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新加坡馆设计者陈家毅:华人需要那股“傻劲”--南方报业网

　　陈家毅和他设计的上海世博会新加坡馆。本报特派记者　徐文阁　摄

　　中国人开始富起来的时候，他们很快地去追求一直没有的东西，但他们不了解，有钱未必代表有品位。论坛上我提到，最应该推动中国人对美学的认识，这应该在你们这一代着手改变。

　　我跟团队说，我要带中国人和世界看他们所不知道的新加坡，它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创意人、写作人、剧作家。我们想谈的是新加坡的文化，不是去强调新加坡的商业成就、奉公守法、城市干净。

　　“我一般不会周末还这么累，接受访谈，但我欣赏你们的报纸”，昨天是世博会新加坡馆的开馆日，提出“音乐盒”妙想的总设计师陈家毅挤出早餐时间接受本报专访，畅谈中华情结、建筑理念和城市构想。

　　陈家毅，成长于新加坡，深造于伦敦，在伊斯坦布尔、新加坡等地开办建筑师事务所，获英、新、日等国无数重要奖项，关注建筑空间与城市记忆，著作《城市磁场》入选《亚洲周刊》2008年“中文十大非小说好书”。去年，他成为2010上海世博会新加坡馆总设计师。

　　世博会对华人获得认同很重要

　　南都：你是在新加坡出生的华人，你的成长过程，与中国有怎样的联系？

　　陈家毅：我的父辈和祖父辈，都是广东潮州籍的，去到南洋不容易。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用心非常良苦，对我一直保持着华人的风俗习惯传统，我们过节可能比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还传统。很多中国人的传统，在“文革”时期都断层了。我们还延续着———在饮食、一家大小的称呼、阅读等方面，不是压迫式的，而是潜移默化的。

　　虽然我念的是理科，但专修了中华文学。所以我很早就读遍了经典的作品———老舍、茅盾、曹禺。不只读唐诗宋词，连韩愈、归有光、丰子恺，我们都有读。你看新加坡好像是鸟不生蛋的地方，但很多有文化的人都曾在新加坡逗留，比如郁达夫、徐悲鸿。

　　南洋这个地区蛮有意思，中国大陆有断层，台湾也未必没有断层，他们是看不到巴金老师的文字的，当时只有香港和南洋，这些中华文化的资讯，我们都能看得到，我甚至能看到中国大陆的卡通片，叫做《小铃铛》，那个是我成长的记忆。

　　所以，这次中国办世博，我很有感慨，(大阪)世博给日本带来了国际上的认同，如果上海世博会办得成功，对中国、对华人获得认同很重要。我参与时，告诉自己一定要尽力而为，一方面为了新加坡馆好看；另一方面，它有意义，如果不是在上海、不是在中国，意义就不一样。

　　华人需要欧洲人那股“傻劲”

　　南都：你在伦敦、伊斯坦布尔、东京都有设计项目，这些城市能带给你怎样的创意？

　　陈家毅：伦敦会集了全世界最有创意的人，跟纽约一样。很奇怪，当一个地方散发出磁场后，吸引到精英，其他精英也会随之而来。如果我在伦敦，可能因为电台的一首流行歌曲而跳跃，或是晚上的一场演出、一段古典音乐，伦敦没有把这些艺术的东西放到一个神台上，真的是普通人都能感受到。

　　当你活在那种气氛下，你的创意能量储藏得非常饱满，很多时候，西方的art movement(艺术思潮)或achitecture movement(建筑思潮)，不单是艺术或建筑，其实它是相通的。20世纪初为什么会有毕加索？他并不是单独一个人，从解析梦的弗洛伊德，到达利，也是讲梦，还有法国存在主义和电影，所有人都很积极地在做一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欧洲人有一种傻劲，华人比较少有，后者会说，“我能得到什么利益先”，缺乏那股傻劲。其实它很重要，因为你未知的东西是最冒险、最有趣的，预期的时候不知道你会胜还是输；如果你知道，“这个我能拿到200万”，就没有意思了。

　　我做东西，从不为了这些，我的会计常说，“陈家毅你这样做不行的，还是要开饭的”，但是我凭着第六感去做这件事，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南都：你很潮，在世博论坛上说喜欢卢广仲、方文山。

　　陈家毅：卢广仲在新加坡一个很小的club演出，我为了让我事务所的人知道他写的词，说“好了老板买票了，全部来”，那是令我很兴奋的文化亮点，还有一个是陈绮贞，这些都是创意。

　　新加坡馆，我故意留白

　　南都：中国很多二三线城市的建筑都陷入同质、重复，你怎么看？

　　陈家毅：我最近去了一些这样的城市，人们买了房子却不住，200套房子可能只住了5户人家，有点不可思议，那些人去了哪里？其实他们都是要投资，都是要……

　　至于建筑本身，要分析中国人的历史背景，战前和战后确实有个断层。华人这么多年来都是为了生存，直到战后都是如此——— 重建家园、基本的衣食住行——— 也有一些战后的政治调试。

