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葡萄”还是“葡桃”？

一、有关两个概念的说明：葡萄文化与西域

葡萄文化文化的定义近200种，这里采用冯天瑜等学者的定义(参见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 18～22页)。冯氏等根据文化与作为自在之物而存在的自然的距离远近和联系疏密程度，将文化分为四大层次，即物态文化(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制度文化(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规范)、行为文化(一种以礼俗、民俗、风俗形态出现的见之于动作的行为模式)和心态文化(又称“社会意识”，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絪緼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广义上的葡萄文化，包含这四大层次的内容。但本文的葡萄文化主要指狭义意义上的，包括与葡萄、葡萄酒有关的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

西域“西域”所指的地区有狭、广两种含义。狭义指葱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即昆仑山以北、敦煌以西、帕米尔以东的今新疆天山南北地区；广义泛指自玉门关以西通过狭义的西域所能达到的地区，包括亚洲的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的东部和非洲的北部。本文所论西域，据历史上王朝实际管辖范围，超出狭义范围(今新疆)。

二、论文的主要内容：

(一)先秦时期“蒲陶”一词在西域的传播

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在先秦时期已开始经西域传入我国新疆地区，与此同时，来自伊兰语词音译的“蒲陶”一词，已经出现，并在西域的今新疆地区传播。

(二)秦汉时期葡萄文化从西域到中原内地的传播及其初步发展

秦汉时期，葡萄文化已由西域传入中原内地，并在内地逐渐丰富起来。

如葡萄有关的语言逐渐增多，“蒲陶”一词已传入京城地区。

葡萄纹饰流行。秦代，作为装饰图案的葡萄已传入京城咸阳，皇宫有葡萄壁画。汉初已有以葡萄纹作装饰花纹的丝织品。葡萄作为艺术纹样还出现在毛、棉织品及画像石、辇车上。这一时期，葡萄纹样已由京城长安传入河南、岭南的南粤等地。

葡萄文化也开始由中原返传入西域，西域新疆已存在西方和中国内地两种风格的禽兽葡萄纹饰。

葡萄和葡萄酒出现在文、史、经注中，成为文学家写诗作赋的一种题材。

东汉洛阳的葡萄文化开始发展。葡萄的观念传播开来，当时史家甚至将它们与开疆拓土、中西交通联系起来。后来的史家又将东汉的葡萄与官运亨通联系起来。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葡萄文化领域的扩展及由内地向西域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葡萄文化继续发展，领域扩大，尤其在宗教、文书档案方面；葡萄文化在向河北和东南推进的同时，葡萄、葡萄酒作为诗赋创作的题材、葡萄纹饰的丝织品开始由内地传向西北、西域。

如葡萄相关的语言更为丰富。中原内地，葡萄语言增加。曹魏时葡萄语言传向河北。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西域的今吐鲁番地区葡萄名称的写法多样，还作为人名、寺名使用。

葡萄纹饰的范围和地域拓展。西域新疆摩尼教窟寺有葡萄壁画。葡萄纹饰的工艺品自西域传入中原。六朝时期，中国内地工艺品铜镜上也出现了葡萄纹饰。葡萄纹饰向河北、河东流传，并传入汉水流域、江南，如梁都城建康有葡萄纹饰服装。而葡萄纹饰的丝织品则传入西域。

葡萄和葡萄酒作为文学家诗赋等创作的题材明显增加。魏晋时，有关葡萄、葡萄酒的诗赋在都城洛阳风行，到东晋十六国时开始传向西北、西域，南北朝时传入南朝都会建康。西北敦煌出现《葡萄酒赋》。

除史传外，葡萄和葡萄酒还出现在方志、佛寺记等及文书档案中。有关葡萄、葡萄酒的文书档案非常丰富。葡萄、葡萄酒文书档案较早出现在西域。据粗略统计，这一时期《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关葡萄的文书出自39个墓，达58件(其中7件同时涉及葡萄酒)，而涉及葡萄酒的文书则出自18个墓，达32件。另有粟 (sù)特文、佉(qū)卢(lú)文等文书档案。

葡萄文化与宗教，如佛教、摩尼教、道教、祅(xiān)教等，关系密切。如高昌王国有祅寺，祅教的祭祀活动“赛祅”中，支出葡萄酒祭神。西域新疆葬俗中也发现葡萄的使用。

三、相关一些观点的辨析：

(一)关于葡萄词源问题

国内学者主要观点有：一是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33认为“葡萄”一词来自因其“可以造酒入酺，饮之则醄然而醉”之特性，“葡”＝“酺”，“萄”＝ “醄”。二是杨志玖《“葡萄”语源试探》一文认为“葡萄”这个词源自“樸桃国”国名，樸桃＝(撲桃)＝濮达＝Bactra(Bactria)，“蒲陶” (＝“葡萄”)和“樸桃”(＝濮达)同源而文字书写形式不同。三是时人李树辉先生认为“'蒲陶’、'蒲桃’、'葡萄’及常见于敦煌吐鲁番出土古代回鹘文文献中的bor，极有可能音译自古代的伊兰语”。四是张玉忠先生认为“葡萄，为希腊文batrus之译音，亦有认为是伊兰语budawa之译音”等。

