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钱学森的完全档案

                             解读钱学森的完全档案

        主持人：这是一九五五年9月17日拍摄的一张照片，在美国的洛杉矶港口，一艘名叫克利夫兰总统号的轮船即将起航。世界著名火箭专家，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也购买了这一天的船票，返回中国。钱学森是当时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同时他还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兼美国喷气动力实验室的主任，当时的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在9月17号这天，没能到码头上送行，但他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1950年6月的一天，美国华盛顿，一个名叫钱学森的中国人的造访让当时的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陷入了不安，钱学森刚一离开办公室，他立即拨通司法部的电话，决不能放走钱学森，他知道的太多了，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因为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
        他就是曾让美国政府感到紧张的钱学森，已经九十六岁高龄的他，近年来很少出现在公众媒体面前，但他的名字却并没有被人们忘记，因为钱学森这三个字早已不再属于他自己，而是镌刻在了新中国航天事业的丰碑上。
        孙家栋：航天这个名是他提出来的，他动了很多脑筋，过去没有这个名，过去就提出来宇宙，空间，这些比较多，后来他就坚持有航空，再高一层就应该有航天。
        钱学森对中国航天事业的贡献绝不仅仅只是起一个名字这么简单，有人说，如果没有钱学森当年的回国，就不可能有中国航天事业的今天。而当年他的回国之路却异常坎坷。
        1950年8月29日正在美国从事火箭研究的著名科学家的钱学森买到了回国的船票，但8月30日人们突然得知，钱学森已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扣留。美国洛杉矶海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他们声称在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中发现了近八百公斤的草图，笔记和照片，这些全部都是技术情报，他们暗示钱学森是一名红色间谍，正准备偷运机密回国，于是把他关在了联邦调查局的监狱里。
        其实，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个阴谋，而这个阴谋与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对钱学森的评价有关。钱学森是世界航空理论权威冯.卡门的得力助手，作为美国火箭领导四人小组成员之一，钱学森大脑里装着太多重要的技术信息，他想离开，显然不是那么容易。 蒋英：他失声了。

        经过钱学森所在单位加州理工学院的多方努力，钱学森以15000美元被保释。但他在美国的生活开始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并多次遭到有关部门的审讯，当被问到他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时，钱学森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我忠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这张表格记录了钱学森１９５０年以来在美国的真实状态，他每个月必须要到移民局去登记，并且还要随时接受移民局官员的问话，钱学森并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将会持续多久，那些被海关扣留的箱子，也一直放在那里，钱学森始终没有打开过。
        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上，中美双方终于就两国平民回国问题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第二天钱学森接到移民局的通知，对他的管制令已经撤销，他可以自由离境了，与此同时11名美国军人也抵达了夏威夷机场。
        上个世纪50年代末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曾非常满意的对大家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果，但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就是这一件事，会谈也非常值得。

钱永刚：改革开放以后，中美有的时候好，又不好，过一段好的时候总会有人提起他，钱老你看你到现在到美国去怎么样，他有时候听着不高兴上来了，他就放一句狠话，他说你别给我说这个。

涂元季：他说如果美国人不对过去50年代，他们那样不公正的对待我，不明确表态的话，我今生今世决不踏上美国国土。
        钱学森的回国引起了各国媒体的瞩目，这是当时外文报纸发表的文章，人们无不对这位世界著名火箭专家返回红色中国后的生活充满好奇，当年一位香港大公报的记者正好拍下了钱学森一家从香港步入深圳罗湖桥的镜头，从照片上看，这位火箭专家与人们想象中的有所不同，他一手领着自己七岁的儿子，而另一只手却提着一把吉他。
        世界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的回国，立即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这是钱学森当年和毛主席在一起时的照片，也许钱学森并不知道，他的归来使新中国的领导人把导弹研制的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一场惊天动地的巨大工程也正在酝酿当中。
        人们发现回到国内的钱学森，生活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脱下已经穿了二十年的西装，换上了卡机布的中山装，除了不一样的气质，不一般的学识和不同寻常的经历外，他和普通的中年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区别，而刚回国时他的身份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那时他的工资是三百多块钱。
       
