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新西兰教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8 23:00:19

北京,某校。上课***在校园里响出共鸣。

***止息,所有的走廊都静悄悄。

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

这是学校里一个很好的班,学生们已坐得整整齐齐。

今天,英美教育专家要来这个班听课。

他们已经来了,他们听到自己的皮鞋在教学楼宽敞的长廊里发出清晰的声响……陪同前来的还有中方教育部门的领导。

大家坐定,教课的老师走进来了。

同学们起立后坐下,老师侧立于黑板前。他的目光没有去巡视全班同学,而是望向窗外。老师的头上已有不少白发,黑板衬出他侧立的剪影……这时刻,你发现,当学生连窃窃私语都没有时,教室里也并非完全安静。

你还能听到翻动书包的声音,一支笔从谁的手上放到桌面……老师仍然侧立,望着窗外,好像在酝酿什么。就这片刻,你听到,静了,更静了,一切声音都没有了,世界静到连听课的外国专家也仿佛不存在了。

这时,老师转过身来从容说道:“现在开始上课。”

老师语言精练,没有废话。老师教态从容,板书时大家听到粉笔在黑板上行走的声音。板书非常漂亮,极有条理。老师提问,学生回答踊跃,而且答得相当有水平。

老师间或又在黑板上写出若干字。黑板上的字渐渐丰满起来,那字大小不一。有些字,老师大笔一挥划上一个圈,或一个框,或一个大三角,看起来错落有致,鳞次栉比,像一个框架图。

整堂课,老师没有擦一下黑板,也不必学生上去擦黑板。板书上没有多余的字,写上去的就是重点,就是学生该抄到笔记本上去的。老师继续提问,学生解答仍然踊跃,仍然不乏精彩。

整个教学过程非常流畅。最后老师说:“今天要讲的就讲完了,同学们回去做一做课本上的习题,巩固一下。”

***响了。

下课。

整堂课无懈可击。

这是一位特级教师,他露出了笑容。

同学们都很高兴。

陪同外国专家听课的中方教育部门的领导也很高兴。

外国专家听了却说不出话来。

“或许他们也很惊叹?等到了会议室再听他们的意见吧!”中方人员想。

到了会议室,我们虚心地请外国同行提意见。

外国同行说话了,他们说:不理解。

我们问:为什么不理解?

他们说:学生都答得很好,看起来学生们都会了,为什么还要上这堂课?

这个问题,把中国同行都问住了。

这问题反映的就是当今欧美教育和中国教育的区别。

欧美教育认为,当老师讲得非常完整、完美、无懈可击时,就把学生探索的过程取代了,而取代了探索的过程,就无异于取消了学习能力的获得。

所以,外国同行说,他们想***学生在课堂上是怎么学的,但他们只见老师不见学生,因而认为这不是一堂真正的课,而像是一堂表演课——学生在看老师表演。

可是,教学、教学,在课堂上的45分钟,难道不是老师该教得精彩、精辟吗?学生除了课堂听讲和踊跃回答问题,课外不是还有许多时间去练习和温习吗?

这不仅是中国教师的理念。中国家长都希望孩子能上个好学校,能遇到好老师,不就是看重老师教的水平吗?

“儿子啊,你上课别说话,别做小动作,你得好好听!不好好听,你怎么能学会呢?”所有的家长都这样说。

可是西方教育认为:学生上课就是要说话,要动手,要又说又动,说做并用。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到底哪一种好?

不要问上述教师是谁,不要问上述那堂课发生在哪里,从都市到乡村,虽然许多教师还达不到这位特级教师的水平,但此种教育方式在中国无数课堂里反复呈现。

你会不会问:我们这样教,有什么不对吗?

我选择从这堂“经典课”下笔,是想一步就写出,这已经是我们行之已久的认为很高水平的课,但就是这样的课,是需要从根本上变革的。这意味着中国要变教育,有相当广泛的现状要变,有相当艰巨的路程要走。

带着一个谜出发

2003年春,北京市筹划在这年教师节向全市推介一位模范特级教师,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邀请我采写。那时我想,北京市有14万中小学教师,200万中小学生,还有10万大学教师和100多万大学生,是中国师生最多的城市,要向全市推介一位特级教师,这是个怎样的教师呢,总不寻常吧!

