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节里诉艰辛

下岗之后　　

一、无奈的选择　　

我不是一个懒汉，我一直是一个热爱工作的遵纪守法的公民。　　

读书时，我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工作后，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曾誉为学雷锋的好青年；父母早逝，在和弟弟、妹妹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我们相濡以沫，互敬互爱，被街道办事处授予“五好家庭”；成家后，是一位好丈夫，合格的父亲。　　

我在一家宾馆做厨师。我敬业，工作一直勤勤恳恳，所以技术不算太差。一九八八年单位要创建三星级宾馆，在刚刚新建改造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建装修（由此步入负债经营的怪圈），给职工放假二年。　　

这期间，只好在外打工。凭自己的技术很快找到了工作，在一家个体饭店上灶。工资虽然比单位高出许多，但遗憾的是，这里没有休息日。记得一次扁桃体发炎，高烧39度，头重脚轻，几次险些栽到在炉台上，手差点伸到滚热的油锅里，但仍然得坚持工作，因为找不到代替我炒菜的人。　　

单位重新开业后，我回到了单位。工资显然不如在外打工挣得多，但这里有休息日，有做人的起码的自由和尊严。休息时，我可以去野外垂钓，可以用笔写下生活中美好的瞬间，还可以为我的亲人献上一餐可口的饭菜。　　

进入新世纪后，单位经济效益大滑坡。从2003年起，连百分之五十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餐饮部的员工集体下岗了。我由此走上了打工之路，今后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天天上班，要么天天休息（失业）。　　

二、打工的农村青年　　

我到了一家中档酒店打工。酒店后厨人员除我以外是清一色的农村青年，年纪最大的才22岁。通过接触，才发现这些打工青年和我在八十年代接触过的那些勤劳淳朴的农村小伙子已经大不相同。别看他们年纪不大，个个学会了吸烟、喝酒，干起活来马马虎虎。学技术时，既不专心又缺乏热情，同以前跟我学手艺的年轻人有如天壤之别。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他们不珍惜物品，不讲究食品卫生，甚至如厕后不洗手就进行食品加工操作。受多年职业道德熏陶的我，自然难以容忍这些不良行为。初时我对他们讲明道理，好言相劝，却不见效果，后来转为严厉地批评、斥责，而收效了了。一次，炸江虾因为有沙子，被客人退回来了。我责问洗虾的青年为什么不洗干净，他蛮有理由地说：“这次进的江虾和往天的不一样，沙子就是多……”瞧，这就是他们的思维逻辑！　　

我常常愤愤地想，他们怎么会是这样呢？直到有一天，一句平平的话语，才引发了我的深思。　　

由于我的“师傅”身份，每天晚上能按时下班。临走时，爱贫嘴的小刘对我说：“师傅，你真幸福，到点就可以回家了！”我听后不由苦笑，连个休息日都没有，何谈幸福？但仔细一想，他们的确要比我辛苦多了。每天至少要工作十三四个小时，晚上睡连通的上下大铺，三餐吃不见荤腥很少换样的伙食，劳动强度大，工资却很低，如果想歇一天竟要被扣掉两天的薪水，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业余空间。能在饭后抽上一支烟，深夜搭伴去地摊上喝瓶啤酒，吃几串烤羊肉串，大概就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大的生理享受了。而他们每天面对的却是灯红酒绿的世界，服务的对象大都以车代步，穿着讲究，每每留下满桌吃喝不尽的酒菜，昂首挺肚离去……这些阅历不深、文化又很低的农村青年，整日接触看到的就是这些。如此之大的生活反差，会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产生什么样的想法呢？他们又怎么可能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呢？　　

我不免有些忧虑，如果国家的劳动法规及相关法令继续是一纸空文，打工者的休息权、平等权长期得不到保障，必将给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那么，构建和谐社会的倡导只能是一句空话。　　

