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长鸣！日本长期巨细无遗地搜集中国情报

 

一

在北海道留学时，让人最感头痛的事，不是刺骨的寒冷，漫天的大雪，中国留学生的稀少，而是工作的难找！找不到工作的话，别说交大学学费，连生存下去都困难。交房租、水、电、煤气的钱哪儿来？买粮食、蔬菜的钱哪儿来？所以，必须找到工作。再苦再累的工作了要咬牙去干。

初到札幌，几周没找到工作。眼看着坐吃山空，正急呢，找到一份洗盘子的工作。老板一看，洗得可以，就把另一位洗盘子的日本学生，调换到端盘子的工作岗位上去。上下两层的饭店，70张桌子，洗盘子至少要两个人，现在这个繁重的劳动全由我一人承担了。老板高兴地说：“中国人你干得好。”我说： “你让我喝点汽油，我干得就更好啦！”看老板存心要累死我，只好自己开除自己。于是又失业月余，后来，找到一个拆房子的工作，干这个活儿时遇到了北海道大学的硕士生老崔，我们成了朋友。但札幌并不天天拆房子，我俩只好挥手相别。不久，我去打扛酱油，巧遇三浦老头儿。三浦老头儿和我住在同一条街上，又常见面，这次到同一个公司当临时工，自然高兴。

三浦老头儿今年76岁，身健健康，热情善谈，心胸开阔，是个充满奇谈怪论的人。我知道他家有传真机，每天看报，爱看书，喜做笔记。他夫妻恩爱，两个儿子、三个孙子，都在东京工作、学习。由于我们两个临时工经常失业，所以老在札幌图书馆的同一张桌子旁遇到。

日本全国无论走到哪里，最好的建筑都是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里文明优雅，冬暖夏凉，因此，从星期二到星期日的读者群除去学者就是失业者。作为“馆友”，没几天我就了解到三浦曾经是日本海军少尉，1937年11月他所在的军舰还炮击过上海政府军阵地。他去过中国的南海、东海、黄海。1941年在台湾海峡，击沉过中国海军的几艘小炮艇。在那次海战中，他的军舰中弹六发，爆炸的炮弹弹片击中他的腹部、腿部，他随即退出现役，复员回家。由于那个年代的男人都上了前线，他马上在当地找到了一个如意老婆。本想就此安心生活了，1942年又被应征入伍，还当海军。他的舰艇在1945年初于北纬45°、东经 150°的千岛群岛海面上被美国飞机炸沉。他被别的日本海军舰只救起，不久，日本投降。

所谓“扛酱油”的工作，是在一家旅日华人开的公司送货。这家公司垄断了札幌全市的调味品。札幌全市所有的大饭店，每天把需要的调味品发传真告诉这家公司。接到传真后，这家公司迅速派人把清单上的调味品送去。由于北海道打工机会很少，所以这家公司给我的印象是比日本公司还刻薄。新年前后忙劲儿刚一完，三浦老头就被开除了。没两天，我也被开除出来。

有一天早晨我和三浦老头儿又在札幌图书馆我们的大办公桌前见了面。他见我有几分沮丧，便安慰我说：“咳！这有什么，人生就是海中漂浮的船，不要悲伤。你没饭吃，可以去我家吃饭，不必客气。从今天起，我带你去北海道各地观光。我们俩这几天把'书'开除了，好不好？”

他解释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情报直接关系到日本人的利益。比方我们日本三分钟生产一台汽车。这台汽车在我们和中国进行贸易的时候，可以交换回10个农民养了三年的120头食用肉牛，或者交换回中国渔民远洋船队捞回的数十吨鱼虾，或者交换回中国土地上生长得最好的几十吨谷物。中国的科技、工业上去了，GNP的年增长值保持在7%的结局是，中国人不买我们的汽车、电视、空调，光卖给我们粮食、石油、橡胶、矿石，那我们生产的东西卖给谁去呢？世界市场虽然很大，但没有中国广阔的市场就会直接影响到每个日本人的生活。”

三浦对我说，日本各大报纸自中日建交以来几乎天天报道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消息。那时中国人都穿蓝衣服，农民不许养鸡养羊，城市人买一斤肉还要肉票。那时我就感到中国不但必须买我们的汽车，而且在我们日本人面前总会有自卑感。

三浦说：60年代初，中日经济还不相上下，后来中国发生了文化革命--群众斗国家主席、工人不生产、学生打老师、把文物都毁掉、让科学家去放牛。我们日本人看到这些情报一方面感到很刺激、很同情，一方面得知，这样中国出口原材料会更便宜。中国人现在还不认真总结那个年代的经验教训，这很有意思。我们日本人充满兴趣地、很高兴地注视着中国发生的一切。