我想写“中国亟须变教育”蓄日已久,便答应去访问。出发那天,北京市教工委的一位处长开车把我接去石景山访问,我是带着一个谜出发的。

因为北京最负盛名的中学是北京四中和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等。譬如四中,高三8个班400名学生,每年考进北大、清华的约150名左右,考进重点大学的几乎百分之百。这不仅在北京是最拔尖的,在全国也是顶尖的,为什么北京市要推介的模范教师不在四中,却在石景山?

北京人还有个说法:“西城的教师,东城的领导,海淀的家长。”这是说,在北京18个区县中,西城区富有经验的教师多;东城区是北京市委、市政府所在地,领导关注多,校领导水平也高;海淀区有许多家长是教授和科学家。这3个区的高考成绩,其他区县没法儿比。但这位特级教师并不在上述3个区,而是出自石景山区。为什么?

我想,事情出人预料,必有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

小车从一座红屋顶的太阳岛宾馆处转弯,行不久来到了石景山区教工委所在大院。

上楼。那儿的人们都已坐好,这是一个座谈会。我想,我日后要陆续采访的人们,大约有些就在这儿登场了吧。

“这就是王能智老师。”有人向我介绍。

王能智坐在我对面,他就是北京市将向全社会推介的特级教师。今天的书刊都可以登载照片,我就不必描绘他的形象了。他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的地理教研员,一个从青年时就教地理的老教师。为什么是一个地理教师?我心中的谜又添一层。

王能智慈祥地微笑着,我注意到他的微笑并非悠然,好像有一种不安。他的头稍低着,眼睛稍稍上抬。他说话也是这个形态。我在想,他为什么不把头抬高点,这样说话不觉得累吗?多日后,我了解到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头脑里忽冒出一句话:“低着头做人。”我想王老师此种姿态大约是青年时期养成的习惯。

区教委主任田利跃介绍说:“我们区教工委书记刘国庆,是王能智的弟子。这位吴云老师,也是王能智的学生,她现在是分院教科所副所长,成为王能智的上司了。”

田利跃继续介绍说,还有京源学校副校长曹彦彦、古城中学副校长何巍、实验中学副校长李先平等等,也是王能智的学生……

这好像是个司空见惯的座谈会,大家围着一个椭圆形的大桌子,我一时还分不清谁是谁。王能智也发了言,由于他“著名的谦虚”,我不可能从他的发言中听出多少东西。

王能智所在学院的院长叫张逸民,我注意到了他的发言特别开阔。我还注意到他的发言始终流淌着一种感情,然后我知道他快退休了,那是一种感到还有好多事没做就要回家了的放不下的牵挂。这感情中有一种忧伤,人在忧伤的时刻往往更能窥见真实和说出真实。我不想立刻就进入对王能智的采访,会后先访问了张逸民。

新西兰的阳光

还记得那堂“经典课”让英美同行不理解吧,新西兰某校的一堂课,也让出访的中国教师十分惊讶。

“你想想,他们五年级的一堂课,老师出了这样一道题:每个篮子里有24块蛋糕,6个篮子里共有多少块蛋糕?”说这话的是张逸民院长。

他说新西兰五年级的学生用各种方式踊跃回答,很有成功感。可是,这不是我们二年级的课吗?他们五年级的学生能答出来,这也值得高兴?像这样有什么高质量?日后,能把学生送到哪儿去?

