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揭秘《山海经》：为山海经中的怪物们确认真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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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山海经》【15】 云台山是华夏祖源地（四）
一、华夏本义 说俊
《山海经•大荒东经》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罴。”
又载：“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食黍食兽，是使四鸟。”
又载：“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
又载：“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
又载：“有五采之鸟，相乡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
《山海经•大荒南经》载：“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荣水穷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有渊四方，四隅皆送，北属黑水，南属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渊，南旁名曰从渊，舜之所浴也。”
《山海经•大荒南经》载：“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山海经•海内经》载：“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大比赤阴，是始为国。禹、鲧是始布土，定九州。
《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有襄山。又有重阴之山。有人食兽，曰季厘。帝俊生季厘，故曰季厘之国。有缗渊。少昊生倍戈，降处缗渊。有水四方，名曰俊坛。”
帝俊的事迹，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只见于《山海经》，又集中反映在《山海经》中的《大荒经》、《海内经》两经之中。我们说《山海经》中的《山经》部分是《连山易》，《大荒经》部分是《归藏易》，这说明帝俊这个人物不是神农《连山易》时期的人物，而是黄帝《归藏易》时期的人物。帝俊也是商代殷民族所奉祀的先帝，甲骨文中称为“高祖夋”。甲骨文字中的“高祖夋”夋的形象，也是鸟头，身子，一足，手里似乎还握着一根“拐杖”。
帝俊当是上古时代中国与鸟文化、凤凰文化有关的部族的缔造者。帝俊生八子：1中容、2晏龙、3帝鸿、4黑齿、5三身、6禺号、7季厘……不足八个。文中又穿插了少昊，少皞生般，少昊生倍戈。帝俊是不是少昊？从“少昊生倍戈，降处缗渊。有水四方，名曰俊坛。”来看，是不是倍戈降处缗渊时，已经有了季厘之国缗渊？然而，我们说少昊是把《连山易》推演为《归藏易》，把《山海经》推演为《大荒经》的人，才被尊为少昊的，少昊是黄帝之子，怎么又出来了一个帝俊？帝俊生八子少一位，能把少昊添加进去补足帝俊八子吗？如果可以，那么帝俊就是黄帝吗？典籍中记载黄帝有子八人，与帝俊八子一致。黄帝又称有熊氏，与《山经》中丝毫没有（《山经》中如果有，则应该属于古人编辑《山海经》时把《大荒经》错入《山经》部分中的内容），《大荒经》中大量出现的“使四鸟：豹虎熊罴”相一致。帝俊如果是黄帝，我们到知道了关于除典籍中已有记载的黄帝的来历之外的一些内容：黄帝也是神农部落的人！
“有五采之鸟，相向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以扶下国”，“是始作下民百巧”，几个“下”字，通常人们的理解是帝俊是神，“下”即人间。把帝俊理解为神，应该说不错，但这个神，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的天上的神仙，而是神农一类的神；“下”字寓意很深，指的是神农部落等级森严的山林文化的破灭，黄帝是其破灭者。黄帝也曾在神的位置，黄帝用五彩鸟设坛于民间；黄帝赐羿彤弓素矰，去恤下地之百艰，为老百姓锄强扶弱；黄帝之孙义均始为巧倕，作下民百巧，以纺织技艺解除劳苦大众的劳作艰难。黄帝是第一个脱去神的外衣，走下神坛，恢复人的面目的人，是从神农部落内部背叛神、背叛统治者的人，成为3000年神农文化的破灭者。炎黄本一脉、炎黄本一系，我们才能够共称为炎黄子孙。黄帝是不做神的人，无知后人，为什么偏偏要一次次把黄帝再推上神位？
帝俊的妻子，一个名叫羲和，生了十个太阳；另一个名叫常羲，生了十二个月亮。他还有一个妻子名叫娥皇。有妻有子，有子子孙孙，《大荒经》已经有意建立完整的帝俊普系。
二、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
