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造城：“书记主导”发展模式集大成者

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扩大化现象令仇和遭受争议 （南方周末记者 吕宗恕/图）

记录昆明发生的一切，不在于个性官员仇和，也不在于具体的蜚短流长，而在于这里演绎着中国城市化疾进道路上的轨迹和困惑的加强版，谁的城市？什么才是理想的城市？

连昆明天上都没飞过”的仇和，把“仇旋风”从平原宿迁刮到了高原昆明——治滇、种树、造城，“春城”再不平静。

两年半前，就职发言中他说，“我愿做一名合格的纤夫，与昆明各族人民一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拉动昆明这艘‘巨轮’快速平稳前行。”

看起来，修补巨轮的任务比掌握航向来得更为迫切。昆明的城市面貌被耽搁太久了。

2010年4月16日，昆明市委办公大楼二十三级台阶前，仇和弓着腰，三步并两步，两步并一步急冲上去，正如他治下的昆明要“跨越式发展”一样，不能等，不回头。

昆明，在哪？

仇和来之前，春城相当于“村城”。

上一次昆明城市名动天下，是因为举办19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那会儿，上海的世博梦想还在襁褓，仇和正在江苏沭阳做县官，忙着电视曝光庸官。

由于早期城市规划阙如，园博会过后的昆明，市区老旧房子密集、城中村数量繁多，城市绿化水平不高，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历经十三年，三届政府的努力，也终未成功。

创卫也是如此，2000年创卫专家组到昆明一圈暗访后只抛下一句话：“现在这个样，创卫不可能”。

最堪代表的是，没有配套好学校、医院、超市等公共设施的北市区小区一度被昆明人称为“睡城”——白天来主城区上班，晚上回北市睡觉。

昆明规划之耻，人人皆知。李德昭、胡星、曾华等连续三任规划局长落马，震惊全国。一地产商直言，仇和来之前的十年，春城相当于“村城”。

追根溯源，昆明定位总在旅游与工业中摇摆。时任省委书记的令狐安曾矢志“绿色生态城市”，后来，昆明突然转打工业牌，要命的是，除了烟草、磷化工，似乎找不到更多工业支柱。

昆明，在哪？没有人能给出答案。下滑的数字却令人揪心，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中，昆明两年排名下滑28位；2007年，昆明市的GDP竟比同处西部的成都落后了将近2000亿元，当地干部的心理底线一退再退，不如成都，不如南宁，甚至与贵阳也有距离了。

陌生的仇和突然就来了，昆明人很快从电视上发现，这位新任市委书记说话“嘣嘣嘣”、走路“咚咚咚”，很有些不一样。

城市的棋局，民心的棋局 （邝飙/图）

仇老师、仇校长

“如果有80%觉得可以干，我觉得势头已过，没有干的必要了。”

仇和读了很多书，他从市社科院找来《昆明通志》，还有厚厚的市情蓝皮书，仇和还走了很多路，去滇池，进城中村，几乎满城跑，女宣传部长后来连高跟鞋都不敢穿，生怕跟不上。

一位干部回忆，每到一处，仇和总跟老师教学生一样，对着山山水水总能道出一串串数据来。在调研的车上，他也总是像老师一样，要求各位“别拉窗帘，要看看外面城乡建设”。

没有在昆明天上飞过的仇和，几乎不需要过渡的时间，就对于脚下的这座城市，显示出老师般成竹在胸的指导欲望。

城区二环高架建设是三年任务一年完成，不少人担心工程质量，仇和对当时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梁晓谷说，“晓谷啊，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办法，晚上你拿一个手电筒去桥下照照，水泥颜色是不是一样，桥梁平不平，一照就知道了。”

很多城市的行道树周边都用水泥砖或大理石条砌成护台，美观而整洁，可仇和要求昆明不要学，没有护台的话，雨水能流进树坑，渗透下去，既能收集雨水，也浇灌苗木。

受访的多名官员均称仇和对于城市改造的熟悉简直像本百科书。私下里，他被戏称为昆明这所学校的“仇校长”。

这显然是一位急切的校长，“只要50%同意，我就干了；如果有80%觉得可以干，我觉得势头已过，没有干的必要了。”这几乎就是仇和造城的最浅显的注解。

昆明显然不同于他旧日执政的宿迁，容不得推倒重来。在紧密调研昆明十大公园后，仇和开出了一剂貌似温和的药方，“昆明要建森林式、环保型、园林化、可持续发展的高原湖滨特色生态城市。”

