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奇迹的历史动力 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顺序做正确的事orz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8 19:47:30
中国奇迹的历史动力 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顺序做正确的事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顺序，做正确的事，不仅需要智慧和勇气，有时恐怕也需要直觉和运气。”距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日
在这位一直关注和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制度变迁的经济学者看来，“中国奇迹”的关键是，“中国三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改革开放吻合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逻辑密不可分。同时，中国市场规模之扩大的途径与步骤又确实是举世无双。”这意味着，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就是做了“正确的事”。
而且，按照他的理解，改革开放是由一项项具体政策措施、法律法规、管制条例等制度构成的，内容繁杂，时分先后，由此便出现了“制度组合”、“时机把握”与“实施顺序”问题，“而所谓‘中国特色’，大致集中体现于如何处理它们。”事实上，这种“正确的顺序”构成了被誉为“北京共识”的渐进式和增量改革的道路。
至于“正确的时间”，就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的时代洞察力，从经济全球化中捕捉到的战略机遇。
而这三项条件，缺失任何一个都不可能会有中国改革开放创造的体量惊世的“中国奇迹”。
前所未有的六大历史性进步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用六个感叹描绘了30年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进步：
——中国人从死气沉沉中走了出来，中国成为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大家只要到北京街头走一走，看一看中国人的穿着打扮，听一听中国人的聊天，就可以发现中国人已经从各种各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中国社会内在的活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释放出来。
邓小平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四人帮’当权横行，人民心情沉闷，甚至可以说是在忧虑之中，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还有两年徘徊。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还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把中国的活跃，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变化和进步。
——中国摆脱了大多数人连温饱也难以维持的贫穷社会，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持续30年以年均接近10%的速度高速发展，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四位，外汇储备高居世界首位，这确实是奇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已经得到全世界的公认。
——中国告别了物品凭票供应的“票证”年代和短缺经济，建立并正在完善商品市场和其他各种要素市场。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物资短缺，人民群众生活必需的粮食、食油、食盐、食糖、鱼、肉、煤炭、火柴、棉布以及自行车、缝纫机等商品，什么都要凭票供应。而且，有票还不一定有货，有货就要排长队。投机倒把盛行。而现在，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商店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中国大幅度减少了贫困人口，人民群众走上了富裕之路。过去30年里，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长到13700多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元增长到4100多元；特别是，绝对贫困人口已经从2.5亿减少到2300万。尽管中国今天还存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但是从总体上讲，中国的贫困人口在减少，中等收入人口在大幅度增加，这也是必须注意到的进步。
——中国结束了“谈人色变”的年代，民主法制建设快速推进。大家只要读一读中国的文艺作品，看一看中国学者所写的论文，“人性”、“人道”、“人权”等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特别是，在中共中央的倡导和推动下，“以人为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贯彻始终的核心理念。改革开放以来，从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以来，中国人的基本权利不仅获得了宪法和各种法律的保障，而且在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中正在逐步落实。
——中华文明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重新树立起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只要看一看今年中国人在诸如奥运火炬传递、抗震救灾等一系列大事中的表现，看一看中国人举办的北京奥运会，就可以体会到了。“振兴中华，赶上时代”，已经成为具有宽广的世界眼光的当代中国人对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新理解。
执政党自觉进行的改革
一直以来，对于中国改革的逻辑起源，被一些人描述为“自下而上”，甚至带有市场自为或群众自为的味道。张宇燕认为这个说法不全面，“在我看来，中国的改革更像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执政党自觉进行的改革”。实际上就是要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他的一个观察视角是，改革开放之际，财政压力扮演了关键角色，自上而下的改革非得在那时出现不可，“人穷思变，一个人没钱的时候就得想办法了。政府也一样，财政捉襟见肘的时候就得找出路。”在《邓小平文选》和《陈云文选》中，两位伟大的政治家当时的文章论述，就集中体现出改革启动前后财政的窘迫。《陈云文选》中有大段论述怎样鼓励出口、怎样搞旅游创汇，等等。所以，张宇燕12年前就提出一个命题来：财政压力导致制度变迁。
“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先从农村开始的关键因素。”以张宇燕的研究来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通过“剪刀差”来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压低农村劳动力的成本，以支持城市化建设。“最后导致农村剩余越来越少甚至需要国家补贴。这恐怕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上议程的重要原因。”
国企改革情况也类似，许多企业不赚钱还要补贴，成为政府的“包袱”。这些都使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像是一种“甩包袱式”的改革：财政背不起了，那就放开。可见，在那些个历史时点上财政压力是导致改革最主要的因素。