三、霸道的私营业主　　

凡我去过的餐厅、酒店，不论规模大小，生意兴否，都有一个共同点：每天至少工作十二小时，工作期间没有休息日。这些私营业主依仗着经济实力营造出来的权力，蛮横地制定了一些有损于打工者切身利益的一面倒的霸王条款。例如：节假日不休息、每日超时工作、不予工资补偿；工作期间生病、意外受伤的医药费自理、不发工资；发薪时押数日的工资或直接扣掉风险抵押金（也有未工作先交抵押金的）；甚至有的酒店还规定休一天事假扣发两天工资……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我工作过的一个专营火锅店，生意兴隆，日营业额过万。用老板自己的话说，忙活了一个月，也就五六万元的纯利。我略算一下，就算从他所说的“五六万元”中拿出十分之一，就足以再雇用八九名员工了。这样的话，我们每人每月至少可以串休四天，同时也增加了就业的人数。但是，这无异于与虎谋皮，老板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他们所追寻的就是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老板眼里，工时长，不设休息日，很正常，是市场经济规则的自然体现。如果谁嫌这里待遇不好，可以另谋高就，没人勉强你。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多的是，你不愿意做，自会有人来做。他们对打工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拿谁的钱不知道吗？”言外之意是他们养活了打工者，打工者要对他们感恩戴德、惟命是从才对，稍有半点差迟，便解雇你。如果打工者在一个地方实在做不下去了，想再换另一个地方重头做起，付出的代价则是当月的部分工薪。因为在许多酒店打工有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如果自己提出辞工，那就对不起了，工钱分文没有。一些打工者不想失去已付出汗水的工钱，只能忍受着各种不平等的待遇。老板就是抓住了打工者的这种无奈的心态，更增添了霸气。结果，形成了一种打工者受损，老板得利的定式。　　

正是因为“市场经济”没被相关的法律法规所制约，一些人被迫终日劳作，一些人因无事可做而为生计犯愁，从中大把获利的却是掌握财富权利的老板们。也正是因为有许多待业人员的存在，老板身处绝对优势，使得从业人员如履薄冰，既便身处不公，也只好逆来顺受。假若你想争取休息日的权利，想提高工资待遇，立马就会有人取代你的工作，而你只能重新再去找事做，可又到哪里去找一份有着公平待遇的工作呢？　　

四、离乡　　

跨越七省，穿过无数乡村、城镇，这次真正的远离故土了。列车驰骋了几千公里，历经了二十九个多小时的旅程，我们到达了儿时就耳熟能详至今始得一见的世界名城——上海。　　

我望着陌生又似曾相识的由水泥石林组建的大都市，脸上一片漠然，对名城的好奇和向往已被追随一路的伤感、无奈湮没。旅途中，脑际曾闪出一个念头：如果乘坐买了保险的飞机遭遇空难，倒不失为一件美事——激情殆尽的生命将由此自然地结束，也可给妻、儿留下一笔非打工可以挣得到的赔偿金。虽说是胡思乱想，眼睛却不禁有些泛潮……　　

打工所吃的苦我不在乎，老板的脸色难看我也能忍，难以承受的是，打工期间没有休息日，每天的工时又长得没有个人的业余时间，虽然挣到了钱，却失去了许多生活的自由和乐趣。即便如此，也很难在一个地方做长。在闲置的日子里，我尽心地料理家务，人也变得节俭。我越是这样，反被妻、儿看轻。妻子是公务员，每周享受双休日，工资越调越高，足以供养读大学的儿子，是自己的“无能”拖累了这个家。自从参加工作以来，我一直勤勤恳恳，努力工作着。为了使身边的亲人生活得好一些，我总是自甘吃苦受累，虽然能力有限，但始终是自食其力奉献于人的。我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可自己的确被时代发展的潮流所抛弃，几乎成为一个没用的人。我常常处在困惑之中：是命运在捉弄人？还是性格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我不是生活中的强者，但还不甘就此消沉下，失去做人的其码的尊严，内心深处依然不时地涌动着一股与命运相抗衡的暗劲儿。也许正是这种不服输的念头促使了我这次远行。　　

五、上海打工见闻　　

如此规矩　　

在这种心态下，我与同一个宾馆里工作的特级面点师老王、一级烹调师大刘一起来到了千里之外的上海。餐厅设在上海的繁华区，每日工作12小时，而伙食每天规定只有两餐。餐厅老板对我们这几位师傅还是另眼相看的，我们可以吃三餐。几天后，我见餐厅里的年轻人每晚饿着肚子工作，心中老大不忍，于是向同来的两位师傅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老王说：“管那么多干啥？咱们不是享受三餐的待遇嘛！”　　

小刘想了一下说：“这事儿，你俩看着办吧！”　　