《吕氏春秋》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尧时期的代表性乐舞名为《咸池》。《周礼•春官》郑康成注此舞是尧对黄帝时的乐舞《咸池》“增修而用之”。舜时期的代表性乐舞为《韶》。《尚书•益稷》载：“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枧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吕氏春秋•古乐篇》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出林溪谷之音以作歌，乃以麋冒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磐之音，以致舞百兽。”
《吕氏春秋•古乐篇》载：“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古本竹书纪年》载：“（夏）后启既立，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吕氏春秋•古乐篇》记商汤以“暴虐万民、侵削诸侯”的罪名征讨夏桀，及至“功名大成，黔首安宁，汤乃命伊尹作《大濩》，以见其善。”《濩》在甲骨卜辞中多有记录。《吕氏春秋•古乐篇》记周武王即位后伐殷，“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作《大武》。”
殷商时期，统治者凡举事多求神问卜。而在祭祀求神活动中，乐舞是必不可少的表现形式。许慎《说文》载：“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周礼》也载：“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凡祭祀宾客，舞其燕乐。”
商代有最早的音乐教育设施“瞽宗”，《礼记•明堂位》载：“瞽宗，殷学也。”《周礼•春官•大司乐》载：“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周宫廷礼仪有吉礼（祭山川先祖鬼神）与嘉礼（宴饮射礼），并对乐舞编队与规模大小制定有严格规章，《左传•隐公四年》载：“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孔子曾对鲁国诸侯季氏“八佾舞于庭”僭礼的做法表示过“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愤慨。
传说中夏桀对乐舞的享乐放纵无节制。《管子•轻重甲》载：“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衢。”《吕氏春秋•侈乐篇》将他与殷纣并提，称他们“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钜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所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征伐商纣王，声讨其罪行之一就是“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悦妇人”。
巫舞、用于歌功颂德之舞、用于教育之舞、用于听觉享乐之舞——这就是音乐舞蹈的历史。
甲骨文字中的高祖夋手里似乎还握着的一根“拐杖”，当然不是拐杖，而是“操牛尾”，甚至不是牛尾，帝俊用五彩鸟设坛，手中握着的，当是孔雀尾。我们用现代简化汉字“俊”来解释帝俊这个人，不正是一个人与一支“夋”型孔雀尾巴吗？！黄帝之前所有的音乐舞蹈，都是“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降神者”，都是用于降神的巫舞。我们说帝俊（黄帝）也是神农部落中的人，黄帝与炎帝，属于同一部落，黄帝是神农部落中的降神者。黄帝向玄女祷告，玄女赐黄帝战策兵书的神话传说，或许由此而来。为什么原始舞蹈要操牛尾或者孔雀尾？这在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周易》中还留有痕迹。《周易》中有一个观卦，有一个无妄卦。观卦讲生，无妄卦讲灭。观卦讲个人或部落怎样将一切力量甚至敌对力量转化无生生不息的能量，无妄卦讲个人或部落的无妄之灾，讲预料之外的凶险，讲一个“无”字，讲什么都可能失去。遇到这样一个无妄卦，有没有办法去消解它？怎么样去消解它？创造易经的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或许正是因此同时创立了牛尾巴舞蹈、孔雀尾巴舞蹈一类的巫舞。“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直至周代依然把舞者称作“旄人”，里面都有操牛尾、操孔雀尾而舞的身影。
易经中的卦象，最初不是指乾为天、坤为地、艮为山、兑为泽之类，也不是“雷山小过”、“山雷颐”、“风火家人”、“火风鼎”之类。这不是卦象，只是卦符组合口诀一类。更不是乾为圆、为首、为纯阳、为老父之类。这也不是卦象，只是后世打卦算命者的百般附会。《易传》载：“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经卦象最初或许指的只是图画之象，指《山海经》图画，指图画形式的《山海经》、《大荒经》，指图画形式《山海经》、《大荒经》中的画面所记载、描摹的人物，人物的事件。
不是吗？帝俊的“俊”字是图画的时候，它有着极其丰厚、丰富而生动鲜活的内容；是图像的时候，它同时是卦象。
不是吗？当《山海经》只是被认为是记录山精鬼怪、奇文异趣的《山海经》，不再被当作是《连山易》、《归藏易》的时候，当《山海经》不再是图像、卦象文本形式，而成为纯文字文本形式的时候，“俊”本身的意义丢失了，剩下的是对帝俊这个人注释性的文字说明。
