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人格阶段的战争:论文革的心理意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04:20:16
时间：2009/10/29 出处：凯迪网络 文章提交者：野航
每当想起文革中红卫兵小将们激情四溢地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将手里的铁锤砸向那些古代艺术精品的时候，我不禁为人类身上有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反文明的一面震惊不已。我一直在思考，人们为什么会对自己所一首创造的美好事物大加荼毒、仿佛这些美好的东西与他们有着什么深仇大恨似的。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是伟大领袖为那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的哲学依据。以这个哲学依据的名义所发动起来的“破四旧”运动无疑为中华文化精神价值以及物质遗产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对历史的扼腕和指责代替不了深入的反思，我认为，如果缺少了精神分析的维度，将算不上是彻底的反思。下面，我将用精神分析的角度，试着对“文革”、“破四旧”这样历史现象，作一点分析。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说：“人在社会中，社会在人中”。这绝对是一句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事件，不过是心理事件放大，心理事件，也无不折射着社会事件的影子。
如果，文明可以把“破四旧”理解为一种反文明的现象的话，这一现象绝不是孤立的，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在人类的历史上已经演历过很多遍了。作为一种心理事件，它其实几乎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发生过。看清了它的发生机制，才能对许多历史悲剧以及个人的悲剧有所认识、从而寻找到克服它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观察儿童的行为，就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十分的普遍：儿童在游戏中将沙子砌成城堡，然后将它摧毁。儿童身上普遍存在的这一现象仿佛预示着某种人类文明的宿命。那么，这一游戏行为的意义何在呢？
精神分析学认为：“高贵”的人类文明其实都来自于并不那么高贵的生物学基础。人类的文化行为其实不过是从人成为成年人前的三个心理/身体阶段中升华出来的。这三个阶段分别是口唇阶段、肛门阶段、生殖器阶段。而贯穿着人的一生，这三个阶段的力比多表现形式都打下了它们深深的烙印。
在口唇阶段，母亲的奶头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塑造着一个人的自我感。母亲的奶头如果是积极而热情的，孩子将把他所感受到的来自奶头的积极和热情内摄为他们的自我，并以此展开和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反之，当孩子感受到来自奶头的冷漠、迟疑、厌烦，则孩子也会将它内摄为自我并以之来对待外部世界。孩子对奶头的既渴望又恨的矛盾态度也将转化为今后对待世界的态度。尤其当孩子今后遭遇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挫折的时候，这一幼年的与母乳的关系模式将被激活而左右人的行为方式。在我们的文化中，饭桌被赋予了重要的社交功能。一种通过恶意地劝酒、以此作为确定人际关系亲密度的习俗被长久、顽固地延续着。在这一习俗中，敌意与亲密通过一种口唇欲的满足行为———饮酒———联系了起来。这折射着口唇期人格的残留形式，并进而被文化固定为一种集体性行为。在我们的文化中，一些恶毒的语言被赋予了示爱的意义。比如，“挨千刀的”这句含着敌意的语言通常出现在打情骂俏的语境中，这一语言现象也佐证了在“口唇阶段”水平上人的自我力比多的矛盾性。