他还说过一句充满诗意的话，“城市是一尊雕塑，是凝固的美，一旦形成不可改变。”问题是，这雕琢的斧凿首先该向哪里？

治滇，先治官

“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

现实帮他做出了选择。

滇池污染恐怕是昆明城市建设史上最尴尬的一笔，至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滇池已成一湖污水，蓝藻经年爆发，污染最严重时，湖水似油漆，扔进池中的瓶子都沉不下去。

每年，全国两会上总有云南代表反复埋怨，国家治理滇池的投入甚至不如东部城市的一个零头。后来干脆连污染的真正原因都成了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

2008年元旦，在昆明市环保局调研时，仇和抛出“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之言，语惊四座。

宿迁之后，仇和曾任江苏省分管环境的副省长，经历过太湖蓝藻爆发，后来亲任太湖湖长。沿用这一经验，昆明35条滇池进出河流都有了河长，书记仇和当河长的标示牌就竖立在盘龙江边，以告世人。

河长也好，湖长也罢，最根本的就是责任倒逼，任何人都难置身事外，市政协副主席汪叶菊记得，仇和第一次到市文联调研，却指着不远处的滇池说，治理滇池不能慢吞吞的，话音甫落，文联也有了治滇任务。

仇和很急，“在2009年底前，入滇的35条河道河水变清。一年内让盘龙江水变清。”他规定，所有河长每半月要巡河一次，现场解决河道整治中的问题。有次巡河，当地基层官员又习惯性地以资金不足来推脱，仇和扔下一句：“有钱，傻子也会治。”

直到现在，身兼东大河河长的汪叶菊从未感觉轻松，因为仇和已把生态环境指标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硬指标，坚决实行一票制。受此刺激，各河长纷纷想着法子，组织队伍拆除河两岸的违建，搬走水域附近畜牧养殖，设法把污水引入市政污水管线。

两年后的今天，《昆明日报》记者部副主任龚庆萍发现盘龙江水真的变清了。而所谓的投入资金，依旧难敷缺口，很多官员不得不佩服，“仇和书记真不一样！”

然而，还是有人不认同，滇池卫士、2009年央视感动中国人物张正祥就质疑，“35条河流进滇池的清水，就如矿泉水倒进了大染缸，还是一片黑。”他指责，仇和采取的环湖截污其实是把污水全部转移到金沙江，流入长江了。

种树是“第一形象”

“树要多，多到城这头到城那头，猴子掉不下来。”

滇池要治，树也要种。南京农学院植物保护专业毕业的仇和，在昆明同样推行宿迁“暴风骤雨般的种树运动”。

在宿迁，他逼农民种杨树，房前屋后，沟边渠边全部种上。到了昆明，这个标准变更为，“树要多，多到城这头到城那头，猴子掉不下来”。

原打算撤并的园林局，到了他手上不仅未撤，反而职能有所增强，即园林绿化局。

仇和不能容忍“种树不浇水”，2008年6月，他要求市园林绿化局购置洒水车、建立园林绿化旱季浇灌长效机制。半年后，该工作一直没有进展，他愤而责成纪委对市园林绿化局局长问责。局长被停职后，24辆洒水车终于到位。

“绿化是第一环境、第一形象……”仇和总是说，……搞绿化永远不会过头，抓绿化怎么强调、怎么重视都不会过分。

“见路栽树、见土植绿，拆房建绿、退厂增绿……”这都是仇和治下城市绿化的操作标准。

很快，行道树从一排种成两排，甚至三排，当地人戏称“双排扣”“三排扣”。据称，有家银行门口两座石狮之间被干部要求种下一棵树；有干部要把树栽在变压器下；有工人在盲道上也挖了树坑，造成一老人不慎落入。

滇池路是昆明的一条景观路。2008年，为了迎接北京奥运火炬，已长成型的中间绿化带被插栽了不少乔木和彩叶树。因昆明地处温带，植物生长异常茂盛，如今，乔木成林。一位业内人士忍不住担忧，不用三五年，中间绿化带会和行道树一样遭遇密度过大问题，到时不得不间伐或移栽。

昆明市政府新闻办副主任陈波总结仇和的执政思想是“制度创新+社会动员”，种树亦是如此。早在两年前，昆明市委市政府以红头文件来推动城市绿化，并规定如果不能参加义务植树者，每人次必须补缴十二块五。哪知，此举遭到《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义务植树岂能强制收费。

“2008年一年昆明搞绿化植树量是过去十年的总和。”现在，有官员笑称，树多得基本达到书记要求的“白天看不见太阳，晚上看不见灯光”的标准了。拆字当头的争议“一次地震，这里就是坟场；一次大火，这里就是火化场。”

