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及其改革论要 - 邱海平的日志 - 网易博客

一部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也是国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史。

改革开放的三十一年，也是国企从“算盘珠子”向市场经济的主体嬗变的历史。

国有企业，曾经是共和国的骄傲，也是千百万公民向往之所在。

从1982年开始，国有企业，成为了改革的对象，国企改革也是城市改革的核心部分。

从加强经济责任制，到承包制，再到抓大放小，实行股份制以及发行股票公开上市。国企改革经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至今，剩下来的中央国企也就一百三十多家。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国内体制改革的深化，国企存在的合理性一直倍受许多学者的质疑。国企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垄断与收入差距过大等，仍然屡受许多学者和社会公众的诟病。私有化的声音更是从来没有绝迹。如果说在金融危机之前，由于国企的总体经营绩效有明显的回升，国企改革的声音一时式微；那么，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企的经营业绩又陡然下降，再加上山西省煤企的“国进民退”，于是，国企及其改革又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结束，围绕国企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改革的争论将再度成为热点。

从大的方面来说，围绕国企展开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究竟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是关于公有化和私有化的争论；另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究竟如何进一步改革的问题。说上面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那是因为在关于后一个问题上，私有化论者的态度和主张非常明确，那就是将国有企业进一步私有化。而维护或力图维护国有企业存在合理性的人，要想证明国企的合理性，自然必须提出关于国企改革的完整思路与可行的方案。所以，存在的合理性与具体的改革思路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方面。

在这里，首先需要指出一点的是，即使是主张国企私有化的人，也未见得在主观上就是想搞垮谁，在政治上一定有不良的企图。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国企私有化”在客观上和在实际上无疑不仅是个天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天大的政治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个天大的“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私有化的观点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全部理论为基础，所以，影响巨大，而且深入一些人的内心。在笃信西方经济学的人看来，只有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为基础，才可以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否则，就像现在一些西方国家仍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一样。“产权不清”和“政府企业分工论”是一些人在理论上否定国企的主要理论依据。

我个人认为，如果脱离开许多历史的背景、环境与条件，仅从逻辑上来说，应该说私有化的观点几乎是天衣无缝的。

然而，问题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不能完全容纳的。因为有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西方经济学所解释不了的，即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31年来，一方面没有全面实现私有化，另一方面也没有“政府企业分工论”所主张的“国家公共职能化”（即中国政府仍然保持了对经济和社会的强大控制），但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仍然是这几十年里全世界最好的。至少目前是如此。

当事实与理论有矛盾的时候，问题一定出在理论上。

那么，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所缺乏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缺乏邓小平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所具有的那种“全球化”的眼光与“把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精神。

全球化的眼光带给中国发展的和我们的理论视角的是什么？那就是“大国发展战略”。离开了“大国发展战略”这一立足点，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没有走西化的道路也没有走俄化的道路而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而中国自共产党执政以来，国家的发展战略是什么？那就是“四个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这是中国之崛起的关键。相对于这个目标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就必然要牺牲一些别的方面，例如，过去长期以来国家对于农民的剥削（完全可以用“剥削”这个词）。为了实现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在一定历史时期，国家对于农民的剥削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合理的。当全世界根本没有给中国海外殖民掠夺机会的时候（而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强盛，海外的殖民掠夺在其中是贡献巨大的，我们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也为之做了“贡献”），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积累从何而来？当然只能是从农民的剩余中来，这是不二的选择。当然，要实现工业化，要牺牲的不仅只是农民的利益了，甚至也包括了城市工人的利益（长期的低工资）。还有其他许多许多的方面，例如社会的自由等。

中国仍然处在工业化过程之中，“三农”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因而，“大国发展战略”仍然要发挥作用。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只有从中国的“大国发展战略”出发，才可以找到理论的依据。也只有从这个不同于教科书的视角出发，才可以获得对于国企的正确认识与评价。基于这一点，我个人认为，无论国企存在哪些毛病，也无论学界有多少人攻击与否定国有企业，国企仍将继续存在与发展下去。因为只要我们认识到，正是那些国企不仅构成我国工业体系的核心与主体，而且也将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向世界的主力，也就容易理解这一点。有一点很奇怪，管理学界都十分推崇波特的企业竞争和战略理论，经济学界却不曾想到将他的理论引入对于中国经济的理解。

所以，我认为，国企存在的合理性本身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在中国，私有化并不能成为一个无须再证明的命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企存在本身就没有问题可以进一步研究与解决了。

国企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如何解决国企与民企的“不公平”问题，二是如何进一步使国企成为“真正的企业”。

关于第一个方面。国企与民企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国企的外部性问题。在这一点上，如果从“大国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那么几乎可以说不可能实现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完全的公平。因为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来说，中国不可能让所有的行业由民企自由出入，例如像石油、天然气、通信等具有战略地位与战略意义的行业等。也许有人拿发达国家的例子说事，说这些国家的这些行业都是民营的，但是，中国不是发达国家。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必须始终保持政府对于战略性行业的控制，虽然这种控制又会带来许多毛病与问题。所以，这只是一个两害相加取其轻的选择。国家对于战略性行业的控制，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完美的。但对于中国的进一步强大与崛起而言，它又是必须的。

由于以上这一点，也自然决定了中国的金融体系的特征。金融，毫无疑问是战略性的经济部门。同样，服从于国家战略，中国的金融体系就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然由一些国家所有的大型金融机构所构成。当然，其中也不排除有一些小的民营金融机构和部分外资金融机构的存在。现在基本上也就是这一格局。在这一格局下，人们屡屡批评的民企融资难的现象也就是必然的。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参见我写的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那篇小文。