二

我跟着三浦坐火车去了石狩湾的小樽港。面对浩瀚的大海和海中的巨轮，三浦大声说：“来日本你不是专门打工的，你应该多了解日本社会、多了解日本人。只要能保证饿不死，你就应该去大学读书！我印象中的中国军人是非常坚强的。”他摘下帽子，向一只出港的大轮船使劲地挥动，船上两名海员也向他挥手。

三浦老头儿等那艘大轮船驶远以后，对我说：“你回到祖国后，再有机会来日本，也许我就不在了。人啊，就像汪洋里的一条船，说消失就消失了。”

我们在海边那金色阳光下的港口小路上慢慢地踱步。我们在博物馆边的小饭店里吃面条，或者边走边吃面包牛奶一类的简单食物。三浦对我说：“我们下级军人的生活，永远是这么简单，而政治家、军火资本家、军事冒险家、政府里的官僚们永远是花天酒地、金钱美女。他们发一个号令，多少辽阔的土地就成了浓烟火海，多少军人平民就死于枪林弹雨。但是，我们有头脑，我们在思考。我们普通人的思考，已经可以左右政治家了。现在的日本不像军国主义者当政的年代了。今天的日本，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有绝对的权力。如果今天某一个日本人再想挥动战争的旗帜，让战火在亚洲土地上重新燃起，这已经是不大可能了。”

我和三浦聊我所见过的几个老日本兵，他们其中有的人对过去的事根本不去思考。我与他们每日寒暄，每日聊天，不能不谓之“亲密”，但每次与之谈及战争，他们就茫然。我对三浦说：“这样不动脑筋的人，如果日本再一次成了军人执政的国家，让他再次为国家的利益去前线，他还是会去的。”我还和三浦老头儿谈及富士山下的小林勇先生和他的影集。三浦老头儿说他也有影集，几十年来还做日记、笔记。我急忙说：“你拿来给我看看呀。”

三浦影集没什么意思，全是当年日本海军的合影。但三浦的日记、笔记很有价值。

面对三浦先生许多日记、笔记，我从心里感叹日本人爱学习，爱思考、爱记录的习惯。三浦先生的日记、笔记共13本。其中两本是日本侵华战争时的记录，11本是日本投降后他在国内逐年记下的。

三浦告诉我：从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台湾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70年间，日本之所以在中国土地上屡屡取胜，为所欲为，主要靠的是情报，靠的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领域的透彻了解。细看这位侵华老兵的13本日记，使我又一次认清了这一点。1989年5月，我曾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自费留学生的苦恼》的文章。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人们常常慨叹：敦煌研究在日本，景德镇陶瓷研究在日本，中医中药研究在日本，对中国经济了如指掌的研究也在日本……究竟是了解中国的日本人多，还是了解日本的中国人多？”

　   数年之后的今天，当我在日本国土上与原侵华日本海军少尉三浦促膝长谈之后才惊讶地发现，其实何止敦煌、景德镇、中医中药是如此，甲午海战之前的北洋水师研究，日本侵华时对于中国战场上各种抵抗力量的研究，也在日本。

三浦说：情报在战争领域、经济领域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可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中国在已往的历史中，由于不重视情报，所以往往处在被动的位置上。三浦推论：“在今后的若干年中，中国人仍然不会像日本人那样重视情报的作用。”

他举了一个很奇怪的例子：非洲为什么科技人才稀少？那是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所决定的。非洲人很容易从树上得到果物，生存容易。他们跳起来就能摘到一个果子，所以弹跳能力无与伦比。中国也一样，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物产丰富。中国人可以十年八年地搞文化大革命，也能存活下去。我们日本人全国搞一年文化大革命运动都不成，那就生存不下去了。

三浦老头儿说，据日本情报部门调查，中国在文化革命期间给阿尔巴尼亚的各种无偿援助，平均到每个阿尔巴尼亚人头上，可达5000元人民币之多。中国对越南也是如此。中国前后给了越南数百亿美元的各种援助，仅各种枪支、火炮、车辆的数量大约等于越南人口的总数，几乎能铺满越南整个国土。这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只能说明中国的地大物博和潜在的富有。