而且，导致改革为什么会在1978年发生而不是1984年或者1990年的另一个关键原因，张宇燕认为是那个时点上的中国政治格局。粉碎“四人帮”后，“文化大革命”迅速结束，通过拨乱反正，中国政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邓小平、陈云和彭真等老同志重新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他们没有包袱，不为任何风险所惧。这些构成了改革开放良好的政治环境。
换句话说，财政压力和良好的政治环境共同催化了改革开放。
当然，苏联和东欧也在搞改革并形成了一种国际潮流。西方国家享受到战后经济的繁荣，与我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些成为推动改革的国际背景。
除此之外，张宇燕强调，“改革开放还和邓小平个人有关，主要体现在历史关键点上，这位大政治家的眼光、判断和果敢，一定意义上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比如，他反复指出现行的体制不利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必须要改。同时指出，没有现成的改革之路，鼓励大家探索和解放思想。
在张宇燕看来，这也反映在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群众路线。让大家去尝试、摸索就叫“走群众路线”，关键是解决生产力的发展，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如何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虽然没有框架，但他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几个因素放在一个，共同催生了改革开放。
改革顺序的历史选择
这位出色的特技飞行员曾兼任《时代》周刊最年轻的助理执行主编兼外事版主编，给自己这篇调查论文立了一个与作为“新自由主义普世宣言”的“华盛顿共识”针锋相对的主题词——“北京共识”，意指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循序渐进的发展模式。
甚至，在雷默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佳贵解释说，中国改革之所以坚持先易后难、逐步深化、渐进式推进，关键还在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无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承受改革风险的能力较弱。同时，改革开放又是在遭受“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开始的。这种环境和条件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只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在探索中前进。
比如，先推进见效快的改革，再推进见效慢的改革；先推进难度小的改革，再推进难度大的改革；先着手浅层次改革，再进行深层次改革；先推进竞争性领域改革，再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先缩小政府机构管理权限，再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先着力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再推进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
“对于暂时把握不大的改革，先进行试点，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再逐步推广。”在陈佳贵看来，沿着这种路径、采取这种方法进行改革，“保证了改革开放稳步前进，避免了出现大的失误和挫折。”
但是，对这条经验所适应的范围和独特条件，中国的学术界有着不同于雷默的认识。张宇燕指出，中国之所以成功实施“增量改革”走出渐进式改革道路，事实上有“必要的”特殊条件限制：
其一，中国政治传统及意识形态上的连续性，为1978年后的中国提供了经济发展所必须的预期稳定性；其二，改革之初中国“碰巧”并不存在阻挠改革进程之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其三，当时中国拥有丰厚的、可资利用的组织资源或“人力资本”；其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成功的部分，即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乡镇企业，其种子早在改革前的许多年就已经深埋地下；其五，海外华人对祖国的改革开放反响强烈，并大规模投资。
“可见，中国之所以和苏联、东欧国家在改革路线上分道扬镳，原因恐怕还不在于那些国家不知晓存在着‘增量改革’和‘渐进式道路’这样一条通向成功之路。而是各国改革启动时的各种特殊条件使然。”张宇燕的结论是，“成功的改良、改革或者革命，原则上讲或至少是事后看，无一例外是‘瓜熟蒂落’式的。”
也就是说，改革道路的选择是历史条件下的选择，历史条件在不断变化，改革不断推进的方式也不是一成不变。
国防大学副校长许志功教授认为：“渐进式改革也有其局限性。”第一，渐进式改革往往都是选择风险最小的切入点，先易后难，越难的改革越留到后面做，致使遗留的问题越来越多，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第二，渐进式改革最主要的特征是在实践中摸索，也即“摸着石头过河”，不仅难免走弯路，而且有时会延误改革时机；第三，渐进式改革缺乏时限要求，体制转轨的痛苦相对较长。改革是复杂的，各个环节相互关联，也相互制约。
“特别是当改革进入到存量改革和体制内改革阶段以后，牵涉的面越来越广，没有完善配套的改革，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这位军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强调，“改革到了今天，迫切需要通盘考虑，系统设计。”显然，渐进式改革道路在目前历史条件下需要进一步完善，以使其像在1978年适应当时历史环境下的改革开放一样，来适应2008年以后新环境下的继续改革的新局面。
主动抓住全球化机遇
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所有发达国家的高速增长被迫结束，迫使发达国家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去追求资本的效率提高。由此催生了以亚洲“四小龙”崛起为开端的东亚繁荣。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当东亚经济体的制造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开始弱化后，国际资本就已经在寻找更具有竞争优势的投资区位，并酝酿国际化生产布局和跨国公司价值链的重新调整，“中国的改革开放立刻吸引了国际投资者的目光。”
此时，国内决策高层和研究者也都注意到了这股来势迅猛的大潮流。
经过各方讨论，最后一致意见是，中国沿海一亿多到两亿人口的地区，包括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由此，中国开始第一次主动抓住了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发展机遇。
“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说，中国有着既定现存的劳动要素禀赋优势，而且比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更具有竞争优势，中国工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周边所有发展中经济体。”裴长洪同时指出，仅有这个优势是不够的，“中国贸易体制的改革，不是急于去搞贸易自由化，而是先解决体制的高度集中垄断的弊病，先解决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实现外贸企业自主经营问题。暂时被搁置的贸易保护，既给予了国内产业发展的过渡期，也为外商投资生产提供了有效的激励。”也就是说，中国贸易体制改革进程的安排，尽管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选择，但却与国际资本的投资策略不谋而合，从而为中国赢得了国际资本产业转移的机遇。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在世界进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逐年大幅增长。1979～2007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年平均增长17.3%，比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8.5%高8.8个百分点，比居世界第一位的美国平均增速高9.2个百分点。尤其在进入21世纪的7年中，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4.3%。
