茆家升:阿大夫与汉民谣---夜读抄

春秋战国时期,现在的山东当时称为齐国的境内,治下有一个叫“阿”的地方。头儿人称阿大夫。此大夫乃公卿大夫即官员,非北方人称医生之意。可惜此公治政无方：“田野不辟,人民穷馁”。意思是田地都荒芜了,百姓都在受冻挨饿。可这位阿大夫却尽吹大牛,欺上蒙下,把自己的政绩说成一枝花。国家领导人齐威王一度被蒙蔽。然而纸里终究包不住火,真相被揭露了。齐威王一怒之下,将这位阿大夫烹了,也就是丢油锅炸了！刑法是太残酷了,但为百姓讨回了公道。阿大夫以一死谢治下民不聊生之罪,是罪当其罚,只是不该受此酷刑。但齐威王奉行孟子所说的：“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民本之道,还是值得称赞的。未见记载当时齐国有没有第二个阿大夫,也不知阿大夫之错是本人之错,还是始作俑者是齐威王,出了事往下属一推了之？！联想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或如刘少奇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所论断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时期,像阿大夫这样的地方官员,可以说是到处可见。他们也和阿大夫一样,在大跃进高潮中,开始胡干蛮干大吹大擂。结果是资源耗尽,环境破坏,民不聊生,直至饿殍遍地。那些现代的阿大夫们还一个个文过饰非,往自己的脸上贴金。据现在已公开的资料,最典型的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甘肃的张仲良和山东的舒同,每个省饿死人都在百万以上。比如我们安徽省的无为县,在册人口就饿死了24万人,宣城县是17万。这些现代的阿大夫们,罪行大概都不在古代那个阿大夫之下。他们的命运如何呢？除四川省的主要领导之外,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都丢了官或降了职或另有任用。未听说有一位被处死的,判刑的也极少。按说他们都应该和古代的那位阿大夫一样,一死以赎成千上万百姓被饿死的滔天之罪的。但他们都逃脱了。
这里抄录一段“强国军事纵横”网站上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饿死人的记录,和罪责层层下推的实况,可以看出这些当代的“阿大夫”们,都在干些什么？信阳地区只有200万人口,到1960年底时,官方上报饿死人数是五十万！而当年11月12日由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带队下信阳调查,查了五个月之后,陶铸说不要查了,已经超过一百万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看看当时信阳地区一把手的地委书记路宪文的所作所为：信阳地区1959年实产粮食32亿斤,路宪文为首的地委却估产64亿斤！省里征购九点六亿斤,已属过头；路宪文为了邀功却上调了十点四亿斤！结果农民口粮只剩一百多斤,又集中到食堂,再受一次剥削,不到三个月就没粮了。路宪文又下令“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不准向上级反应情况。”派民兵把守各道路村口,农民们只有活活饿死一途！作家白桦是信阳人,他说当时“一个村落一个村落被饿死”,光山县5647户,息县5133户,固始县3424户都饿死绝户了！这些县的头头和路宪文们和河南省的吴芝圃们,以及曾希圣们李井泉们张仲良们舒同们,还不该死吗？
再说说吴芝圃,作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芝圃,在除掉诸多反对派当上一把乎之后,更是一手遮天,为所欲为,成为河南当代头号“阿大夫”！河南大批百姓饿死,案惊中央,毛泽东周恩来都知道了,吴芝圃还拼命捂盖子。实在捂不住了,就抓替罪羊当小阿大夫。先挑上禹县县委书记刁文,此人也不是好鸟,大炼钢铁时曾出过一阵风头,到饿死了很多人,麻烦大了,吴芝圃下令枪毙他,后被中央制止,才拣了一条命。唐河县委书记毕可旦,眼见邻近的淅川等三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已被捕,准备枪毙时,毕可旦听说自己也将被押往南阳,可能也要被杀,就和老婆及三个女儿投井自尽了。阿大夫毕可旦虽说是怕被枪毙而自杀的,毕竟是以死谢罪,比起那些逍遥法外还舐不知耻自吹自擂的大大小小现代阿大夫们,品格要稍好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一起投井的,还有毕十四岁的儿子毕剑增,硬是被母亲顶出水面逃出生天。这孩子长大后说了句公正的话：“唐河县饿死了很多人,我父亲作为父母官,他是有责任的。他既是浮夸风的执行者,也是受害者。”毕剑增先生此言,令人尊敬,他比那些昏庸又残忍的当权者,情操高多了,快半个世纪过去了,为数以千万百姓被饿死的巨大“国殇”,我们见到过几人忏悔的？！
