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有于烈士的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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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西古墓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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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举世瞩目的历史文化名城。自辽金以降，建都于此，元代之后，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城市面貌方面，而且也表现在人们的思想与思维方式，观念与社会生活的变化方面。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旧北京的历史遗存和标识也在逐渐地消逝着。宫殿、陵寝、园林、寺庙、会馆、故居，这些历史文化的实物，到今天已经成为文物古迹，得到了保护与修复，人们可以从这些实物中去了解历史，了解优秀的传统文化。但也有许多与历史文化有关的地点与建筑，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过眼烟云，片瓦无存，只能在文献中寻找一些轮廓和痕迹了。至于那些不见经传的掌故逸闻和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史料，则往往被更多地湮没了。
北京西郊香山海淀一带，向来被称为“风水宝地”，这里是历史上的京畿地区，是历代帝王贵胄、骚人墨客涉足游憩之佳境。在我国传统的垄丧厚葬习俗的影响下，这里很自然地成为帝王后妃、皇亲勋戚、太监官吏以及名士文人死后丧葬的理想处所。“京西多古墓”，是多年来流行的说法。从玉泉山北之金山往西到香山，山脉连绵，坟茔错落，当地有“一溜边山府，七十二座坟”的顺口溜。这里的“府”是对封建王侯墓地的吉称，如娘娘府、四王府、杰王府、西小府等。据明朝人沈榜写的《苑署杂记》第18卷《恩泽·坟墓》中记载，除去“其他古今名贤，非赐墓，故不录”以外，属于“赐墓”于玉泉山、金山的，就有1位皇帝：恭仁康定景皇帝；4位皇后：恭让章皇后、贞惠安和景皇后等；67位殡嫔妃：恭静贤妃李氏、顺嫔张氏等；2位太子：悼恭太子和宪怀太子；21位王爷和11位王妃：越靖王、贞惠妃吴氏，卫恭王、贞烈妃杨氏等；十五位公主：永清公主、仙居公主等。这里明确记载的仅明代的皇族男女就有158人的坟墓，其中嫔妃有的是1人一墓，也有13人或9人一墓的，根据各代的规定不同而有差异。如此卷的《妃嫔墓》记载：“嘉靖十三年，静妃陈氏卒，上谕礼、工二部曰：祖宗成法当守，王制亦当法，古世妇御妻皆用九数，宜九妃同一墓、一享殿，遂为定制。”这里有一座明景泰陵，埋葬着明代宗朱祁钰。因为他是当其兄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被也先军俘虏后被拥戴即位的，但朱祁镇回京后又推翻了帝位，朱祁钰死后按亲王礼葬于金山。后来又被明宪宗平了反，王爷坟扩建成皇陵，成了“十三陵外又一陵”。
清代的9位皇帝（十位皇帝除溥仪外）和他们的皇后妃嫔，都埋葬在河北遵化马兰峪的清东陵和易县永宁山下的清西陵。但是那些声明显赫的王爷——从“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礼亲王代善及历代亲王，包括瑞怀亲王绵忻和历代瑞王、醇贤亲王奕譞、孚敬郡王奕惠，直到解放后才去世的清代监国摄政王载沣，都埋葬在西山脚下。这里还有多处太监墓群，如恩济庄太监墓地，以及白塔庵、玉泉山四槐居等地。阜成门外、正福寺、西北旺等地的外国传教士墓群，西北旺村的回民公墓，挂甲屯的东北义园，地藏沟的正白旗义地等等，则是以不同的宗教、民族、地域、社会集团区分的相对集中的墓区。那些分散在各处的墓园、公墓、坟茔则数不胜数。前不久出版的《海淀区地名志》以坟墓命名的村名就有52处之多，如九王坟、双贝子坟、黄带子坟、公主坟、牛碌坟、老公坟、铁家坟、杰王府、笑祖塔院、四统碑、董四墓等等。而以各类坟墓命名的地名那就更多了。