其中，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的比重，由1978年的211亿美元、占比0.8%，跃升为2007年的21738亿美元、占比7.7%；所居世界位次从1978年的第29位，提升到2007年的第3位；FDI从1979年的8万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835.2亿美元，29年共吸引FDI累计达7754.2亿美元，是发展中国家中吸引FDI最多的国家。
中国经济高速稳定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当年各国GDP增量与世界GDP增量之比）从1978年的2.3%，提高到2006年的14.5%，仅次于美国的22.8%；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拉动从1978年的0.1个百分点，提高到2006年的0.55个百分点，仅次于美国的0.86个百分点。
尽管中国目前仍然面对着许多难题和矛盾，但过去30年国力迅速提升这一基本事实看，中国的发展大大受益于全球化进程带来的财富机遇。也因此，世界银行、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和俄罗斯《生意人报》异口同声地认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之一。”
艰巨的任务留在了后面
30年前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之路，经过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使中国获得了30年持续的高速增长。而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都面临着大量未完成的议题。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认为，“作为渐进改革策略的一个结果，很多困难而艰巨的改革任务留在了后面，并面临改变着的社会思想条件。”比如目前仍然继续深化的全球金融动荡，正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前所未有的新考验。受汇率、利率、资源价格和行政垄断部门等重大改革滞后的拖累，中国经济能不能顺利应对这场新的挑战，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未定之数。
这个时刻，如何延续“中国奇迹”，成为时代赋予中华民族的新主题。许志功认为，这一点，十七大报告已经通过“十个结合”给出了回答。他把“十个结合”的思想精髓总结为：
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
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坚持改革开放，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以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涵；
既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又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以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
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坚持发展市场经济，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来规范市场经济，以市场经济来激发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
既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又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促政治体制改革，以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保证；
既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要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以物质文明促进精神文明，以精神文明的发展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既提高效率，又促进公平，以效率促公平，以公平促效率；
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参与全球化，独立自主地参与全球化，通过参与全球化增强独立自主能力；
既促进改革发展，又保持社会稳定，以改革发展促社会稳定，以社会稳定促改革发展；
既推进党的事业，又加强党的建设，以党的事业发展推进党的建设，以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发展。
也就是说，首先，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决排除“左”和“右”的干扰，始终保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这一方针，既反对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也反对放弃社会主义原则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许志功认为，中国奇迹的再续，不仅要坚持改革方向，而且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
其次，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必须深刻把握社会发展的新要求，适时地把以经济领域为重点的改革转向全面改革。“从我们目前的认识看，我国改革开放至少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改革开放主要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解决全体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阶段，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不仅要满足人们对物质生活更高的要求，还要满足人们对政治、文化生活更高的需求。”许志功强调，适应这一阶段的要求，我们既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更要协调处理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改革的关系，使之协调发展、整体推进。
再有，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总体规划、分步实施、整体推进的改革思路。许志功认为，“必须全面总结渐进式改革的经验，根据改革阶段的特点要求，探索适应新阶段特点、要求的改革道路。”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的要求，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从解决当前的突出矛盾入手，对今后几年的体制改革作出总体规划，及早研究并提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方案，积极推进各方面的体制创新。”
许志功认为，“这段话明确指出了制定改革总体规划的重要性，虽然他是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的，但其基本精神完全适应于目前国家的整体改革。”
关于“中国奇迹”的未来，周其仁有言曰：“30年来中国的经验的确证明，未来绝不是宿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