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张国焘和毛泽东的手段以及红卫兵运动-史海钩沉-凯迪社区

[转贴]张国焘和毛泽东的手段以及红卫兵运动
文章提交者：温莎公爵 加帖在 史海钩沉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张特立（张国焘字特立）肯定是枭雄一流的人物。他在党内的对手可谓寥寥，不过，毛之于他算是一个劲敌。张毛二人交恶固然是信仰、追求、道化、理念的分歧，然此二人在权谋术上的某些雷同却因为他们的分道扬镳而变得模糊不定、含糊不清。

    更由于张国焘是党史上被批臭的了叛徒，自然其手段无法与毛泽东以道里计。不过，今天做此文的目的并非在于翻案，而是通过一个视角，看看历史为什么总会有惊人相似的一幕。
    
    此为写在前面的话。

    关于张国焘其人，党内早期活动家张太雷，曾经提供过一个他亲身经历的事件，适能说明张国焘的一些情况。

    张说：“张国焘发现危险，只顾自己逃命，把同志扔在脑后，有一天，（同志们）正在一个地方开会，忽然听到有断断续续的枪声。大家都发觉情况有变化，正要派人去看看，张说：'我去，你们等着，我就回来。’说着，他就走出去了，五分钟过去，一刻钟过去，还不见他回来，大家都急于要知道街上的情况，一出门，就见一队反动军队，手上端着枪，远远的从街那头跑来。幸而靠房子旁边就是一条狭巷，就赶快从那条狭巷逃走了。”

    张太雷在讲述这段往事以后，还愤愤不平的补充道：“只差一分钟，我们就完蛋了。”

    不过，张太雷死的比较早，况且，党内很多人也是自顾不暇，所以，张国焘的这段经历，自然知道的人很少。所以，当张国焘出现在鄂豫皖边区的时候，他头上的光环还是仍旧存在的。张国焘初到鄂豫皖就发现，这里是山头林立、派系纵横，而且党内的干才也是不乏其人。作为一直“纸上谈兵”的张国焘来说要想真正的驾驭这些能人，还实在需要费一些周章才行。

    张国焘到底是精通权谋术的人，他发明一个办法借以改变自己耳目不灵的弊端。成仿吾曾经对此做过一个回忆，他说：“他（张国焘）强迫一些十五六岁的勤务员，为他侦察干部的言行，许多干部一夜之间就不知去向，以后杳无消息。”

     在回忆录中，成仿吾用“强迫”两个字，这大概是和政治气候有关，因为从历史的背景看，张没有必要使用强迫的手段来对付十五六岁的勤务员。相反倒可能是诱导或者开导，而勤务员们可能更是以深得“张主席”的如此信任而格外卖力气，否则，如何解释成所说的“许多干部一夜之间就不知去向”，在鄂豫皖，张就是党的化身，听从张的命令就等于服从党的召唤，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不能因张后来的叛变而曲笔或者改写。

    我们都知道十五六岁正是一个十字路口的年龄，涉世不深的同时，又似懂非懂，可塑性很大。利用或者操纵这个年龄段的青年人，去做自己想做又不能做的事，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又因为监视者的年龄，被监视者可能因此大意不加防备，这样一来，始作俑者所需要的材料只会越来越丰富。况且勤务员一般来说读书不多，分辨能力有限，加之青年人特有的冲动，凡此种种，都将为张威慑根据地内的干部带来水银泻地的功效。

    换一个角度看，这些不论是被强迫还是被诱导的十五六岁的勤务员们，也是在客观上对鄂豫皖肃反扩大化起一定的消极作用的，历史目前只把责任算在张国焘头上，因为他是幕后的指使者，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些被操纵者在积极投身于这种陷害他人的运动，难道就丝毫没有需要被指责的吗？难道他们就可以用一句年幼无知或者其他的什么解释，来逃避死去的冤魂的纠缠吗？就可以逃避历史的迟到的谴责吗？

    过去阅读的党史教材中，经常被告知湘鄂西肃反、鄂豫皖的肃反，是党内左倾路线的主要代表作，却经常忽视中央苏区在毛的领导下的更为早一点的肃反，所起的恶劣的示范效应。

    1931年11月25日，张国焘给临时中央的信□□称：“这一肃反（指的是鄂豫皖苏区肃反）比富田事变所得经验还大，可以为全党的教训，特别是各个苏区可以利用这一经验”都知道，富田事变发生于1930年12月，是由于毛任用非人和执意使用极端手段，来应对党内斗争进而引起矛盾的激化，只是这一悲剧直到一年以后还被张引为同道，由此可见，当时毛所领导的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之所在。

     正如富田事变被掩盖那样，我们很少有机会回头看看，发生在公元1966年到1968年中国大陆上，那如同狂飙一般的红卫兵运动，与上述利用十五六岁勤务员的异曲同工之处。

     红卫兵运动始于自发，且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伍修权回忆，红卫兵最初连中央文革的红人之一王力的家里，也敢大胆的予以“光顾”，惹得王力的老婆大发牢骚，不过，这个政治上十分幼稚的组织，很快就被政治上有所抱负的领导人看在眼中，并且加以最大限度的利用。

    毛本人从1966年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回信到八次接见红卫兵，从而在实际行动中肯定它的合法性。也从此让红卫兵成为毛所领导文革、督促党内、打击异己的一柄利剑。

     1966年12月，在有些人不好直接出面的情况下，戚本禹找到地院的头头朱成昭和航院的头头韩爱晶，让他们去四川揪回彭德怀，戚说：“彭德怀这样的人放在外边，上面不放心。”戚这里所说的首长是谁呢？应该是一目了然的。同年12月25日，张春桥把原属中央一号机密的有关内容，泄露给蒯大富，蒯很快召集 6000多人包括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内到闹市区游行，高呼“打倒刘少奇”等口号。