关于第二个方面。一方面，国企占据一些战略性的部门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它们占据的是一些战略性的部门，所以，关于它们的经营绩效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由此给国企的改革带来了复杂性。换句话说，“国有企业”在概念上就天然不同于“企业”。

按照政府与企业分工论的观点，企业应该与政府是全然没有关系的，它们分别执行着不同的职能，政府提供的只是“公共产品和服务”，起着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而企业提供的是私产品和服务，它是市场的主体之一，起着创造财富的作用。只有政府与企业存在这种明确的分工，才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否则，如果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纠缠不清，以致于“政企不分”，那就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标准和规范”，就必须通过改革使之符合那个标准和规范。毫无疑问，这套逻辑对于解释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与体制，可以说是一种标准的“范本”。并且，一些人以西方国家之发达和领先于中国的事实，同时用这套逻辑分析并抨击国企体制以及由此可生的“腐败”、“低效率”、“国企与民企之间的不公平”等各种现象。

不能说，这些对于国企体制的批评是全然没有道理的。因为它所批评的这些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但问题在于，即使有这样的批评与批判，国企也不会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实行彻底的私有化。为什么？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国有企业自产生以来，本来就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理论上的那个“企业”概念。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所有这些国家建立大量国有企业的目的，虽然在理论上都是标榜建立社会主义，但其实质都是为了实现工业化。

总结一下世界经济史，欧美一些国家与前苏联和中国，明显地走了不同的工业化道路。作为先起与先进的国家，英国、美国等走的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而作为后起与后进的国家，苏联和中国走的是标准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联实行了政治革命，放弃了这条道路，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中国一直坚持这条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仍将坚持已经选定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作为后起与后进的国家，在中国，社会主义既是目标，也是手段。它是实现工业化，在技术与经济上能够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历史的选择，虽然在一些人看来不一定是最佳选择。

所以，不要再拿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关于“企业”的标准定义来看中国的国有企业。因为那种理论思维，是从教条出发，而不是从历史与现实出发。虽然从这种思路出发对于国企的某些批评全然都是事实，但是，它回避了更大的事实，遗漏了更多的信息，不免给人产生误导。

那么，是不是国企不需要改革了？或者国企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呢？

显然不是。因为即使从“国有企业”自身的定义与目标出发，现有的国企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第一、 关于垄断与市场准入的问题。虽然我们前面已经说明国家通过国企占领战略性经济部门的必要性（也就是垄断），但是，恰好在“究竟什么是战略性的经济部门”这一点上，可能存在着动态的、富有弹性的标准。例如，能源产业、通信产业、邮政产业等等，这些产业内部存在着多种具体行业，不能说凡属这些产业的所有行业，对于国家来说都具有“战略性”。因此，在反垄断与市场准入这个问题上，首先需要研究的是，究竟哪个行业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确实具有战略性，需要一定时期的政府和国企垄断，而哪些行业并不具有战略性意义，是可以让民企甚至外企准予进入的。

第二、与此相关联，在评价国企经营绩效的时候，首先必须对国企进行一个划分，区分开哪些企业属于完全垄断性的行业，而哪些企业又处在完全竞争性的市场，还有哪些企业又是属于垄断竞争型的市场结构之中。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已经很好地证明了，不同的市场结构，对于企业的经营绩效会有完全不同的影响，因为在这些不同的市场结构中，企业与价格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关于国企考核首先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不然，像前不久颁布的关于央企负责人考核办法那样，所有国企采取一样的考核标准，恐怕是不能真正激励国企负责人的。

第三、  与上一点相联系，必须分类制定出关于国企经营绩效与企业管理水平与能力之间的关系的不同模型，并只有以此为依据，才能对国企的经营业绩进行科学地衡量与考核。例如，完全垄断型的国企，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其经营绩效与管理水平和能力是无关的，因为这类企业的经营绩效完全是外在决定的，而不完全取决于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水平。相反，那些处在完全竞争型市场中的国企，其绩效与管理之间的关系则是完全的。

第四、 也正因为上述原因，所以，对于国企领导人的年薪，不能一刀切。像现在已经统一规定国企领导人的年薪最高限，是一种偷懒的做法。完全可以想像，那些处在完全竞争型市场结构中的国企领导人，一定会因为这个“最高限”而发挥不出最大的管理能力与潜力，甚至于将精力用于其他能够给他带来“最大收益”的方面，而这对于国家无疑又是一种损失。所以，统一规定国企领导人的收入最高限，不是一种科学的办法，其结果，一定产生新的“不公平”。在这方面，国资委和国务院应该组织人力进行深入研究，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考核制度和办法，真正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国企领导人的积极性。毫无疑问，不解决好国企负责人的积极性，要搞好国企就会是一句空话。

第五、 应该最终将国企的经营与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如前所述，国企屡遭学界与社会的诟病，并不都是没有依据的。而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天然就是人们攻击和怀疑的对象，这种攻击与怀疑还将继续下去。不仅是为了减少人们对于国企的攻击与批判，而更多地为了使国企的经营与管理规范化，必须单独制定一部《国有企业管理法》（当然应该以现有的《企业法》为基础），用法律的形式，将国有企业的性质、定位、职能、管理制度、管理体系等等确定下来，使人代会、国务院、国资委、国企负责人、企业职工等各主体在国企中的地位得到明确的界定。

第六、 国企改革中还需要研究央企与地方国企在全国的布局以及国企与各地方利益的关系问题。

    我认为，创立符合中国发展需要和国情的关于国企的经济学理论，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生长点，也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