桓谭《新论》载：“《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易》八万言之多，也许正是最初用文字解说清楚画面时具有的难度。
揭秘《山海经》【16】 云台山是华夏祖源地（五）
一、华夏本义 说夏
《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有夏州之国。”
《尚书•周书》里面的《召诰》、《多士》、《多方》、《立政》等都提到历史上的“有夏”或“夏”，即夏王朝，记录的都是周初周公的各种讲话，周公称“有夏”（或“夏”）为“先民”、“古之人”，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不敬厥德”，结果被商朝建立者革了夏朝的命，即历史上著名的“商汤革命”。
《国语•周语》载：“有夏虽衰，杞、鄫犹在。”
《管子•大匡》记齐桓公语：“夫杞，明王之后也。”
《世本•王侯》载：“殷汤封夏后于杞，周又封之。”
《大戴礼记•少间》载：“成汤卒受大命……乃放夏桀，散亡其佐，乃迁姒姓于杞。”
《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载：“（卫成）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
《逸周书•王会》称前来参与周朝廷聚会的杞国君主为“夏公”，而称宋国之君为“殷公”。
《论语•八佾》记孔子之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国语•周语下》载：“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锺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沈气，火无灾燀，神无间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
我们有了对蘷字、夒字、俊字的解释，对于这个“夏”字的本义上的图画上的样式，就已经可以一眼看出来了：一只不带羽冠的鸟的头部、眼睛，以及鸟的尾巴。夏字这只鸟，不仅没有羽冠，画面上也没有画出鸟爪、翅膀。为什么会是这样一只鸟？
《尚书•虞书•尧典》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星昴，以正仲冬。”夏字这只鸟为什么不仅没有羽冠，画面上也没有画出鸟爪、翅膀就不难理解了。蘷、夒、夏等，分别属于不同季节中的鸟。《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有五采之鸟，相乡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对于什么是“华夏”，我们的结论是：五采为华，观察某一节令的鸟类为夏。这是华夏本义。华夏是个鸟？华夏文化是个鸟文化？当然不是李逵嘴里的鸟，没有这么搞笑！华夏文化与上古人类季节时令天相变化观察为一体，华夏一词，是道的载体。当我们自称华夏子孙之时，就应该明白，华夏，不仅仅是指人种，更在于自觉地对于道的担承。
二、杞人忧天的文化真义
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又有忧彼之所忧者，因往晓之，曰：“天，积气耳，亡处亡气。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奈何忧崩坠乎？” 其人曰：“天果积气？日、月、星、不当坠邪？”晓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坠，亦不能有所中伤。”其人曰：“奈地坏何？”晓者曰：“地，积块耳，充塞四虚，亡处亡块。若躇步跐蹈？终日在地上行止，奈何忧其坏？”其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
这是《列子》中的一篇寓言故事。列子被一些人称作继老子和庄子之后战国前期著名思想家，后汉班固《艺文志》“道家”部分录有《列子》八卷。《列子》被道家看做经典，叫做《冲虚经》。列子这个人，终生致力于道德学问，曾师从关尹子、壶丘子、老商氏、支伯高子等修养道德，主张循名责实，无为而治，先后著书二十篇，如《天瑞》、《仲尼》、《汤问》、《杨朱》、《说符》、《黄帝》、《周穆王》、《力命》等，其中寓言故事百余篇，如《黄帝神游》、《愚公移山》、《夸父逐日》、《杞人忧天》等。
对于《杞人忧天》寓言故事，我们今天通常的解释是：头顶蓝天，却整天担心蓝天会崩塌下来；脚踏大地，却整天害怕大地会陷落下去。寓言辛辣地讽刺了胸无大志，患得患失的人。“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们决不做“现代的杞人”，而要胸怀大志，心境开阔，为了实现远大理想，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去。
我想这样解释这一则故事：杞人是夏代后裔，早在《归藏易》文化时期的夏代，直至夏部落的后人杞人，人们依然懂得易经，知道以表示大地的坤卦为首卦的《归藏易》之后，以表示天的乾卦为首卦的另一个文化时期会来临，即后世到了周代真的来临的《周易》文化时期。作为华夏文化根本的道，从来就是动态的、应时变易的，在动态中形成生生不息，在动态中形成与天地准的永恒生命力。《连山易》之后有《归藏易》，《归藏易》之后有《周易》，《周易》之后还应该有什么易，这应该是必然的。我们知道《连山易》首卦是艮，《归藏易》首卦是坤，《周易》首卦是乾，这里面有一个先天八卦卦序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下一个易经，应该首卦是兑卦，我们或许就可以把它叫做《兑易》。假如我们想象未来会出现的一个《兑易》，兑表示着海洋，世界上将会是一片汪洋吗，这样去讲，普通人会有不会有一种末世情怀一类的担忧呢？《大荒经》时代，即《归藏易》时代的夏人，“忧天地崩坠”、“奈地坏何”的实质，指的是易经文化上的乾坤互换。“晓之者”很坏，明白人很坏。往往正是一些所谓的明白人，把华夏文化解释得失去了根本，没有了根本。
