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百年老厂的前世今生

上钢三厂的旧痕新貌

    老上海的近代风光里，不仅有外滩浩浩荡荡的十里洋场，也有黄埔江畔的现代工业萌芽，新上海的现代梦想里，世博园区5.28平方公里的土地，定在自南浦大桥至卢浦大桥沿黄浦江两岸近水区域，这里是上海乃至中国工业的起源地，它们中的一部分，在近代史上是响当当的。比如始建于1865年的江南造船厂，又比如江南造船厂对岸的上钢三厂。这些钢铁之城曾经沿水而居，占尽河运之利，已有百年。如今，它们或改头换面，或涅槃重生，以工业遗产的背影，展示着城市发展的新姿态。正如最初提出上海办世博的老市长汪道涵设想的那样，世博将又一次改变上海，其中，也包括城市区位功能的重新划分和空间格局的演变。

    老厂旧痕

    adam是用摄影镜头记录黄浦江两岸老工业搬迁企业中，众多摄影爱好者中的一个。在他的镜头下，最后的上钢三厂，充满怀旧的气氛。在三厂所在的周家渡上南路地区，那些老百货商店，老医院，还有正在被弃之不用的铁轨、布满灰尘的厂房，就像一部黑白的默片，充满了岁月的痕迹。那时的日历牌显示的是2006年，周围的民居已经拆迁，照片上于是满是断瓦残壁。

    四年之后，他镜头下那些看似正在荒芜的土地，已逐渐复活。它们重新成为摄影爱好者的天堂。那些别出心裁的建筑物，浓缩了多国建筑设计师的努力。

    除了公开的出版物，你能在网络上找到很多这样的老镜头。上海是一座普遍有怀旧情愫的城市，怀念十里洋场，弄堂里的老克勒，亭子间里的女学生。说不定在某个时候，人们也会转身怀念起那些曾经分布在黄浦江两岸的工厂。

    然而那些最靠近工厂的地方，也往往成为城市里被遗忘的角落，或者变成棚户区。城市仍然在生长，但工厂包括围绕它的周边似乎和城市生活断绝了关系，依然我行我素。

    从某种程度上说，曾经，城市的发展和位于黄浦江畔的钢铁厂是相对脱离的。上钢三厂仍然静止在上个世纪，巨大的烟囱每天排出白色的烟尘。而距离它不到十公里，就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标志的陆家嘴，正在蓬勃生长。

    曾经，在一个以工业为重心的城市，居住在工厂附近，是非常自然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曾一度被定为工业城市。1951年，上海市政府成立了“上海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从苏联引入“工人新村”理念，以构筑新国家主义的建筑蓝图，解决上海三百万产业工人的住房困难。按照当时城市的发展格局，有多少工厂，就在周边建设多少工人新村。这种工厂+新村的模式，至今仍很容易在这座现代化大都市里找到残留。

    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位于上海西北部的曹杨新村仅花7个月时间，就完成了第一期工程。百名劳动模范住进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工人新村的模式在这座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迅速被复制，至今它们中仍有很多保留在闹市区，成为上海当代工业的活化石。

    新村新颜

    作为上钢三厂工人宿舍的上钢二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工厂宿舍区。这个宿舍区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最大的宿舍是一室半户，小的只有一室，厕所和厨房公用，也没有阳台。这是最典型的职工宿舍，钢铁厂的工人们在临近的工厂上班，下班之后回到临近的宿舍区休息。

    这个宿舍区至今仍被保留，就在距离上海世博会浦东场地6号门大约200米的地方。虽然它们依附的上钢三厂已被国家馆、演艺中心等大型建筑取代。三厂已经搬迁到宝山罗泾区，搬迁之后采用了更先进的环保技术，减少了污染排放，被引为环境和社会效益的胜利。年轻的工人也跟着搬走了，已经退休的老工人留了下来。

    老厂拆了，但在这个老的工人宿舍区中，还能隐约看到一段现代中国产业工人的历史。当年住进这些房子是令人羡慕的，现在则今非昔比。

    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上钢二村曾经历过扩建。当时从三层扩建到五层，每家隔离出了厨房和厕所，并且往外翻新出一个阳台，令每户面积比三十多平米略有扩大。这个改建曾改善了居民生活，但也带来了后遗症，比如底楼会晒不到阳光，黄梅季容易渗水。

    在世博筹办期间，上海对黄浦江两岸的地下水管道进行了全面梳理，渗水的现象暂时没有再出现了。

    一位把自己底楼的房子隔离出来做小卖部的店主说，世博会前，他们曾经发现世博园区规划图纸上没有上钢二村，于是奔走相告。结果上钢二村最后并未纳入拆迁范围，而更靠近上钢三厂的棚户区拆迁并且搬到了三林世博家园。

