖南巡抚张亮基再次敦请左宗棠。左宗棠这才下定决心,于10月8日进入长沙张亮基幕府。

  两次重大争论

  镇压太平天国后, 左宗棠和洋务运动的另外两个领袖曾国藩、李鸿章发生了重大的争论。这种争论因为搀合了个人恩怨,似乎总是被理解为纯粹的官场斗争。事实上,这都是为国家大事在政见上的争论,是超越了个人恩怨的,不是阴谋。

  第一次重大分歧是和同僚、以前的朋友、上级曾国藩的争吵, 由此导致两人后半生互不来往。左宗棠在晚年,几乎逢人便骂曾国藩,像个絮絮叨叨的妇人。但是,我们也不能被这种现象所迷惑。当曾国藩去世时,左宗棠以如下的挽联说明二人的惺惺相惜关系:“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指曾国藩);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

  的确, 二人都是性情中人, 因为政见不同发生争执是必然的。这并不影响到他们对对方人格的尊重和相互的暗暗关注;呕气也是为国事而呕。左宗棠对孩子们说,他与曾国藩的争论,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世寓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 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 知人之明, 谋国之忠” 两句话也久见于他写给朝廷的奏章中, 并非是他从前对曾国藩诋毁, 今天对曾国藩赞誉。他与曾国藩所争的是有关军国大计方面不同的意见, 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的。对那些心术不正、妄加评论之词, 何不一笑置之呢?

  左宗棠是一性情孤傲之人, 而曾国藩则老谋深算, 性格上有冲突。左宗棠没有中过进士, 而曾国藩则不仅中过进士, 还是翰林院的理学大师。左宗棠对自己的学位向来就非常敏感, 加上咸丰十年左宗棠在曾国藩手下做幕僚, 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二人的争论。

  左宗棠心里应该清楚, 曾国藩一直关注他的成长, 不仅对他委以重任, 而且以兄弟相称。但是, 敏感的左宗棠还是曾经对曾国藩的一封信表示过不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 很客套地写上“ 右仰” 这样的词语。左宗棠见后很是不快, 说道:“ 他写了‘ 右仰’, 难道要我 ‘ 左俯’ 不成!”

  不过曾国藩知道后并没有表现出来什么。事实上, 正是曾国藩把浙江的军务全权交给左宗棠, 才使左宗棠有机会在对太平天国的最后一击中建立军功。

  于是, 曾国藩还在后来说道:“论兵战, 吾不如左宗棠; 为国尽忠, 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导致二人最后决裂的争论是关于天京城陷后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的去向问题。曾国藩是奏称幼主已经自焚于宫中; 而左宗棠则上折称有从南京逃出的难民供说洪天贵福于六月二十一日逃到广德, 又被太平军余部黄文金接进湖州府, 准备再起事。

  具体的情况如何, 已经无从知晓。但是, 二人却你来我往, 口诛笔伐, 在朝廷面前拼命为自己的情报和消息辩护, 并指责对方是邀功请赏。

  朝廷对此不置可否,因为此时曾国藩等人功高盖主,挽救了皇帝的江山,还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但是,左宗棠后来坚持认为,此次事件,曾国藩错了七八分,自己只错了一二分。

  朝廷还是清楚的, 曾国藩的功劳最大,因此,其所封爵位要高于左宗棠。

  左宗棠的第二次重大争论是发生在塞防和海防之争中与李鸿章等的矛盾。1 8 7 4 年, 日本入侵台湾, 警醒了朝廷。于是朝廷发文要求各地督抚上疏说明自己对塞防和海防的见解。时左宗棠坐镇西北,自然认为塞防重要,因为新疆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不过,他的主张有一定的迷惑性,他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不可偏重。事实上,朝廷是没有足够的财政同时发展两方面的军事力量的。

  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洋洋洒洒万言,充满对时局变化的忧虑。他认为中国历来备边都在西北,而现在敌人从海上来,这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因此,他主张裁撤西北军饷,赶紧筹办海军和一切洋务事业;并认为新疆地区是茫茫沙漠,没有那么重要。他说“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