随着口唇力比多扩展到身体的其他区域、尤其是随着儿童排便训练阶段的到来，儿童感到自己金灿灿的粪便是一种赢得父母关注的法宝。是值得收藏的东西。这时候，粪便便具有了一种“交换价值”。对粪便以及类似物（诸如泥土、沙子以及任何肮脏的可塑性固体）的把玩便成了儿童获取一种受关注的满足感的象征性游戏。对粪便以及类似物的把玩将受到来自父母的严厉谴责。这对于儿童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心理意义。在这一阶段，谴责被内摄为某种“超我”，对粪便的把玩与收藏被渐渐升华了。它将在未来被升华为对金钱、艺术品的把玩与收藏。如果那谴责的力量足以强大，肛门力比多将因为严重的压抑而升华为一种对金钱的极端喜好，在成人那里，无意识中的粪便，也就是意识中的金钱。在意识层面上的对金钱无限度的贪婪，也就是在无意识层面的对粪便的贪婪。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人格即是这种肛门力比多的升华形式的典型体现、也是人格固着、退行于肛门阶段的典型表现。
倘若谴责的力量没有被内摄为足够强大的某种“超我”，则成人将更大程度上的保持着与“粪便”更为亲近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粪便不是强迫性地被升华为金钱，而是更像粪便的泥土、颜料等等。成人将更像小孩子玩弄粪便般地玩弄这些东西，并把它们变成艺术品。我们可以从生活中发现这样的现象，那些真正被称作伟大的艺术品的东西看起来既不美观又不整洁，它们更像是小孩子的涂鸦。因为艺术品之打动人处不在于它的整洁与美观，恰恰在于它提炼了无意识中人对粪便的热爱与留恋！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艺术家们大多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了。
据信，生殖器力比多在人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起作用于生殖器了。但人类的文明有意地将这一兴奋打压下去、已让人足以将精力用于学习。打压的方式伴随着阉割的焦虑。从性意识觉醒到性功能成熟、泛滥的这一阶段中，人内摄了那施加“阉割恐吓”的父亲，它也形成了人的一种超我。但人那被打压的性欲却也无时无刻不试图冲破禁忌获得满足。因此敌意自然指向了那禁忌的制定者———父亲（或任何扮演父亲角色的人）。这就是所谓“俄狄浦斯情结”的起源。不过，人在从被压抑性欲走向最终达成合法性欲满足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有的人成功的延后了性欲的满足、认同的父亲的规则最终走向了成人的世界，但有的人却因为性欲的泛滥而拒绝向父亲的规则让步，他们将终生被困在“俄狄浦斯情结”中而将生殖器攻击指向父亲及其所代表的权威。由于他们不能进入父亲的秩序，他们生殖器力比多的表现形式将退回到其萌发的初级阶段，也就是所谓“阳具自恋”阶段。对于他们而言，生殖器的功能服务于无限度满足自己并拒绝世界，而对于那些成功克服了“俄狄浦斯情结”的人们而言，生殖器的意义在于它交出了自己并走向了世界。
“口唇”、“肛门”、“生殖器”是人在成为成人前所要经历的三个阶段。有的人没有能够顺利走出这三个阶段，有的人走出了这三个阶段、却又因为生活中的挫折所引发的不可克服的焦虑又退回到这三个阶段中来。这就像出征占领新的领地的军队，为了守住新占领的地盘而疲于奔命、最终被敌人各个击破、有退回到原来的土地上一样。这一现象既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也存在于一个国家、民族的身上。
西方文明总体上是“生殖器”式的文明。遍布西方世界的哥特式教堂无不隐喻着西方文明那阳具般的激昂、侵略、繁衍能力。西方文明顺利的将口唇力比多与肛门力比多升华为一种雄辩的能力和追求财富的巨大能力。这是西方文明发展出现代工商文明的基础。但在进入现代工商文明形态以来，西方文明也伴随强烈的自我冲突、甚至将自己拉向了毁灭的边缘。在西方世界那场贯穿19、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用精神分析的眼光看来其实不过是肛门和生殖器之争。对财富的疯狂占有就像为了守住新占领的地盘而疲于奔命的军队一样将西方文明至于一种僵化、固着、危机四伏的境地（在许多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守财奴的形象无疑是退行、固着于肛门人格的西方文明的生动写照）。西方文明的肛门性退行自然引发了它天然的反弹力量，也就是被叫做“马克思主义”的生殖器式的革命性力量。如果说“肛门力比多”的固着通常表现为一种对金钱的固守并以此发展出一种资本主义式的人格的话，则“生殖器力比多”则通常表现为一种放弃自我、与他人连为一体的需要。这种需要曾经以基督教的方式被西方文明所体现出来、并在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找到了它新的表现形式。在“消灭私有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政治口号的下面，掩藏着“生殖器力比多”的正面或负面表达的需要。如果将上述政治口号翻译成精神分析式的语言，那就是：“消灭肛门性固着”、“将生殖器力比多投入到外部世界去与他人联合起来”！为了实现这样的人格/社会愿望，该运动总体上选择了一种暴力的、极权的方式，这与生殖器力比多的侵略性以及父权特性是分不开的。