    虽然还不能搬迁，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还是感觉到了世博带来的新变化。比如墙面外观翻新了，全部用红色新砖贴在五层小楼的表面，加上楼房平顶改坡顶工程，至少从外观上看，上钢二村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变得像小洋楼。有上海特色的穿睡衣上街在这个小区基本消失。小区里的公告栏上，还张贴着劝导居民在新晒衣架上晒衣的告示。

    出行更加便捷，出门就是8号线。走两百米就是世博园，上海市发放给每户居民的参观券将于5月15日之后分批下发。

    不仅如此，上钢二村的居民还突然发现，自己的房子涨价了，上世纪50年代的房子，30多平米的如今至少可以卖到六十多万。房租也长了不少。一室半户可以租到两千五百块，几乎比这里部分居民一个月的收入还高。

    但房租上涨，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世博效应。与之相比，上钢二村的居民更希望自己能够借助城市发展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居住条件，至今，一些老工人仍然住在一室半的房子里，阳台被强化玻璃封闭另隔出一间，勉强有三间屋，可以住三代人。搬迁并非毫无可能。可以预想的是，未来世博结束之后，位于一轴四馆旁边的上钢二村，将处在最黄金的房地产板块上。

    浦江转身

    占地5.28平方公里的上海世博会，自南浦大桥延伸至卢浦大桥沿岸，这里也是上海传统的老工业区，是上海乃至中国工业的起源地，它们中的一部分，在近代史上的名头是相当响亮的。比如始建于1865年的江南造船厂，当年叫江南制造局，是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在上海开设最早、规模最大的官僚资本企业；先以制造军火为主，后制造轮船。

    上钢三厂正好在江南造船厂对岸，虽然不如江南造船厂显赫，但其前身和兴化铁厂，也是中国民族资本的代表。和兴化铁厂于1917年，由曾经留学法国的民族资本家陆伯鸿创办，选址浦东周家渡西村，委托西门子洋行向德国购入一座炼铁炉兴建而成。

    当年为筹措资金，陆伯鸿撰写了《化铁炉说略及预算》一文，分发社会各界，此后，乐振记、姜炳记、戴运记等工商企业和金融单位纷纷投资予以支持。这个民国时期最大的钢铁企业，曾经历了三次兴起和衰落，还曾一度为日本侵略者占用。新中国成立后，上钢三厂成为国有冶金行业重点企业，拥有两万多名职工。

    2002年，江南造船厂和上钢三厂的土地都被划入2010年上海世博规划区，在签署收购和征地的框架协议后，江南造船厂搬至长兴岛，上钢三厂则陆续搬至宝山罗泾。

    现在，这片特种钢的生产厂区，已经被一批现代建筑取而代之，它们分别是上海世博会的主题馆、中国国家馆、演艺中心、公共活动中心，也就是未来会作永久保留的四馆一轴所在地《浦东年鉴》里，则描述了这片土地更广阔的前景，未来，城市发展轴将从西到东，横穿上钢三厂厂址。

    虽然，上钢在并入宝钢集团后已改称浦钢，但上海人仍然喜欢保留过去的叫法叫它“三厂”。曾经，浦东的第一高楼就是上钢的16层办公楼。2006年11月8日，这个1987年落成的昔日“浦东第一高”在轰然巨响中成为废墟。此时距上海世博会开幕还有1270天。

    关于未来

    世博带来的城市建设填平了上钢三厂和城市之间的距离，而城市应该如何对待记忆，是全部抹杀，还是部分作为历史保留？如何摆放上海曾经作为老工业中心的这段历史，也在考验世博设计者的智慧。

    当华东建筑学院建筑所所长杨明第一次踏入上钢三厂的厂房时，他看到的是正在等待搬迁的工厂，剩下的炉具，巨大的冷却管和钓钩。这些笨重的废弃物，将迎来怎样的命运？

    世博的建设者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全部拆掉，第二个是保留最有特色的部分改建成世博园区本身的一部分。

    上海人选择了后者。杨明记得上海市市长韩正在视察厂房拆迁工作时，也曾建议对这些老车间做一个技术上的处理，做一个历史的保留。

    这就是做为世博展区的宝钢大舞台的由来。

    这将是一个1000平方米的大平台，最初，这个平台没有被赋予任何功能性的用途，各方面投入都很低。杨明作为这个展馆设计的总负责人，本来希望是借用文物保护的概念，保留旧的东西，营造出一段上海的工业历史。比如，在粗犷的钢架上，不要刷新油漆，要保留原汁原味的老厂房原貌。在装饰的使用上，尽量用铁转，让它和老工厂融为一体。