三浦坚持“地域学”与“情报学”是有关联的，而且，任何能力都是环境逼出来的。日本是岛国，资源稀少，故一定要搞情报。我问三浦说：“爱斯基摩人怎么就不像日本人那样重视情报呢？”三浦说：“这你就不懂了，爱斯基摩人凿开一个冰窟窿，那大鱼自己都往外蹦跳，他们要情报干嘛？”

听了三浦的歪理论，我目瞪口呆。

三

在我眼里的三浦老头儿是个好为人师的人，只要你还有兴趣听的话，他就能永远讲下去。三浦老头儿的这一性格正中我的下怀。

站在札幌市立图书馆世界大地图前，三浦老头儿给我讲起了日本。因为是星期天，世界大地图被一进门的大厅灯光所照耀，吸引来一群中小学生和他们年轻的妈妈们驻足围观。

三浦老头儿很得意地向众人介绍：“这位是咱们北海道有名的札幌大学里的中国留学生。”于是孩子们鼓起掌来。“他还是中国的退役军人呢。”于是学生们又鼓掌。一个孩子说：“你怎么不穿军服呢？我们这儿现在能见到美军基地的美国兵，有黑人也有白人，他们都是大高个儿，身高有米。”三浦老头说： “退役军人不穿军服。如果退役军人都穿军服，我们这个世界就成军服的世界了。”我看了两眼孩子们的母亲，她们都文雅有礼，微笑地打量着我。

三浦老头儿指着地图向我介绍说：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面积仅万平方公里，为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但却跨越东经123°-154°，北纬°-45　5°，是中国的二分之一，是世界上领陆面积相似之国中跨度最大的。日本的海岸线长达34，000公里，仅次于领陆面积是其45倍的俄国(海岸线长40，000公里)和领陆面积是其5倍的印尼(海岸线长35，000公里)。这一地缘条件使海洋成为制约日本生存与发展的最大“不可抗力”和外部环境。因此，日本的发展有两大致命弱点，一是国内资源短缺，市场狭小，重要资源的取得和经济体系的正常运作几乎主要依赖于国际市场。日本经济增长的50%靠海外市场。国民生产总值的20%为对外贸易；二是对海外市场的依赖使日本视海上航道为自己的“生命线”。它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保障海上航道的畅通和周边地区的安定。一旦周边海域被封锁，日本将因资源来路被切断而陷于瘫痪，最终不战而降。所以，多年来日本国内不断有人主张向广大的海洋扩张，控制更多的战略资源，争夺海洋权，确保海上航线畅通。

三浦说：日本是一个资源缺乏的国家，所以必须要向海外侵略扩张。1952年圣弗朗西斯科讲和条约签订后，昭和天皇对吉田茂首相说：“作为明治天皇的子孙，我把海外领土全部遗失殆尽，这是最大的打击。”这句话已经表明了日本向海外扩张侵略的本质。“海外领土”其中就包括“满洲国”。

三浦说：多少年来，日本向外扩张依靠两手。一手是武力，一手是情报。回想30年代初，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以武力为先导，进行军事扩张，侵略中国和亚洲各国，推行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90年代在迈入21世纪门槛之前，则是以经济为先锋占领国际市场，贸易连年顺差，获得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随着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武力侵略扩张已同日本军国主义一起被埋葬；而在公平竞争条件下搞经济信息、经济情报却是合法的。日本幅员狭长，资源匮乏，并且时遭地震、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因此，从军事、政治、经济等角度出发，掌握各种情报，就成了我们日本人生死攸关的大事。

孩子们早走了，世界地图前只剩下我和三浦老头儿。我问他：“那么你生活中的大事是什么呢？”

三浦说：“我喜欢研究情报史，再干干临时工。虽然厚生年金(退休金)和恩给(天皇给旧日本军人的钱)加起来也能生活得不错，但是不劳动我就不舒服。而且，干临时工能接触不同的生活，总能给我这个老头子带来愉快。如果我不扛酱油，咱们能进一步熟悉吗？”他笑了。

我问三浦：“你研究情报史干嘛？有什么用处？”三浦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你们中国人连连失败，而我们日本人，节节胜利。我研究了历史，得出结论：我们日本人节节胜利的首要原因就是打好了情报战。我的研究是从1895年威海卫海战开始的，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三浦离开世界地图，和我走到图书馆旁的咖啡店里坐下，掰起手指对我说：

“1904年日俄之间旅顺军港争夺战，1941年12月8日袭击珍珠港，1941年12月中旬入侵香港，1942年6月9日入侵菲律宾……这些战事都是先从搞情报开始的。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屡战屡败？就是因为情报不灵。”

