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 邱海平的日志 - 网易博客

一、关于要不要创立“中国经济学”的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我国经济学界已经提出了很多看法了，从研究对象，到核心范畴，从理论主线，到逻辑体系，都进行过研究，并且，也有一些学者尝试性地写出了专著。不过，总体来说，到目前为止还远没有解决，不仅如此，甚至在一些基本问题上都没有能够形成共识。中国的经济学界，现在几乎处在一个春秋战国时代，处在一种诸子百家的状态。

首先，在要不要创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也就是“中国经济学”或者“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这一问题上，是存在不同看法的。有许多人，特别是信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根本就反对这样的提法和观点。他们认为，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没有什么美国的经济学和英国的经济学，当然也就不应该有什么中国的经济学。这些人的进一步的主张是，经济学也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非常成熟了，中国人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另起炉灶，去建立一套什么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界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在中国应用西方主流经济学，凡是现实不符合这套理论的地方，就要去改革，让现实符合这个理论，只要这样做了，中国也就必然会像美国、欧洲国家一样，成为世界上发达的、先进的国家。再进一步的观点就是，中国的改革，最终就是走上一条美国式的发展道路，在经济上，全面私有化，在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离多党轮流执政。

显然，假如这种观点是成立的，那么，再来讨论建立中国经济学的问题显然就是多此一举了。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即使有这样一个假设，也并不能得出中国不需要创设中国经济学的结论。为什么？因为我们假设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完美的，一是仅指其形式上可能是完美的，二是指其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可能是完美的。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即使就这两点而论，我们的这个假设纯粹只是一个假设。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实际运用上，并不是完美的，其矛盾与缺陷是很多很多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中国31年来的改革开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解释不了的，那么，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中国来说，就更不可能是完美的了，更不可能只是一个运用的问题了。我们说西方主流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31年来的改革开放，主要依据就在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既没有全盘私有化，也没有实行政治上的西方民主化，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这31年里全世界最好的（连张五常也承认这一点，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制度也是全世界最好的）。关于如何评价中国这31年来的经济发展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这里我们不必展开讨论，我们只要承认一个事实就行了，这个事实就是，这31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全世界最好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没有问题，我们当然知道，中国经济的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例如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就比较严重。但是，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必须看到事情的主要方面。不然，我们的讨论就无从展开了。

简单地说，中国31年来的经济发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是存在矛盾的。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完全不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其中，特别是关于市场的理论，应当实事求是地说，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有一定贡献的。相比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这方面的观点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反市场的，很久以来，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充当了经济改革的思想观念上的障碍。虽然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有像孙冶方、卓烱这样的主张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经济学家，但是，在改革过程中，这种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不是主流观点。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才异口同声地说，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然后将研究的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上来了。这就是说，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水平，从总体上来说，相对于我国蓬勃发展的经济改革开放而言是滞后的。

但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一点是非常可贵的，一旦认识到问题之后，就会去深刻地反省，就会去谋求突破与发展。创立中国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这一提法，正是首先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提出来的。现在，不管关于这一问题有多少不同的看法，有一点，几乎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共识，那就是：中国经济学家必须大力进行理论创新，通过创设既符合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又符合中国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发展规律和需要的中国经济学，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这个共识里面，还包含着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看法，这个看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本身需要发展，再也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经典的或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说，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且仍然在探索之中。现在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阵营里，恐怕已经很少有人不承认马克思经济学本身需要发展与创新了。这就是巨大的思想进步，非常值得肯定。

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创设中国经济学，虽然这两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是一回事。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创新马克思经济学”是“创设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准备和前提。而创设中国经济学，才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与发展的目标。

归纳以上的看法，无论是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看，创设中国经济学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两大理论本身虽然都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某些理论解释的要素，但是，它们都无法全面解释中国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

当我们能够确立这样一个看法的时候，那么，无论是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是否可以不再那么固执与偏见，是否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中国经济学的创设之中，惟其如此，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才会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惟其如此，我们才有条件与前提去考虑拿什么经济学诺奖的问题。不然，如果我们永远只是西方经济学，包括马克思经济学的小学生，就像现在一样，那么，去奢谈什么获得诺奖的话题就完全是一个笑话了。（今年经济学诺奖颁布之后，有人说中国经济学仍然处在小学生的水平。现在不仅外行看不起经济学家，而且经济学家自己也看不起经济学家，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二、关于怎样创设中国经济学的问题

提出创设中国经济学的命题，虽然在眼下看还是一个非常远大的事情，但是，却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它的重大意义在于，有了这样一个意识，有了这样一个价值观（应该说，这是一种理论上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就不会偏信现有的所有经济学理论，我们就不会再执迷于从书本到现实，而是会更加自觉地走向中国经济的现实，从而使我们的认识更加贴近实际，学会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去进行理论上的概括与总结，从而使我们更具有理论创新的源泉。从书本到书本，是不可能实现任何理论创新的。理论创新的根本源泉，一定是活生生的现实经济与社会生活。