    逐渐的，宝钢大舞台被赋予了更多重的任务和身份，投资也随之增加，这里将进行许多次重要演出。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设计理念被应用到其中，比如如何在高温、灼热的天气下，在一个钢铁建筑中维持人的舒适度。杨明设计了一个背靠黄埔江的方案，让夏天的风，灌入厂方巨大的进深中，把空间分为上下两层，人为增加风速。

    在上海酷夏季节里，这座代表了老上海民族钢铁企业的建筑，如何保持低温和舒适度，将是最大的考验。

    和日本大阪世博会一样，上海世博会的筹备，也加速了这座城市新陈代谢的过程。正如设计师所说，在过去，要想让一个部级企业搬离，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现在，上海世博做到了，至少在这一片区域，城市格局也将随之改变。

    世博园内的工业遗迹

    世博园区内保存了25万平方米工业厂房，约有30多万平方米场馆是由老建筑改建而成，并用废弃的机器零部件和生产废料做成了50个园区大型雕塑。

    宝钢大舞台　由上钢三厂的特钢车间改建而成，原有的钢炉、冷却管、巨型螺栓等构件被制作成大小不一的雕塑，分布在大舞台内外，成为一道景观。

    中国船舶馆　由江南造船厂的老厂房改建而成。

    “未来探索馆”由原南市发电厂的主厂房改建而成，是“国内第一栋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三星级绿色建筑”。

    中南美洲馆　前身是上钢三厂厚板车间，是本届世博会唯一一座利用老厂房改造而成的国家展馆。

    世博文化中心旁　一座上钢三厂的港口塔吊依然矗立在浦江边，与之相依为伴。

    南都记者 杨传敏 发自上海

两个人的世博会

一个是来自芬兰的中国通，一个是重回上海的芬兰媳妇；世博会改变了他们，也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溥明睿来自北欧国家芬兰，他一头棕黄色的头发，说话也是北欧风格，简洁、明快、注重实用性。之前，他曾在北京连续八年担任芬兰驻华大使馆新闻与文化外交官。现在，作为上海世博会芬兰展馆政府副总代表，他曾经每天要花一个小时时间，换乘上海地铁往返于浦西住宅区和浦东张江办公区。这在他的家乡赫尔辛基，是难以想象的，芬兰没有这么大的城市，首都地区相邻城市之间只需要二十分钟车程。

    溥明睿在芬兰展馆的同事、解说员傅美玲也来自芬兰，但她其实是个“老上海”，在2001年赴芬兰留学后定居那里，做了芬兰人的媳妇；是世博会让她再次回到故乡，并考虑要不要从此留在发展机会可能更多的上海。

    拥有两千万常住人口的上海，连带长三角地区，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都市群，常住人口将近1.3亿，几乎占中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上海提出的Better City，Better Life(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也是溥明睿心目中理想的世博主题。他放弃了大使馆的工作，成为上海世博会芬兰副总代表。他最关心的是，上海世博会会如何影响中国和芬兰民间的经济文化往来。

    中国通的上海渊源

    溥明睿的汉语，即使在会说中文的芬兰人中，绝对也算得上百里挑一，他甚至会用俚语和成语。和北欧人务实的性格相符的是，溥明睿绝对不肯形容自己是中国通。

    但他的确算得上。在大学时代，他的专业就是汉语言，现在，他不仅能清晰地用中文表达思想，甚至能用“一片冰心在玉壶”表达芬兰馆的设计创意。

    偶然的阅读改变了溥明睿的选择。在芬兰，凡男性读完高中，都需要去部队服一年兵役。在部队里参加集训时，空暇下来的溥明睿会阅读芬兰最大的报纸《赫尔辛基日报》。这家报纸从1992年开始，就已在上海常驻一位记者，1990年，中国浦东的开发吸引了世界目光。从1992年到1993年，军训的那一年，年轻的溥明睿读到了不少关于中国特别是关于上海经济发展的报道。

    就是这些报道让溥明睿对中国产生了新的认识，他觉得这是一个有朝气的正在向前发展的国家。他对中国产生了兴趣，选择了当时还很冷僻的汉语言学。毕业前，他在中国两座最大的城市北京和上海分别进修了一年。这两年不仅让他增加了汉语语言文化方面的修养，也让他对中国的感觉，从空洞的纸张印象一跃而成为生动鲜活的形象。

    1998年，溥明睿从赫尔辛基大学硕士毕业，在诺基亚公司工作。2001年，他应聘到芬兰驻中国领事馆，担任新闻与文化外交工作，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中国。2003年，芬兰开放中国游客旅游，到中国参观或者投资、生活的芬兰人也逐年增多。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对中国人而言仍然是陌生的名字，诺基亚是芬兰品牌知者也寥寥无几。