不仅在清代以前，就是在民国时期，以至新中国成立后，京西的各类坟墓也是日益增多。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葬法的改变，分散的坟地增加的不多，而逐渐建设和发展了几个大型的公墓。在民国期间，孙中山先生的遗体曾暂厝香山碧云寺，辛亥革命烈士彭家珍及王金铭，“三·一八”烈士，李大钊烈士，抗日将领马占山、佟麟阁，著名教授朱自清、王国维，以及北洋总理熊希龄、张宗昌，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都埋葬在西山附近。新中国成立后，除去齐白石、梅兰芳、王莹等一批著名人士由于种种原因分别葬于其早期购买的墓地外，各界人士分别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万安公墓、福田公墓以及一些新建的公墓中。八宝山革命公墓建立于1950年，占地150亩，主要是安放我国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民主党派领导人、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科学家、文学艺术家、高级工程技术人员、革命烈士、国际友人及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遗体和骨灰。墓区埋葬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任弼时、瞿秋白、张澜以及民革中央副主席谭平山、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美国作家期特朗和史沫特莱、我国著名文学艺术家徐悲鸿和欧阳予倩等，共有500多座坟墓。这里还有5座烈士集体墓，包括郑振铎等16位为中外文化交流和保卫世界和平而遇难牺牲的烈士墓，参加亚非会议死难的烈士公墓等。革命公墓中央建立了骨灰堂，第一室安放着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林伯渠、董必武、朱德、彭德怀、罗荣桓、李富春、谭震林、陶铸、廖承志等同志的骨灰，还有溥仪、李宗仁、张治中、傅作义、陈明仁、卫立煌诸位先生的骨灰。著名作家老舍先生那只没有骨灰的骨灰盒也安放在这里。万安公墓由私人创办于1930年，占地130亩，1961年由北京市民政局接管。半个世纪以来，公墓先后安葬了中外人士4000多人，既有晚清以来的官僚政客和军阀，也有革命家、志士仁人，更多的则是社会科学界专家学者、科学技术人员、工商企业家和普通市民。最近几年，在这里安葬的还有从台湾移灵归来的落叶归根的政界人士。公墓内新建了“李大钊烈士陵园”，成为一座独立的墓园。万安公墓内安葬着一大批名人，有些人曾在中国现代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如邓文辉和路有于烈士、革命的“妈妈同志”任锐、王以哲和马占山将军，文学艺术家韦素园、司徒乔、王雪涛，刘继卣，表演艺术家梅熹、刘喜奎，二胡宗师蒋风之也长眠于此。著名教授张西曼、郭鸿逵、王力，地质学家翁文灏，全国劳动模范李墨林，以及段祺瑞、韩复榘等，1954年自杀身死的高岗也葬在这里。福田公墓于1938年由大官僚江朝宗创建，占地约100亩，1961年由北京市民政局接管，共有近5000座墓葬。墓区和骨灰堂里安葬和安放着已故的爱国民主人士、港澳台胞、侨胞、著名的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革命烈士和普通市民的遗体和骨灰。国学大师王国维，爱国侨胞庄明恩，清史馆总纂柯劭忞，北洋教育总长傅增湘，师大教授高阆仙，以及林彪之父林明清的坟墓都建在福田公墓。除以上三大公墓以外，还修建了几座乡办的公墓和骨灰堂。
当我了解到以上京西墓葬情况，并对之进行了一些分析和思考之后，我决定对这些墓葬进一步考察和了解，这使我的思想产生了一次飞跃。我认为，墓葬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和真实记录，是一宗很有开发价值的旅游资源，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形象化的教育场所。
