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孩子,他们发动了“人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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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孩子,他们发动了“人民战争”

2010-05-06 14:56:34 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 跟贴 131 条 手机看新闻

怎样保卫孩子?海外一些学校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安全经验,或有可为中国借鉴之处。

——校园安全的海外经验

校园惨案屡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国家高度强调了保障儿童安全的重要性。怎样保卫孩子?海外一些学校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安全经验,或有可为中国借鉴之处。

日本的一所小学发生八名小学被砍杀事件后,整个国家的儿童保护体系因此被颠覆和改善。他们的安全工作细到给每个学生书包上安装GPS定位的电磁接收器,如遭人绑架,可按钮求救。

日本池田小学为8名遇难学生所设的警钟。 (李明宪/图)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刘俊 特约撰稿 郭一娜 实习生 何谦 王芳军 吴城华 魏娟 发自广州、东京

一向被认为最安全宁静的校园,现在正成为警力部署的重镇。从3月23日发生在福建南平的血案,不到40天的时间内,全国发生了5起校园惨案。

全社会该怎样保护孩子?这一议题已被提至“国家高度”。

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全国综治维稳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社会安全最重要的是人身安全,最让人牵挂揪心的是孩子安全”,并要求党政一把手“把维护学校、幼儿园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也在南平杀童案发生第六天告诉教育工作者:“生命不保,何谈教育。”

如果时光倒回到9年前,校园安全问题也曾重创日本社会,但事后,日本政府和社会集体反思,痛定思痛,建立起了一套保卫孩子的长效预防和善后机制。近几天北京三中用来防歹徒的警用钢叉,就是8名日本小学生用生命换来的应急产物。

血的代价换来全民总动员

仿佛是中国近日多起校园杀人案的翻版,2001年6月8日上午,37岁的男子宅间守手持菜刀,闯入大阪教育大学附属池田小学一间一年级教室,砍伤26名师生,其中8名儿童死亡。日本警方事后说,这是继1995年奥姆真理教毒气事件后,日本最大的一起惨案。

旅日华人萨苏用“震惊”形容多数日本人当时的感受。“日本当时的治安相当不错,我所在的伊丹市15年里没有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萨苏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案发后,伊丹市政府部门也相当紧张。此后,教育专员穿着便衣定期到学校周边巡逻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案发当天,一场日本全社会的反思序幕由此拉开,并在当下总结出了两大教训。第一,1999年,京都一名二年级小学生被杀后,文部省曾给各学校下达《安全管理的相关通知》,但却没有督促落实。另外,学校危机处理经验不足——混乱中,受伤儿童被迟延送医。

紧接着,池田小学展开了一系列务实的补救。给各个教室配备催泪喷雾、钢叉、透明盾牌;在全校安装300个摄像头,确保没有任何死角;让教室外墙更透明,外人进入前就能远远看到;给学生书包上安装GPS定位的电磁接收器,如遭人绑架,可按钮求救。

软件上的补救亦刻不容缓。从2003年开始,池田小学设置了日本第一个安全课,包括交通安全、防范技术、地震防灾等6个单元,用一年时间学完,每周一课。

一时间,日本各地中小学纷纷复制“池田经验”。其精髓就是建立了一个学校、医院、警察、家长、社区结成的防控网络保护孩子。而在这方面,台湾中小学比池田小学先行一步。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认证的国际安全学校中,台湾有17所之多,占到全球的一半。台北市内湖区南湖国小是2008年获得认证的。

要想获得认证,必须先成立一个安全委员会,但游说起来并不轻松。“过去,各单位各行其事,缺乏统筹,而学校安全局限于校内,忽略社区的力量。”南湖国小校训导主任陈锡安说。现在,他们会请“国民健康局”负责说服派出所、卫生所、医院负责人,而里长(相当于大陆的居委会主任)、家长会会长等也参与进来。

每学期开学,委员会都会召开一次全体大会,卫生单位负责通报社区有无精神病患,而警政单位则通报社区事故多发区,有无假释罪犯。

校门口是第一道防线,每所学校都有两名政府配备的警卫,一般都是退伍军人出身,或者当地义警。早上7点20分进校之间,南湖国小的学生必须在固定地点等候,两名警卫和4名志工负责看守。校园内每个楼层亦有志工进行巡逻,看有没有可疑人员提前混入。

放学回家,家长也不用担心安全。如果小孩发现有人跟踪,可以跑到路边贴有爱心标志的商店求救。“之前,我们有学生在外面出车祸,就是商家给我们打电话。”陈锡安说。

但外人有所不知的是,台湾校园如此严密的联动防控系统,最初也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1984年3月30日,36岁的台湾男子蔡心让带着一瓶硫酸和一把刀,把硫酸泼向了台北萤桥国小36名小学生。此后,所有学校正式设立警卫制度。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认为,“无论如何布控,80%以上的案件发生时,警察不可能在现场,家长和孩子应该是抑制犯罪的主力军。”