    和芬兰文化不为人所知相对的是，最近十多年，溥明睿目睹上海逐渐成为中国大陆地区最重要的总部经济中心。1998年，北京是芬兰人最多的城市。而十年之后，他发现上海的芬兰人数量急剧增长，超过了北京，长期定居上海的跨国公司员工正是其中的主力。

    在中国的这段时间，他目睹中芬关系逐渐升温，背后的民间推动力量不可小觑。这种推动力量正是受商业意志主导，越来越多的芬兰企业来到中国寻找市场。除了中国人已经熟悉的诺基亚手机，还有被相继安装在北京大剧院、鸟巢的通力电梯，这两者在中国同类商品中均占有可观份额。

    还有更多知名度不高的企业急迫地想向中国推介自己。于是，从2008年，芬兰的国家馆团队建立起来，上海世博会就成为了芬兰和中国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在这个团队中，溥明睿担任的是媒体和文化总监的工作，他负责解决的问题包括：如何吸引更多中国人来参观芬兰场馆，如何让芬兰在中国变得更为人熟悉。

    这是一个并不轻松的任务——— 必须在精心雕琢的参展国场馆中脱颖而出，展示自己国家的文化和特色。

    2008年8月，溥明睿成为上海世博会芬兰政府副总代表，兼宣媒与文化总监。之后的一年，他开始在赫尔辛基和上海之间不断往返，直到去年8月，开始常驻上海。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没影响芬兰投入上海世博会的热情。他们在今年2月完成了场馆的外观建设，即开始布展。作为提前预热，他们在去年还邀请了一批中国媒体到芬兰参观，不仅介绍芬兰馆本身，也介绍芬兰在工业和社会发展领域的理念。

    让更多中国人到芬兰去

    “如果不是在中国办，我们不会花这么多钱”，溥明睿说，芬兰馆为上海世博会场馆建设一共投入了1400万欧元，相当于1.4亿元人民币，是芬兰参展投入最多的一次。

    这笔资金3/4由芬兰政府筹措，剩余由赞助商提供。他们主要是七十多家在华的芬兰企业。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赞助商，就是大赫尔辛基地区。

    大赫尔辛基地区包括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以及其周边的爱斯堡市、万塔市和考尼埃宁市。后三者各自是独立的城市，但从地区营销的角度，他们在对外推介自己时，通常和首都一起打包，成为芬兰首都地区。

    这个地区的参展，以赫尔辛基投资促进局为先锋。溥明睿说，首都地区人口占到芬兰总人口的1/5。这种城市群的概念，在中国也能找到，比如长三角和珠三角。社区建设的理念，大家可以一起分享。赫尔辛基大区参与芬兰馆建设，也是为了让更多中国人到芬兰去。

    芬兰馆将展示三个元素，优裕、才智、环境，这也是代表芬兰的理念。在人口不过500万的芬兰，还有很多国土空旷而悠远。除了森林和水，这个国家没有更多额外的自然资源财富，但注重教育，令芬兰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

    这三个主题是紧扣世博会的，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除了生活富裕，城市硬件设施给生活带来的便捷，还有软性设施。其中包括人的理念。这种W ell-being的状态，溥明睿觉得很难在中文里找到合适的词语来翻译，只能把它译成优裕，不只是有优越感、富裕，而是一种人的理想生活状态。

    能帮助形成这种生活状态的，不仅是先进的技术，还需要依赖于社会习惯。这个每年都要经历寒冷而漫长冬天的芬兰人，觉得有点遗憾的是，中国的房屋，冬季不够保暖。他说，其实只要把墙加宽几厘米就够了，也许会带来建筑成本的上升，但却可以减少空调和暖气的能量消耗。再比如食品安全，也不是高科技能够改变的。

    和丹麦展出小美人鱼相似的是，芬兰也展出了一个最有芬兰特色的人物———圣诞老人。在溥明睿的印象里，这应该是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芬兰人了。为了吸引更多人气，芬兰还将展示自己拿手的桑拿。

    溥明睿的团队在芬兰和中国募集同时会说芬兰语和中文、英文的解说员，有五百多人报名，其中大部分是芬兰人，从中选出了四十余人，他们于3月底来到上海。其中一些来自芬兰的学生是第一次踏足中国。

    芬兰媳妇再回上海

    在这个介绍芬兰文化的解说员团队中，留学然后定居芬兰的傅美玲则是个老上海了，她会推荐这些北欧同事去十六铺做衣服，也会推荐他们去豫园吃典型的城隍庙小吃。

    在北欧生活了将近十年，傅美玲的性格也北欧化了，经常爽朗大笑。她说很多人都以为她是北方人。

    而她其实来自虹口，但她又来自芬兰，是芬兰人的妻子。

    2001年她赴芬兰留学，每年都会回一次上海，每一次都会感叹上海变了。公共交通设施趋于复杂和完善，有时候甚至令人找不到方向了。有一次，她站在人民广场的来福士对面，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如何接近这个庞然大物。