我坚持向老板提出了把每日两餐改为三餐的建议。　　

     老板说：“你们吃你们的，不要管他们。这块儿的饭店都是两餐，咱不能带头坏了规矩！”不改当年的我，率先拒绝了老板恩赐的这种“待遇”。　　

真没良心　　

     发薪了，服务员个个面露喜色，钱到手后又全都晴转多云。　　

     原来，每人除了扣发一百元的风险抵押金外，开业前的筹备工作没予计薪，加上工作失误的罚金，每人实际得到的工资比预想的要少出二百多元。胆大一点的问老板：“开业前的那几天工作为什么不算工资？”　　

     老板嗔怪道：“你们真没良心！没开业哪来的工钱？你们每天吃的盒饭就耗去我好几十元钱哪，我都没朝你们要呢！”　　

服务员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刷碗工　　

     春节前，一位河南的女刷碗工受不了老板的苛刻，以父亲病重为由，要求辞工。　　

     老板眼皮一翻说：“节前谁也不准辞工，要走也可以，工资没有！”　　

     刷碗工只好作罢。　　

     这天，刷碗工接到了家里的长途电话，丈夫通知她父亲已经病故。老板只好准了她的辞呈。　　

     结算工资时，刷碗工数着手指对老板说：“老板，你少算了我一天工钱。”　　

     老板把眼一瞪：“不用查手指头，七号到二十七号不是正好二十天吗！”　　

     刷碗工无力争辩，自认倒霉。工资拿到手后，她转怨为笑，有些得意地对大伙说：“他这次算是走了眼了，我从小就没见过父亲啥模样！”　　

     众人窃笑不已。　　

打工女　　

     所住的寝室隔壁是一间大屋，里面安置了四张单人上下铺，供八个人住宿。餐厅有四名男青年住在这里，不久又住进来三名四十多岁在别的酒店打工的乡村妇女。她们每人每月向餐厅老板交八十元的房租，煤气、水电的费用则和住宿的人均摊。大屋的中间拉了一个大布帘，算是男女有别了。　　

     室内 潮湿，大屋的门整日敞着，男女随便出入，从不避嫌。一天，我经过大屋去凉台晾衣服，发现撩开布帘的女铺只设有两张床位。不解地问该寝室的小张：“三个人怎么只有两套铺盖？”　　

     小张笑了，指着靠墙的下铺说：“睡这张床的是姑嫂俩，她俩合用一套被褥。”　　

     我愕然良久，半天无语，不由地打量起她们的行装。姑嫂俩的铺盖还算齐全，而对面的床上罩着一条不够长短的单线毯，脚底处露出了床板，毯子上叠着一床没罩被罩浅绿色的薄被，床头上是卷成一团的衣裳，想来是晚上当做枕头用的。粗糙多刺的床板只有两寸多宽，床板之间的缝隙能掉下来一本书。阴冷的冬天在这样的床上铺一条薄毯子睡觉，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恐怕无人相信这个平时有说有笑的河南女工竟是这样度过每一个夜晚的。　　

她曾敲门向我讨过一次热水喝，说她肚子有些不舒服。她一直在厨房过道用冷水洗漱，连洗脚也不例外。我一边给她倒暖瓶里的水，一边说：“买一个暖瓶热水器花不了多少钱的。”她笑着连声道谢，端着水杯走了。我又说了一句：“喝水就过来倒！”　　

以后，她再也没向我讨过热水。我不知道她的家境究竟如何，但我坚信一点：她每月挣七百元钱，仍然活得这么艰辛，一定有更需要用钱的地方。但愿这只是在生活中遇到的个例。　　

小个子　　

     餐厅有几个服务员结伴不辞而别，并各自拐走了一套新工作服。这以后，前厅人员一直处于紧缺状态，而新招来的服务员时来时去，像走马灯似的，有人甚至只露了一次面就不见了踪影。　　

     春节前的生意很红火，前厅的服务员更显的不够。这时来了一名身高只有一米五十多的小伙。他是湖南人，说一口浓重的方言，餐厅实在缺人，就留他做了传菜员。他个子不高，嗓门却很高，脾气也很倔强，生着一头浓密的两边使着劲儿向中间挤的黑发。工作接触中，有谁听不懂他的方言再次问他时，他便显的很烦躁，但干起活来还是蛮出力的  。　　

