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1922：最好的时光

每年4月最后一个星期日，是清华大学的校庆日。清华学堂自1911年起开学，1928年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此间一直是中国“学术重镇”。清华大学最为人瞩目的年代，始于1922年曹云祥执掌校务之时。在曹云祥的带领下，清华从原来的留美预备学校变成为国内培育人才的高等教育机构。此后的20多年，则是清华最为璀璨夺目的时代。
“开矿”与“斗牛”：西化与传统合一

清华园地处北平城西直门外，是个远离城市喧嚣的清静之所，周围三山五园环绕，美景怡人，清华园又系晚清熙春园、近春园、长春园合并而成，北平城的市民也将此视为假日游乐之所，对于学生而言，更是读书的佳处。灌婴的《清华不是读书的地方》和赵虚吾的《可爱的清华园》的两篇文章，描绘了清华园的四时美景。
 
淘汰率高，清华学生不敢翘课谈恋爱
当时的清华学生，均系各地学堂层层遴选而来，生源较优。清华的学风有洋派作风，课业严谨而平时活泼。因为课业较重，学生就显得认真，即便周末，图书馆也是人满为患。学生平时也不像北大那样翘课谈恋爱的多，因为淘汰率高，所以丝毫懈怠不得。
清华文法学院的课程，较之理工虽然简单些，但仍然不容易应对。学生有时候一周要看十几本书，如果稍微落后，根本无法做论文。钱钟书曾经讲过自己在清华的经历，主要是读书，从传统的文史到现代西方的心理学、哲学无一不读。再举一例，萧涤非1933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之时，其论文题目为《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即便到现在，仍是让后人无法超越的定鼎之作。
看电影前播放取笑宿敌燕京的动画
当时清华学生管学习叫“开矿”，管课余活动叫“斗牛”。早年清华与比邻的燕京大学为竞技场宿敌，在大礼堂放电影前，必有取笑燕京大学的动画，以壮声势。学生毕业前，必须通过最低标准之五项运动（游泳、百米、跳高、跳远、掷铁球），如有任何一项不及格，扣发毕业文凭，取消出洋资格。
清华的风气既西化又保存传统，学生毕业时穿白夏布长衫，上着黑马褂，女生穿白色旗袍。男生进城的时候则穿阴丹士林蓝布大褂，在北平城颇为女学生喜欢。时人有“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燕京可通融”之说。
 
有大楼亦有大师：建筑物也须有学术灵魂

1920年罗家伦等人在纽约合影（后排左罗家伦、右冯友兰、中间坐者为杨振声）。当年，时年31岁的罗家伦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使清华大学这座留美预备学校纳入国立教育部的管理，成为中国人管理清华的第一任校长。
 

 
聘名师教学，不论门户只论学术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出自清华校长梅贻琦。梅校长自1931年起任清华校长。聘请名师，几乎成为清华当时的“传统”。在梅校长之前的曹云祥、罗家伦二位校长任内，已经延聘大批名师。
罗家伦曾说，“要办好一所大学，光盖房子是不够的，建筑物内必须有学术的灵魂，才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他本人延请教师，“毫无门户之见，概以学术标准为衡”，也不受政党关系之影响。文、理、法三个学院的教授均为一时之选。当年，朱自清北上之时，仅是一名北大毕业的27岁的中学教员，但到清华，即被聘为教授。朱自清当时并无突出学术成果，只是在新文学创作上成果颇丰，此外有剑桥、普林斯顿、东京帝大、芝加哥等名校之客座教授。足见清华不以门户、学历为标准。
清华教员：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
这一时期，清华教员中具备博士学历者有84人，以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及李济等教授为核心，清华教师笃信“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形成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清华学派”，傲世群伦。“清华学派”不是埋头研究不问世事，在教课之余，教师们对政治也颇加关心。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周刊》上，清华教师的投稿最多。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栏目上，也经常见到学者的长篇文章，或讨论国家大事，或注重科技普及，在民众启蒙上贡献良多。
这一时期的清华教员，大多都集作家与教授为一身。以文学院为例，着作较丰者有陈寅恪、赵元任、王力、朱自清、杨树达等人，历史系有朱希祖、蒋廷黻、陶希圣、钱穆等人，哲学系有冯友兰、瞿世英、张东荪、金岳霖等人，外文系有陈铨、吴宓、钱稻孙、李健吾、叶公超诸人。
 
教授治校：用“革命精神”改造清华


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是该校著名的建筑之一。凡是去过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人，都对它那富丽堂皇的建筑和高雅肃穆环境赞叹不已。
 

 

 
教授全面参与学校管理
从清华学堂甫一建立，便随之营造了一个非常独立的学术环境。当时教授学生多数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对于自主管理极为重视。教授治校的理念，并非来自美国，而是蔡元培模仿德国大学管理模式，在1912年任教育总长是倡议，1919年在北大首先实施，让教授代表参与学校立法与管理事宜。
教授治校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评议会，负责学校整个教务，其次是各系教授会，负责各系科之教务，第三是行政会议，负责除教务之外的其他行政事务。1926年，曹云祥颁布《清华学校组织大纲》，评议会与教授会互相制衡，但前者权力较大，这种架构让教授成为管理主体。虽然中间历经多次改革，但总的宗旨未曾变化。
教师不用为职称评选出版学术垃圾
罗家伦来到清华时，清华是一个自由主义色彩浓厚、拥有相当自治能力和权力的学校。从某种程度上，罗家伦想以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对清华进行改造，提出“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等“四化”，后来遭到教师与学生相当程度上的抵制。但他在学校管理上着实给后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清华大学后来能够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
在学生方面，罗家伦的后任梅贻琦主张通才教育，第一、二年不分院系，第三年才选定专业，造就“周闻洽见，本末兼赅，博而能约之通士”。为了提升教师的品质，清华设立带薪休假及研究制度。任满五年之教师，可以带薪休假一年，愿出国研究者，补贴旅费520美金，每月研究费100美金。在国内做研究，也可领取国币2400元研究经费。教师毫无后顾之忧，不必为职称评选做毫无意义的研究或出版学术垃圾，这无疑是一种极有远见的做法。
 
行胜于言：从留美预备校到一流大学

“行胜于言”是清华大学1920级校友捐建的日晷上的话，也是一代又一代清华学人的座右铭。
 

 

 
学术：始终追求独立精神和思想自由
清华大学最为人称道的，是其学术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陈寅恪在《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中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座纪念碑如今还伫立在清华工字厅门外的小山坡下。这种精神对于清华的影响十分明显，许多早年的清华人都还记得甚至能全文背诵这篇必将流传千载的铭文。
德育：不好功利，强调人格陶冶
“行胜于言”是1920级校友捐建的日晷上的话，是清华学人的座右铭。短短二十年中，清华大学从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变身为国内首屈一指的一流大学，将中国的学术水平提升到世界水平之上，而这与其强调德育的培养方向密不可分。梅贻琦校长批评当时的大学教育偏重知识传授，轻视人格陶冶。他同时指出，人格陶冶的要素是“坚强的意志和稳定的情绪”，强调知止、能静、能安、能虑的功夫。这在当时功利的气氛下是不多见的。
（本文参考了苏云峰先生《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一书，以及刘超先生《清华学派及其终结——谱系、脉络再整理》一文。）
 
学术自由与精神独立，是一个学者的灵魂，也是一所高校的灵魂。当时的清华，有优秀的学校领导人、一流的教学科研环境、庞大的师资阵容，优良的传统和教授治校制度，其毕业生日后也为两岸三地乃至美国的人文和科技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在战乱频仍、国家动荡不安的环境下，依然取得如此成就，其原因值得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