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交民巷到建外大街

    北京作为现代意义的对外交往中心，起点在东交民巷，时间是1860年。而1949年后的北京，再次成为了大国外交权力的角逐场。1957年，建国门外使馆区和三里屯使馆区初步建成，此后，西方发达国家使馆逐渐云集此处，迎接新中国的客人们。
文/国家历史主笔  庄秋水

    1949年10月10日，北京前门火车站。第一月台接待室。
    门首悬挂着中苏两国国旗，在风中里猎猎作响。16时18分，车站东侧的军乐队奏起了欢迎曲，一辆列车缓缓驶入。苏联第一任驻华大使罗申走下了列车。中方的欢迎阵容颇为壮观，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即将赴任的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副主任兼交际处长阎宝航，以及罗申的中国友人董必武、沈钧儒等人都在站台上迎接。车站到处悬挂着“中苏友好万岁”这样的中俄文标语，当罗申乘坐中方礼车经过火车站广场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三千多名各界群众欢呼雷动，掌声不断，彩旗挥舞，鲜花满目。
近代外交史上，罗申所受到的礼遇独一无二。“欢迎罗申大使的礼节过于隆重，等于迎接外国元首。”苏联外交部一位副司长告诉当时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及临时代办戈宝权。这一点不难理解，北京，作为新生中国的首都，急需获得外界的承认，而此刻苏联大使的到来，恰恰是恢复其国际地位的第一步。在此之前，这座城市离开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已经21年了。

始于东交民巷
    北京作为现代意义的对外交往中心，起点在东交民巷，时间是1860年。
    咸丰十年(1860年)，清朝被迫分别与英、法、美、俄国签订《天津条约》，规定各国可派公使常驻北京，各国公使纷纷来华，觅地设置使馆，所得使馆面积不等。后至者为互相照顾而不愿与先来者的馆址远离。既然容纳外国驻使，清朝也不愿见其散居各地。于是各国使馆聚集于正阳门、崇文门之间内城地区，即在商民杂居的东江米巷。这一地区先后建立了英、俄、德、法诸国的使馆，东江米巷随之更名为东交民巷。首善之地的北京被迫向世界开放，东交民巷成为了使馆的代名词。
    东交民巷在元代原名江米巷，是南粮北运的交通要地，因而得名。彼时，商贾云集，交易频仍，连海关也设置于此。明成祖永乐皇帝迁都北京，重新规划北京城，都城规模向南扩展，划入内城。正阳门外建立棋盘街，将江米巷分为东西两段，西边称为西江米巷，东段则称为东江米巷。明代以来，朝廷在此设置礼部、鸿胪寺与会同馆，负责主管与接待朝贡的外族、外国使节事务，仅有藩属国安南、缅甸、朝鲜与蒙古得以居住于四夷馆，清朝改称为四译馆。
    据记载，明清时这一地区南有水关出入，中有御河之水纵流其间。一俟夏季，青青河畔，垂柳依依，蝉声喧绕。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俄国使节来北京谈判中俄通商，获朝廷“恩准”：“尔后二百人以内之俄国商队，每三年一回至北京，寓俄罗斯馆，八十日间，许以免税通商”。俄国于是在东交民巷御河桥西建“俄罗斯馆”。这里成为俄罗斯使馆前身，但当日并非使馆性质，仍然是一个商贸机构。乾隆、嘉庆年间，东交民巷也曾建有供外国使臣临时居住的“迎宾馆”，按照清朝条例，不许外国使节长期居住，一般使节们只能在此住40天。1793年，经过10个月的航行，英使马戛尔尼率领的庞大使团带着开拓东西贸易的梦想来到北京，就住在会同四译馆里。
    东交民巷使馆区的设立虽然打开了北京对外交往的通道，但作为屈辱和外力强加而来的产物，其命运注定是不平凡的。1900年义和团起事，首攻目标就是东交民巷。 
    出生于宁波的英国人伯特伦•伦诺克斯•辛普森，时任中国海关在北京的总税务司署任录事司，亲历了东交民巷使馆被围的五十多个日夜。通过辛普森的日记，还可以看出1900年那个夏天，东交民巷的紧张气氛：
   “使馆街中国名为交民巷，与内城平行，街之西端起于大清门及前门，其使馆之顺序：首荷兰，次美、次俄、次德、次西班牙、次日本、次法、次意，故十一使馆中有八馆在此街上，某某使馆中间以中国之房屋。除八使馆之外，则有其他欧人所建筑之银行、饭店、俱乐部、店铺等等。其余三使馆，比使馆则在哈达门（即哈德门）之彼边，地位极为不佳；奥使馆则相距二百码，总税务司亦同在焉；英使馆则在各使馆之背，其面积之大及其形势之藏匿，天然为非战斗员避身之地，盖为他使馆所包，仅有两面出露于外也……”
    义和团6月21日助清军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前后共56天。 8月14日，北京城墙被攻破，使馆的围攻解除。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匆匆“西狩”。第二年，清朝政府和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七款规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划定使馆界，确定四至范围，南到东城根、北到东长安街、西至东交民巷西口（户部街）东到崇文门大街。清朝政府一度要求保留祭祖的堂子和衙署为办公之用，列强只答应保留吏、户、礼部和宗人府，其余一律搬迁。各国将使馆区道路，也改称外国名，并用外文书写，东交民巷就改名Legation Street（使馆大街）。