四

在我与三浦老头儿交往的一年之中，这个原日本海军少尉重视历史、重视情报收集的程度，着实让我惊叹不已。更让我感叹的就是日本老人们的孤独和无聊，他们抓住一个谈话对象，就能倾其所有地讲解，而且不厌其烦。

我让三浦详细说明1894年7月--1895年3月历时8个月的甲午海战的情况，以说明情报战的重要性。三浦老头儿乐此不疲。

　   三浦说据他在博物馆查找史料佐证，甲午海战前，日本海军并不知能否最后取胜。但这次战争日本方面是蓄谋已久，做了充分准备的。日本还没正式建立海军就强烈地要求对外侵略扩张。1874年日本曾武力侵犯台湾，1879年日本吞并了琉球国。而且，这时日本已经积极向朝鲜扩张其侵略势力，并且企图对中国实行侵略战争。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写呈天皇的一篇《邻邦兵备略》已经明确说明，为了准备对中国战争，扩充军备是当务之急。从1885年起，日本进行 10年扩军计划，这个计划提前三年于1892年完成。1893年，日本成立战时大本营，作为用武力吞并朝鲜进而同中国作战的准备。

1894年，日本趁朝鲜东学党起义，出兵侵占朝鲜。当时日本情报部门获悉，北洋水师虽比日本海军强大，但军心涣散，分帮分派，不能一致对外。且北洋海军统帅丁汝昌畏葸无能，难胜统领之任。和伊藤博文一起留学英国的林则徐的孙子林泰曾以及刘步蟾、严复等人，曾联名上书清政府，希望“重兵保卫旅顺、威海卫、刘公岛等军事要塞炮台”，却被丁以“日本乃区区岛国，何足道哉”为由压下。中国清朝政府、清朝军队不许下级说话、扣压御敌之良策的恶习，实际上帮了日本人的忙。当时日本海军了解到，北洋水师“定远”、“镇远”、“济远”三舰上有德国水手42人，北洋舰队副统领是英国人琅威理。日本推断，外国人不会为中国利益浴血奋战。战事一起，外国水手果然力主投降。

许多秘密情报是怎样获得的呢？北洋水师高级将领中聘用了英国人、德国人。日本派遣女间谍打入这些人出入的外交场合、娱乐场所，想方设法探听窃取情报。

1894年9月17日，日本舰队挂上美国国旗，突袭北洋水师。北洋水师仓促应战，“致远”舰被日军鱼雷击中，邓世昌与全船250人一起阵亡，日军获胜。

日本情报机关调查证实旅顺周边只有守军13，000人。从10月24日起，日军以3万余兵力分3批在花园口登陆，11月攻陷旅顺。当时号称 “东方第一”的旅顺要塞、中国苦心经营16年之久的重要军事基地被日军占领后，4天之内杀死6万余人，中国从此失去了修理军舰的船坞。

情报机关从北洋水师外国水手那里得知：旅顺军港危机，丁汝昌请战，被李鸿章驳回。北洋舰队只得困守在威海卫军港内。

12月14日，日本大本营下令进攻威海。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荣成湾龙须岛登陆，没有遇到一兵一卒抵抗。荣成陷落后，又从后路抄袭威海，如入无人之境。30日，攻下威海军港南北两侧炮台，日本海军封锁了军港的出口。海陆双方同时向停泊在威海港内的北洋舰队开炮，北洋舰队的“定远”、 “靖远”、“来远”、“威远”等舰先后被击沉。

三浦向我介绍：

100年前，排名世界海军第8位的北洋水师败给了世界海军排名第16的日本海军。今天，你们中国总说“落后就要挨打”，那么武器不落后也挨打，那又是什么原因呢？你们的“不许说话”大概就是“落后”的原因吧。起码我这个原日本海军少尉这么思考问题。

三浦向我介绍：

日本历史书中都有情报部门的详实记录：威海卫海战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在英国海军留学回来的优等留学生林泰曾、刘步蟾也都自杀。优等留学生严复则退入书斋，于1896年翻译出版了《天演论》，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三浦对我说：

可能你们中国人都不知道甲午海战对于我们日本国的重要性。只此一战，日本就改变了自己的形象，由一个原先并不起眼的东方小国，因海战胜利而让当时的英、美、德等列强刮目相看。而且，这场战争还使我们日本经济状况突然好转。当时我们日本的外务大臣井上馨兴奋地说：“一想到现在有38，000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日本政府将战争赔款这笔钱除去做教育经费、皇室款项等等外，把其中一部分投入产业革命，一部分用来扩充军备，还有一部分充做改换金本位制的资金，促使日本实现了经济起飞，使日本原有的2767家工厂猛增到7640家，302家银行猛增到1752家。侵略他国带来的好处令人瞠目，我们日本很快地跻身列强行列。