经过一次次残酷的自我冲突（其极端的表现就是两次世界大战），西方文明获得了在更高层次上的整合，它既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肛门人格”（资本主义）的固执、唯利是图，也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生殖器人格”（共产主义）的暴力与专制，并以此发展出一种成熟的“人格”。不过，对于被迫卷入到西方文明的自我冲突过程中的中国，这一整合的过程远远没有完成。
中国文化总体上讲，是一种“口唇”及某种“肛门”阶段的文化（见孙隆基所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对现实享乐的口唇性（表现为好吃）、未分化的肛门性（表现为散漫、脏乱、非组织化）沉迷未能让中国文化发展出一种具有高度强迫性资本主义（这需要高度的肛门性压抑以及超我的建立）以及“生殖器”式的、扩张性的基督教价值观（“共产主义”不过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这让中国文化在于西方文明的竞争中处于绝对的劣势。而席卷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又让中国不能不卷入西方世界的自我冲突中，这就让中国在一百多年时间范围里不情愿的成了西方文明自我冲突的战场。自我否定、自我轻贱的意识占据了一百多年中国人的自我评价。为了赶上西方文明，中国人试图在精神层面实现“生殖器”化。因此，西方文明中“生殖器人格”的俄国表达方式自然成了中国人实现现代化的首选。
人格发展从来就是一场残酷的斗争，对一个人而言如此，对于一个国家、民族而言同样如此。人格的发展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范围里实现整个民族从“口唇”、“肛门”到“生殖器”人格的跨越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无疑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一过程充满了进步与倒退、升华与降解。20世纪中叶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将这一人格战争推向了白热化。当我们的红卫兵小将们抡起铁拳去砸烂“旧世界”、打倒“走资派”的时候，用精神分析的眼光看，这其实是生殖器力比多对口唇、肛门力比多的进攻而已。当我们的意识高喊着“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口号时，我们的无意识其实喊着的是另一句口号：“破口、肛于当头，立阳具于其中”。
然而，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人格是不容易那么退出历史舞台的，就正如“口唇”、“肛门”力比多的表现形式即使在成熟的人身上也不可能全然消除一样（比如抽烟、喝酒以及收藏、积蓄金钱的癖好）。而生殖器力比多的暴力、专断的性质在整合到成熟的完整的人格中去之前，也会释放出它那极大的破坏性来。这种破坏性甚至会转过头来指向自己。因为带着强烈的父权色彩的生殖器力比多总是排他的。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文革中革命小将总是被更革命的小将所打倒了。
生殖器力比多的泛滥也会造成另一个后果，也就是当生殖器力比多“占领”了大片“敌人的土地”后，为了守住既得的“领地”，而不得不渐渐失去其锐气、从而有被敌对的力量给各个击破的危险。在个体的身上，常常表现为这样的一种状况：一个蛮有冲劲并取得了成功的人到后来却因为自身活力的丧失而被自身的僵化、怠惰给击败了。在国家/民族的身上，则表现为一种在激进的破旧立新后令人扼腕的社会退化与腐败。
轰轰烈烈的文革将中国人的生殖器力比多调动到了一个极度高涨程度，在破坏的狂欢中，人们仿佛看到一种彻底建构一个全新的自我的可能性。可激情之后，生殖器力比多开始退化与变异，在“破四旧”之后，它终于未能真的“立四新”，文化革命蜕变成了一场人与人相互之间的一场“口唇式”虐待，并且不久后便彻底退回到人与人之间的一场“肛门式”掠夺（资本主义冲动）中去了。这不能不让人为之叹息不已。
弗洛姆说：“人在社会中，社会在人中”。如果我们不深刻认识人性，是不足以深刻认识社会的。不能真正认识社会，也不足以真正认识我们每个人在现实中的处境。在人格发展的路途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口唇、肛门、生殖器这三个人格阶段交战的战场！在这场席卷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的社会也将是这三种人格阶段在社会层面的表现形式交战的战场！