北京的“太上政府”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最终土崩瓦解，中国不得不在国际关系体系中重新找寻自己的位置。
    根据《辛丑条约》，东交民巷使馆区“完全属于各公使馆警察权限之下”，成为一个“国中之国”。战争中受到毁坏的使馆区大兴土木。英国使馆原来就占据了御河桥西岸的梁公府和肃王府的一部分，《辛丑条约》后，又占据了翰林院的位置，成为东交民巷规模最大的一所使馆。日本使馆建在詹事府原址上，俄国使馆在原来基础上又占据了工部和兵部等衙门的旧址，意大利使馆占用了堂子和肃王府，葡萄牙占据了板库等地，荷兰占了石工厂和澡堂子，澳大利亚占用的是镇国公荣毓的官邸。美国的花旗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等涌入东交民巷。中国人则被禁止通行，除非付费，直到1949年。
    由于义和团事变刺激，列强开始在使馆区周围广筑高墙，上面设置炮台、碉堡，下面挖有壕沟，墙上则有瞭望孔和枪眼。在出入口设有铁门、岗哨，由各国派军队驻守，因南面有城墙、护城河做为屏障，东北西三面一切障碍均被拆除，便于守卫和兼做操场之用，东交民巷俨然为国际兵营。直到进入民国，德奥两国驻军在巴黎和会后撤退，俄国则在1917年苏联成立后自动撤退，英国在1940年撤退，日美意法驻军权则在抗战胜利后收回。
    曾任刑部官员的陈宗蕃20世纪30年代著《燕都丛考》，回忆北京使馆区“界内且自置设署，俨若异国”，“兵营亦各附于使馆左右”，“使我外交史上一大耻”。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出现于19世纪中晚期的北京外交团，透过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各类谈判，诸如庚子赔款偿付、黄浦江疏浚、政府承认、参战案、军火禁运、裁军减兵、南北议和、关余分拨、沪案调查、法权与关税谈判、毒品禁运等问题，逐渐与中国各通商口岸的领事团、租界当局、海关等团体产生利益关系，扩大它在各地对中国政府机构的影响力。横跨帝制到民初，使团处处扮演重要角色，展现“辛丑条约签约国”对华的联合一致行动，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有时甚至凌驾于中国政府之上。俨然是北京的“太上政府”。
    东交民巷使馆区也成为展示西方物质文明和工业技术的窗口。陈宗蕃看到使馆区“银行、商店，栉比林立，电灯灿烂，道路平夷”，也不得不慨叹赞美。东交民巷使馆区是北京城的一个“孤岛”，它强烈的现代气息，对外国侨民和本地中上层人物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东单富人居住区、王府井商业区、西交民巷银行街相伴出现。下层民众则被迫居住在市政落后地段或工作场所附近。可以说，使馆区的出现，重新划分了北京城的城市空间。
北京城市的1903年，台基厂建发电厂，首先供应的便是东交民巷用电。使馆区街道干净整洁，也给北京市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北京“工部之街道厅和五城禁兵，虽有清理街道之事，而于卫生相去甚远”，民国以后，建北京特别市公署卫生局，疏通沟道，制定卫生条例，市内卫生大为改观，虽然比不上欧洲大城市，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现代交通工具也进了北京城。前门火车站正是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英国军队为保障军需物资供应，将铁路从马家堡延长至永定门，再延伸至前门瓮城东侧，是京奉铁路的起点站。
    民国之后，东交民巷仍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段祺瑞掌权、末代皇帝溥仪出宫，每一次重大事件的发生，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都要尽力获得东交民巷的支持或者默许之下方敢行动。