三浦老头儿说：你们中国不注意情报的例子不但昨天有，今天也有。比方中国许多代表团到日本来，往往头几个问题提的都一样，这说明中国同行之间并不交流情报。比方南京机床厂访问了日本###机械厂，回国后就应该把技术情报交流给哈尔滨机床厂、北京机床厂、乌鲁木齐机械厂和桂林机械加工厂。同行之间互相封锁，就会阻碍技术的进步。今天中国的电视机大战、洗衣机大战、空调器大战和服装大战的结果，浪费了你们国家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日本农业代表团、化工代表团、机械制造业代表团访华后，都在本行业定期交流会上交换情报。由于我们日本商社、大企业之间经常交流，就使我们避免了重复建设、重复买进，并保证了定向输出。

五

我们交谈时需要纸和笔，不是我要写，而是三浦老头儿要写，他生怕我不懂。

我对三浦说：你所说的日本社会收集情报的习惯，我怎么会不知道？我在日本最大的报社工作过4年，那就是发行1000万份的《读卖新闻》。你们日本人如何猎取中国情报的，“甲午海战”及“抗日战争”时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近十几年的情况我却熟悉极了。

我对三浦说：日本记者目前在中国大陆有六七十人，几乎所有大的新闻机构都有驻中国记者。他们的基本任务是要随时注意驻在地的最新动态，及时向本社发回新闻资料。为了做到熟悉中国，他们雇用中国的秘书、司机、厨师、女工、花匠，从而进一步从身边发生的小事了解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风土人情，掌握中国的民间脉搏。他们通过采访结识了中国各界人物，从而进一步加强同各方面联系。他们每天分析中国的全部报纸杂志、分析全世界每天对中国的报道。另外，驻北京的记者每人都在10年之内被轮流派驻到台湾、香港、上海等地工作，以便更全面地认识中国。

我告诉三浦，我看过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中鸠岭雄在1895年写的《香港》一书。书中透露了日本情报人员在香港活动的一些情况。作者说：驻港日本总领事馆向来设有“外务省特别研究员制”，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置身于香港这样的中国人社会，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行研究。

这些人精通中文，对中国问题有相当的认识，在外务省及驻港领事馆的特别安排下来香港做“特别研究员”，几年后返回日本，个个变成中国通，对中国几乎是无所不知。一位日本教授说，目前，在日本研究中国问题有相当成果的不下2000人。加上日本各大机构不停地继续收集中国各方面详细的情报，所以，中国的情况他们了如指掌，可以说是无密可保。

中国几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等，市场上重要商品的售价，东京的研究机构每天都收集。甚至一斤菜起价多少，日本研究机构马上知道。他们大量订购大陆的报刊，不但省

一级以上的全部订，而且，许多地方小报也订。这些研究机构里的资料员分工极细，政治、军事、经济各大类中又分小类，资料逐年积存下来，一旦发生了新闻，来龙去脉便一目了然。

日本人尤其感兴趣的是最新的动态，从中共中央人事变动到政治、军事、经济、民生样样都感兴趣。

我告诉三浦：我在日本多年，知道日本有两大畅销书，一本是年年更新的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编的《中国情报》，一本是年年更新的《现代中国人名辞典》。《中国情报》自不必多说，作为工具书它包含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领域的各种信息数据；《现代中国人名辞典》更详细，中国党政要员、驻外公使，大军区、省军区正副司令员、政委，人代会(区县一级)、政协、司法、教育(大学副研究员以上)、文学、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体育乃至国营工厂(副经理以上)的人名、简历、能力等都尽在其中。依靠这些工具书来了解中国的各种情报数据、各阶层的人物，可谓方便之极。

我告诉三浦老头儿，1988年我在日本国驻华大使馆总领事馆工作时，曾和一个机械工业部来办出国手续的老同学聊天。他能精确地算出一条外国烟、一台电视机的海关税后价格，却不知去日本谈判时日方公司人物的年龄、学历、经历、能力以及对方公司的经营状况。这个老同学告诉我：“知道那些与我的工资、住房毫无关联。但是，我知道他们(谈判对象)的名字。”