    她在本科念的是IT，毕业后却在一家芬兰旅行社做起了导游。

    2003年，芬兰的旅游向中国开放后，到芬兰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傅美玲接待了不少来自中国的旅行团，最初是政府考察团，比如国内的林业部门到芬兰林业局考察森林养护和开发的经验。然后越来越多的是大陆旅行团，傅美玲的工作就是向他们介绍芬兰。

    2008年，中芬商业促进会在网站上公开招聘解说员，傅美玲在网上报了名，她认为没有谁比自己更合适做解说，旅游专业，会芬兰语，又是上海人。

    父母都支持她参加世博，事实上，他们从上海世博会申办成功开始，就希望唯一的孩子能够在世博会之后回到中国。

    芬兰是一个很重视家庭观念的国家，也是男女平等、妇女地位相对较高的国家。为了支持她，她的丈夫甚至特意向公司请了长假，和她一起回中国。

    今年1月，傅美玲和丈夫提前回到中国，开始在地铁站旁边找房子。虽然做解说员的收入，以中国国内的收入水平看并不算低，但和她在芬兰的导游收入相比，便少了很多。

    世博改变　世博机会

    芬兰馆一共有38位解说员，分成三组，每天分别有两组交替上班，另一组休息。

    他们提前一个多月全部到达中国，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培训的内容中还包括红十字会提供的急救培训。比如万一有人在场馆里晕倒了怎么办，怎么在第一时间对中暑者进行救治。

    芬兰场馆预计最多能同时容纳2000人，平均下来每个解说员要接待100人。这是非常艰苦的工作。芬兰场馆在4月23日开始试运营。之前的21日，园区进场20万人时，傅美玲和她的同事们见识了汹涌的人潮。为了迎接60万人潮，他们在芬兰馆大门口增加了一些曲折的围栏装置，帮助维持秩序。

    她的一些从来没有逛过中国庙会的芬兰同事已经有点紧张，不知道真正运行时场馆和工作能否正常。傅美玲是其中一个组的牵头人，她需要不断和组员保持沟通。

    未来，傅美玲在考虑是否要留在上海，这也是父母的心愿。她自己也有考虑，相对于发展已经比较成熟的北欧社会，还处在上升期的中国和上海，或许有更多机会等待她。

    而她的展馆同事溥明睿最感兴趣的则是，中国和芬兰的关系，会因为世博会发生什么变化。

    过去几年，溥明睿在大使馆陆续看到，包括华为、中兴在内的国内通信制造企业到芬兰取经。他也看到，今年3月，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芬兰，带去了近百工商界代表。

    “中国现在很有钱”，溥明睿说，但是在芬兰的投资只有5000万美元，而芬兰在中国的投资已经有71亿美元，投资很不平衡。

    溥明睿现在最大的心愿之一就是，芬兰能够在世博会上推介自己。

    这几乎是这个北欧国家团队的共同心愿。来自芬兰的设计师郭泰睦，设计了一个外形像冰壶的建筑，他说这个建筑的构思来源于中国福建古老的土楼。这个方案是从上百件作品中挑选出来的，溥明睿非常希望它能在会后保留下来，最希望它能留在中国。

    而他自己，则还没有想清楚，世博结束之后是否留下。但他说，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中国和芬兰之间，机会仍然很多。

    南都记者 杨传敏 发自上海

东方之冠：她站起来了

三年磨一馆，中国馆将传递给世人这个崛起中国家的声音

    我们要的就是，一看就是中国的。

    ——— 中国馆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

    明天，世博会正式开园。

    早在世博会试运行首日，4月20日的上海，黄浦江上汽笛悠扬，一批批游客迎着潮湿雾气上岸。这一次，目的地不再是地标建筑“东方明珠”，而是被称为“东方之冠”的世博会中国馆。

    这座层叠出挑的红色斗拱建筑脚下，已聚集了熙熙攘攘的仰视者。家住浦东的吴阿姨一早赶来排队，她8岁的孙子稚气地指点道，“红帽子是中国，兔子宫灯是澳门，玻璃屋是香港，隔着天桥的那盏孔明灯是台湾……”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中国馆。不管人们以何种角度解读，经过三年的孕育，她站起来了。在史上规模最盛大的世博会上，这个承载了太多象征意义的展馆将传递与往届不同的声音。