  左宗棠针锋相对地说,“ 所谓千里荒漠, 实为聚宝之盆”,“ 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现在时人多以左宗棠为正确, 而以李鸿章为错误。实则不然。首先,二人都没有错误,因为都看到了当时中国面临的险恶环境。一个看到了俄国的用心,一个看穿了日本的歹意。其次,李鸿章的主张更具有现代意识,即他看到了海防是中国历来边防的弱点,并主张从办海防开始,全面推进中国改革。这是难能可贵的。第三,李鸿章是考虑到中国财力不济,无法同时兼顾二防,所以他实际主张的是暂缓新疆边防,而加强海防,并不是完全放弃新疆。左宗棠和李鸿章关于中国国防战略的争论具有强烈的现代性。

  小时候看日本电影《啊, 海军》, 看得心潮澎湃。后来才知道,那个片子是个日本军国主义宣传片。但是,日本近代以来的崛起,的确就是海军崛起的历史。反观晚清之国防,除了海盗从海上来,以国家为基础的海上武装侵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敌人从海上来,是晚清面临的全新的危机,晚清的失败也是长期漠视海权的价值观的失败。

  海防是传统中国面临的全新课题。农耕文明数千年, 明清禁海数百年, 已经使中国人习惯了面对黄土, 背朝大海。赵丹版《林则徐》中,林则徐为加强海防而和民兵一起推千钧大炮的情景,是小时候的另一个记忆。后来晓得,原来我们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根本就没有击沉一艘英国军舰!林则徐在初期的对外接触中,囿于传统观念,尚且断定英国侵略军为武装押运鸦片的毒品走私船。可见鸦片和岸炮防御同时毒害了一个民族。

  重视海防,必先确立海权意识,即海上力量(而不仅仅是岸防)的相对优势地位的意识和海洋“非常重要”的总体意识。

  传统中国的国防战略思想是陆地防御,这和中国古代的朝贡体制直接相关,正是“天子守在四夷”的国防战略,维护了一个陆上中国的延续性。

  然而,在重新审视了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历史后,我们又不得不承认,“陆上中国”之安危所依赖的朝贡体制,是不能完整概括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全部的。

  朝贡体制之稳定,在于其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外交思维的积淀。其中的以周边国家为守的地缘政治战略思维,至今仍然深刻影响到21世纪的中国安全战略,只是其中的“朝贡”已经不存在了。

  具有一万多公里海岸线的地缘特征,以及强国都是从海上到来的历史要素,已经宣告了传统中国陆上防御战略的崩溃。在此,我们呼吁构建一种全新的“蓝色中国”安全战略。

  而这“蓝色中国”安全战略的历史桎梏,就在于朝贡体制遗留下来的被动防御的思维元素。朝贡体制遗留的战略思维,包括以周边国家为缓冲国,以文化自大为基础的心理优势,以及战略纵深巨大产生的消极防御思想。

  在此,有必要解构传统朝贡体制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以及挖掘传统中国的海洋意识,以从潜在的基因方面,寻找蓝色中国安全战略的内在基础。

  丰富的中国传统外交体制和思想,其内容非“朝贡体制”能简单涵盖。朝贡体制的存在和发展与中原帝国的分合存在密切的联系。中原王朝和周边国家(或民族)的关系,在中国强大并统一的时候,则“朝贡”得明显;而在中国软弱的时候则不仅“朝贡”衰落,中国一些朝廷本身还得向别人朝贡。而中国统一的时间,在数量关系上,是存在很大争议的。以学者的统计,如果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疆域为统一的计算标准,中国统一的时间仅为81年(1759~1840年);如果把基本上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宁作为标准,统一的时间是950年。以秦灭六国(公元前221年)至清亡的1911年为计算阶段,前者的统一时间仅占百分之四,后者也只占百分之四十五。在分裂的状态下,作为“朝贡”载体的中国统一王权或衰微,或消失,如何存在贯穿中国历史的“朝贡”实践呢?实际上,甚至在鼎盛的唐朝,吐蕃王朝还占领过长安,并强迫大唐和其建立“甥舅”关系。因此,周边少数民族的入侵则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和“四夷”的特殊关系。汉、唐的“和亲”政策就不能用“朝贡”来衡量。