三、惟殷先人 有册有典
夏王朝存在吗？近代以来，由于史证较少，不断地被一些学者所怀疑。他们的观点是：夏朝是杜撰出来的一个朝代。至今未发现有夏代使用的文字系统，在殷墟商代甲骨卜辞中亦未见有关于夏代的明显的文字记录，这成为一些学者怀疑夏朝是否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的两大依据。20世纪世纪30年代有“古史辨”学派对夏朝的怀疑，顾颉刚就有“大禹是一条虫”的著名论调。今人陈淳《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一文，依然声称“夏有后人杜撰的嫌疑”，“夏是西周统治者杜撰的朝代”的说法，称人们对夏朝暨夏文化的探索是在“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仅仅是为了“确立华夏5000年文明史、宏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自豪感”的需要。果真是这样吗？果真华夏是个鸟？华夏文化是个鸟文化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否定一个大的王朝曾经存在的现象？
《尚书•周书•多方》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有人引用《尚书》中这句话，作为只有商代有文字、而夏代尚无文字的根据。也有人认为，并不是说只有殷人才有册有典。在文献中也有夏人有典册的记载，如《太平御览》引《吕氏春秋》曰：“桀将亡，太史令终古执其图书而奔于商。”孔子在《礼记》曾感叹说：我欲观夏道
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也。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也。”孔子时代已经出现过“夏礼、殷礼不足征”的困惑。应该说截至今日我们尚没发现夏代的系统文字，商代甲骨卜辞中亦未见有关于夏代的明显的文字记录，这是一个硬伤。殷墟甲骨文字和金文字的出土，解决了孔子曾经有过的殷道不足征的问题。甲骨文最早发现于1898年，字的结构不仅有象形、指事、会意，而且有了形声字和假借字，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汉字。胡厚宣说：“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导致了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取得中国考古学震惊中外的成就，其重要性可以同古希腊的特洛伊遗址的发现相媲美，它使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由虚构变为事实。甲骨文的发现将古史料和地下出土物相结合，把中国信史提早了一千多年”。然而，能够延长到了商代，却怎么也扯不到夏代去。
《尚书•虞书•舜典》载：“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应该怎样理解“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句话呢？我的理解是，只有殷商部落有典册文字，夏部落没有。即便是在整个夏代，掌握和拥有典册的也不是夏部落，而是生活在下网时期的商部落的先王先公们。夏王朝开国之前，舜时期，被舜任命为司徒，负责文化教育的，是商部落先祖契。至今发现的殷墟甲骨文字，主要是占卜纪录。整个夏代，占卜方法，也是掌握在商部落先王先公手中。易经知识，易经文化，在整个夏王朝存在其间，也掌握在商部先王先公落手中。夏部落没文化。“方命圮族”的鲧，没有文化，大禹没有文化，即便是舜帝，也没有文化。没文化或者文化水平相对不高而做成帝王的，后世依然有。我们论证了华夏与道有关，鸟类一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同属于捕鸟、饲鸟、观察鸟的内容，但夔、夒、俊都是指向具体的人，夏不是一个具体人，而是部落名称。具体的人负责具体的事情，不是具体的人，就具有了模糊性。黄帝之先，有道者得天下。尧舜禅位，有德者得天下。大禹之后，有功者得天下。其中隐藏了道的失落过程。
在中国讲文化，有两个时期，应该特别注意，一个是尧失天下时期，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都是自有儒家以来备受歌颂的历史时期，歌颂前者的政权禅让制度与政治清明，歌颂后者的思想文化百家争鸣的繁荣。这两个时期，问题极大，实际上都正好是中国文化的大荒芜、大失落、乃至不得不大重构时期。道失而后论功德，道失而后有百家争鸣。真正思考中国文化的人，应该首先对这两个时期的历史，有这种认识。再读一下周公的《多方》：“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的内容讲的是什么？不就是讲：你们有再多的知识分子，不是照样丢掉天下吗？我们想想宋代失天下的情形，明代失天下的情形，同样是知识分子再多，没有什么用。同时周公告诉我们：商王朝的精英们，当时是被安置在洛阳的，不是宋国。