那么，如何创设中国经济学呢？显然不可能是抛开现有的所有理论去创新了。那是不可能的。而眼下，能够给我们提供理论养料的，当然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我想，在这一点上，是不应该有分歧的。所有的理论创新，必须以既有的各种理论为前提与批判的对象，这是理论发展的规律。所以，中国经济学的创设，必须以全面地借鉴与吸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部分现有成果，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当然，这中间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所谓指导思想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想不应该是一个大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不需要讨论的。为什么？因为从理论上解释中国的发展问题，只有从马克思的理论范式中吸取最根本的方法论。我后面的看法也正是运用并在此基础上改进马克思的理论范式所得到的结果。

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给我们提供的指导是什么呢？

我不认为是什么实事求事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简化为一个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没有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的精髓。我们想一想，难道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没有实事求是吗？难道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只知道坐在书房里杜撰各式各样的理论吗？显然不是啊。人家一样也是在搞各种调查研究的，甚至比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做得一点也不差啊。所以，光讲实事求是，太抽象了，不能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

所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一定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的。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而且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没有的东西是什么呢？概括起来说，就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唯物史观也好，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就是他的全部经济学理论也好，它们的核心，都在于构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只不过，唯物史观构建的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而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所构建的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理论。我曾经撰文提出，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现在我要进一步指出，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核心就是关于社会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仍然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与创新，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这样一种分析社会历史与经济的整体框架，这样一个理论构思及其核心，是西方经济学所没有的东西。西方经济学以资本主义为前提，并且以此为限，它既没有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从何而来，也从来不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去讨论资本主义向何处去。

然而，中国社会的最大的问题恰好在于，它从何而来，为何这样来，它究竟要向什么方向去发展。具体来说，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头号理论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要搞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在发达国家都没有搞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搞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要在生产力还很落后的条件下搞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要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不搞国有制经济的背景下仍然要搞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中国为什么在苏联都解体了，东欧国家都剧变了的条件下仍然要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中国这样搞为什么是成功的？

这些问题，不仅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科学的答案，而且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没有回答或者没有很好地回答。信仰西方经济学的人的结论非常简单，那就是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们不承认中国还是社会主义，至少是初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们也不主张中国搞社会主义。可是，前面已经指出，他们的观点，与中国改革开放31年来的事实相矛盾。

我说中国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也没有很好地回答我上面提出的问题，可以以现有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证。我们去翻一翻所有的这些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基本上先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然后是按照中央文件所论及的内容进行罗列。这样的内容，说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理论体系。相对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而言，现有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更加缺乏逻辑性和理论性。最重要的问题被省略掉了，没有从理论上真正回答上述问题。这些问题不回答，下面的内容根本就是建立在沙漠上的。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当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显然，这个问题不回答了，后面的内容的展开就根本没有理论基础。

因此，要解释中国的现有经济制度与体制，必须重新构建一个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特别是关于落后国家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理论。之所以要重新构建，是因为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的关于制度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是以西方国家的历史为背景构建出来的，并不能直接用来解释中国社会独特的发展条件和道路。相反，如果机械地照搬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只能得出在中国只能搞资本主义的结论。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确实表明，社会主义，只能以发达的资本主义为前提。邓小平的这样一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恰好是建立在贫穷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一点，正是一些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依据。邓小平还说过，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个观点，与马克思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念是很不相同的。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是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的社会，它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因而，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里，虽然仍然要发展生产力，但肯定已经不再是“根本任务”。当社会主义还要把“发展生产力” 当作根本任务，并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那么，它就必然在许多方面与资本主义具有相似性了。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建设，那恰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历史使命。

我这里还要指出，虽然马克思也有一些关于落后国家发展道路的论述，但是，它是以发达国家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的。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在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没有夺取政权之前，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何以能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这正是为什么马克思自始至终都主张“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的解放决不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事情，因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现象。而现实的中国，恰好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仍然坚持这一道路，并且到目前为止是成功的。那么，中国这样的道路为什么成功？现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没有彻底地加以解释。而这个问题，又是所有人都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很多人感到困惑的问题，也是很多人感到迷茫的原因。怎么样从理论上给予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提供一个完备的理论解释与分析框架，这正是创设中国经济学的核心任务和远大目标。

三、关于中国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与逻辑起点问题

在构建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曾经有一些学人提出过这个问题，例如有人提出把“劳动”作为逻辑起点。我这里不予详细地评论，只是结合上面的思路，谈谈我个人的认识。

我认为，中国经济学最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中国现有的经济制度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如上所述，要解释这个问题，既不能沿袭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原来的逻辑，也不能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

因为如果沿袭马克思理论的逻辑，只能得出中国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论。也许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只要我们想一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讲过的那句话就知道了，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如果我们想一想中国在1956年那个时候的生产力水平，毫无疑问，是根本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力条件的。假如我们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考虑，那么，在中国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就更加成为问题了。试想，连生产力水平比我们发达多了的欧美国家都没有搞社会主义，为什么一个落后的国家要搞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问题，是沿袭马克思的既有理论的人很难回答的问题。显然，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用发展和创新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的理论，并且用这种眼光来分析和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这也许是在中国为什么那么多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因。因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说是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的。这不是办法，必须换思路，换理论。我认为，根本的出路在于，不要把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要认识到它主要是基于西欧国家的历史，这一点，马克思晚年的时候自己也讲过的。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历史的演变，必须创立一个新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在这方面，其实过去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可是，毛泽东的理论及其宝贵的独创精神早已被人遗忘了。