我和三浦都大笑起来。

三浦问我：知道不知道今天日本人为什么关心中国的政治、经济情报？

他解释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情报直接关系到日本人的利益。比方我们日本三分钟生产一台汽车。这台汽车在我们和中国进行贸易的时候，可以交换回10个农民养了三年的120头食用肉牛，或者交换回中国渔民远洋船队捞回的数十吨鱼虾，或者交换回中国土地上生长得最好的几十吨谷物。中国的科技、工业上去了，GNP 的年增长值保持在7％的结局是，中国人不买我们的汽车、电视、空调，光卖给我们粮食、石油、橡胶、矿石，那我们生产的东西卖给谁去呢？世界市场虽然很大，但没有中国广阔的市场就会直接影响到每个日本人的生活。”

三浦对我说，日本各大报纸自中日建交以来几乎天天报道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消息。那时中国人都穿蓝衣服，农民不许养鸡养羊，城市人买一斤肉还要肉票。那时我就感到中国不但必须买我们的汽车，而且在我们日本人面前总会有自卑感。

三浦说：60年代初，中日经济还不相上下，后来中国发生了文化革命--群众斗国家主席、工人不生产、学生打老师、把文物都毁掉、让科学家去放牛。我们日本人看到这些情报一方面感到很刺激、很同情，一方面得知，这样中国出口原材料会更便宜。中国人现在还不认真总结那个年代的经验教训，这很有意思。我们日本人充满兴趣地、很高兴地注视着中国发生的一切。

六

看三浦的日记，我感到很惊讶。比如1942年的日记中，他对中国的人口，政府军队的编制、装备、素质，中央军和地方军以及阎锡山军队、桂系军队的特点，宋哲元的河北军队与万福麟系东北军在战斗力方面的比较以及抗日态度，满州国军的可信赖程度，中国高炮部队的防空能力，政府军战车数量，海军、空军的实际作战能力，八路军作战部队的数量和活动区域，等等，都记得清清楚楚。由此可见，获取中国情报，已成为当时日本军人的生活习惯。

我给三浦介绍一本名为《七七京华津浦轶闻》的书，作者是曾在中国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当科员的韩立才先生。

韩先生在他的见闻录中写道：

1937年9月14日，我到河北泊镇家哲元总部报到。从这时起至1938年4月宋哲元辞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止，我一直在总部里工作。

在泊镇，我军用高射炮击落了一架敌机，送到参谋处去的战利品有一个降落伞和一张地图。当时我正在参谋处帮忙，负责保管地图和抄写文件。那一张军用地图正是我们家乡--河北省盐山县一带的地形图。我认真审查了那张地图，不但很感兴趣，而且非常惊奇。原因是日本测绘的那张地图，比我国测绘的一万分之一的地图还精细。我们家乡附近各个村落的位置、河流及道路走向，非常准确。连村里有多少水井、多少人员、多少物资也都有记载。这不“神”了吗？我在军官学校是学工兵的，学习过测绘，我们用相当长的时间测绘，有时还测不准确。

这么精确的地图日本人没有在我们家乡实地测绘过，那么它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呢？参谋处的同事们就这一张地图议论了很久。大家说，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他们这种深入异国调查研究、工作量这么大、组织得如此严密，实在令人惊异。另外，日本人测绘了这么精确的地图，中国的地方当局和保安机关竟一无所知，可见我们严防敌特的工作实在搞得太差了，又怎么能不被动挨打呢？

三浦老头儿看了中国政府军军官韩立才先生这篇文章的译文后直摇头，他对我说：这位韩先生对日军描绘中国地图精确的程度，表示惊异和困惑，因为他历史知识太差。早在1935年6月5日，我们日军制造了张北事件。关东军“旅行团”山本等4人，由多伦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行至张北县北门，不服中国29军 132师守卫官兵检查，被送到师部军法处拘留。日军以此为借口提出抗议。同时，日方还调动军队到察哈尔省边境，派飞机在北平上空示威，蓄意扩大事态。中国国民政府屈服于我日方压力，于6月19日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职务，任命秦德纯代理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等于6月23日开始与日方代表土肥原贤二举行谈判，并于27日签订“秦土协定”。该协定中有“援助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及军事设施的建立”等内容。这样，日本实际控制了河北、察哈尔两省。这张地图，显然是在“秦土协定”之后明目张胆地测绘的。

听了三浦老头儿详细的介绍，我对这位原日本海军少尉历史知识的丰富，佩服得无以复加。远在百年前、50年前，日本人就如此重视情报；到了信息时代，他们更是无孔不入。这一点，应该引起国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