一、华夏本义 说俊
《山海经•大荒东经》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罴。”
又载：“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食黍食兽，是使四鸟。”
又载：“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
又载：“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
又载：“有五采之鸟，相乡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
《山海经•大荒南经》载：“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荣水穷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有渊四方，四隅皆送，北属黑水，南属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渊，南旁名曰从渊，舜之所浴也。”
《山海经•大荒南经》载：“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山海经•海内经》载：“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大比赤阴，是始为国。禹、鲧是始布土，定九州。
《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有襄山。又有重阴之山。有人食兽，曰季厘。帝俊生季厘，故曰季厘之国。有缗渊。少昊生倍戈，降处缗渊。有水四方，名曰俊坛。”
帝俊的事迹，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只见于《山海经》，又集中反映在《山海经》中的《大荒经》、《海内经》两经之中。我们说《山海经》中的《山经》部分是《连山易》，《大荒经》部分是《归藏易》，这说明帝俊这个人物不是神农《连山易》时期的人物，而是黄帝《归藏易》时期的人物。帝俊也是商代殷民族所奉祀的先帝，甲骨文中称为“高祖夋”。甲骨文字中的“高祖夋”夋的形象，也是鸟头，身子，一足，手里似乎还握着一根“拐杖”。
帝俊当是上古时代中国与鸟文化、凤凰文化有关的部族的缔造者。帝俊生八子：1中容、2晏龙、3帝鸿、4黑齿、5三身、6禺号、7季厘……不足八个。文中又穿插了少昊，少皞生般，少昊生倍戈。帝俊是不是少昊？从“少昊生倍戈，降处缗渊。有水四方，名曰俊坛。”来看，是不是倍戈降处缗渊时，已经有了季厘之国缗渊？然而，我们说少昊是把《连山易》推演为《归藏易》，把《山海经》推演为《大荒经》的人，才被尊为少昊的，少昊是黄帝之子，怎么又出来了一个帝俊？帝俊生八子少一位，能把少昊添加进去补足帝俊八子吗？如果可以，那么帝俊就是黄帝吗？典籍中记载黄帝有子八人，与帝俊八子一致。黄帝又称有熊氏，与《山经》中丝毫没有（《山经》中如果有，则应该属于古人编辑《山海经》时把《大荒经》错入《山经》部分中的内容），《大荒经》中大量出现的“使四鸟：豹虎熊罴”相一致。帝俊如果是黄帝，我们到知道了关于除典籍中已有记载的黄帝的来历之外的一些内容：黄帝也是神农部落的人！
“有五采之鸟，相向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以扶下国”，“是始作下民百巧”，几个“下”字，通常人们的理解是帝俊是神，“下”即人间。把帝俊理解为神，应该说不错，但这个神，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的天上的神仙，而是神农一类的神；“下”字寓意很深，指的是神农部落等级森严的山林文化的破灭，黄帝是其破灭者。黄帝也曾在神的位置，黄帝用五彩鸟设坛于民间；黄帝赐羿彤弓素矰，去恤下地之百艰，为老百姓锄强扶弱；黄帝之孙义均始为巧倕，作下民百巧，以纺织技艺解除劳苦大众的劳作艰难。黄帝是第一个脱去神的外衣，走下神坛，恢复人的面目的人，是从神农部落内部背叛神、背叛统治者的人，成为3000年神农文化的破灭者。炎黄本一脉、炎黄本一系，我们才能够共称为炎黄子孙。黄帝是不做神的人，无知后人，为什么偏偏要一次次把黄帝再推上神位？
帝俊的妻子，一个名叫羲和，生了十个太阳；另一个名叫常羲，生了十二个月亮。他还有一个妻子名叫娥皇。有妻有子，有子子孙孙，《大荒经》已经有意建立完整的帝俊普系。
二、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
《吕氏春秋》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尧时期的代表性乐舞名为《咸池》。《周礼•春官》郑康成注此舞是尧对黄帝时的乐舞《咸池》“增修而用之”。舜时期的代表性乐舞为《韶》。《尚书•益稷》载：“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枧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吕氏春秋•古乐篇》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出林溪谷之音以作歌，乃以麋冒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磐之音，以致舞百兽。”
