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 短期虚火，长期滞涨？——金融四十人号脉中国经济

现在热的不仅是房价。
本周四，中国经济第一季度GDP数据将要出炉，外界普遍预计高达12%。这是否意味着才走出冰窖没多久的中国经济已经过热？为什么这么快就过热？此轮过热和以往的过热有何不同？
更重要的是，此轮金融危机结束了全球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未来中国经济将很可能进入一个不曾有过的新阶段：滞涨，即低增长，高通胀。
高通胀的压力几乎来自全方位，除了货币超发，未来5到10年工资推动的成本性通胀将不可避免，而国内以前被压低的资源价格、利率和汇率等资本价格的上升已箭在弦上，房地产价格更是一骑绝尘，国际原材料价格的攀升也带来了输入性通胀。
经济无论冷了还是热了，中国政府都很有办法，但如果滞涨了，特别是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可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挑战。
上周日，2010金融四十人年会在京召开。众多金融领域的精英对“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改革再出发”的主题进行了研讨，其中一个场次就上述问题进行了热议，本报摘编如下。
虚火旺
哈继铭（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我认为中国经济偏热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我们对全年经济的预测是增速10.5%，高于市场的平均共识9.6%，因为眼前看到的一些投资迹象显示经济增长速度要比预先的快。
第一就是中央政府投资向下压缩空间比较小，私人部门，尤其是房地产新开工项目在1、2月份增速达到38%，那个时候交易量还没有起来，现在交易量起来了，投资增速可能会进一步加快。当然这也是政府希望看到的，我觉得这是政府为了扩大供给，希望新开工能够做得快一些。所以，眼前来看，投资向上风险比较大。
第二，出口行业复苏迹象非常明显，一季度出口增长28.7%。因此，最近我们把全年的增速调高了。
缪建民（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我也赞成中国经济过热的判断。中国有特殊的结构，中国经济增长很重要的动力来自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是很重要的投资主体，因为GDP增长的政绩是在地方，但是经济过热的代价却在中央。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存在的，因为其他国家投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
政府作为一个投资主体，他对于价格的灵敏性就不像企业，所以这也是中国在宏观调控中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实际上你不是要调控企业，而是要调控地方政府。
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是12%，这个增速远远高于潜在的产出能力。再加上我们的货币环境比其他国家宽松，所以，我觉得中国过热的苗头比较明显，这和中国特殊的结构有关系，地方政府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程漫江（中银国际董事总经理）：当前经济当中风险比较大的是经济过热，但是目前的经济过热可能跟2005、2006年那一轮经济过热有着本质的不同。那一轮的过热确实是有实实在在的增长动力作为发动机，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实实在在的火，而现在的过热有点像中医讲的虚火。
之所以是虚火，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增长是源于地方政府高度扩张的投资拉动，而不是企业层面有机的投资拉动。
二、人民币币值低估，加上政府补贴，中国的出口呈现的是虚假性恢复性增长。现在来看，上半年出口增长达到30%以上，基本上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在全球贸易冲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这样的增长可能非常不稳定。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经济增长虽然是过热的，但是这种增长其实是不太牢固的。
中西部领跑突围滞涨
程漫江：中国政府好像总是有办法来不断地刺激经济增长，但是是不是今年三四季度以后，中国经济会面临一个转折，一个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折，由此引起一轮经济增长相对比较慢，通货膨胀相对比较高（滞涨）的一个时代的来临？这值得高度关注。
为什么说可能以今年年中为分界会出现一个新的增长状况呢？是因为如果中国政府在目前的环境下不得不升值，不得不加息，而且不得不提高资源类，比如水、土地的价格，换句话说就是减少对于所谓的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的话，那么低端制造业的处境将非常严峻。在这个状况下，假如人民币升值幅度确实比我们预期大的话，或者加息力度也比预期大一些的话，很多企业层面的问题可能会逐渐暴露出来。
在经济出现下滑情况下，政府可能不得不继续沿用投资推动增长，那么高端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态势还是不能得到缓解。就是说你增长空间在减少，但是价格上涨空间却比增长的空间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经济会面临非常困难的境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另外一个危险因素是什么呢？现在大家都很清楚中央银行对于流动性控制是很紧的，但是资本流入的压力其实随着升值的重新起动也会与日俱增，所以这种升值带来的资本流动压力实际上抵消了贷款控制和流动性控制的努力。这种情况下，国内的资产价格还会继续上涨。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中国其实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第二阶段——即工资推动的成本性通胀基本上是未来五到十年的一个主题——的话，增长动力和涨价动力相比，哪个砝码更重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政策怎么样调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需要战略思维的时刻。
哈继铭：过去是高增长、低通胀，未来全世界都是高通胀、低增长，而且长债利率上扬，未来美国是父债子还，子难还，还不起那么大的账，美国必须通过通货膨胀手段来稀释债务，也希望别的国家继续购买他的债务，使债务的一部分让全球承担。
那么，有没有办法化解这个滞胀的风险？我觉得还是有办法的，关键是我们要做事情，我们要有政策。
我们最近做的一个研究发现，这一轮经济政府主导的扩张和1998年那次比较像，因为那个时候也是主要投基础设施，而不是盲目增加产能。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带有比较大的对于其他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有正面的溢出效应，关键是看我们之后怎么使这种溢出效应充分发挥出来。
1998年之后我们是有了一些切实的改革政策，充分利用了这种溢出效应，比如房改、WTO等，使得中国得以在之后十多年里保持高增长、低通胀。
那个时候的基础设施主要是投在了沿海地区，所以沿海地区的房价、出口企业的活动明显蓬勃发展。这次是投在了中西部地区，接下来是不是有些后续政策，也像过去那样大手笔的后续政策，来消化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如果我们有相应的城镇化，在内陆地区做深做透，如果我们可以在土地改革上下一些工夫，如果我们可以在高度垄断的行业放松管制，使得私人部门介入更加容易一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我对长期经济还是充满希望的。
诸建芳（中信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我们对中国经济中长期还是有信心。我们最近做了一个31个省份的人均GDP跟经济增长的变化。大体上人均GDP两万九以上的省份，其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放缓。两万九以下的省份，就是中西部三分之二的省份，经济在加速。未来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快一点增长，或者是慢一点增长，实际上取决于这两部分的力量对比。目前中西部这种加速的状态完全有可能很大一部分抵消东部地区经济放缓的影响，使经济保持相对快的增长。
寇日明（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我对中国经济是乐观派。中国结构调整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城市化，城市化第一个需求是什么？就是房地产。所以，我想这个不仅是20年，恐怕30年能不能完成城市化也不一定。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再看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有了车子、房子、城市化，就要道路、医院等等，我们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现在关键是我们要像重视出口那样重视我们的消费，要像刺激出口那样刺激消费，重新构建消费管理体系，同时改善分配制度。如果我们消费上去了，我相信中国工业基础的竞争力会因为我们的规模优势而扩大，那才是真正的稳定的长期的实在的竞争力。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3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