墓葬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首先墓址的选择要看风水。相信风水之说的人们认为，墓地选址的好坏与吉凶，直接影响到现实人生，如果墓地风水好，会给子孙后代带来运气，否则就要倒运，家道衰败。清代醇贤亲王奕譞，在《看定妙高峰风水志喜》一诗的小序中，记录了他在旧仆王照录和堪舆家李唐陪伴下，在妙高峰看风水选择墓址的经过：“北行二十余里，甫露峰岚，尧民即遥瞩称善。至则层嶂巍峨，丛林秀美，遍山流水潺潺，其源澄澈如镜。山高三里许，凭凌一望，目极百里，洵大观也。尧民称赞不已，指古松西北为来龙去脉，点穴最佳。余席极不复孤疑，一言断决。念斯事切要，而余看风水如此之速又如此之佳，实王照录之功也。”后来奕譞的墓穴即建在古松西北处之“来龙去脉”。在我国古代《礼仪》上就有选择丧葬地要看风水的记载，大意说：“土壤有厚薄，水泉有浅深，故必须相地之可葬与否，而后经营之也。”可见当时考虑的主要是地下水位、地气、土质等自然条件，都是关系到棺木、尸体能否较长时间保存的问题，并未涉及与子孙后代的关系。秦汉以后，堪舆、相宅之风盛行，而且掺进了许多信仰的成分。郭璞的《葬经》说，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是最好的墓地；谈房屋建筑的“营造门”也说：“凡住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污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此为最贵之地。这里的要求，就是指靠山临水，枕山面水，背靠山峰，面临平原。明代蒋一葵《长安客话》在谈到昌平天寿山明皇陵的风水时说：“皇陵形胜，自其近而观之，前有凤凰山如朱雀，后有黄花镇如玄武。左莽山即青龙，右虎峪即白虎，且东西山口两大水会流于朝宁河，环抱如玉带三十余里，实为天造地设之区”，所以明代有十三位皇帝的陵墓建在天寿山。这种“风水宝地”的观念，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然而剥掉那层玄秘的外衣，使我们看到一幅人类原始生活的图画：为了生存和安全，人们选择背山面水的地域建造住宅，背后的山遮挡寒风，前面的水提供饮用和浇灌之利，这无疑是人为适应自然所取得的生活经验的反映。京畿西山一带，一向被认为是一块风水宝地，这是“京西古墓探寻”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京西各类墓葬所采取的葬法，即安葬死者遗体的方法，主要是土葬，也有少量采用水葬，很少或者几乎不采用火葬、崖葬、天葬等方法。土葬是将装殓尸体的棺材埋入地下，堆起坟丘，竖立墓碑，有的棺材里还盛有陪葬品。土葬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产生的，农业文明造就的亲土、恋土、入土为安的意识支撑着这种葬法。土葬要堆坟立碑，汉白玉碑的制作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碑额要雕刻盘螭纹，碑沿刻忍冬、缠枝纹；碑座有的要雕赑屃驮碑；碑身刻的碑文不但要写明姓名、籍贯、家世、经历、文章著作、逝世时间，还要在最后写一段铭文，即概括性的韵文赞语。这是一般的写法。也有例外的，如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为其妻写的碑文，就别出心裁，别具一格：墓盖上篆文：“我妻胡墨林墓”，下边行书手迹为：“墨以1957年3月2日，谢世先十日，为余说此意。呜呼，心系人间，骨归泉壤。用铭其墓，来者鉴之。叶圣陶。”其文雅训，其情真挚。胡墨林墓在福田公墓。于碑文、墓志铭相类的还有挽联、悼词、诔文等。都是表达对逝者哀悼和追念的情思意绪的文字，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简直可以称作丧葬文体。土葬还出现了随葬品，京郊古墓出土的随葬品，不乏金玉器物、书画古玩、珍珠玛瑙、布帛绸缎。有的如同一座“地下珍宝博物馆”，贮满了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与土葬比较，火葬是更文明的葬法，在当代的中国逐渐处于优势。据考，火葬的出现与游牧民族的不稳定生活有关，同时也反映了一些民族“人死后乘火升天、走向光明”的观念。火葬的葬法与儒家礼教不合，明、清两代曾被明令禁止。但由于它具有经济简便、卫生等优点，特别是在首都近郊寸土寸金的条件下能节约土地，因而受到政府的重视并作为一项殡葬改革而大力推广，广大群众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火葬后的骨灰盒，保存于公墓的骨灰堂，易于瞻仰凭吊，寄托对亲人的哀思。再次，北京的传统丧葬礼仪，是人们宗教信仰、伦理观念的充分演示，是考察民风民俗的生动资料，传递着社会学和民俗学的信息。老北京人中较富有的人家，沿袭着一整套严格而复杂的丧俗葬制，从亲人死亡穿好“装古”、抬上“吉祥板”，向亲友发“口报条”报丧，“接三”、“送三”、奏哀乐、颂经、“放焰口”、焚化绿色大轿和朱轮轿车等“纸活”、“伴宿”、坐夜、焚烧楼库，到“发引”出殡，暂厝于寺庙或安葬于茔地，充满了迷信和宗教因素，浸透着封建礼教的孝道等伦理人情。其中的封建迷信和宗教因素，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愿望混为一体，其本质的虚伪和欺骗性，同时存在于庄严的礼仪之中。吴佩孚死后出殡时完全按旧礼行事，仅送殡的队伍就有几里长。而为李大钊举行的送殡仪式，实际是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游行示威，是革命力量的一次检阅。