《吕氏春秋•古乐篇》载：“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古本竹书纪年》载：“（夏）后启既立，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吕氏春秋•古乐篇》记商汤以“暴虐万民、侵削诸侯”的罪名征讨夏桀，及至“功名大成，黔首安宁，汤乃命伊尹作《大濩》，以见其善。”《濩》在甲骨卜辞中多有记录。《吕氏春秋•古乐篇》记周武王即位后伐殷，“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作《大武》。”
殷商时期，统治者凡举事多求神问卜。而在祭祀求神活动中，乐舞是必不可少的表现形式。许慎《说文》载：“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周礼》也载：“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凡祭祀宾客，舞其燕乐。”
商代有最早的音乐教育设施“瞽宗”，《礼记•明堂位》载：“瞽宗，殷学也。”《周礼•春官•大司乐》载：“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周宫廷礼仪有吉礼（祭山川先祖鬼神）与嘉礼（宴饮射礼），并对乐舞编队与规模大小制定有严格规章，《左传•隐公四年》载：“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孔子曾对鲁国诸侯季氏“八佾舞于庭”僭礼的做法表示过“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愤慨。
传说中夏桀对乐舞的享乐放纵无节制。《管子•轻重甲》载：“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衢。”《吕氏春秋•侈乐篇》将他与殷纣并提，称他们“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钜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所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征伐商纣王，声讨其罪行之一就是“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悦妇人”。
巫舞、用于歌功颂德之舞、用于教育之舞、用于听觉享乐之舞——这就是音乐舞蹈的历史。
甲骨文字中的高祖夋手里似乎还握着的一根“拐杖”，当然不是拐杖，而是“操牛尾”，甚至不是牛尾，帝俊用五彩鸟设坛，手中握着的，当是孔雀尾。我们用现代简化汉字“俊”来解释帝俊这个人，不正是一个人与一支“夋”型孔雀尾巴吗？！黄帝之前所有的音乐舞蹈，都是“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降神者”，都是用于降神的巫舞。我们说帝俊（黄帝）也是神农部落中的人，黄帝与炎帝，属于同一部落，黄帝是神农部落中的降神者。黄帝向玄女祷告，玄女赐黄帝战策兵书的神话传说，或许由此而来。为什么原始舞蹈要操牛尾或者孔雀尾？这在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周易》中还留有痕迹。《周易》中有一个观卦，有一个无妄卦。观卦讲生，无妄卦讲灭。观卦讲个人或部落怎样将一切力量甚至敌对力量转化无生生不息的能量，无妄卦讲个人或部落的无妄之灾，讲预料之外的凶险，讲一个“无”字，讲什么都可能失去。遇到这样一个无妄卦，有没有办法去消解它？怎么样去消解它？创造易经的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或许正是因此同时创立了牛尾巴舞蹈、孔雀尾巴舞蹈一类的巫舞。“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直至周代依然把舞者称作“旄人”，里面都有操牛尾、操孔雀尾而舞的身影。
易经中的卦象，最初不是指乾为天、坤为地、艮为山、兑为泽之类，也不是“雷山小过”、“山雷颐”、“风火家人”、“火风鼎”之类。这不是卦象，只是卦符组合口诀一类。更不是乾为圆、为首、为纯阳、为老父之类。这也不是卦象，只是后世打卦算命者的百般附会。《易传》载：“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经卦象最初或许指的只是图画之象，指《山海经》图画，指图画形式的《山海经》、《大荒经》，指图画形式《山海经》、《大荒经》中的画面所记载、描摹的人物，人物的事件。
不是吗？帝俊的“俊”字是图画的时候，它有着极其丰厚、丰富而生动鲜活的内容；是图像的时候，它同时是卦象。
不是吗？当《山海经》只是被认为是记录山精鬼怪、奇文异趣的《山海经》，不再被当作是《连山易》、《归藏易》的时候，当《山海经》不再是图像、卦象文本形式，而成为纯文字文本形式的时候，“俊”本身的意义丢失了，剩下的是对帝俊这个人注释性的文字说明。
桓谭《新论》载：“《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易》八万言之多，也许正是最初用文字解说清楚画面时具有的难度。
揭秘《山海经》【16】 云台山是华夏祖源地（五）
一、华夏本义 说夏