    南都记者 刘黎霞 实习生 周文辉

    历史之机中国建筑界以最积极的热忱响应，何镜堂与他的团队亦不例外

    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大概没有哪个建筑像她一样收获这么多“花名”。

    这座屹立在黄浦江东岸、披着红色外衣的庞然大物，从图纸公布之日起就收到诸多有趣的比喻。有人说，它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有人说，它像传统建筑上的斗拱；有人说，它像古人头上的冠帽；还有人说，它像装粮食的斗；更有网友戏谑它为“自动麻将机”……

    “不管谁来看，都一眼能看出中国的特色。”年近七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微笑地接受采访。三年前，他被正式任命为中国馆的总设计师，心情却未必像如今这么轻松。

    时光倒流至2007年4月25日，黄浦江畔的上海浦东世博集团大楼(现为世博局办公楼)，由建设部、世博集团和中国建设学会三方举办的中国馆设计招标会在此举行，近百位国内同行济济一堂，作为业界“大腕”，何镜堂也应邀出席。

    在这次会议上，上海世博局提出，希望征集一个能够体现“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并且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设计方案。

    场馆设计历来是世博会竞技场，每一届的主办国都意图通过建筑来展示自己当时文化与科技的最高成果，并希望这种永久性建筑能够最终代表自己国家的形象。在历史上，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布鲁塞尔的原子球馆、西雅图的太空针塔，一个又一个传世建筑为世博会主办国赢得了无尽荣耀与自豪。更何况，这一次世博会是注册世博会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参与国的数量和规模都将是“史无前例”，建筑业界的“大腕”面对如此机遇怎能不动心？

    让建筑师们更为激动的是，世博集团提出的新尝试——— 设计方案面向全球华人公开征集。

    众所周知，在中国近几年兴建的标志性建筑央视新大楼、鸟巢、水立方大多由国外的建筑设计师主揽，中国人即便参与，也只能以联合设计者的身份出现。88岁高龄的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就曾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国简直成了“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一些在西方只出现在书本、杂志或展览会上的畸形建筑却在中国的大城市里真正盖了起来。

    这一次，真的是中国建筑师千载难逢的机遇吗？中国建筑界以最积极的热忱响应，何镜堂与他率领的华南理工大学团队亦不例外。

    她曾有一层水幕面纱倪阳意料不到，正是这层水幕立面，差点让设计方案与世博会失之交臂

    世博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馆？

    ——— 在“设计任务书”中规定的主题很明确：“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何镜堂说，面对中国馆这个主题鲜明的设计，他们在构思之前反复追问两个问题：一是设计如何包容中国元素，体现中国特色；另外是如何呼应当今的世界潮流与时代精神。

    华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倪阳领衔的团队给出了一个“中国器”方案。他让四根方形立柱架起一个平面空间，架空目的正是想充分利用这60米的高度。顶部被“削”成倒锥形，外沿出挑，采用了具有层叠搭接感的木构架作为外立面装饰。颜色则选择一早就确定下来的红色。

    “架空升起，有种昂扬振奋的精神，层层出挑，显得强劲有力。”至于造型到底像什么，倪阳倒没多想：“当时反倒是在追求一种不确定感，不想把它定义成某种东西。只是随着设计的修改，到了后来大家觉得像粮仓、鼎器、帽子，更加体现中国元素，值得坚持。”

    为了强化这种含蓄、隐约的现代气质，倪阳又在建筑之外设计了一个水幕立面，仿佛一个半透明的盒子包裹。他意料不到的是，正是这层水幕立面，差点让“中国器”与世博会失之交臂。

    6月15日是截稿日。上海世博局一共收到了344份设计方案，据称大陆有名望的建筑师设计团队差不多都到齐了，单清华大学就送交了十几个方案，评审当日，工作人员用两辆大卡车才将设计作品装完，从浦东运往浦西的现场。

    评审分三轮。头一轮是从344件作品中选出20件，第二轮再从20件中选出8件，最后一轮再从8件中推举3件，供有关部门抉择。出人意料的是，华工的3个设计方案在进入20强时全军覆没，包括此前何镜堂最看好的“中国器”方案。

    建筑设计大师程泰宁院士因故在20强之后才进入评委席。20个被挑选出来的方案，他翻来覆去地看，却没有一个让他产生耳目一新、为之振奋之感。程泰宁又去那300多件作品中翻，这一回，“中国器”被重新带入评委视野。

    “第一眼看见它，我就感觉跟其它设计明显不同。我一直觉得，世博园里的各个国家馆肯定是五光十色、光怪陆离，我们的中国馆恰恰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要大气、要庄重、要镇得住。”程泰宁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设计大胆使用了鲜艳的红色，层叠挑高，倒椎体造型雄浑古朴，极富中国气息。唯一遗憾的是，外面罩了一层帘幕，仅从效果图上看，模模糊糊，特色不彰。老人估计，这便是它落选的重要原因。