    红卫兵在政治行进过程中滥用手中的棍棒，以打砸抢闻名，忽而占领国家机关，忽而揪斗党和国家领导人，甚至直接冲击国防军事机关。可是，这些在平素看来是属于反革命的范畴之内的举动，却被有人点头许可，有人甚至还表示出：“小将比老将要强。”当红卫兵把诬陷材料汇集而成的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送交中央以后，毛在第一时间内做出积极的回应，江青更是代表毛向这些打手致以“亲切的慰劳”。

     毛对于红卫兵不仅给予最高的礼遇，而且对红卫兵编辑的小报，同样给予舆论上的最大支持。曾经指责邓拓办理人民日报是“死人办报”的毛，对“革命小将”的报纸却是情有独衷。

    1968年6月，毛在接见东南亚的一位共产党领导人时曾经问对方：“地质学院有个《东方红》报，你看到没有？”而1967年 7月12日，作为早年的同窗、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周世钊，向毛汇报湖南6.6事件时，毛竟然如数家珍的指出东塘是怎么打的，河西又是怎么打的，周不意千里之外的毛，对长沙的武斗如此了然在胸。事后才被告知，这都是红卫兵小报的功劳。

    1968年3月，周恩来说过这样一段话：“四川问题，主席看得比我们多，主席看了小报给我们讲的。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比如重庆的'八·一五’、'反到底’派的，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周所反映的侧面也等于告诉我们，毛在整个的红卫兵运动中，不但宏观上一手把持，而且在微观细节上也加以补充、指导。

    这里，可以顺便看一下红卫兵运动中一些普通一员，多年以后对运动片断的回顾。丁帆以一名过来者、一名曾经以“红五类”身份参加运动的红卫兵的口吻说：

    “我们在校闹革命，首当其冲的就是平时的班主任之流的教师了，革命也带有泄私愤的阴暗心理。于是，班主任成为我们的第一批判对象，其次就是任课老师中比较严格的，再就是校长。那些昔日用教鞭对我们颐指气使的精神'阎王’们竟然也有今天，一种天然幼稚的复仇快感油然而生。”

    而当丁帆这些人还仅仅停留于文斗阶段的呵斥时，一些年长的老红卫兵们，已经成功的完成武斗的转型。丁帆说：

    “有一些大龄学生开始用武力来泄私愤了，当我们真正看到自己的老师被剃阴阳头戴上高帽子时，心里掠过的是一丝悲凉和怜悯。那时，我们初三的两个同学可真是心狠手辣，他们敢于用铜头皮带把老师打得头破血流。”

    然而，就在丁帆他们这些年幼的心灵，像他自己所说“掠过的是一丝悲凉和怜悯”时，在得到良知的召唤时，毛的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又让这些东西在一瞬间沉沦下去。丁帆回忆说：

    “也就是这仅有的一点人性也被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所湮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

     毛是自食前言、重返一线，以打倒刘邓为己任，他也深知，刘邓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成绩较大、缺点较小，如果仅凭借政治权威来压服党内恐怕有些难度，而发动群众起来，特别是发动这些年幼无知的红卫兵，以他们的热血和冲动来代替法律和约定，显然更容易给历史造成一种错觉。

    似乎毛是在无法推辞的情况下，在群众一再要求的情况下站出来的，一个“我辈不出、奈苍生何”的戏法就此完成。所以，毛在操纵整个红卫兵运动过程中，以难得的耐心，呵护一再胡来的红卫兵小将们的横冲直撞。然而，毛的底线也在于此，那就是，他可以听任红卫兵们在行动上的出格、莽撞，却不能容忍他们在思想上的质疑与反思。
    
    一般性的党史教科书上，把1968年的7.27清华武斗，作为终结红卫兵运动的导火索加以推广。可实际上，早在红卫兵运动中出现不断涌动的反思暗流时，毛就已决定提前中止和小将们的“合作”了。

     随着红卫兵运动的不断深入，一些开始喜欢用自己的大脑想问题的青年，对这场所谓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些许怀疑，他们没有从毛的大乱走向大治的预言中看到希望，倒是亲眼目睹一波又一波的混乱重头再来。

    他们出现分化乃至分裂，一部分红卫兵开始重新评价文革。1967年1月开始出版发行的《中学文革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它的热心参与者遇罗克、郑小丹都因为准备享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而被扼杀。前者五次上书毛，换来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外的一声枪响；后者则被捆满铁丝直接摔死在楼下。

    1968 年3月所爆发的杨余傅事件，是文革第一阶段权力整合接近尾声的标志。

    这起事件出来以后，已明确标志着以毛为首、林彪为副的文革运动的最高统帅部权力，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所以，红卫兵已不再是如臂使指的“手雷”，倒更像是定向爆破的“炸弹”。杨余傅事件一结束，毛在同年的4月4日，就发出著名的“三个面向”的号召，其中两个面向也就是面向农村、面向基层成为关键。

    到9月以后，新疆、西藏两个省级革命委员会的相继成立，红卫兵更加是画蛇添足的产物，毛决定一脚踢开这个障碍，于该年年底，彻底把这些一度是他麾下的“宠儿”的青年们，送到广阔天地中去，让他们在那里继续反思他们应该反思的问题。

     如今毛也好、张国焘也罢，包括那喧嚣一时的红卫兵，都已经离我们远去。当我们作为后来者，凝视着这些流星滑过历史的天空所留下的阵阵痕迹时，应该思考的又是什么呢？



作者：温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