《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有夏州之国。”
《尚书•周书》里面的《召诰》、《多士》、《多方》、《立政》等都提到历史上的“有夏”或“夏”，即夏王朝，记录的都是周初周公的各种讲话，周公称“有夏”（或“夏”）为“先民”、“古之人”，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不敬厥德”，结果被商朝建立者革了夏朝的命，即历史上著名的“商汤革命”。
《国语•周语》载：“有夏虽衰，杞、鄫犹在。”
《管子•大匡》记齐桓公语：“夫杞，明王之后也。”
《世本•王侯》载：“殷汤封夏后于杞，周又封之。”
《大戴礼记•少间》载：“成汤卒受大命……乃放夏桀，散亡其佐，乃迁姒姓于杞。”
《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载：“（卫成）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
《逸周书•王会》称前来参与周朝廷聚会的杞国君主为“夏公”，而称宋国之君为“殷公”。
《论语•八佾》记孔子之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国语•周语下》载：“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锺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沈气，火无灾燀，神无间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
我们有了对蘷字、夒字、俊字的解释，对于这个“夏”字的本义上的图画上的样式，就已经可以一眼看出来了：一只不带羽冠的鸟的头部、眼睛，以及鸟的尾巴。夏字这只鸟，不仅没有羽冠，画面上也没有画出鸟爪、翅膀。为什么会是这样一只鸟？
《尚书•虞书•尧典》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星昴，以正仲冬。”夏字这只鸟为什么不仅没有羽冠，画面上也没有画出鸟爪、翅膀就不难理解了。蘷、夒、夏等，分别属于不同季节中的鸟。《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有五采之鸟，相乡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对于什么是“华夏”，我们的结论是：五采为华，观察某一节令的鸟类为夏。这是华夏本义。华夏是个鸟？华夏文化是个鸟文化？当然不是李逵嘴里的鸟，没有这么搞笑！华夏文化与上古人类季节时令天相变化观察为一体，华夏一词，是道的载体。当我们自称华夏子孙之时，就应该明白，华夏，不仅仅是指人种，更在于自觉地对于道的担承。
二、杞人忧天的文化真义
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又有忧彼之所忧者，因往晓之，曰：“天，积气耳，亡处亡气。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奈何忧崩坠乎？” 其人曰：“天果积气？日、月、星、不当坠邪？”晓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坠，亦不能有所中伤。”其人曰：“奈地坏何？”晓者曰：“地，积块耳，充塞四虚，亡处亡块。若躇步跐蹈？终日在地上行止，奈何忧其坏？”其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
这是《列子》中的一篇寓言故事。列子被一些人称作继老子和庄子之后战国前期著名思想家，后汉班固《艺文志》“道家”部分录有《列子》八卷。《列子》被道家看做经典，叫做《冲虚经》。列子这个人，终生致力于道德学问，曾师从关尹子、壶丘子、老商氏、支伯高子等修养道德，主张循名责实，无为而治，先后著书二十篇，如《天瑞》、《仲尼》、《汤问》、《杨朱》、《说符》、《黄帝》、《周穆王》、《力命》等，其中寓言故事百余篇，如《黄帝神游》、《愚公移山》、《夸父逐日》、《杞人忧天》等。
对于《杞人忧天》寓言故事，我们今天通常的解释是：头顶蓝天，却整天担心蓝天会崩塌下来；脚踏大地，却整天害怕大地会陷落下去。寓言辛辣地讽刺了胸无大志，患得患失的人。“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们决不做“现代的杞人”，而要胸怀大志，心境开阔，为了实现远大理想，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去。
我想这样解释这一则故事：杞人是夏代后裔，早在《归藏易》文化时期的夏代，直至夏部落的后人杞人，人们依然懂得易经，知道以表示大地的坤卦为首卦的《归藏易》之后，以表示天的乾卦为首卦的另一个文化时期会来临，即后世到了周代真的来临的《周易》文化时期。作为华夏文化根本的道，从来就是动态的、应时变易的，在动态中形成生生不息，在动态中形成与天地准的永恒生命力。《连山易》之后有《归藏易》，《归藏易》之后有《周易》，《周易》之后还应该有什么易，这应该是必然的。我们知道《连山易》首卦是艮，《归藏易》首卦是坤，《周易》首卦是乾，这里面有一个先天八卦卦序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下一个易经，应该首卦是兑卦，我们或许就可以把它叫做《兑易》。假如我们想象未来会出现的一个《兑易》，兑表示着海洋，世界上将会是一片汪洋吗，这样去讲，普通人会有不会有一种末世情怀一类的担忧呢？《大荒经》时代，即《归藏易》时代的夏人，“忧天地崩坠”、“奈地坏何”的实质，指的是易经文化上的乾坤互换。“晓之者”很坏，明白人很坏。往往正是一些所谓的明白人，把华夏文化解释得失去了根本，没有了根本。
