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怨与心理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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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怨与心理疏导
  杨永欣 (2010-05-06)
  《联合早报》
  日前与广州一名知识分子吃饭时,他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在轰动一时的杨佳案中,被刺死的6名上海警察其实是被同僚所“连累”的,由于他们的同僚殴打了杨佳,使杨佳有了报复的心理。
  他认为,一些上海警察平时在处理民怨、应对老百姓的强硬手段和傲慢态度才是害死了6名上海警察的真正原因。因此,警察在欺压老百姓、对他们凶恶前,应该顾及到这所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包括更多的社会群体性事件,甚至是“连累”无辜的同僚丢命。
  当然,杨佳是否“被殴打”无法被证实,他曾要求几名“殴打”过自己的警察到庭对证,但未获法庭同意。不过,杨佳被证实没有精神病,而事出必有因,再加上中国的一些警察平时确实手段强硬和态度傲慢,因此杨佳“被殴打”、“有屈辱”的说法有一定的听众。
  无论如何,2008年11月26日,杨佳已经以注射方式被执行死刑。
  本文不是在讨论杨佳的案件和判决,而是希望通过杨佳的案例,来剖析中国过去一个多月来所发生的5起小学和幼儿园血案。
  据报道,5起血案中,被逮捕的凶徒大多没有精神病,也就说明,他们是出于对社会的不满、对身边的不合理现象,才会对小学生和幼儿园学生下手的。
  心理学家指出,小学和幼儿园不管是老师或孩子都比较弱势,没有还击能力,而报复社会的人本身也是社会上的弱者、心理上的弱者,他们在碰壁之后,最可能选择另一个弱势群体来进行攻击。
  弱者攻击弱者,显示了中国社会的区分化。弱者有冤、有诉求,无法与高高在上的强者反映、或强者完全不理会,而要“争取”强者的重视,或发泄心中的怨恨和不满,弱者唯有攻击弱者,这是中国近年来贫富越悬殊、权力越集中的不幸后果。
  正迅速增长的中国是一个社会矛盾很多的国家,它时时面对的矛盾包括拆迁、征地、税收、环境问题等,而由于地方政府与上级监管单位往往是有距离的,地方官员要“胡作非为”、“中饱私囊”,很多时候难以被发现。
  再加上官官相护、官商相护、地方信访局能力有限、北京信访局遥不可及(还会面对地方官员的强力阻拦)的种种现实情况,有冤情、对周围现象不满的老百姓,其问题难以得到满意的解决。总而言之,老百姓缺乏一个有效的“申冤”渠道。当然,向弱者下手报复和发泄的行为,即便有多大的社会理由,也是不能被姑息的。
  另外,中国的政府职能部门也很少提供一个较广泛、类似于心理社工的渠道来进行心理辅导,而即便提供了,也只是流于形式,宣传没有到位。近期发生了这么多起小学和幼儿园血案,反映这一块明显缺失。
  五起校园血案发生后,中国各地政府都加强了对学校的保安工作,据报道,广州校园安保全面升级,校园周边增加了特警巡逻;福州有3900名保安赴校园执勤,随身带警棍辣椒水;北京公安部门向中小学和幼儿园配发的警用钢叉、催泪喷雾剂、防割手套等防卫武器陆续到位;济南警方全副武装护送中小学生、幼儿园学生上下学……。
  加强校园保安工作虽然是必要的应对措施,但治标不治本。中国社会里有冤有不满的弱者实在太多了,要寻找其他的弱势群体来攻击,未必就要针对小学或幼儿园,人多的公园、老人院、医院都可以是下手的目标。难道所有地方都全面加强保安么?
  要有效解决问题,还是必须从根本着手,而根本其实就在于渠道——上访渠道、心理辅导渠道的不完善。这两个渠道不完善才是导致小学和幼儿园血案的“幕后黑手”。
  此外,也有专家指,当社会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就是社会性事件频发的时候,这是无法避免的。2010年或是中国的一个“起点”,主要因为社会急剧的变化导致人性分裂、压力过大。例如,校园血案也在美国频频发生。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导致美国校园血案的另一主要导因是在社会上流通的枪械太多了,若把枪械的因素除去,美国的校园血案应该会锐减,因为它的上访渠道和心理辅导渠道都很健全。
  杨佳之前曾这样解释犯案的动机:“有些屈辱,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或许,杨佳的这番话,可以成为各地方政府的座右铭。对民怨、社会上的种种不合理现象置之不理,甚至鼓励放纵,最终只会引来更严重的后果,例如这一个多月来的5起校园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