        涂元季：刚回国的时候，钱学森又年轻，又看到新中国到处都是新气象，讲这个事照一下，讲那个事照一下，结果一个月下来，买胶卷冲洗照片的钱把他这331.5花光了，从此他们才知道这三百多块前值多少钱，可不能像在美国那样花钱了。
        为了尽快熟悉国内的情况，钱学森接受有关领导的建议，前往当时工业最发达的东北地区进行考察。但在今天看来，这次出行，不管是对钱学森，还是对中国的导弹事业都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旅行。
        钱学森：有一天，突然通知我，说今天晚上你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要会见你，那我去了，陈赓大将就跟我谈谈，他说，谈着他就问我，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这次短暂的会面，似乎只是东北之行中一个愉快的插曲，但与这位年青火箭专家的会面，使中国的军事领导人对导弹的认识变得具体清晰起来。
        1956年2月17日，一份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放在了周恩来总理的写字台上，在这份意见书中，钱学森对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提出了长远的规划。同年十月，钱学森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出任首任院长，在当时的中国,钱学森是为数不多的掌握火箭知识的科学家。
        而事实上早在1949年钱学森就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的概念，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人在钱学森这个设计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称为龙的三角翼飞机器，这就是今天美国航天飞机的祖先，而由于钱学森在这个领域的基础研究工作，使得他被尊称为龙之父。
    主持人：而此时的中国在导弹研制方面就像一张白纸，许多与导弹相关的词都是钱学森亲自翻译的，他又像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样拿起了教鞭，为新来的大学生们教授导弹概论，在同学们的印象里，这位从美国回来的大科学家不仅知识丰富而且为人谦和，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钱老师经常组织大家开讨论会。钱学森在这些年青的学生们当中掀起了一股讨论热潮,这股热潮带来的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然后针对不同的意见进行讨论,最终根据大家的意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答案.正当钱学森还在给他的学生们讲导弹概论的时候。 1957年秋，苏联成功的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一个月以后，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这个标志着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胜利的事实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民。在前苏联的帮助下,中国也开始了导弹仿制工作。
        然而1960年，就在我国仿制导弹工作进行到关键阶段的时候，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并带走了导弹研制中最关键的图纸。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定，要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的尖端技术，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立足国内，无论如何也要把自己的导弹搞出来。
       
        孙家栋：航天事业的发展，当时在发展过程中，总有两种思想，一种思想感觉很难，能不能办成，很难说，就是对自己信心不足吧，另外一种就想把这个步子，感觉到迈的太慢，这个世界上已经发展到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好像这么一步一步地走的这么慢。
        1962年3月21日，在苏联专家撤走两年后，中国人以并不慢的速度将东风—2号导弹竖立在酒泉发射场的塔架上，随着点火口令的发出，导弹腾空而起。
    孙家栋：当时就在那儿非常高兴地欢呼，再看一会儿，怎么头朝下了，赶快往回跑。
        当时钱学森正座在北京指挥总部，面对这次失败的现实，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的他，心情复杂，他受聂帅指派飞往基地调查事故原因。
        钱学森在基地非常仔细的进行了事故勘察，他发现这次失败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没有认清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这时他提出,应该用系统学的概念去处理这些问题。
    王永志：他当时给我们举个例子，印象很深，说有一个朋友问他，夏天房间里太热，把冰箱门打开，房间里是不是能凉爽一些？然后他就说，这是不可能的。打开冰箱的门，冰箱门附近可能有点凉意，总的房间决不会凉下来，因为一直不断的向房间里输入电能，电能变成热能，房间的温度总能升高，于是他就跟我们说：搞总体设计的要理解和研究什么问题要从全局出发，从系统上来考虑这个事情，然后再做出决策，对我们以后的工作帮助很大。
        这就是钱学森看待问题的方式，他认为必须从系统的角度来理解事物，把握问题，而这样的系统学思想一直指导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1962年的冬天到了，这一年的钱学森似乎比以前更加忙碌。
    钱永刚：他忙什么，有的时候偶尔的问一句，一看问这干什么，有那么很少的一两次，一看这个吓得更不敢问，所以真正我也很惭愧，我不是从小对我父亲干什么好像特清楚，就知道他忙。
        1964年6月29日，在经历了失败后的短短两年时间，东风二号导弹顺利发射，这是我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技术，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颗中近程导弹。
        而就在三个月后，大漠深处又传来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而与此同时，实现两弹结合，使中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导弹核武器的艰巨任务摆在了钱学森的面前。
        这是一次连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感到有些担心的任务，而这个在当初被认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任务，让钱学森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如果出现一点失误，就等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这伤及到的将是自己的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一百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亚洲上空爆响了一声春雷，中国的两弹结合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这意味着中国拥有了真正的核武器。外电纷纷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而在这之后的一九七〇年，当中国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划破天空，飞临北京上空时，成千上万的群众一下子平静下来，大家都侧耳聆听卫星上播放的东方红，太阳升的清脆乐声。这也是自两弹以来钱学森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出的又一大贡献,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为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与此同时,中国的航天队伍也磨炼成熟。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作为中国航天事业技术负责人之一的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
    王永志：钱老就提出一个建议，就是我建议第二代战略火箭，应该由第二代人挂帅，于是也就是根据这个，当时四十多岁的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开始当总设计师，在这之前，都是一些老前辈们，那些老总们当总设计师，我们顶多是个副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干脆就提出来，干脆人也换代，把总设计师都换成年青的，所以就是非常信任，大胆使用。
        1999年11月20日，神州一号飞船的发射取得了成功，不久后的一天，王永志悄悄来到钱学森家，并请秘书转送给钱学森一份礼物。
    王永志：他的生日的时候，88岁生日的时候，送给他个什么礼物呢，我想他最关心的就是载人航天的第一步走的怎么样，所以毫犹不豫地送给他一个飞船，神舟一号的模型。
        但是让王永志没有想到的是，这是钱学森最喜欢的一个礼物，至今这份礼物还被放在他床对面书架上的最明显的位置，每天都能看到。
        1991年，钱学森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他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惟一获得此称号的科学家。但钱学森却在发言中说这个荣誉不应只属于我,一切成就应归于党，归于人民。我只是恰逢其时，回到祖国，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摘自《央视走进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