     这天下午，他突然扬起大嗓门向老板提出不干了。原来，他刚来时老板答应把他的身份证复印下来后就还给他。几天后，他向老板要身份证，老板说还没来的及复印呢。他再次催要身份证时老板仍是这样说，小个子一下子火了，说老板不讲信誉，他不能给言而无信的人做事，坚决要辞工。按餐厅惯例，像他这样走的人是没有工钱的，但他却一分不差的拿到了工资。他向老板提出了三点：一、老板失信在先，他辞工在后；二、扣押身份证违法；三、用工不付钱违法。如果老板不付工钱他就上告。就这样，他以自己倔强的性格加之法律常识的运用维护了自身的利益和尊严。 　　

帅青年　　

     前厅有一高个服务生，长得一表人材，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很得老板的赏识和信赖。据他自己讲，他在餐饮行业工作已有几年了。　　

     发薪后不久，明眼人已察觉他有另谋高就的意图。大概他舍不下已扣的风险抵押金和近几天的工资，不知用了什么理由朝老板借走了一百元钱，可能还嫌不够本，身上的工作服也随人消失了。　　

     这位帅哥虽然赢得了有限的经济利益，却出卖了自己的人格和信誉，比之小个子差之远矣！　　

六、磨刀的老人　　

我从上海回到了本埠后，去了一家高档酒店打工。给酒店磨菜刀的人是一个年过七旬的老翁。每到周五，他就会准时在厨房出现。他弓着背，迈着不太灵活的步子，开始从厨师的手里收刀。他先到切菜间，再转到面食屋，最后才走进凉菜室。　　

我负责凉菜制作，仍旧保持年轻时的习惯自己磨刀。我一向认为：花钱定时磨刀只能锋利一时，刀只有勤磨才受使，厨师不会磨刀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师傅，磨刀吗？”磨刀老人用热切的目光望着我问。　　

“不是和你说过多次了吗？我的刀自己磨！”这句话我已经对他说过多次了，可他每次来酒店磨刀总是这样问，这次我显得不耐烦了，比平时多了一句反问。　　

老人仍和每次一样，眼里的希望化为失望后，一声不响地两手掐着其他师傅的菜刀走出凉菜室。 　　

我觉得自己的语气有点重了，目光不由地又落在了老人身上。他真的是很老了，翻卷着的棉帽耳朵下是一蓬扎眼的白发，后背躬得是那么厉害，我心里突然生出一种莫明的负疚感。我虽然并没做错什么，但自己的做法却无形中使这位年迈的老人少挣了一份辛苦钱啊……　　

转眼又到了周五。我一进凉菜室，就把自己用的两把菜刀摆在案子上，准备让他磨。奇怪的是，一贯守信的磨刀老人却没来，我不免有点失落。在厨房师傅的抱怨声中，酒店经理派人找来了一个中年磨刀人。　　

第二天。磨刀老人扛着家什，脸上布满了歉意，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厨房。当他得知自己从此失去了为酒店磨刀的资格后，笑容立刻僵住了，身子晃了一下，脸上的胡须止不住地颤起来，半天才喃喃道：“这个跟头摔得可真不是时候呀……” 　　

他木讷地站在地当中，人显得苍老了许多。他四下顾盼着，眼睛里充满了乞求，渴望能与一个同情的目光相遇，或许还能得到一线转机。可是，他所熟悉的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没人注意他的存在。他叹了一口气，扛起家什，蹒跚地走出厨房。　　

我从凉菜室走出来，紧赶几步，替他拉开酒店的大门，撩起透明的塑料门帘。他回过身，感激地向我点点头，踉跄地走下酒店台阶。　　

我本想说点什么，却什么都没说出来，脑中只剩下一个声音：师傅，磨刀吗？　　

七、买房　　

大樊是我2005年在一家酒店打工时结识的忘年交，时年31岁。他15岁就进城打工了。开始在一家小饭店干杂活，老板见他机灵勤快，就让他给炒菜的师傅打下手。几年下来，大樊做得一手好菜，每月有了600元的工资收入。　　