“我很惊讶!”他说。

这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

我坐在张逸民院长的办公室里与他交谈,阳光落在窗前的一盆绿叶花卉上。张院长的讲述中依然有一种悠远的情思,我在他的讲述中不只看见新西兰的阳光和流云,也仿佛望见了他少年时家乡的某一条小河,山坡上的玉米地,像波浪般摇曳的麦子,远处的山脊,朦胧的绿色和袅袅的炊烟……我能感觉到,他说着新西兰,但他声音的背景里一直有家乡的形象。

他是2003年2月访问新西兰的。那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组织的一次考察访问,全团18人,他是副团长。

我们的交谈始于我请他谈谈他的新西兰观感。我深信,在一个开放的世界,如果不了解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你即使身在中国,也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

“我给你讲讲我在新西兰遇到的3个中国人吧!”

张逸民这样开始。他说第一个名叫李琨,在国内是武汉某大学的女副教授,目前在新西兰打工。

“副教授在新西兰打什么工?”我问。

“比如,她这次被新西兰方面请来当翻译。”

“她不能也找个教师工作吗?”

“不行。她在国内的副教授职称,在新西兰不被承认。新西兰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很规范,就像法官、律师、医生,都要通过专门的职业资格认证。教师的资格认证由新西兰教师协会负责,缺这个认证,任何学校都无权聘请你当教师。”

“那她为什么要到新西兰去打工呢?”

“是呀,我也这样想。”张院长说,“她在国内怎么也是个大学副教授了,为什么呢?”

张逸民这次去访问的接待方是基督城教育学院,该学院就坐落在新西兰南岛东海岸的基督城。新西兰的夏季,最高气温在23度左右,2月正是夏季,气候十分宜人。到新西兰的第一个星期六,他们去海湾观海,李琨也来了,还带来了她的在新西兰也读五年级的女儿。

面对南太平洋的海湾,展望碧海、蓝天、冲浪、沙滩,水天之间翻飞的海鸥,还有海边牵着小狗散步的女士与儿童……看了海湾,去登高鸟瞰基督城全貌,下山去参观占地几近全城一半的一个巨大公园,这个公园真是大得足够惊人啊!

在如此辽阔葱茏的绿色中,满目是精心修剪的草地,各色鲜花和高大挺拔的树木,点缀园中的小景,悠然自得的野鸭,弥漫着青草与鲜花芬芳的空气,尽情享受着假日悠闲的居民……这儿的一切似乎足以使你忘记往日的愁烦,但张逸民还是想起了一个问题,他就问了:

“你为什么选择来新西兰,就因为这里天很蓝,水很绿,景很美?”

“不。”李琨说,“或者说,这是原因之一。”

“那为什么?”

“为了孩子。”

她的女儿此刻也在这绿草和鲜花之中。她叫汪秋安,出访的这批中国教师都很喜欢她,吃饭时把她爱吃的都放到她面前,有时还特地留起来打包,让她带回去。她很快就跟大家熟了,间或也能给大家当个小翻译,爱说爱笑,满脸阳光灿烂。

“为什么说是为了孩子?”

李琨说,你们都夸她,可她在国内可不是这样。孩子出生时是双胞胎,同胞妹妹叫秋康。给她们取名“安康”,就因为她俩出生时体质弱。大约正由于体质弱,上学时她俩在同龄孩子中就渐渐跟不上,此后一直厌学,怎么帮她们也上不去。这样下去,将来在同龄孩子中就要被考试淘汰出局了。

可是,到新西兰后,秋安突然在新西兰的同龄孩子中鹤立鸡群了。起初,秋安和妈妈都觉得,这是由于班上老师讲的那些知识都是秋安在国内早就学过的,所以也不能有什么骄傲。但是,秋安毕竟天天生活在新西兰的同龄孩子中,她确实比别的孩子知道得多,她不断受到老师表扬,久而久之,她确实感到自己不比别的同龄孩子差。这是真实的,确切的。

可是,在国内,她在班上不断受到批评,她的考试成绩也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她,她就是比很多同学笨。这也是真实的。

“秋安,你怎么不会笑?”

她哭了,和妹妹一起哭。

一次次受到批评,一次次失败,把她们童年的笑容消灭了,把她们的自信也消灭了。她们痛哭,哭自己就像是为了失败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可是,在新西兰,她还是她,一次次受到表扬,不仅仅是老师的表扬,而且再没有同学能说她笨,同学们都对她投以佩服的目光。这是她快乐成长的真正的阳光!