妈妈特工队

2010年开始,日本家长和志愿者组成的市民安全守卫队,取代学校警卫队成为大阪各学校的守护神——因经费紧张,警卫队仅持续了5年。

而在台湾,志工妈妈是孩子们最贴身的“保镖”。上下学高峰,她们穿着醒目的橙色制服,在学校周边要道护送小朋友过马路。上课了,她们就戴上志工证,在校园内外巡逻,并提醒小朋友:如果谁没戴志工证,不要跟他靠近,马上报告老师。

每个月,志工妈妈都会联合校方召开一次双边安全会议。南湖国小家长会会长陈世芬向南方周末记者举例说,“学校门口水沟盖的问题,孩子踢到可能流血,但学校行政人员就不一定能仔细观察到。”

比起台湾,大陆的志工文化才刚刚起步,家长参与学校安全维护的道路由此显得有些漫长。有关家长参与的内容,中国教育部编写的《中小学安全工作指南》中只提到了一句:希望学校“主动与学生家长联席,积极争取他们的支持和配合,共同搞好学生安全教育和管理”。

其实,志工妈妈并不是万能的。学校的一些大的漏洞,只有专家才能察觉。原先,南湖小学校门口外有一个车道通向地下停车场,人车交叉非常严重,给孩子安全留下不小的隐患。“就在最近,我们进行了道路改造,人车分离,避开危险。”陈世芬说,给他们提出建议的是靖娟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

安全预防细到让人震惊

靖娟是一位台湾勇敢女老师的名字。

1992年5月15日,一场游览车火烧事故,夺去了23名台北市私立健康幼儿园师生和家长的生命,女老师林靖娟本可以逃过一劫,但为了救出8名孩子,她自己却葬身火海。

次年4月,遇难者家属和社会热心人士发起成立靖娟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

2006年起,靖娟基金会着手推动与台北8所国小合作的通学环境改善计划,从环境分析、协调会议到联合会勘,成效显著。

靖娟基金会执行长林月琴以河堤国小为例说,长期以来,这个小学都欠缺两侧的人行道,家长也曾多次反映,学校与里长都曾努力争取,但碍于经费问题迟迟无法兴建,他们与台北市交通局、教育局配合,终于将学校四周建立起完整的人行空间。

这还没有结束。“我们还鼓励河堤里社区成立儿童安全委员会,希望居民配合,不随意停放车辆甚至占用人行道。”林说。

有的时候,碰到学校不愿意改善的,靖娟基金会就邀请里长、家长、专家一起去说服校长。“学校通常不会有意见。”

林靖娟的壮举引发了一场爱心接力,而台湾东华大学课程设计与潜能开发学系教授李明宪则开始了另一种大胆的尝试——推广国际安全学校认证。

国际安全学校认证计划最初是2004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由35位国际专家提出的。与会的李明宪的理想是,保障所有孩子的安全。2006年开始,他将世界卫生组织和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这一计划引入台湾,并成立全球第四个WHO国际安全学校认证中心。

最初,他一一拜访中小学校,传播加强学校安全的国际3E理论(3E: Education,Enforcement,Environment,即教育、执行、环境),并注入一个中国的元素——尊重。“我们一直强调生命的重要性,要求学校设计教材让学生知道如何尊重环境、尊重他人并自重。”李明宪说。

而安全委员会的理念,也是他一步步帮台湾的学校建立起来的。在他和台湾政府部门的合力推动下,台湾校园掀起了一股安全学校认证风潮。短短三年,台湾的国际安全学校数量已经发展到全球之最。“今年又将有5所学校获得认证,一些大学也跃跃欲试。”李说。

看到大陆校园案件频发,李明宪建议大陆可以跨越式地前进,跟上国际的潮流。“不能说地震了,我们才看到房子的问题,有毒牛奶了,才看到食品安全的问题。如果挡住了外边的人,内部人动刀怎么办?”李明宪建议,中央政府要想办法给各省制定一个统一标准,符合国家安全学校标准的才给财政补助。

一座纪念碑和八口警钟

4月初的一天,一场国际安全学校认证仪式在池田小学的操场上举行,引人注目的是操场上一座三米高的纪念碑,碑上刻着8名孩子的名字——他们是当年池田小学杀人案中的遇难者,中间挂着8口中国古代铜钟。

每年6月8日祭日这天,警钟就会敲响,池田小学、大阪教育大学的师生们会利用课前15分钟,一起回顾当年的教训。而这一天,日本媒体都会撰写关于当事人回顾、事件教训的稿子。