三、惟殷先人 有册有典
夏王朝存在吗？近代以来，由于史证较少，不断地被一些学者所怀疑。他们的观点是：夏朝是杜撰出来的一个朝代。至今未发现有夏代使用的文字系统，在殷墟商代甲骨卜辞中亦未见有关于夏代的明显的文字记录，这成为一些学者怀疑夏朝是否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的两大依据。20世纪世纪30年代有“古史辨”学派对夏朝的怀疑，顾颉刚就有“大禹是一条虫”的著名论调。今人陈淳《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一文，依然声称“夏有后人杜撰的嫌疑”，“夏是西周统治者杜撰的朝代”的说法，称人们对夏朝暨夏文化的探索是在“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仅仅是为了“确立华夏5000年文明史、宏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自豪感”的需要。果真是这样吗？果真华夏是个鸟？华夏文化是个鸟文化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否定一个大的王朝曾经存在的现象？
《尚书•周书•多方》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有人引用《尚书》中这句话，作为只有商代有文字、而夏代尚无文字的根据。也有人认为，并不是说只有殷人才有册有典。在文献中也有夏人有典册的记载，如《太平御览》引《吕氏春秋》曰：“桀将亡，太史令终古执其图书而奔于商。”孔子在《礼记》曾感叹说：我欲观夏道
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也。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也。”孔子时代已经出现过“夏礼、殷礼不足征”的困惑。应该说截至今日我们尚没发现夏代的系统文字，商代甲骨卜辞中亦未见有关于夏代的明显的文字记录，这是一个硬伤。殷墟甲骨文字和金文字的出土，解决了孔子曾经有过的殷道不足征的问题。甲骨文最早发现于1898年，字的结构不仅有象形、指事、会意，而且有了形声字和假借字，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汉字。胡厚宣说：“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导致了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取得中国考古学震惊中外的成就，其重要性可以同古希腊的特洛伊遗址的发现相媲美，它使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由虚构变为事实。甲骨文的发现将古史料和地下出土物相结合，把中国信史提早了一千多年”。然而，能够延长到了商代，却怎么也扯不到夏代去。
《尚书•虞书•舜典》载：“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应该怎样理解“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句话呢？我的理解是，只有殷商部落有典册文字，夏部落没有。即便是在整个夏代，掌握和拥有典册的也不是夏部落，而是生活在下网时期的商部落的先王先公们。夏王朝开国之前，舜时期，被舜任命为司徒，负责文化教育的，是商部落先祖契。至今发现的殷墟甲骨文字，主要是占卜纪录。整个夏代，占卜方法，也是掌握在商部落先王先公手中。易经知识，易经文化，在整个夏王朝存在其间，也掌握在商部先王先公落手中。夏部落没文化。“方命圮族”的鲧，没有文化，大禹没有文化，即便是舜帝，也没有文化。没文化或者文化水平相对不高而做成帝王的，后世依然有。我们论证了华夏与道有关，鸟类一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同属于捕鸟、饲鸟、观察鸟的内容，但夔、夒、俊都是指向具体的人，夏不是一个具体人，而是部落名称。具体的人负责具体的事情，不是具体的人，就具有了模糊性。黄帝之先，有道者得天下。尧舜禅位，有德者得天下。大禹之后，有功者得天下。其中隐藏了道的失落过程。
在中国讲文化，有两个时期，应该特别注意，一个是尧失天下时期，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都是自有儒家以来备受歌颂的历史时期，歌颂前者的政权禅让制度与政治清明，歌颂后者的思想文化百家争鸣的繁荣。这两个时期，问题极大，实际上都正好是中国文化的大荒芜、大失落、乃至不得不大重构时期。道失而后论功德，道失而后有百家争鸣。真正思考中国文化的人，应该首先对这两个时期的历史，有这种认识。再读一下周公的《多方》：“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的内容讲的是什么？不就是讲：你们有再多的知识分子，不是照样丢掉天下吗？我们想想宋代失天下的情形，明代失天下的情形，同样是知识分子再多，没有什么用。同时周公告诉我们：商王朝的精英们，当时是被安置在洛阳的，不是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