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改革须与国家发展战略相适应

近期国际社会频繁向中国人民币汇率施压，导致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卷土重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4月12日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时强调中方立场，“人民币升值既解决不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解决不了美国的就业问题。中方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方向坚定不移，这是基于我们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改革措施需要根据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中国经济运行情况统筹加以考虑。尤其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加以推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4月21日举办“2010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暨研究成果”发布会，该中心研究员张永军代表中心发布《人民币汇率研究报告》。报告讨论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均衡汇率模型存在的五大问题及影响，指出利用该模型评估人民币汇率水平比较粗糙，不能作为向人民币升值施压的依据，此结论得到与会者一致认可。
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更具意义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利用均衡汇率模型估算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被低估了41%，此数据被美国议员和克鲁格曼等知名学者引用，作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重要依据，在国际上给人民币升值造成了很大压力。
张永军表示，“汇率要适应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他指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均衡汇率模型还存在很多问题值得商榷，单凭此模型向人民币汇率施压是缺乏经济分析基础的。
迄今为止，国际学术界还没有找到一个最优的理论框架或模型来精确测算某一货币的“均衡汇率”。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教授谭小芬认为，美国是按内外均衡汇率标准，要求中国一次性升值、快速彻底地解决所谓的“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中国是从整体均衡汇率出发，将人民币汇率逐步引向内外均衡汇率，以防止经济出现剧烈波动。“当前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不是建立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利益关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告诉记者。
汇率的决定因素十分复杂，短期包括利率政策、短期资本流动、心理预期和政府干预，长期包括通货膨胀水平、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率、国际收支、外汇储备和财政状况等。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礼卿认为，当前人民币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低估，但是采取不同的评估方法，结论差距会很大，“相比研究人民币汇率到底被低估了多少，当前扩大汇率的弹性、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让汇率波动成为外部冲击的“缓冲器”
“当前，胡锦涛主席重申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立场，是对美国政客、学者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有力回应。”张礼卿认为。
一国汇率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国内许多学者都持有和张礼卿相同的观点。宗良认为，人民币汇率应该保持动态稳定，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双向变动，既不宜长期大幅度单边升值，也不宜双边大幅波动，“一个基本稳定的汇率是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上表示，人民币汇率从长远来看必须调整，要增加弹性和灵活度，“但是短期如果迅速调整的话，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坚持原则，以我为主，不可受制于人，但是也要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宗良说，“要正确看待经济增长中的本币升值问题，汇率应随经济状况主动渐进地调整。”他强调在汇率机制改革过程中，要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坚决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要着眼于未来国际货币体制改革的总体格局，增加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朝着有利于人民币的方向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原院长李翀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在政府的管理下由市场去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但是从短期来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受不起人民币汇率大幅度变化的打击，应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海红提出，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应该进行人民币汇率决定的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建设更具有灵活性的汇率制度，让汇率波动更能反映市场供需关系，成为外部冲击的“缓冲器”。
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贸易失衡问题
对于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中国一贯主张通过坦诚对话、务实协商，从正常渠道进行有效解决。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4月6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从未‘操纵汇率’谋利。”李翀认为，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出发，无论是在汇率的制度因素、管理手段还是产生的客观效果等方面，中国都不存在操纵人民币汇率的行为。
目前中国经常项目存在顺差，尤其是中国对美国经常项目顺差规模较大，占GDP较高，占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比重也很高，这已经成为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向人民币升值施压的重要理由。张永军认为，汇率只是影响国际贸易平衡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并且对于不同国家汇率的影响程度大小也不同，单纯依靠调整汇率很难消除双边贸易不平衡，因此国际社会用经常项目顺差来施压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不充分。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受到国际经济制度和国际分工及中国的发展阶段、要素和产业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陈德铭表示，“中国对美顺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中国实行了严格的出口限制，调整人民币汇率不会改变中美货物贸易现状。”谭小芬认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和国际产业向中国持续转移的必然结果。
宗良表示，“尽管人民币汇率会对贸易逆差产生一定作用，但并不是根本原因，在工业生产等方面的效率差异才是根本原因。”他认为，当前美国经济之所以深陷危机，主要与美国个人储蓄水平过低，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的经济结构有关；与过度的金融自由化、金融监管缺失、金融过度创新有关；与实体经济生产率低下有关。“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不是汇率问题，也不是某一国通过调整汇率水平就能解决的。”因此，仅仅通过调整人民币汇率是无法改变美国贸易逆差基本状况的。谭小芬的数量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低估只能解释中国贸易顺差的20%，“人民币升值不仅无法解决美国的中美贸易失衡，恐怕也难以大幅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证实了单纯调整汇率并不能解决贸易失衡问题，李稻葵、谭小芬、宗良、张永军等人都一致指出，20世纪80年代美国迫使日元不断升值，导致日本经济陷入低迷，但对改变日美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的效果并不明显，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长期依赖过度借贷进行消费的发展模式。
学者们也认为，应该从缩小国内储蓄投资缺口、扩大国内需求入手，缓解经常项目顺差的过快增长，纠正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中国顺差的减少，也是对全球再平衡作出贡献。
平等协商、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合作
目前全球经济学理论界已有共识，汇率不是影响一国贸易平衡的主要因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表示，“人民币升值不会改善美国的外贸逆差，美国应改善自身的经济结构来增强经济竞争力，停止肆意指责别国。”
实际上，只要延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合理的产业分工，以中美贸易失衡为代表的全球贸易失衡就会延续。谭小芬认为，解决中美贸易失衡之道在于，“两国应同舟共济，加强国际协调，共同推进结构性改革。”美国应当提高储蓄率，缩减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加强金融监管，放弃对华技术出口和高科技产品出口等的限制；中国应该采取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率、调整外贸外资优惠政策、扩大进口和市场开放等结构性政策，并实行逐步增加汇率弹性和完善外汇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辅以养老、医疗保障和教育体系改革，来降低外贸顺差，而不能单纯依靠汇率调整来实现贸易平衡。
不少中国学者认为，当前中美两国都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要从各自的国内结构调整出发，借助危机后调整的有利时机，双方要以建设性的态度，而不是互相指责的态度，进行合作协商，避免贸易争端升级，避免新的贸易壁垒，共同维护全球自由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