其次，沿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更是无法解释中国道路的问题。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归结为一种“政府与企业分工理论”，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在于证明市场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也就是德姆塞茨讲的，无非是证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而实践表明，市场是有缺陷的，于是，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核心任务就是如何通过政府来实现市场纠偏，或者叫对市场进行较正，所以，现在西方经济学的政府理论与自由竞争时代有所不同。以前，政府只是守夜人，而现在，政府还是市场的裁判员。可见，西方经济学也是与时俱进的。既有微观经济学，又有宏观经济学，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同时，又有政府的强大的宏观调控职能，于是，不仅资源可以实现最优配置，而且也可以实现社会福利的公平分配。表面上看起来万事大吉，天衣无缝了。这套理论，对于解释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发达，也只是提供了部分的真理。因为这套理论里，没有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没有了贩卖黑奴，没有了欧洲人征服美洲土著印地安人，当然也没有当年对华的鸦片战争。这套理论里，也没有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没有了工人阶级运动，而所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实际。所以我们说，它既是一种经济学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套理论反映了一部分的历史的真实，那就是，西方国家在全世界最先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在全世界发展出最发达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

但是，这一套理论，对于解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并不是完全适用的。为什么？因为它解释不了，为什么在中国，即使进行了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然保持了对经济和社会的强大控制，包括中国还存在占主导地位的10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中国的经济仍然保持了全世界同期的最好记录？当然，有人会说，如果按西方的模式改革了或者进一步这样改革了，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更好。假如果真如此，当然也不错。问题在于，一方面历史不能假设，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例子已经否定了这一看法。

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并且为中国的发展服务，而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什么？不仅是人口数量世界第一，不仅是中国还有8亿农民，更重要的是，中国是G.C.D(不让输入，莫名其妙！)执政的国家。而G.C.D，有着自己一脉相承的理念与追求。这个理念和追求，就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世界上强大的先进的国家，用现在的提法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毛也好，邓也好，江也好，胡也好，虽然他们的具体执政方略有所不同，但是，在这个目标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建国以来，虽然中国经历过挫折，但是，正是这一目标，使得中国的发展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走着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一句话，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都没有提供一个完备的解释。所以，我们才需要创立中国经济学，用以解释这个伟大的历史。

如果我们不照搬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既有理论，也不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政府与企业分工论，那么，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论”来解释中国的发展呢？

根据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给予中国发展所提供的外部约束条件，同时根据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条件与现代史的事实，我认为，应该以“国家”作为中国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当然，要完整地论证这一点，需要做许多研究工作。我这里只能进行一些粗略的说明。

为什么要以国家作为中国经济学的起点，而不是像现在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那样以社会主义制度为起点，也不像西方主流经济学那样以供求关系为起点，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现有的全部制度，一开始就是以国家的形成为前提的。而且，中国的所有现象离开了国家，几乎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可以说，国家的影响无所不在。即使是现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承认了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这一点也没有根本的改变。正像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所有经济范畴中的“普照的光”一样，国家在中国也是一种“普照的光”。而中国现代国家的建立，根本无法用原来的马克思理论来加以解释。因为中国现代的国家形态，并不是简单地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相反，正是建立了国家，才去建立那个经济基础。中国的公有制，不是源于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是源于国家发展的需要。在中国，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目标，更是一种手段。国家领导人曾经不止一次地、非常朴素地指出过这一真理：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以20世纪的世界体系为背景，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的国家建立为前提，从国家发展战略出发，我们就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是一个落后国家，但是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并且为什么这种社会主义制度只是这个样子，而不完全是马克思理论上的那个样子。

在中国，国家，就像马克思讲的“普照的光”。我们不应该仅仅从国家的内部要素出发来解释中国的国家，而应该从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出发，从这个角度说，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当作出发点，在逻辑上应该是可以说得通的。相对于世界体系来说，国家就是一个基本单元了。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更应该成为新的经济学分析的起点与基本单位。事实上，也只有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才可以解释中国的革命与社会主义道路问题。

对于中国而言，近现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其主旋律就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革命也好，建设也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也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也好，建立庞大的国有经济也好，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好，都是服从于这一任务和目标的。因而，在理论上，我们就应该把国家的现代化作为创设中国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来对待。所以，为了贯彻以国家为中国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构建关于近代以来的关于世界体系的理论，重新构建新的国家及其发展的理论。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理论，我们才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制度既不像马克思理论所主张的那样，也不像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张的那样，但是，它却取得了成功，并且它还有可能将进一步走向成功。当然，围绕以上观点，可以展开许多新的理论研究，创设“中国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