每当想起文革中红卫兵小将们激情四溢地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将手里的铁锤砸向那些古代艺术精品的时候，我不禁为人类身上有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反文明的一面震惊不已。我一直在思考，人们为什么会对自己所一首创造的美好事物大加荼毒、仿佛这些美好的东西与他们有着什么深仇大恨似的。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是伟大领袖为那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的哲学依据。以这个哲学依据的名义所发动起来的“破四旧”运动无疑为中华文化精神价值以及物质遗产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对历史的扼腕和指责代替不了深入的反思，我认为，如果缺少了精神分析的维度，将算不上是彻底的反思。下面，我将用精神分析的角度，试着对“文革”、“破四旧”这样历史现象，作一点分析。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说：“人在社会中，社会在人中”。这绝对是一句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事件，不过是心理事件放大，心理事件，也无不折射着社会事件的影子。
如果，文明可以把“破四旧”理解为一种反文明的现象的话，这一现象绝不是孤立的，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在人类的历史上已经演历过很多遍了。作为一种心理事件，它其实几乎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发生过。看清了它的发生机制，才能对许多历史悲剧以及个人的悲剧有所认识、从而寻找到克服它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观察儿童的行为，就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十分的普遍：儿童在游戏中将沙子砌成城堡，然后将它摧毁。儿童身上普遍存在的这一现象仿佛预示着某种人类文明的宿命。那么，这一游戏行为的意义何在呢？
精神分析学认为：“高贵”的人类文明其实都来自于并不那么高贵的生物学基础。人类的文化行为其实不过是从人成为成年人前的三个心理/身体阶段中升华出来的。这三个阶段分别是口唇阶段、肛门阶段、生殖器阶段。而贯穿着人的一生，这三个阶段的力比多表现形式都打下了它们深深的烙印。
在口唇阶段，母亲的奶头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塑造着一个人的自我感。母亲的奶头如果是积极而热情的，孩子将把他所感受到的来自奶头的积极和热情内摄为他们的自我，并以此展开和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反之，当孩子感受到来自奶头的冷漠、迟疑、厌烦，则孩子也会将它内摄为自我并以之来对待外部世界。孩子对奶头的既渴望又恨的矛盾态度也将转化为今后对待世界的态度。尤其当孩子今后遭遇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挫折的时候，这一幼年的与母乳的关系模式将被激活而左右人的行为方式。在我们的文化中，饭桌被赋予了重要的社交功能。一种通过恶意地劝酒、以此作为确定人际关系亲密度的习俗被长久、顽固地延续着。在这一习俗中，敌意与亲密通过一种口唇欲的满足行为———饮酒———联系了起来。这折射着口唇期人格的残留形式，并进而被文化固定为一种集体性行为。在我们的文化中，一些恶毒的语言被赋予了示爱的意义。比如，“挨千刀的”这句含着敌意的语言通常出现在打情骂俏的语境中，这一语言现象也佐证了在“口唇阶段”水平上人的自我力比多的矛盾性。
随着口唇力比多扩展到身体的其他区域、尤其是随着儿童排便训练阶段的到来，儿童感到自己金灿灿的粪便是一种赢得父母关注的法宝。是值得收藏的东西。这时候，粪便便具有了一种“交换价值”。对粪便以及类似物（诸如泥土、沙子以及任何肮脏的可塑性固体）的把玩便成了儿童获取一种受关注的满足感的象征性游戏。对粪便以及类似物的把玩将受到来自父母的严厉谴责。这对于儿童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心理意义。在这一阶段，谴责被内摄为某种“超我”，对粪便的把玩与收藏被渐渐升华了。它将在未来被升华为对金钱、艺术品的把玩与收藏。如果那谴责的力量足以强大，肛门力比多将因为严重的压抑而升华为一种对金钱的极端喜好，在成人那里，无意识中的粪便，也就是意识中的金钱。在意识层面上的对金钱无限度的贪婪，也就是在无意识层面的对粪便的贪婪。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人格即是这种肛门力比多的升华形式的典型体现、也是人格固着、退行于肛门阶段的典型表现。