大阪教育大学为此向重伤者家属赔偿一亿日元,而对于8名遇难者儿童家属,日本的教育主管部门文部科学省负责人向遗属赔偿4亿日元。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国家机关未经诉讼就进行国家赔偿的案例,在日本非常罕见。

2004年9月14日,池田小学杀人者宅间守被处以绞刑。但死刑之后,受害者家属和亲历师生们并没有真正解脱。

事后,大阪教育大学成立了学校危机与精神支持中心,池田小学校长藤田大辅担任首席专家,立刻对师生进行创伤后辅导,以防有创伤后症候群产生。而其他地方如京都府也成立了由医生、律师、心理咨询师组成的“犯罪受害者志愿小组”,并设立了咨询电话。

池田小学的做法非常细腻。“从物理治疗到心理治疗,给学生建立长期安全档案,跟踪观测其具体情况。”长期研究校园安全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马和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年前,他曾在大阪教育大学学校危机与精神支持中心调研三个月,“那时候,家长还没有走出阴影,还在中心进行辅导。”

马和民说,池田小学教训的核心是要加强预防和善后,做到“以人为本”,核心价值观是“安心、安全、安康”,也是整个社会集体的心理标准。

2001年7月,日本歌手宇多田光发行《Final Distance》专辑,同名曲《Distance》其实是为她的小歌迷、池田惨案中丧生的女孩山下玲奈所作。末尾,宇多田光这样唱道:我想和你在一起,因为我知道不可能到永远,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只有你和我。而中国在南平惨案后,也曾有上百市民在案发现场摆放鲜花,点亮蜡烛。

寄托哀思。“孩子,别怕,通往天堂的路没有黑暗!”此语成了这一夜的网络热词。

江苏泰兴惨案后,亦有许多市民在4月30日聚集在泰兴鼓楼广场,燃起烛光,打出了大大的横幅:“用蜡烛点燃祝福,为小天使们祈祷。”

南方周末记者“检查”八城校园安保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胡贲 孟登科 黄秀丽 苏岭 鞠靖 吕明合 翁洹 杨继斌 发自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南京、杭州、成都、深圳

南方周末记者暗访“检查”校园安保结果表 (翁洹/摄 梁伟驰/制图/图)

■8座城市,随机选取12所学校。其中3所被记者混入,保安失职是共同漏洞。

■沿海城市警力配备和保安装备有明显优势。警棍、头盔和辣椒水是标准配置,南京校门口的警察还佩了枪。

■上海最注重技术,北京人安全感最高,成都则组织男教师成立校园护卫队……

校园安保等级骤然提高之后,孩子们已经近乎生活在保险箱里了。只是,那种滚着铁环、玩着风车、打闹着放学回家的细节,似乎要从这一代孩子的生活中退隐了。

8座城市,随机选取12所小学和幼儿园,8位南方周末记者亲身体验学校安保,其中3所在早上学生入校时间被记者混入。血案频发之后,全国校园安保等级随之提高,诸多安保措施试行之际,漏洞依然存在。

保安失职是共通漏洞

在南京市最著名的公办小学琅琊路小学,早上7时52分,南方周末记者在两个校门均未见保安和警察执勤,家长可以陪同学生进入校园。记者从正门进入校园,一位在校门前值班的老师并未阻拦。直到重新走出校门,记者也未遇到保安和其他任何人查问。8时,校园内已开始晨会,记者未遇任何阻碍从西门再次进入校园,直到教学楼前才有一位保洁人员询问。记者随口回答说是学生家长即获放行。这一天该校正组织学生体检,记者甚至跟医生寒暄了几句,直到走出校园未再有任何查问。

在重庆市市委机关幼儿园,早上9时许,南方周末记者跟随一名送孩子上学的家长进入,校门值班室空无一人,只有监控屏幕闪着白光。和正门相对的后门只有五十米远,一位年约四十的保安正在锁门。记者一直走到大班教室正在玩耍的孩子们中间,始终无人询问。在记者亮明身份后,幼儿园的上级单位重庆市人民小学校长助理刘永红承认:“你提醒了我们的安保漏洞。”他解释,校内只有一名保安,已经另外聘请了一名,但要两天后才能到位。

在杭州文苑小学,早上7时40分,校门洞开,保安室内空无一人。记者轻松进入,在距离校门最近的一间教室门口才被一位老师拦下。一分钟后,穿着防刺背心手拿新式警棍的保安才出现,他解释说,刚才吃早饭去了。

南方周末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成都、重庆等8座城市随机选取了12所学校进行试验,其中四分之一被记者进入,安保人员缺乏或失职是共通的漏洞。

