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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最后时刻
2007-03-30　14: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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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最后时刻
□文/李鸿谷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总理离开中南海西花厅住进305医院。前一天，侄女周秉德接到邓颖超的电话，让她中午来吃饭。周秉德当时还很奇怪，离周日还有两天，为什么叫我回西花厅吃饭？周秉德描述这顿饭，“伯伯吃得很少，放下碗筷，他没有离席，好几次为我夹菜！余光中，我发现伯伯一直在看我，那眼神显得格外温柔、亲切。这在过去是很少有的，往日他吃饭总是很快，无暇聊天，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与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会餐，他也总是第一个离开，一是为了让大家不拘束、多吃点，另外他的确太忙。”
吃完饭，周恩来告诉侄女他明天要去住院。周秉德听到这个消息，“心情真像少年儿童过节，由衷地高兴：伯伯难得肯抽时间去住院，他只要好好睡觉‘充充电’。”
周秉德的信心来自对伯伯身体“特别健康”的印象。她“记得成元功说过，1965年3月，伯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罗马尼亚，参加乔治乌·德治总统的葬礼。清晨，他向总理报告，今天很冷，外面气温已达零下18摄氏度，您的中山装里一定穿上毛裤和厚毛衣。伯伯平时在国内，最冷的天也从没穿过毛裤。伯伯反问道，有这么冷吗？正巧，他的俄文秘书马列一身雪花从外面跑进来，伯伯就问，马列，外头冷不冷？还是体壮如牛的毛头小伙子的马列回答说，不冷！于是伯伯就不肯穿毛裤，成元功坚持了半天，他只在衬衣外多穿了一件毛背心。送葬的数公里路上，大雪纷飞，寒风刺骨，队伍行进十分缓慢，再加下葬仪式，在户外呆了将近5小时！东欧许多国家首脑穿得圆圆滚滚，厚厚的皮大衣，毛茸茸的皮帽、皮手套，还一个个冻得鼻青脸肿直跺脚。而只穿一身中山装，内加一件毛背心，在整个队伍中独一份的单薄精干的中国总理，脸色红润，表情从容……知道实情的成元功急坏了，马列也吓坏了，大家都料定回国后总理一定会大病一场！可也真神了，伯伯回来后啥病没有……此时成元功和马列都松了口气，大伙打心眼里佩服伯伯身子骨真棒！”
不过，毕竟岁月不饶人。罗马尼亚“传奇”两年后，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1967年，发现了总理的心脏病，心电图显示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周恩来“当即嘱秘书不要对外讲他患病”，身边工作人员“于次日写了一大字报贴在他办公室门上”，“强烈请求”他“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邓颖超在这张大字报上注明了自己的几条补充意见：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改为白天工作；开会、谈话及其他活动之间，稍有间隙，不要接连工作；每日工作安排应留有余地，以备临时急事应用；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后，除紧急事项，恩来同志和有关同志不要立即接触，得以喘息；会要开短些，大家说话简练些；恩来同志坚持努力实践，凡有关同志坚持大力帮助。
对于这张大字报，周恩来批了8个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但是，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紧接着写道，“（1967年）4月下旬，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召开前夕，因为听说广州‘情况较紧，而军管会又难于控制’，周恩来决定立即飞赴广州……一连3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这年8月，外事口的造反派继续在陈毅问题上做文章……27日凌晨，周恩来面对反复劝说无效的造反派，以少有的激动，大声说道：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了，我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你们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
周恩来办公室台历记录，“由于心脏病发作，从27日早晨到28日下午，持续30多个小时无法工作”。稍后，周恩来跟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8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周恩来传》统计周总理工作最长纪录是处理林彪事件时，“连续工作达50多小时”，而此时他已经73岁。
最终损害周恩来的健康乃至生命的，并非最初发现的心脏病。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确诊患膀胱癌。
结果出来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传》写道：逐字逐句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他叮嘱要保密，对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周恩来传》这样描写当时的境况：“起初，保健医生并没有将确诊结果告诉周恩来。周恩来心中已经明白，但他在配合医务人员治疗过程中，也不去‘点破’这件事，仍像以前一样没日没夜地工作。”
此次疾病来势似乎更猛烈，周秉德在自己的书里记录“跟随周恩来多年的张树迎”的回忆：“总理不断尿血，可常常因为凝固的血块堵住了尿道口，总理尿憋得难受，可怎么也排不出来！痛得他在地上翻过来滚过去，我们站在旁边，急得掉泪，却一点帮不上忙！谁知歪打正着，因为翻动，血块移位，总理倒能排出尿来了。于是，我们干脆在总理经常接待外宾的福建厅旁总理的办公室里摆上一张床，总理不能排尿时，就让他躺在床上左右翻滚，以达到能排出血尿的目的。到1974年5月，总理的病情更恶化了，用翻滚的办法已经无济于事，是总理自己向毛主席递上了要求手术的报告，才决定6月1日住院……”
1975年9月20日下午，周恩来住院后的第四次手术。《周恩来年谱》中记录：“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到医院守候。进入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问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伍豪事件，《周恩来传》说：“1967年5月17日，江青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和康生，声称: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随信附上红卫兵交来的材料。这个‘材料’，其实就是1932年国民党特务在周恩来早已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伪造的在上海报纸上刊登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同一天，周恩来放下其他事情，查阅了上海的旧报纸，亲笔写信给毛泽东，说明这件事。毛泽东批示将信及材料送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阅存。”
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第四次手术没有挽救周恩来的生命。之后，“开始，他还能勉强支撑着自己看报、看文件，后来却不得不靠医护人员帮助念了。面对着因江青一伙不断反扑而趋于恶化的形势，医务人员常常看到周恩来眼望着天花板，时而陷入沉思，时而轻轻地摇头叹息。”《周恩来传》记录了他最后的拒绝，“到12月底，病危中的周恩来因为长时间没有修面理发，他的容貌已完全变了：花白的头发蓬长，胡须几乎把嘴唇遮住，灰黄的面部布满一块块老年斑，深陷的眼窝发黑，双目更不见原有的神韵和风采。过去一直为周恩来理发的北京饭店职工朱殿华，几次托人捎信请求来给总理理发。周恩来知道后，告诉工作人员说：朱师傅给我理发20多年，看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谢谢他了！”
《周恩来传》描述此后情形，“从12月中旬起，终日卧床的周恩来已无法进食，所需要的食物由医护人员用管子直接灌入胃里。这时周恩来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进食、输血、输液、排液……以致使翻身都受到限制。为了减少周恩来的痛苦，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在电视纪实片《伟人周恩来》里，面对镜头，医生张佐良回忆说：“总理用的止痛药，开头打一针可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来管两三个小时……他疼得实在不行时，就把我叫进去，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护士许奉生说：“这时总理是很痛苦的，可他从来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觉，一下让病痛惊醒了，就问，我喊了没有？我们说，你叫叫没关系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没关系。他摇摇头。”
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时间里，周恩来的细致与工作激情没有因为疾病而磨损。从1974年住院至去世，《周恩来年谱》统计，“共做大小手术13次，约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只要身体尚能支持，仍继续坚持工作。除了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批，在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
1976年1月7日，深夜23时，弥留中的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10个小时后，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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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一生照片集锦
（李武摘自《三联生活周刊》，绿版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