“老大哥”来了
    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定都南京，各国使馆相继迁往南京，东交民巷自1860年以来所构筑的错综复杂的外交权利场随之迁移。尽管东交民巷依然还控制在各国政府手中，但却丧失了往日的辉煌。伴随着东交民巷的落寞，北京也真正从一个古都转变成为了一个故都。
    1949年10月10日，罗申的到来使得东交民巷又开始恢复了往日的活力，所不同的是主角开始大规模的转换。离开前门火车站，罗申前往东交民巷苏联使馆（即原俄国使馆，苏联时代的驻北平总领事馆）。
    直到1950年代后期，东交民巷仍是作为驻华外交官的住所。与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一些国家，继续在东交民巷建立使馆。苏联还在原来的俄使馆，东德取得德国使馆，缅甸则得比利时使馆，而匈牙利继承奥匈使馆。东交民巷东边，在德国使馆兵营所在地则建起了一座新侨饭店。
    此前，在刚刚过去的10月2日，苏联正式宣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成为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据说，苏联得知英国准备很快承认中国，为了第一个向中国递交国书，罗申第二天便启程赴任，从莫斯科飞赤塔，然后转乘火车，经满洲里-哈尔滨-沈阳抵达北京。
    10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许诚的署名文章“记罗申大使呈递国书”：
   “罗申大使（苏联特命驻华大使）穿着一身藏青色的崭新外交礼服，挂满在他的左胸前的灿烂耀目的勋章、纪念章，在水银灯下闪发着金色的光彩，他以热烈的感动的心情，双手将莫斯科带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盟）的国书呈递在毛主席的面前，毛主席亲手接过来交给站在右边的外交部周恩来部长。这时间是1949年10月16日下午5点整。”
    罗申不是第一次来中国。1939年他首次来华，担任苏联驻重庆使馆的武官，1945年至1948年，他是苏联驻南京政府的大使。1949年初，百万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国民党政府迁都广州，罗申也跟着跑到了广州，直到5月底被召回莫斯科。在那年7月间，斯大林对秘密到访的刘少奇解释苏联的这种“脚踩两只船”的作法，是为了“就近观察国民党”。
    中苏关系史上这段微妙的历史，随着美国和前苏联档案的公开，变得愈加扑朔迷离。早在1947年秋天，罗申就试图调停国共之间的战争，多次奔走游说。有学者认为是斯大林害怕远东出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国，宁愿它处于分裂状态；另外一些学者相信，斯大林的顾虑来自于1945年雅尔塔会议，把中国一分为二，长城以外是苏联势力范围，长城以内是美国势力范围，他担心解放军继续推进会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而在事件发生近四分之一世纪以后，1973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公布了一项报告，1949年5-6月间，中国共产党曾通过原燕京大学的学生黄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有所接触，他们探讨了包括华盛顿的外交承认在内的可能性。但就在7月1日这天，司徒雷登接到了国务卿艾奇逊的电报，要他拒绝和中国共产党谈判。而前一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纪念共产党成立28周年所写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他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排除了中国会有一个铁托的可能性。
    为何毛泽东放弃了黄华-司徒雷登的渠道和美国的沟通，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呢？《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出了三个可能：第一，在冷战时期，与美国和解，要冒很大风险；其次，毛泽东很可能认为采取亲苏政策以巩固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是可取的；第三个是最重要的因素，按照雅尔塔协定，苏联政府恢复了俄国在满洲的权利，新政权可能担心中国的领土完整受到影响。
    最后一点至关重要，美国汉学家德克•博迪1948-1949年期间作为美国“富尔布赖特计划”（该计划把一些美国人派到美国的战争同盟国去教书、搞研究，学习，中国是第一个参加实施这个计划的国家）的会员被派到北京，他在1949年6月12日的日记里写到：“田军是位著名的东北作家，他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在国外相当出名。最近他受到了官方的批评。因为他在哈尔滨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有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他的意思是有白色帝国主义，也有红色帝国主义。这大概是我所看到的东北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对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协定表示不满的人。”

重返世界舞台
    1949年年底，毛泽东亲自率领代表团去了莫斯科，经过两个月的谈判，中苏签订了为期30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志着“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般的友谊”。 苏联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反对美国对华进行封锁和遏止的最有力的支持者，而中国则是苏联在冷战对峙下的一个新的宝贵盟友。紧随苏联的步伐，保加利亚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承认新中国并互派大使，中国还很快与印度、缅甸等8个非社会主义国家达成建交协议并互派了外交使节。
    “美国犯了个最基本的错误，”博迪在1949年10月份写道，“就是认为中国的革命是莫斯科一手制造的，是外国控制的一个明证。这种说法是很危险的，他们是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而忽视了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状况和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在同一篇日记里，博迪还说，没有一场现代战争能真正成功地解决所发动战争名义上要解决的问题，他提醒美国注意中国的特别因素：她的经济结构，她的辽阔的幅员，她的非共产党员的众多的人口，她的传统和气质，她与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牢固的文化和商业上的联系，她继续与西方国家进行大范围的贸易活动的迫切需要等等，因此，“努力去和中国的新政权达成一种妥协的做法是值得一试的。”直到1971年他的建议才基本实现，这年的7月15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宣布，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已经对北京进行了一次秘密访问，而他本人已经受邀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驱使下， 1949年后的北京，再次成为了大国外交权力的角逐场。封锁、拉拢和谈判同时进行。只不过这一次，北京真正拥有了“主场优势”。1964年1月，法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14个年头里，共有32个国家经谈判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第一次会时，我心也在跳，面对杜勒斯（美国国务卿，反共分子）到底是对他凶些还是缓和些都要考虑。”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和地位参加讨论国际问题。外交部首批对外开放的外交档案里，记录了外长周恩来当时的心情。在历时三个月的漫长会议中，在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这两个主要议题上，中国都体现出了大国的作用。
    建设新使馆区迫在眉睫，周恩来总理提出“把使馆从城里迁出，集中建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国门外使馆区和三里屯使馆区相继开始建设。在建外大街北侧、日坛公园西南侧的使馆区被称作“第一使馆区”。1957年初步建成，占地约60公顷，建有各类使馆41座，容纳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使馆区又称为北使馆区，建设于1960年代初期，西方发达国家使馆云集此处。
    一个新的、主动的首都，由此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