墓葬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生动记录，是那个时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首先，人类历史进程的阶段性，民族的不同和文化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葬法和葬式，也造就了不同的葬制。葬制是有关丧葬的规制，诸如单身葬还是合葬，是单独建坟还是实行氏族、家族、公共墓地制，丧葬的等级等等。原始公社时期有氏族公墓，奴隶制社会坟墓中有殉葬的奴隶；在封建社会里，我国传统上持续最久、影响最大的墓地形制是家族墓地。过去京郊的家族墓地，要按男性计算世系，排列墓次，墓向统一，墓式一致，墓主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就如同图表式的家谱一样。京西上庄乡皂甲屯系纳兰氏祖茔以及绵延百余年的礼王坟就是如此。这种家族墓葬是我国传统的家族制度的缩影。即使从装殓死者遗体或遗骨、骨灰的不同葬具，如棺椁、骨灰盒等所用的不同材料、不同形制，也可看出它所反映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科技工艺水平、信仰观念和时代色彩的差异。其次，伴随着旧时代的丧俗葬制，北京还曾出现过一些连带的特殊行业，如杠房业、冥衣铺和寿材铺等。冥衣铺是专为丧家糊纸活的行业，清末民初的清室、王府以及军阀、富商们，在丧礼上追求奢靡浮华，比阔气，因而冥衣铺营业兴旺，有大宗的买卖可做。一位久营此业的老匠人曾说过：“我这一辈子造大孽啦！每年也得糟蹋洋面百八十袋的（指打浆糊用面）。”直到民国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张宗昌为追掉直鲁联军阵亡将士，在北海公园天王殿办了中元法会，除糊一只特大的法船外，还糊了大量兵马，那些纸糊的装甲部队、骑兵部队，就从北海后门沿着北岸一直摆到“小西天”前边。日伪统治时期，冥衣铺开始走下坡路，但一些社会上层人士或富家死了人，仍按旧丧俗礼仪办事，如吴佩孚、江朝宗等人死后，在糊烧活上都曾大肆挥霍，铺排糜费。到解放初期，冥衣铺还有一些零活可做。五十年代末，旧丧俗趋于消失，冥衣铺只有倒闭一途，杠房铺、寿材铺、冥衣铺等整个行业被彻底淘汰。再次，北京周围有明十三陵和清东陵、清西陵，埋葬着明清代22位皇帝和他们的后妃。对这些皇陵进行考古和研究，能使人们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更好地认识中国近四百多年的历史。京郊的其它陵墓也有同样价值。
墓葬是一宗值得开发的旅游资源和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思想教育的重要阵地。各类墓葬由于它们独特的文化价值、认识价值和观赏价值，早已成为人们游览和瞻仰的胜地，有些还成为闻名中外的旅游景点。不仅颐和园的耶律楚材祠、碧云寺内的孙中山衣冠冢、丰台大葆台汉墓，以及明定陵、昭陵，清东陵、清西陵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人；就是一些没正式开放的古今名人坟墓，也有不少前去观览的群众。凡是参观过洛阳古墓博物馆和秦始皇兵马俑以及乾陵、茂陵的人，都一致认为这种旅游活动能增长见识，受到熏陶，进一步认识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和祖国的伟大，这些古墓的认识价值和教育功能是显而易见的。
在方圆只有几平方公里的香山景区里会集着如此之多的历史名人，在全国也实属少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京地域文化的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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