    结果，从落选纸堆里淘出来的方案获得评委全票赞成，以最高得票数进入最后一轮的角逐。8月中旬，第三轮投票，专家们经过新一轮面红耳赤的争论后，华南理工大学倪阳的设计与清华大学教授张利等人的设计得票最高，但票数不分伯仲。最后，组织者给出了解决方案：两位对手合二为一，成立联合设计团队，国家馆以华工大的设计为主，地方馆以清华方面的设计为主。

    要张扬还是含蓄最初设计的一些创意被取消，也有调整后的“意外完美”

    虽然仍是以华工方案为主，但两个理念不同的团队合作还是给方案带来大的变动。再加上在第三轮投票之前的一个月，所有入选方案在专家意见指导下经过修改与深化，与世人见面时已经与最初方案大有不同。

    专家们倾向于这是一个标志性建筑，要张扬个性，要让“一看就知道是中国的”，建议取消罩在外面的幕帘。“这样会使作品看上去更加清晰、震撼，但隐约、含蓄的气质便没有了，但并不是我原来想要的效果。”倪阳告诉记者，按照此前的测算，如果保留这层用钢丝和水幕组成的“外皮”，再加上展馆配备的通风系统和自遮阳系统，在展馆遮荫范围内的温度能够降低5℃。这对夏日气温在35℃左右的上海来说，既实用又低碳环保。

    内部意见亦不一。一方认为取消幕帘后可能会引起争议，因为太“张扬”了，但何镜堂院士经过深思熟虑后还是倾向于专家之见，因为“后者更能体现泱泱大国民族振兴的精神状态”。

    除此之外，入口处由原来的缓坡式设计改成了大步级，虽然可达性、亲民性稍逊，但75级大台阶烘托出国家馆的气势与庄严。

    按照倪阳最初的设计稿，“中国器”内有原有一个“通天洞”的创意，既充分利用采光，也蕴含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思想，但考虑到布展陈设的需要和便捷，最后这个创意被取消。

    然而也有一些调整后的意外完美效果。中国馆主馆每个墙面都有31个横梁截面突出，最开始计划在这些截面标记各个省市自治区简称的九叠篆文(此为清华大学设计中的一大创新点)，但后来发现由于给各兄弟省份排序是个难题，方案终换成如今的“东”“南”“西”“北”。调整之后，除了更加整齐美观，还巧妙隐藏了一个小秘密：篆体文字背后就是展馆的通风洞口。何镜堂对这个小细节颇为满意，“它将实用性与装饰性完美地结合起来，是一个小小的创举。”

    2007年9月24日，上海世博会组委会议上，中国馆的设计方案终于获得通过，并递交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

    寻找支撑点这个庞然大物两条“腿”不能直接“压”着地铁，她真的能站起来吗？

    2007年12月18日，中国馆破土动工。

    建筑工人打下第一根钢桩，设计团队终于可以轻舒一口气，但作为施工方的上海建工集团的工程师，考验才刚刚开始。虽然经过前期深化设计，但仍有很多问题是“心腹之患”。

    最大难题就是施工期间如何避免与近在咫尺的上海地铁8号线“亲密接触”。

    在最早的方案中，中国馆所在地块是不规则四边形，门是朝西开，但来自世博局和专家组的意见认为，坐北朝南才符合中国建筑的传统理念，能够更大程度上地呈现中国特色，也与近旁的世博轴平行。于是整个中国馆扭转了一个角度，实现正门朝南开。方位转了，但中国馆的两条“腿”也正好与地铁擦肩而过，外墙之间最近距离仅在50厘米，而地铁周家渡站与中国馆场地内建筑直接连接。

    按照上海隧道院的要求，中国馆这个庞然大物两条“腿”不能直接“压”着地铁。怎样找到支撑点呢，她，真的能站起来吗？

    中国馆项目经理、华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韦宏说：“说真的，开始心里还真有些打鼓。”工程师陈福熙“想破了脑子”，最终给出了一个“板凳”方案。“板凳”的托梁跨度为45米，桩打在了离地铁较远的位置，而中国馆的“腿”就稳稳地放在托梁上。

    更大的难题还在后面。上海的地质属于软土层，100米桩打下去一般都看不见岩石，此前上海闵行区倒楼事件就是因为在施工期间挖土导致大楼两侧受力不均，土体产生水平位移，中国馆的施工就在地铁旁，犹如在刀刃上行走，更是不能失之毫厘。上海隧道院给施工方下了“死命令”：施工期间对地铁结构进行随时监测，坚决不能出现位移情况，最大误差不能超过5毫米。

