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策划“东方第一锄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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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策划“东方第一锄奸案

2009-11-28       1929年11月11日深夜,在上海市霞飞路附近一处宅院的门前,随着“砰!砰!砰!”几声枪响,—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当场命归西天……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刺杀大案,此消息立即轰动了全上海。各报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甚至称之为“东方第一谋杀案”。      那个被打死的穿黑色西装的人,名叫白鑫。他是黄埔四期学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初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

  1929年8月23日,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等同志,于次日下午在他家开军委会议,并且说,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参加。24日下午,会议按时进行。周恩来因为临时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就请假未能到会。
  彭湃等人万没有想到,会议还在进行中,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经偷偷包围了会场,不久便冲进屋内,按他们手中拿的名单抓人。
  “伍豪(周恩来化名)?谁是伍豪?”特务们咆哮着。彭湃他们站在一旁,对特务们怒目而视。
  “彭湃?谁是彭湃……他就是……”特务们冲过去,一把拉过彭湃,用手拷扣住了他的双手。
  然后,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等同志,也和彭湃一样都被拷上手拷,推推搡搡押进了囚车。
  事情发生后,周恩来和负责中央特科的陈赓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党内出了叛徒。这叛徒不是别人,正是白鑫!他通过在南京被服厂当厂长的哥哥,联系上了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范争波与白鑫暗中定计,借中共中央军委开会的时候,来个一网打尽。所幸周恩来因为临时有事没有参加,不然中共中央的损失可能会更为巨大。
  彭湃、杨殷等同志很快被蒋介石下令枪决。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就义后,周恩来悲愤万分,他指示陈赓,要迅速弄清叛徒白鑫的行踪,定杀不赦,以绝后患!      陈赓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便安排上海地下党组织多方查找白鑫的下落。白鑫不是傻瓜,当然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因此,地下党组织尽管四处打探,也一直没有弄到白鑫的任何讯息。

  1929年9月下旬,白鑫突然到上海达生医院找柯达文大夫看病。原来,白鑫自因告密杀害了彭湃后,知道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不会放过他,整天处于极度的惊恐之中,不长时间就吓出了头疼的毛病。柯达文为他诊病后,说:“你坐一坐,有几种药在楼下,我去取。”他下楼匆匆到邻居家给陈赓打电话,不料白鑫这时早已经成惊弓之鸟,等他回来时,白鑫已经悄然离去。
  柯达文是中共地下党员柯麟的化名。陈赓指示他说:“白鑫露面就好,病人有病总会找医生的。他要再到你那儿,先设法稳住他,我们的人随时就到!”
        果然,过了几天,白鑫又打来电话,说要再请柯达文看病,不过,狡猾的他不到达生医院来了,而是要柯达文到法租界的一家饭店给他看病。
  柯达文按约赶到白鑫所在饭店,这时和白鑫在一起的,除了他老婆,还有范争波。一见面,白鑫用怀疑的口气问:“那天你说下楼取药,怎么出去了?”柯达文镇定地回答:“我到楼下一找,缺一种药,我想出门一拐就是药房,心想快去快回,谁知我赶回来,你怎么走了?连药也没拿!”“那天我有急事,看看表时间快到了,等不及拿药,只好走了。”白鑫也编了一通假话。
  柯达文给他看过病后,白鑫又留他喝杯咖啡,实际上他是对柯达文还不大放心,想多留他—会,让范争波观察一番。
  又过了几天,白鑫自感吃了柯达文开的药后病情减轻许多,再次请柯达文看病。这次,小车载着柯达文停在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全坊四弄43号门口,不几日后他们又将柯达文请到这里。柯达文估计,这儿就是白鑫的藏身之地。于是,柯达文将这一重要情报向陈赓做了汇报。         柯达文掌握了白鑫的藏身之地,陈赓不由大喜过望,但柯达文限于身份,再往后只能做些外围工作,于是,陈赓想到让杨登瀛打入敌人内部。杨登瀛原名鲍君甫,自幼就在日本生活与求学,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后,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把他视为知己,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到上海不久,杨登瀛因为同情共产党人,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工人员。

  陈赓请杨登瀛弄清楚和全坊四弄43号是个什么地方,他很快回复说:“那是大特务范争波的公馆,白天黑夜都有国民党特务看家护院!”
  陈赓将周恩来的“锄奸”指示告诉了杨登瀛,并让他去范争波的公馆摸清白鑫的情况。
  次日一大早,杨登瀛就找了个事由,登门到范公馆拜访。杨登瀛这位陈立夫跟前的大红人亲自登门,范争波自然不敢怠慢,他还把白鑫介绍给杨登瀛。杨登瀛假装关切地对白鑫说:“我一定向中央组织部报告。中央对你一定会论功行赏的!”“多谢杨特派员!”白鑫一副媚态。
  此后,杨登瀛多次到范公馆找白鑫谈话。有一次,他正在和白鑫谈话时,正巧柯达文前来诊病,杨登瀛假装不认识,等柯达文走后,他用关切的口气问:“这个人可靠吗?不要把共产党引进来。”白鑫肯定地说:“他不可能是共产党。”杨登瀛笑着说:“那就好!这地方可千万不能叫共产党侦察到。”
  就这样,杨登瀛和白鑫交上了“朋友”。杨登瀛时常前来和白鑫闲谈,打麻将,实际目的就是为了把白鑫稳住。         虽然不断找柯达文诊治,白鑫头疼的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痊愈。他知道范公馆不可久留,在征得南京方面同意后,他打算去意大利避风头。当然,对这么“核心”的机密,范争波和白鑫是不瞒“好朋友”杨登瀛的。陈赓接获这一重要情况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指示,一定要弄清白鑫出逃的准确时间、船次、从何处出发、坐什么车去码头,并指示陈赓组织精悍的“锄奸”队员,坚决除掉叛徒。

  白鑫和范争波、杨登瀛商定,出走时间定于1929年11月11日深夜11时,并且船票已经定好。范争波还特意安排,小汽车就停在公馆后门口,让白鑫夫妇出门就上车。
  杨登瀛心想,范争波这样安排,我们的红色队员将无法争取时间展开战斗,他对范争波说:“你的方案也许不错。可自剿灭彭匪以来,共党恐怕一直在暗中侦察白鑫的踪影。他们的人向来无孔不入。深更半夜,门口停辆汽车,会惹人注意……”
  范争波认为杨登瀛说的有理,决定小汽车不停在43号门口,而改停50米外的弄堂口。
  1929年11月11日深夜11时许,和全坊43号院后门悄悄启开一道缝,一个人闪出来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动静后,他见周围十分安静,认为没有任何危险,才向里面招手。大门里很快闪出7个人: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和3个“护驾”特务。
  他们刚走几步,黑暗中突然有人大喊一声:“白鑫,哪里走!”接着就是“砰、砰”两枪,一个特务应声倒地,范争波弟弟大喊:“有埋伏,快……”话未说完,一颗子弹打死了他。白鑫为了活命,拼命向停在弄堂口的汽车跑,一个“锄奸”队员立即追过去。白鑫跑到汽车处刚要钻进去,后面的枪声响了……
  战斗很快结束。白鑫、范争波弟弟和两个特务被打死,范争波和白鑫的老婆则受了重伤。事件发生后,中外报纸着力渲染,有的报纸甚至冠以“东方第一谋杀案”,借以骇人听闻。国民党方面费了老大劲也没有查出个子丑寅卯,最后只好不了了之。(摘自《党史纵横》文/ 王增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