倘若谴责的力量没有被内摄为足够强大的某种“超我”，则成人将更大程度上的保持着与“粪便”更为亲近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粪便不是强迫性地被升华为金钱，而是更像粪便的泥土、颜料等等。成人将更像小孩子玩弄粪便般地玩弄这些东西，并把它们变成艺术品。我们可以从生活中发现这样的现象，那些真正被称作伟大的艺术品的东西看起来既不美观又不整洁，它们更像是小孩子的涂鸦。因为艺术品之打动人处不在于它的整洁与美观，恰恰在于它提炼了无意识中人对粪便的热爱与留恋！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艺术家们大多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了。
据信，生殖器力比多在人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起作用于生殖器了。但人类的文明有意地将这一兴奋打压下去、已让人足以将精力用于学习。打压的方式伴随着阉割的焦虑。从性意识觉醒到性功能成熟、泛滥的这一阶段中，人内摄了那施加“阉割恐吓”的父亲，它也形成了人的一种超我。但人那被打压的性欲却也无时无刻不试图冲破禁忌获得满足。因此敌意自然指向了那禁忌的制定者———父亲（或任何扮演父亲角色的人）。这就是所谓“俄狄浦斯情结”的起源。不过，人在从被压抑性欲走向最终达成合法性欲满足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有的人成功的延后了性欲的满足、认同的父亲的规则最终走向了成人的世界，但有的人却因为性欲的泛滥而拒绝向父亲的规则让步，他们将终生被困在“俄狄浦斯情结”中而将生殖器攻击指向父亲及其所代表的权威。由于他们不能进入父亲的秩序，他们生殖器力比多的表现形式将退回到其萌发的初级阶段，也就是所谓“阳具自恋”阶段。对于他们而言，生殖器的功能服务于无限度满足自己并拒绝世界，而对于那些成功克服了“俄狄浦斯情结”的人们而言，生殖器的意义在于它交出了自己并走向了世界。
“口唇”、“肛门”、“生殖器”是人在成为成人前所要经历的三个阶段。有的人没有能够顺利走出这三个阶段，有的人走出了这三个阶段、却又因为生活中的挫折所引发的不可克服的焦虑又退回到这三个阶段中来。这就像出征占领新的领地的军队，为了守住新占领的地盘而疲于奔命、最终被敌人各个击破、有退回到原来的土地上一样。这一现象既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也存在于一个国家、民族的身上。
西方文明总体上是“生殖器”式的文明。遍布西方世界的哥特式教堂无不隐喻着西方文明那阳具般的激昂、侵略、繁衍能力。西方文明顺利的将口唇力比多与肛门力比多升华为一种雄辩的能力和追求财富的巨大能力。这是西方文明发展出现代工商文明的基础。但在进入现代工商文明形态以来，西方文明也伴随强烈的自我冲突、甚至将自己拉向了毁灭的边缘。在西方世界那场贯穿19、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用精神分析的眼光看来其实不过是肛门和生殖器之争。对财富的疯狂占有就像为了守住新占领的地盘而疲于奔命的军队一样将西方文明至于一种僵化、固着、危机四伏的境地（在许多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守财奴的形象无疑是退行、固着于肛门人格的西方文明的生动写照）。西方文明的肛门性退行自然引发了它天然的反弹力量，也就是被叫做“马克思主义”的生殖器式的革命性力量。如果说“肛门力比多”的固着通常表现为一种对金钱的固守并以此发展出一种资本主义式的人格的话，则“生殖器力比多”则通常表现为一种放弃自我、与他人连为一体的需要。这种需要曾经以基督教的方式被西方文明所体现出来、并在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找到了它新的表现形式。在“消灭私有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政治口号的下面，掩藏着“生殖器力比多”的正面或负面表达的需要。如果将上述政治口号翻译成精神分析式的语言，那就是：“消灭肛门性固着”、“将生殖器力比多投入到外部世界去与他人联合起来”！为了实现这样的人格/社会愿望，该运动总体上选择了一种暴力的、极权的方式，这与生殖器力比多的侵略性以及父权特性是分不开的。