仇和上任后，没有按前任计划把行政中心立即搬到呈贡新城，而是扭过头向336个城中村动起了刀子。

用他的话说，城中村是顽疾，只要“一次大火，这里就是火化场；一次地震，这里就是坟场”，足见其铁腕决心。

尽管有人质疑城中村改造背后若隐若现土地财政的影子，但拆字还是转瞬贴满昆明的大街小巷。

仇和还要求城市开发一定要连片、成面地开发，以免新项目只是城中村的“遮羞布”。这多少成了改造扩大化的催化剂。

人民西路94号大院龙斯猷老人气愤地指责，云南省广电局生活小区使用不到三十年，就被当做城中村项目要求限期拆迁。2008年8月7日，五华区借棕树营村改造，竟将昆明贵金属研究所、昆明医学院附一院、大观幼儿园、春城小学等数十个公共单位划入拆迁改造范围，被指为拆迁搭车。

一时非议如潮，据了解，今年云南省两会期间就曾有省政协委员联名提案，称昆明市城中村改造存在扩大化问题，应尽快纠正。

一位当地官员还记得，2009年9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昆明调研两个月，也发现城中村改造有扩大化苗头，甚至将打工学校一并改掉，而不管打工子弟。

被勒令拆除的还有居民公寓楼阳台周围的防盗笼，不少人认为这是公权力侵犯了私人权益。

为了市容，仇和顾不了那么多。但一纸行政指令仍难抵民众积年的生活习惯，不得不节节败退。从要求全区全拆，到临街必拆，再到公务员、教师、律师等强拆，直到现在主干道两侧40米建筑的防盗笼仍属于必拆范围。

仇和难得遭遇事实上的挫折，一次会议上，他也难掩无奈，“为什么防盗笼难以改过来，因为没人代表公共利益说话。”

他自认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比如，他相信，城中村的农民是愿意接受改造的，因为补偿标准高，拆一次，富一截。

昆明市政府有关人士也坦言，书记的想法是好的，也是大家赞成的，不过有些在具体操办中被改走了样，所以他对此也深恶痛绝，多次要求改进。

灵魂，丢了？

“昆明也要建成又一个北京、上海、深圳，甚至香港吗？”

2010年，仇和说，昆明要工业强市，实现三年倍增六年跨越，有人这才自觉恍然大悟，前面两年天翻地覆的真实逻辑，“城市面貌变了，环境好了，招商引资才更有可能。”

拖延了两年的新城搬迁计划也终于启动，预计到今年底，昆明市相关职能部门将迁往滇池东南岸的呈贡县。

占地超过30平方公里的呈贡新区全部建成时将聚集十所大学和一批高科技产业园区。按照昆明理工大学环境科学系教授侯明明的说法，这其实是错误之举，新区与主城区迟早会连接成片，而滇池已不堪重负，无法承载更大的环境容量，昆明应量水发展。

在社科院院长龙东林眼里，这样的声音并不了解仇和，“行政中心漂移”是带动城市新发展的有效策略，深圳就是数次行政中心漂移而均衡发展的典范。

奔着发展的目标，昆明想摘夺的称号还真不少：区域国际化城市、国内最佳投资城市，全国最安全省会城市……用当地人的话说，只要有的称号，昆明没有不想争的。

不少人开始担心这些名目支撑起来的新昆明丢了个性，丢了灵魂。昆明市发改委主任胡炜彤则解释说，千城一律，这是全国现象。

侯明明一直怀念昆明曾经湿地与城市交融而形成的碧水蓝天、性情慵懒的年代，如今，这一切早已逝去，“昆明除了四季如春的自然条件，建筑与内地没有任何区别了。”

被称为城市多元文化象征的报摊，在昆明也日益少见了。人民西路一家报摊老板抱怨说，城管部门开始严控街头报摊，一度要求报摊进公厕，被市民拒绝后才有所改善。

曾在云南省委政研室担任过副主任的孙官生也不舒心，“我省的一些城市突然患上了‘城市洁癖’的怪病，以‘旅游城市’、‘与国际接轨’为由，把小摊贩撵得鸡飞狗跳，难道一个旅游城市一定是一个没有小商小贩的城市吗？”

“难道昆明也要建成又一个北京、上海、深圳，甚至香港吗？”

这些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却或许是新昆明难以释怀的。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4月12日，有百余年历史的聂耳故居在五华区以“落架大修”为由，被夷为平地。

而去年为迎接蒋介石而建的紫园，还有石屏会馆、石房子——李鸿谟故居、故园——潘朔瑞故居、袁嘉谷故居、沈醉故居等都已改建成了高档餐厅。

孙官生对此痛心疾首，没有了历史的昆明，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