国外学者主要观点和假设有：一是美国籍的德国学者劳弗尔(BLaufer)认为“葡萄”这个词来源于伊兰语,波兰人亚努士•赫迈莱夫斯基进而认为《史记》中汉语形式“蒲陶”是张骞第一次在大宛国学到的一个伊兰语(伊兰语诸语言的主要代表是波斯语)的词的语音摩仿，是发音类似bādaga(伊兰语词义“葡萄酒”)的古代大宛语的词的代表。二是瑞士语言学家斐安理(Hfrei)认为有可能假设“葡萄”这个词是从“葡萄牙”引申来的。三是英国语言学家福勒斯特 (RADForrest)猜想“葡萄”这个词是由某种方式从梵语的bodhi引申来的，梵语bodhi的汉语对应为“菩提”。四是杜马舍克 (Tomaschek)假设“葡萄”这个词来自希腊文bótrys(“葡萄束”)等。

一般观点认为，“葡萄”这个词来源于伊兰语。

(二)关于瑞兽与葡萄组合纹饰的来源问题

关于瑞兽与葡萄组合纹饰的来源，有多种观点：一是来源于古代波斯，拜占廷或希腊罗马。如日人滨田耕作《关于禽兽葡萄纹镜》一文认为，“禽兽葡萄纹不是在中国发达起来的，其起源是在西亚波斯地方”。美国学者谢弗也认为，“在几百年中，一串串的葡萄一直被当作外来装饰的基本图样而在彩色锦缎上使用；而在唐镜背面的'古希腊艺术风格的’葡萄纹样式，则更是为世人所熟知”。美国学者劳弗尔认为，“所谓葡萄镜上的葡萄图饰与希腊或巴克特里亚的艺术毫无关系，而实出于伊朗萨珊艺术”。

二是来源于中国内地。日人原田淑人《唐镜纹饰中的西方图案》一文认为，瑞兽葡萄镜纹饰配置，“是把六朝末年在中国已经流行的葡萄纹样与四神十二辰镜或四兽镜、五兽镜、六兽镜等纹样结合起来，将它们自由变化的产物”。孔祥星、刘一曼、张梅等学者都认同这一观点。

三是可能在外来组合图案的影响下，形成具有自己民族风格的纹样。如孔祥星、刘一曼等认为，“民族风格”就是“希腊、罗马、波斯等建筑装饰和器物上的禽兽葡萄纹与中国瑞兽葡萄镜的作风有区别的原因”。日本学者称之为“多谜之镜”、“凝结了欧亚大陆文明之镜”，实际上也是这种观点。路迪民、王大业也指出，“瑞兽葡萄镜是唐代最典型的铜镜之一，日本学者称之为'凝结了欧亚大陆文明之镜’”，“唐代工匠们把中国传统的瑞兽与葡萄纹结合起来，大量运用到铜镜纹饰中，成为富丽繁缛而又充满生机、富有魅力和神秘色彩的图案。这是中西文化艺术融合的产物，由此可见唐文化兼收并蓄之一斑”。

关于瑞兽与葡萄组合纹饰的来源，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但其出现的时间应不迟于东汉。

(三)关于瑞兽纹样与葡萄纹样结合的时间问题

关于瑞兽纹样与葡萄纹样结合的时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至迟在西汉。上述滨田耕作《关于禽兽葡萄纹镜》一文认为，“葡萄纹从西方传入中国时，附随有鸟兽的图案也同时传入了”。葡萄纹传入中国的时代，虽不知道滨田耕作的确切观点，但据此可知，滨田耕作认为，至迟在西汉，鸟兽葡萄纹样已传入中国。

二是认为在唐代。孔祥星、刘一曼则认为瑞兽纹样与葡萄纹样结合的时间，是在唐代。

笔者以为，据考古发掘，今新疆民丰出土有东汉时织有精致的人兽葡萄纹彩罽及走兽葡萄纹绮，则至迟在东汉时，中国西域新疆已存在西方和中国内地两种风格的禽兽葡萄纹饰，前者偏重于西域特色，后者明显为中原特色，前者当早于后者，瑞兽纹样与葡萄纹样结合的时间显然早于唐代。应该说，瑞兽纹样与葡萄纹样的组合出现在铜镜上的时代为唐代才是对的。

(四)关于葡萄镜出现的时间问题

葡萄镜出现的时间，有不同观点。

一是归于汉镜，如《博古图录》、《西清古鉴》。

二是断定为唐镜。如日本学者高桥健、冈崎敬、樋口隆康等，中国学者钱玷、孔祥星等，均持这种观点。

三是认为在六朝时期。如美国学者劳弗尔指出，“汉朝未制有葡萄镜，而是六朝时期(即第四至第七世纪)出的。说成'汉’制的理由不过是根据《博古图录》的幼稚假定，此书认为葡萄是张骞带回来的，那么葡萄的艺术图饰也必然是在同时进来的”。日人原田淑人《关于海兽葡萄镜》一文也认为，海兽葡萄镜“流行于六朝末唐初到唐玄宗期间，玄宗前后葡萄镜的铸制极盛”。

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已有出土文物证明，是可信的。

四、主要结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前，与葡萄、葡萄酒相关的葡萄文化的发展，是中国古代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及葡萄文化经西域传播的重要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前，葡萄文化经西域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由京城地区向四周及由中原内地向西域、东亚等传播、扩展。先秦时期，“蒲陶”一词在西域传播；秦汉时期，葡萄文化已由西域传入中原内地，并在内地逐渐丰富起来，同时开始由中原返传入西域；魏晋南北朝时期，葡萄文化领域扩展，由内地向西域的传播内容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