  传统东亚的国际关系, 存在着两条线索, 一条是以中国为中心,另一条是以所谓“海上中国”(Maritime China ) 为平台。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就另辟蹊径,他研究了朝贡贸易体系和近代亚洲经济圈,认为 “地域经济”在东南亚和东亚(而这正是传统朝贡国最为集中的地区)所起的作用,极大地削弱了朝贡体制的地位,塑造了一个强调民间、非国家、共同体,甚至自由和平等的相对独立的区域。换言之,中国沿海和这个经济区的历史性的融合本身就已经使中国部分地国际化了,朝贡体制只是存在于最上层统治集团的意识中。滨下武志明确地断言:“历史上,亚洲绝非一个简单的平面,而是由多个具有中心—周边结构的关系的地域圈复合体而构成。”虽然明、清都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但从来不能阻止海上贸易和移民的发展。因此,“朝贡体制”这一总结,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继承了中国传统“官史”的风格,只看到中国历史似乎一成不变的一面,而没有关注到民间的历史,从而对中国及周边历史的多样性缺乏应有的分析。

  “ 海上中国” 的存在, 证明古代中国对外关系体系存在两面性。同时也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以农耕文明为根基的陆上中国,在国防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不缺乏海洋和海权意识的基因的。

  自魏源始, 中国有识之士就开始注意到海防这个严峻的问题。但是,其表现在《筹海篇》中的海防思想如同石沉大海。及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甚至是太平天国战争后, 清政府才注意到海防力量的重要性。

  近代海防总体建设恰恰是始自186 6 年左宗棠建立的福建马尾船政局和水师部队。但是造成朝野真正震动的, 是1 8 7 4 年日本从海上侵略台湾。长期被视为“ 蕞尔小邦” 的日本, 竟然公开叫板大清帝国, 此事为千年所罕见。由是, 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 海防” 和“ 塞防” 之争在清朝上下轰轰烈烈地展开。这是中国高层集体意识到海防问题重要性的开始。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则上呈万言书——《筹议海防折》。其论振聋发聩:“ 历代备边, 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 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 阳托和好之名, 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水陆关隘, 不足限制, 又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 舍变法与用人, 别无下手之方。”

  著名的洋务派首领、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 则明确提出了以日本为假想敌的论断:“ 目前所难缓者, 惟防日本为尤亟。以时局论之,日本语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 此番退兵, 即无中变, 不能保其必无后患。” 此论与李鸿章意见相同,李鸿章断言“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中法战争的海军惨败,导致光绪皇帝颁布了大举扩建海军的谕令。随后乃有1 8 85 年中国海军衙门成立,1888 年北洋水师成为东亚第一海军。然而,建军后不久即停止了军舰的购买。而他们要防范的日本, 却在同一时间, 加紧了海军扩军备战的步伐。

  日本自幕府末年即开始重视海军建设。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魏源《海国图志》中的《筹海篇》被译成日文, 参与开启了日本的海防思想。

  开国后, 日本重视外派留学生。都曾在英国留学的东方高材生严复和伊藤博文( 是否同学, 目前仍有争议,伊藤年长严复1 3 岁,且只在英国呆过半年即回国,当时严复只有10岁),回国后有不同的礼遇, 暗示了双方对海防重视程度的不同:严复不得已做学问去了, 而伊藤博文做到了首相之职。正是此人,于1 8 9 5 年终结了中国近代海军发展的步伐。

  1886 年8 月定远、镇远等六艘中国主力战舰访问日本长崎。不知李鸿章此举何意,是吓唬日本人还是考察日本海防? 不得而知。日本人肯定被震惊了。同样令人震惊的是那则关于中国水师在305毫米的主炮上晾晒衣服的故事,这又使日本人看到了希望。尽管懂海军的一些人认为在大炮上晾晒衣服是常识,但是,人们既然愿意用这个例子说明北洋水师的军纪问题,那么决不是空穴来风。何况,北洋兵当时在岸上和日本人(警察)确实发生过斗殴事件。

  反观日本, 日本政府在长崎访问以后即发行海军公债1 7 0 0 万日圆,用于建造“三景舰”(“松岛”、“严岛”和“桥立”)以对付中国的定远、镇远两舰。次年,日本拟定《征讨清国策》,同时天皇拨皇室经费30万日圆用于扩充海军。