大樊24岁那年，和饭店里的一位打工妹定了终身。他俩回到家乡完婚后，又匆匆进城打工了。两人在城里租下一处半地下室的小屋，开始了新的生活。大樊这时月工资挣到了800元，妻子在酒店做服务员，每月也有600多元的收入，他们打算买一个二手小房，在城里安家，于是开始拼力攒钱。大樊把烟戒了，妻子不再讲究穿戴，不再用贵重的化妆品，两人商定好，等有了自己的房子时再要孩子。他们就像一对快乐的小鸟，不知疲倦地为自己的未来抛洒着汗水。　　

当大樊的月工资挣到1200元时，妻子意外地怀孕了。两人为此郁闷了好些天，最后还是顺从了天意。女儿出生后，即带来了欢乐，也增添了忧愁。多了一个花钱的，少了一个挣钱的，买房的计划自然要受到影响。为了孩子能健康成长，他们更需要尽快有一个能见到阳光的房屋。大樊咬紧牙关，一个人挑起了生活重担，他凭着手艺，又换了一家酒店，月薪升到1600元。可是，两手怎么也抵不上四手，眼看着买房的计划越来越难以实现，大樊只好狠下心来，把刚刚两岁正讨人喜爱的女儿托付给了乡下的父母。大樊的妻子这才走出家门重新去找工作。　　

小屋里没有了女儿咿呀学语声，没有了她那牵动人心的哭笑声。累了一天的大樊常常发愣，妻子在一边悄悄地抹泪。夫妻俩就这么苦苦地熬着，盼着，生了病也不敢休一天，可手里的钱总是撵不上房价的上扬。大樊和妻子这时才似乎悟出一个道理，像他们这样的挣钱方式，很难实现买房的愿望。一晃，夫妻二人都到了而立之年，为了早日圆梦，大樊的妻子辞去服务员领班工作，怀着一片希望，带上两万元的积蓄去投奔一个在京城做买卖的远方亲戚，在那儿租了一个摊位。　　

大樊经过再次“跳槽”，月薪已经达到了两千，也就是这时我认识了他。这天下班后，他说什么也要同我喝两杯，便一起去了一家小酒馆。喝酒时，他不住地往杯里倒白酒，一口接着一口地喝，半天也不言语一声。我知道他一定遇到了烦心事，再三追问后，他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他妻子在京城不但没挣到钱，连本钱都赔进去了。我见他心情不好，劝他别喝了。他夺过被我拦下的酒瓶，又给自己的杯里满上了，舌头有些发硬，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说：“老爷子，你说，我过的算是什么日子，一家三口分在了三个地方……”他竟自摇头苦笑起来，“我们两口子打拼了这么多年，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就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房……老爷子，我要求的不算高吧？可怎么就这么难哪……”　　

我心中尚有许多解不开的结，实在找不出劝慰他的话来，惟有陪他喝酒，我似乎也醉了，但脑子里始终有一个问题不停地在折磨着我：辛辛苦苦地工作，为什么买不起一个简单的住所？　　

八、路在何方　　

不独有偶，酒店副灶小姜时年25岁，和女友相处一年多了，在酒店附近和别人合租了一套房子，他和女友住小间，可房租还是用去了他三分之一的工资。他说，这是他目前最佳的选择。我问他，将来准备在哪安家。他神色茫然，半天才说：“我也说不准，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我俩都不想回乡下了。”　　

有人这样做，就有人效仿。酒店凉菜师傅小刘紧随其后，也来个未婚同居，在市区偏僻处租了一个小房。他的女友是酒店服务员，他们认识仅有几个月。由于酒店下班晚，赶不上公交车，为解决通勤，他特意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上班两人一起来，下班两人一起走，俨然夫妻一般。这之前，小刘有过一个女朋友，是别的酒店收银员，我见过她一次，人长得挺俊。小刘当时向我介绍说，这是他那口子。可见，他们的关系已经不一般了。我不禁有些感叹，这些农村青年已经不满足于烟酒的刺激了，真是“与时俱进”哪！我告诫小刘：“你小子，有新忘旧，这次可得对人家负责呀！”他说：“师傅，你可冤枉死我了，是人家嫌我在城里安不起家，主动和我拜拜的！”我说：“这个你打算怎么办？她是怎么想的？”他面有难色地说：“这个，我还是说了不算，我倒是有心把她明媒正娶地娶回家，可人家不想回农村了。她要在这儿安家，我上哪去弄那么多的款？先这么凑合着过吧，过一天算一天吧……”我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