经过一次次残酷的自我冲突（其极端的表现就是两次世界大战），西方文明获得了在更高层次上的整合，它既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肛门人格”（资本主义）的固执、唯利是图，也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生殖器人格”（共产主义）的暴力与专制，并以此发展出一种成熟的“人格”。不过，对于被迫卷入到西方文明的自我冲突过程中的中国，这一整合的过程远远没有完成。
中国文化总体上讲，是一种“口唇”及某种“肛门”阶段的文化（见孙隆基所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对现实享乐的口唇性（表现为好吃）、未分化的肛门性（表现为散漫、脏乱、非组织化）沉迷未能让中国文化发展出一种具有高度强迫性资本主义（这需要高度的肛门性压抑以及超我的建立）以及“生殖器”式的、扩张性的基督教价值观（“共产主义”不过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这让中国文化在于西方文明的竞争中处于绝对的劣势。而席卷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又让中国不能不卷入西方世界的自我冲突中，这就让中国在一百多年时间范围里不情愿的成了西方文明自我冲突的战场。自我否定、自我轻贱的意识占据了一百多年中国人的自我评价。为了赶上西方文明，中国人试图在精神层面实现“生殖器”化。因此，西方文明中“生殖器人格”的俄国表达方式自然成了中国人实现现代化的首选。
人格发展从来就是一场残酷的斗争，对一个人而言如此，对于一个国家、民族而言同样如此。人格的发展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范围里实现整个民族从“口唇”、“肛门”到“生殖器”人格的跨越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无疑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一过程充满了进步与倒退、升华与降解。20世纪中叶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将这一人格战争推向了白热化。当我们的红卫兵小将们抡起铁拳去砸烂“旧世界”、打倒“走资派”的时候，用精神分析的眼光看，这其实是生殖器力比多对口唇、肛门力比多的进攻而已。当我们的意识高喊着“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口号时，我们的无意识其实喊着的是另一句口号：“破口、肛于当头，立阳具于其中”。
然而，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人格是不容易那么退出历史舞台的，就正如“口唇”、“肛门”力比多的表现形式即使在成熟的人身上也不可能全然消除一样（比如抽烟、喝酒以及收藏、积蓄金钱的癖好）。而生殖器力比多的暴力、专断的性质在整合到成熟的完整的人格中去之前，也会释放出它那极大的破坏性来。这种破坏性甚至会转过头来指向自己。因为带着强烈的父权色彩的生殖器力比多总是排他的。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文革中革命小将总是被更革命的小将所打倒了。
生殖器力比多的泛滥也会造成另一个后果，也就是当生殖器力比多“占领”了大片“敌人的土地”后，为了守住既得的“领地”，而不得不渐渐失去其锐气、从而有被敌对的力量给各个击破的危险。在个体的身上，常常表现为这样的一种状况：一个蛮有冲劲并取得了成功的人到后来却因为自身活力的丧失而被自身的僵化、怠惰给击败了。在国家/民族的身上，则表现为一种在激进的破旧立新后令人扼腕的社会退化与腐败。
轰轰烈烈的文革将中国人的生殖器力比多调动到了一个极度高涨程度，在破坏的狂欢中，人们仿佛看到一种彻底建构一个全新的自我的可能性。可激情之后，生殖器力比多开始退化与变异，在“破四旧”之后，它终于未能真的“立四新”，文化革命蜕变成了一场人与人相互之间的一场“口唇式”虐待，并且不久后便彻底退回到人与人之间的一场“肛门式”掠夺（资本主义冲动）中去了。这不能不让人为之叹息不已。
弗洛姆说：“人在社会中，社会在人中”。如果我们不深刻认识人性，是不足以深刻认识社会的。不能真正认识社会，也不足以真正认识我们每个人在现实中的处境。在人格发展的路途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口唇、肛门、生殖器这三个人格阶段交战的战场！在这场席卷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的社会也将是这三种人格阶段在社会层面的表现形式交战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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