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华为管理

在中国的企业家中，有着一批截然不同于西方的企业家，如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华为技术的任正非、万科集团的王石、巨人集团的史玉柱等等，他们身上都有毛泽东思想的影子，他们并不仅仅满足于成为企业的所有者或管理者，他们更像是政治家、像教父，以自己的思想聚集一群人向一个目标迈进，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和验证它。
特别是华为的任正非，任正非很喜欢读《毛泽东选集》，其讲话、办事、为人处世的态度和做事方法都带有浓厚的毛泽东风格。
据说，任正非在部队期间是“学毛选标兵”，任正非对毛泽东的军事理论、群众路线、矛盾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等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可以说，华为的管理思想基础，就是毛泽东思想在企业中的“活学活用”。
仔细研究华为的发展，不难发现其市场攻略、客户政策、竞争策略以及内部管理与运作，无不深深打上传统权谋智慧和“毛式”斗争哲学的烙印。其内部讲话和宣传资料，字里行间跳动着战争术语，极富煽动性。
群众运动与华为变革
1995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02周年的纪念日，华为总裁任正非以一篇题为《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万言报告，拉开了内部整训工作的序幕。会议期间，所有市场部的正职干部都要向公司提交二份报告，一份是1995年的工作述职，另一份就是辞职报告。包括市场部代总裁毛生江在内的30%的干部被调整下来。集体辞职开了华为“干部能上能下”的先河，也被业内视为企业在转型时期顺利实现“新老接替”的经典案例。
此后几年中，伴随着华为翻番式的高速增长，内部运动也如火如荼。从“华为基本法”的大学习，“产品开发反幼稚”的大讨论，到“无为而治”的命题作文，高层发起、自上而下、层层推进式的群众运动，成了华为变革的招牌模式。“运动”一般以任正非一篇著名的讲话为中心点，衬托着其他公司高层人士的发言，接着就是全员的学习和讨论，以及正面人物的宣传，反面人物的警示等等。对于老员工，运动意味着机会和考验；对那些刚刚走出校门不久的新员工来说，运动则是个人魅力和群体声势的集中展示，他们也在强烈的震撼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企业的价值观念。
原任正非的助理、深圳市基业长青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首席顾问兼总经理吴建国指出，这种带有明显“毛氏”色彩的群众运动，确实起到了神奇的功效。首先，它练就了员工的政治头脑。那些以前不爱学习公司文件的年轻人，现在都会抢在第一时间阅读任正非的讲话稿或文章。大家明白，声势浩大的运动背后，领导讲话的字里行间，都可能预示着某种变化。只有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并在行动上有所表现，才能跟上形势，顺应公司发展的要求。
运动也成了锻炼和甄选人才的重要手段，华为称之为“炼狱”。有人在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一时的风流人物；也有人像公司高层所说，沉淀为华为成功之路上的铺路石。运动真正考查的不是一时的得失成败，而是人们在得失中表现出来的心态。这种“七上八下”的涮功，催熟了华为的年轻一代，经过运动的锻炼，个个年少而老成。
批判意识与民主生活会
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是毛泽东思想中强调的三大作风，特别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更显现出独创性。毛泽东思想学说认为，我们党内的本质矛盾，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只能用民主讨论、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整风就是我们党解决党内矛盾，端正党的作风，教育全党的好方法，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创举。在整风中要注重解决思想问题，实事求是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达到改造思想、整顿作风、改进工作、加强团结的目的。
在华为的内部，还有例行的民主生活会，不变的主题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据任正非所言：“我们一定要推行以自我批判为中心的组织改造和优化活动。自我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也不是为全面否定而批判，而是为优化和建设而批判。总的目标是要提升公司整体核心竞争力。”
因此，任正非要求，对不同级别的干部有不同的要求，凡是不能使用自我批判这个武器的干部都不能提拔。自我批判从高级干部开始，高级干部每年都有民主生活会，民主生活会上提的问题是非常尖锐的。
“我希望这种精神一直能往下传，下面也要有民主生活会，一定要相互提意见，相互提意见进一定要和风细雨。我认为，批评别人应该是请客吃饭，应该是绘画、绣花，要温良恭让。一定要把内部的民主生活会变成了有火药味的会议，高级干部尖锐一些，是他们素质高，越到基层应越温和。事情不能指望一次说完，一年不行，二年也可以，三年进步也不迟。我希望各级干部在组织自我批判的民主生活会议上，千万要把握尺度。我认为人是怕痛的，太痛了也不太好，像绘画，绣花一样，细细致致地帮人家分析他的缺点，提出改进措施来，和风细雨式最好。我相信只要我们持续下去，这比那种暴风急雨式的革命更有效果。”
据介绍，在新员工座谈会上，新员工问：“任正非总裁您对我们新员工最想说的是什么？”任正非回答：“自我批判、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做个踏踏实实的人。”
实践论与挫折意识
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论认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高一级的程度。
在华为，几乎所有的高层管理者，都不是直升上去的。今年你还是部门总裁，明年可能就成了区域办事处主任，后年可能又到海外去开拓新的市场。几起几落、经受若干失败的打击，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因此，华为人对自己的成就和所处的位置，都能保持一种比较平常的心态，一方面，不会居功自傲，更不会去考虑谋取所谓的“终身职位”；另一方面，华为的管理队伍非常年轻，用这种“七上八下”的方式锤炼，是促使他们快速成熟的一条捷径，也为华为“干部能上能下”制度的有效实施奠定了文化基础。
任正非曾在与员工对话时曾说：“人的一生太顺利也许是灾难，如果注意看，就会发现你受的挫折是福不是祸。所以我和人力资源部不断的讲，录用一个干部，最主要是考虑这个人是不是曾经受过重大挫折，并且已经改进了，这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华为将一批又一批的高层干部下放到各个区域市场锻炼，任正非就是用卧薪尝胆、苏武牧羊的故事来勉励他们的。这种“烧不死的鸟是凤凰”的挫折意识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论。
据吴建国介绍，1996年，任正非听取完生产计划和销售计划工作汇报后，送给生产计划主管和销售计划主管每人一双工作靴，让他们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这表明任正非要求他们要“深入实际，了解基层和上下游业务部门的需求，才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辩证法与危机意识
按照毛泽东思想辩证法的理论认为，任何一个事物、一个组织都有生有死，有产生、有灭亡。
据吴建国介绍，从创业开始，任正非就不断灌输危机意识，不断设定挑战性目标并追求持续改进。1999年，华为的销售额达到了120亿，到2000年的销售目标就定到了200亿以上，越往后，目标越高。这些年来，华为自上而下都努力保持谦逊和低调，生怕成为众矢之的，更害怕自己真的盲目乐观起来，大家经常在一起开玩笑说：老大做久了，现在最不愿听到的就是“国内领先”、“中国第一”。任正非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
2000年年末，《华为的冬天》引起了中国企业界的强烈反响。此后，任正非在其著作《北国之春》中又再次强调危机意识：“华为经过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会构成我们的灾难——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
矛盾论与工作重点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
长期研究华为企业的吴建国指出，华为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了不同的措施解决了不同的问题。95年以前，华为的主要矛盾是如何形成自己的核心产品，为此，华为着力研究开发，在技术研究方面投入巨大。95年—98年期间，华为的主要矛盾则转化为如何打破西门子、爱立信等这些跨国巨头在电信业的垄断地位，占领市场，此时，华为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市场开拓方面，市场部的工作人员也是提升最快的。
98年以后，华为面对的主要矛盾则是国际化的问题，为此，华为转向了国际市场的开拓，预计2005年华为的外销将超过内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