　　当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开始富起来的时候，他们很快地去追求一直没有的东西，但他们不了解，有钱未必代表有品位。品位是修养，也是一个人的涵养，可能钱包鼓了，气质还是在那个阶层，你认同的东西，自己并不知道错了。论坛上我提到，最应该推动中国人对美学的认识，这应该在你们这一代着手改变。

　　我在英国那么多年，我发觉一件事，英国人是蛮高傲的，这种高傲在骨子里头———不是看你有钱没钱，你不要跟他讲钱，一讲钱你就低了———他的高傲是看你有没有学问，看你一开口讲话有没有涵养、gentlem an的风度。在英国，越是高人越是穿着随便，一开口你就知道他们很有文化；我们的社会，不会欣赏这种有深度的人，这样的人多了之后，社会才会有深度。

　　现在C C T V的百家讲坛讲《黄帝内经》、《论语》，很多人爱看，他们发现物质的享受到了一定程度，心灵开始空虚；我觉得，现在正是时候，去充实那种精神上的需要，那很重要。

　　南都：这些“国学”对你的建筑理念、新加坡馆的设计有没有影响？

　　陈家毅：有啊，其实我一直想做一件事，要将那么多年来所吸收的华人优秀的意境、比例、美学、色彩，用一种抽象的、现代的方式带出来，不是红墙绿瓦。

　　一位记者问我，立面的线条为什么这么长？有两个因素：一方面，它是“音乐盒”，所以根据五线谱的线条制作；另一方面呢，我本身很喜欢明代的家具。它的案是很长的，用来放山水画的卷轴，我喜欢那个瘦长的比例，稍微胖一点就会变成日本人的美学比例，我很留意不掉进去。这是其中之一，但它抽象到了一定程度，我不讲，你们恐怕不会留意到。

　　另外，所有的场馆都是填得满满，但我们新加坡馆没有，我故意把它留白，有一个空间的比例，周围的花园是希望人们感觉到有个户外的空间，做了两个小亭子和一个喷泉，这是传统中国人写字、绘画的留白。我希望用现代的手法来尝试一下读梁启超、《冶园》的心得，我现在还在读不同版本的《石头记》。

　　南都：事先做了哪些准备？

　　陈家毅：如果把一些房子拆掉做好大喜功的事，我不认同。我对上海的历史很感兴趣，发现这里原来是钢铁厂，了解到当年上山下乡的故事，进厂工作的人怎样引以为傲，以及钢铁厂因为污染问题迁去了市郊。看了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我确定，这个时段、这个地段做这个，是件美事，钢铁厂结束了它的使命。这给我启发，时代不断转换，新的事物总要发展，不能因为保留旧的而不去推动好的、新的事，世博会同样有它的历史使命，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城市记忆。

　　新加坡馆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南都：新加坡馆的创意如何而来？

　　陈家毅：很多时候，你做一样东西，并不是答考卷，而是你很多年来的观察、对某些东西的好奇和喜爱———中国文化是其中之一——— 对建筑的修养与学问，以及写作《城市磁场》中对城市的见解，这些累积起来，正好天时地利人和，给我出这道考题，要建一个新加坡馆，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就觉得很轻而易举。我积累的这些想法，找到了一个切入点、触发点，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我从来不从形象出发，形而下的东西没有内涵，我的设计其实从考虑世博的口号开始。“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一种人生于城市的思考，这个题目其实蛮ironic的，也就是充满反讽，因为它知道，城市的生活理论上并不美好，拥挤、繁忙、污染、噪声，所以，它这个反讽就是删掉了这些定语，探讨的是，我们如何令城市生活美好。如果你这样子来看，发挥的空间就大了。

　　我觉得，这次不是为了歌颂科技，那个上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做了，也不是为了歌颂社会的协调……有啦，有一部分，但并不强调那个东西，而是警惕在城市的人，再也不能够追逐物质的享受，而忘却环境。环境是生活中重要的一环。

　　如何令城市生活更美好，有几样东西需要做，从场馆着手。

　　第一，到现在很多人都不敢置信，新加坡馆一楼那个空间是没有空调的。影视间不能有噪声，得要有空调，还有工作间要空调，其他部分都没装。我们试了一下，那些大孔其实是吸风的，线条部分是出风的，我们研究了这个原理后，就试着跟人家说，其实你不需要开空调，可以开窗户通风。

　　第二，我们的结构只有4根柱子，为了表现4个民族的和谐，其他东西都是悬飞，在结构上蛮有挑战性，这些材料6个月之后大多可以回收，再加利用。

　　第三，新加坡其实很缺水，周围都是海水，却不能使用，所以新加坡做了很多净化、雨水储藏的工作。不只是新加坡，你们最近也遇到了旱灾，水的确是很宝贵的资源，我们加入了水的故事。

　　最后，城市不一定钢筋水泥，需要绿化。我们的空中花园，一方面卢浦大桥上能看得到；另一方面，有绿化的空间在你屋顶，其实可以保护你，可以防止空调的冷气减少。

　　我跟团队说，我要带中国人和世界看他们所不知道的新加坡，它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创意人、写作人、剧作家。我们想谈的是新加坡的文化，不是去强调新加坡的商业成就、奉公守法、城市干净。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叶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