再说说吴芝圃,以后他也只被抹去了省委第一书记,还保留了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位子。他也曾承认他对河南省饿死数百万人是有罪的！就这轻飘飘的一句话,就能抵得过几百万鲜活的生命吗？但他毕竟比四川李井泉安徽曾希圣甘肃张仲良要好一点,他们可是到死也未忏侮的！
吴芝圃曾希圣张仲良舒同们只罢官,未受刑,李井泉还升了官,更别说那些第一线的地市县委书记们了,大都平安无事,有的只换了个位子,有的还升了官！真是荒唐透顶,人命也太不值钱了！要是在阿大夫时代,还不都该下油锅！可是,你还不能说这样的处理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说到底他们都不是始作俑者！如果把他们都严惩了,谁又来惩办始作俑者呢？只能这么说了,这是中央性的决策失误,而一项全国的失误,只追究地方官员的责任,也不是公正的。在1962年初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从毛泽东到全体政治局常委除林彪之外,都承担了责任。虽然还没有否定所谓的三面红旗,也没有接受像安徽已经实行的责任田制那样的农业改革。但还是在经济政策上做了一些调整,极左路线有些收敛,也才有了从1962年到1966年文革前相对较宽松的时期。中国百姓是善良的,或曰经几千年三纲五常的调教,只分鲁迅先生所说的“暂时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有一口饭吃运动的锋芒收敛一点,就感恩载德了。可惜好景不长,文革风暴接踵又来了！又回到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了。
说罢阿大夫的事,再说几句汉民谣的事：
这得从上世纪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提交的那首著名的民谣谈起。全文许多人耳熟能详了：“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百姓鼓与呼。”关于这首民谣的历史意义,说的人已经很多,毋须我来哓舌了。问题是究竟谁是这首民谣的作者？当然不是彭德怀自己,哪是谁呢？最近读到一分材料,大体可以知道这首民谣的来历：
说的是彭大将军1958年12月21日,回到湖南省平江县。三十年前即1928年彭在这里率国民党政府军一个团起义,参加了共产党。当地有五万人随他参加了红军。多年征战,平江人牺牲了近二十万人,也包括彭的两个弟弟。人民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当然是为了子孙能过上好日子。但是他们失望了,在彭德怀召集的当年起义的老红军座谈会上,老战士纷纷表示对大跃进大炼钢铁的不满。一位叫黄杜芳的残废军人对彭说,再这样下去,老百姓会造反的。并递给彭一张条子,上面是步汉代民歌《小麦谣》韵的小诗,也就是这首流传久远的新民谣：“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结尾一句与流传的略有不同。)而且毛笔书法相当工整漂亮。
老红军黄杜芳文化水平不高,不可能写出这样的字这样的民谣,也不可能读过古文。这大概是乡间一位秀才写了,托黄呈彭大将军的。《小麦谣》的原文是：“大麦青青小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两千年前,汉王朝受匈奴侵扰,不得不派大军长驻西土,致使妇女嫁禾,百姓苦甚。而今历史重演,却只为钢铁翻番。所以当公社负责人向彭汇报,大讲炼钢炼铁时,彭德怀忍不住打断他：“你们炼钢又没得媒,全靠木炭,一下子把山上的树都砍光了,农民怎么生存哟,我劝你们不要搞了！”
有了以上的史实,再要讨论谁是这首新民谣的作者,已经不太重要了,但是我们依然感激这位不知名的乡村秀才为历史留下了真实的记录,怎么评价它都不过分。要是套用韩翰先生悼张志新烈士的诗,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写：“你把百姓的呼声,放到诗歌的天平上；使一切吹牛者,都化成了泡沫。”
抄了阿大夫与汉民谣两件往事,其实也就是在说一件事。
2007/2/15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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