    “做了一辈子工程，这样高难度的施工还真是第一次见到。”上海建工集团项目工程师颜洽愉回忆当时情景仍不胜感慨。挖土过程如蜗牛搬家，边长139米的中国馆地面，施工人员要分批次挖土，一次挖50米，没问题后铺设钢板打桩，再继续挖，再铺，这样连续挖了五六次。上海隧道院最后的监测结果显示，2927根桩打完之后，地铁位移的误差仅在2至3毫米，完全在可控范围内。

    两年的主体结构建设过程，犹如一次次刷新纪录的奥林匹克竞跑。工程项目副经理赵炯曾给出一组数字：作为有史以来中国参展世博会规模最大的展馆，中国馆工程共挖运土方52万立方米，浇筑混凝土50万立方米，制作吊装钢结构2.2万吨，耗用电焊条125吨，焊缝总长18公里，铺设安装各类空调、通风、水电等管线总长40多公里，而因为工期短，在最高峰期间有两三千名工人交错施工……

    最扣人心弦的是“超限高屋建筑抗震施防专项审查”。中国馆独特造型是层叠出挑，上大下小，屋面由混凝土筒体出挑34米，地面一运动楼盖的转动惯量大，扭转周期为第一周期(普通的建筑一般在第三周期)，在方案讨论之初就曾被抗震专家投了否决票，为了攻克这一难题，设计方给出了多个应对之策。2008年5月，专家组做了1：50的模型试验，最终的结果显示，它可以抵抗8度罕遇地震。

    “这件红衣不好穿”在大型建筑中运用这种抢眼的颜色非常难驾驭，何况还要“悬空穿衣”

    2008年12月31日，一根长9米、重1.5吨的封顶钢梁被高高吊起，稳稳地安装在69.9米的最高位置上，至此，中国馆2.2万吨钢梁结构全部吊装完毕，中国馆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封顶却并不意味着“收工”。从2008年8月份起，在主体结构问题确定后，设计团队与施工方开始操心如何为中国馆外墙“穿上”合适的“红外衣”。

    何镜堂最初想把中国馆设计成“中国红”，一种代表喜悦和鼓舞的颜色，但在大型建筑中运用这种抢眼的颜色非常难驾驭。由于红色的波长强，刺眼而跳跃，容易有飘起来的感觉。此外，中国红其实是一种概念比较模糊的红色，故宫的太和殿所展示的“红”就有5种之多。

    “我也很忐忑，从没做过这么大体量的红色建筑，做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心里没有底，这件衣服真不好穿。”何镜堂说。

    设计团队请来专门研究色彩的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宋建明，大家把不同效果的红分别刷到样板上，安装到工地现场反复对比，最后决定借鉴故宫多种红渐变的色彩，于是有了中国馆外表从上到下，由深到浅四种红色的“退晕”渐变。

    外墙的颜色确定后，是材料的选用。玻璃容易反光，会破坏红色的整体感，而金属板以平面形式拼贴会有强烈的人工痕迹，设计团队最终采用了金属铝材，在条纹上也颇费了一番心思，选用的是像灯芯绒一样的垂直条纹，通过整齐的凹凸变化模仿长城城墙顶端的起伏。

    材料、颜色确定之后，问题又来了，怎样“悬空穿外衣”？因为外墙呈45度倾斜，无法搭建脚手架。工人们要在没有立足点的条件下，把每块重约44公斤的铝质红板和每块重达370公斤的三层夹胶玻璃安装到位，而玻璃需以135度的外倾角斜铺在外立面上，其吊装难度可想而知。这一难题因施工单位创造性地研发了平行移动电动车而得到解决。

    2010年2月8日，中国馆正式竣工亮灯，黄浦江畔一抹红初现。4月20日试运行日，20万游客得以近距离一睹“东方之冠”真容，媒体上多以“惊艳”来形容。

    在A BBS建筑论坛上曾经给予猛烈抨击的一些网友也出现了缓和的言辞，有网友参观后认为真实效果比自己原来想象中要好，但也有网友直言：“客观地说，中国馆的实施质量算是上乘，设计方案也满足了世博会独一无二标志性的诉求。但我希望，中国馆的设计是特殊时代的特殊建筑观的终结。”

    对于网友批评，“世界上没有100分的建筑。”4月，何镜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建筑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太多，设计只能力求在人文、气候、地理等众多条件下拿出一个最适宜的方案，“假如一个馆设计出来，放到美国也行，放到巴黎也行，或者放到世界上任何国家也行，显然不是中国馆所追求的。我们要的就是，一看就是中国的。”

    中国馆副总设计师倪阳则用一幅山水画表述了自己的心态，画中一艘竹伐正在蜿蜒的江水中顺流而下，“我们就像竹伐中撑船的人，虽然岸边的人们还在指指点点，但我们只能被江水推着前进，也就只能做到不翻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