装备全面升级

南方周末记者遇到的“最牛”保安在上海的华东师大附属小学。保安在挡住去路后说:“你肯定是个记者”。他很自得地介绍,目前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识别人,哪些是家长,哪些是领导,哪些是记者;当然,最重要的是判断哪个是“危险分子”。

余下的学校无一例外处于严阵以待的状态。成都科华中路小学的保安向记者展示了新近配备的橡胶警棍,并且声称,任何试图靠近校园的可疑人员,都会遭到警棍驱赶;装备了警棍的还有广州市天河区昌乐小学,保安分列校门两侧,早上入校时间临时警戒线外扩至人行道外沿;在南京的赤壁路小学,警方甚至还为保安配备了辣椒水。

装备最为齐全的则是杭州的学校,杭州文苑小学为保安们全套配备头盔、防刺背心和电警棍。

相比之下北京的朝阳区康乐园小学显得镇定自若——校门未见保安,由戴着红袖箍的老师维持秩序。学校规定,大人可以进入校园,但必须由自己的孩子带领。康乐园小学的底气应该来自北京这座拥有全国最强大安保力量的城市,北京市民的安全感可能本来就是全国最高的。上海则更加注重技术细节。华师附小总务处工作人员介绍,学校一共安装了三套监控系统:第一套监控大门和围墙,第二套连接区教育局实时传输每个班级图像,第三套是安装在特定区域的“红外侵入报警系统”,一有人接近就会自动报警。

成都科华中路小学还采取了“人民战争”方式,十几名年轻力壮的男教师组成了校园护卫队,每天在校内巡逻,上学放学期间则在校门口看护学生;校方还派发了“告家长书”,其中建议学生在放学后结伴回家。

警力配备差别明显

对比发现,沿海一带城市在警力部署方面有明显优势。上海华师附小门口始终站着一位警号为031252的年轻警察。他被要求必须站在门口,甚至不能坐在车里执勤。而普陀区长风派出所的警察每天还要到校做执勤记录。

在杭州文苑小学,由政府财政拨款安装的装紧急报警按钮已经到位,各学校的安保系统将与警方联网,报警后警察将在5到10分钟内赶到。此外,上放学高峰时段,警方配备了警力在学校周边加强巡视,民警一律配备辣椒水、警棍、手铐和工作包等必要设备。

南京警方则把责任警察的姓名和联系电话都做成告示牌,挂在校门口的墙上。紧急情况下拨打电话后,警察必须在5分钟左右赶到。在下关区的清江花苑小学,校门前有一名着装警察和保安执勤,警察还佩带了枪支。

在广州员村片区,上放学时段有一辆警车在各学校间来回巡逻;打工子弟学校新蕾小学门口有一名警员专职执勤,员村派出所的警官还担任了学校的“法治副校长”。

重庆市人民小学刚刚入驻了一名退休老片警。根据重庆官方的部署,校警最重要的工作是“培训保安,训练他们判断坏人的眼光”。

北京市朝阳区康乐园小学则未见固定值班警力,学校的内部监控系统也尚未与警方的报警系统接通。辖区派出所介绍说,因为警力配置问题,目前只能安排民警每天在辖区的几个小学之间巡逻。

安保投入“公私”有别

在公立学校不同程度提高安保等级的同时,记者接触的私立学校却只能“自力更生”。

广州一所艺术幼儿园园长陈女士非常担忧学校的安保力量。5月4日,天河区召开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会议,私立学校亦参加,但所谈安保投入只涉及公立学校。目前学校只有一名50多岁的门卫和18名老师,承担着卫护150来名幼儿的职责。

杭州一名民办托儿所的家长抱怨,他两岁儿子所在的托儿所,就在小区边上的商业房内办学,除了封闭的玻璃门安全系统,里面均为女性老师,连一名保安都没有。“一旦出事,不知如何是好。”

深圳宝安区民治街道星星幼儿园的安保条件相对优良。这家私立幼儿园位于一个楼房围成的“四合院”中。门外路灯杆上,安着一个市政摄像头,门内一远一近两个摄像头正对着紧闭的铁门。

园长告诉记者,5月2日,辖区派出所曾来幼儿园检查加强过园里的安保工作,措施包括:铁门全天候关闭,所有安保工作人员在闲暇时必须呆在保安室里,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校车上配备三名园方工作人员。

但园长还有另外的忧虑:孩子们已经近乎生活在保险箱里了。只是,那种滚着铁环、玩着风车、打闹着放学回家的细节,似乎要从这一代孩子的生活中退隐了。也许还需要更长一段时间,人们才能明白,在突然到来的“校园安保强化”活动中,孩子们失去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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