  当现代海权论的祖师马汉发表《海上权力史论》的时候( 1 8 9 0年),日本人金子坚太郎倡导日本民众“熟读马汉的著作,奋发图强,使‘日本帝国’掌握太平洋海权”。当年,日本百分之六十的财政用于扩军。

  中国之输于日本, 实输于有海防而无海权观念。即使象征性地建立了海上防御力量,但并未从总体上认识到海军力量对国防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失败的要害。

  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1 2 月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海军总司令黄钟瑛病逝书写的挽联中说:“尽力民国最多,缔造艰难,回首思南都俦侣;屈指将才有几,老成凋谢,伤心问东亚海权。”数年后,孙中山再次提请国人重视海权。他说:“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海权之竞争,自地中海而移入大西洋,今则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矣!”

  至于左宗棠和李鸿章的争论, 最终, 朝廷的意见是采取了折衷的做法:兼顾海防塞防。但是,塞防方面的财政要左宗棠自行解决一半。左宗棠请出好友胡雪岩向国外借款打仗!

  一次抬棺西行

  在塞防与海防的问题上, 不能不说是左宗棠个人的勇气弥补了朝廷的力量不足,才最终迫使朝廷继续夺取已经被俄、英支持下的阿古柏集团占领的新疆。

  1 8 7 5 年5 月, 左宗棠授命督办新疆军务, 时年6 3 岁。他说:“ 六十许人, 岂尚有贪功之念? 所以一力承担者, 此心想能鉴之。” 此行, 左宗棠带了两件东西: 一是当年林则徐绘制的新疆地图; 二是一副沉甸甸的棺木!

  左宗棠抬棺西行,意在以必死之决心, 夺回六分之一的国土。他对家人表示:“天下事总要有人干。国家不可无陕甘, 陕甘不可无总督。一介书生,数年任江浙,岂可避难就易哉!”

  一年以后, 左宗棠成功收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左宗棠建议设立新疆省,实行屯边等开放政策。浙江巡抚、左宗棠的老友, 同属湘军出身的杨昌浚,在清廷恢复新疆建省后见到收复后的新疆, 吟《恭诵左公西行甘棠》:“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左宗棠从肃州( 酒泉) 抬棺至哈密,为的是直接指挥战斗。当他发现沿途“ 赤地如剥, 秃山千里,黄沙飞扬”的时候, 这位来自湖南鱼米之乡的老人不无痛心,传令“ 凡大军经过之处, 必以植树迎候。否则, 无论巡抚、县令, 提头来见”。此令可谓中国最严厉的植树令了。植树者为树苗的成活要负责, 树上挂其姓名。左宗棠身先士卒, 亲自植树数株。自此, 古老的丝绸之路上, 开始出现千里左公柳。数年之后,即呈现“所植道柳, 除戈壁外, 皆连绵不断, 枝拂云霄”的景象。清光绪十二年, 进士宋泊鲁经过哈密时写道:“ 万里伊州道, 垂柳拂客车。” 1 91 1 年( 宣统三年) , 新疆巡抚袁大化路过哈密时, 仍然可以见到“ 十里柴湖庙, 村户比连, 绿荫夹道, 清流贯其中, 水声潺潺, 草木畅茂”。一介武夫, 关心环保, 是其民生意识使然。这和左宗棠个人高尚的情操是分不开的。

  左宗棠继续关注剩下的伊犁地区之安危。在1 8 7 9 年崇厚伊犁交涉和随后的曾纪泽交涉伊犁中, 坚决以军力作后盾,最终全境收复了新疆。1 88 1 年后, 左宗棠先是应诏至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 管理兵部事务。后又调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再任军机大臣。

  当法国舰队在福州马尾击溃福建水师后,奉命督办福建军务。1884 年11 月抵福州后即组成“ 恪靖援台军”, 东渡台湾抗法。次年9 月5 日病逝。

  友人挽联云: “ 千载证丹忱, 前出师表, 后出师表; 中兴论元辅,湘乡一人,湘阴一人。”湘乡那个人就是曾国藩。而左宗棠之功也不在他自诩的诸葛亮之下。

  法国人歼灭的是左宗棠亲手筹办起来的福州船政局的主力舰队。这是这位老人的心头之恨。然而,庞大的身躯已经倒下,再也不能抬棺而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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