自信心,成功感,一天天在她的心中滋滋地生长,她已经忘记了她“笨”。学习,并不只是书本上那些知识,还有书本之外的许多知识,这一点在新西兰的小学教育中体现得相当充分。比如,新西兰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就有供学生动手去玩去操作的计算机,从城市到乡村都是如此。

自信心的增长使秋安获取书本之外的知识也不逊色。新西兰是英联邦国家,秋安在新西兰的语言环境里很快适应了英语,何况她还有一个曾在国内教英语的妈妈。现在她比起新西兰的同龄孩子,还有会中国汉语的优势,笑容怎能不在她脸上出现?笑容在她的脸上一天天复苏、弥漫,终于笑得这样灿烂!

“她还小,而且缺乏信心,我们在新西兰没有任何亲戚,如果让她自己到新西兰来上学是不现实的。为了孩子,我只好放弃在国内的工作。”妈妈说。

一个母亲,为了孩子,放弃了自己在祖国的事业……现在,这个故事是这样强烈地打进了张逸民院长的视听。

“你的另一个女儿呢?”

“秋康还在国内,跟她爸爸。”

“她爸爸也是搞教育的吗?”

“是个中校军官,搞通信的。”

李琨接着说,秋康在国内还是厌学,秋安已经变得非常爱学,姐妹俩已经是大不相同的两个人了。现在她爸爸正准备复员,然后带秋康也来新西兰。

“打算移民吗?”

“至少在孩子长大之前,我们不可能回国去发展。是不是彻底移民新西兰,将来再看。”目前李琨一边打工以支持生活,一边在坎特伯雷大学读一个学位,目的是争取日后通过认证进入新西兰教师队伍。

新西兰迷人的海湾,世外桃源般的巨大公园,身后的祖国,还有同行李琨和她女儿的故事,都在张逸民的脑海里如太平洋的海浪那样翻腾……今天,我国出国留学的“童子军”,何止是这位从事教育的同行的女儿呢!

2002年,我国有小学45.69万所,在校生1.215亿人,小学净入学率为98.58%,小学教师577.89万人。加上中学与大学,全国有各类学校 117万所,在校生3.18亿人。此外还有幼儿园11.18万所,在园幼儿2036万人,教育规模为世界之最,办好中国的教育,实在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今天,我们已经不能一般地探讨小学生出国留学是否合适,也不能一般地关注中国适龄儿童的入学率,秋安姐妹在国内并不是没有书读,难道我们不能在我们心爱的祖国创造出适合她们学习的环境?

“我说这些,你有兴趣听吗?”张院长问。

“有啊!”我说。

“听我讲完另两个人的故事,你会更理解,王能智老师在国内的教学环境里,让那些厌学的孩子变得乐学,该多么可贵。”

两种世界

张院长讲的第二个人是为他们考察团开车的司机。

他说,又一个周六,我们去南岛北部的小镇埃克罗瓦观光,他为我们开车。起初,我根本想不到他在北京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在北京工作了十多年,现在一家三口都在新西兰,他受雇于一个车行,在这里打工。

这也是个难忘的周六。一路行去,风光绮丽,田园、山、海、树,会让你想到西方人为什么喜欢油画,大自然就是最好的美术教师。埃克罗瓦小镇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随处可见悠然长椅和享受阳光的人们。这位司机成为我们最好的导游,我没记住他的名字,在游玩时我问他:

“来新西兰能赚大钱吗?”

“谈何容易。”他笑道。

“那你为什么选择来新西兰?”

“付出简单劳动,过着平和生活。”

“你不到40岁吧,打算就这样过下去?”

他沉默了一下,说:“为了孩子吧。”

又一个“为了孩子”!

张院长继续问下去,得知他的孩子在国内也是厌学,到新西兰后,从厌学到乐学,从不自信到自信。是孩子的变化坚定了他们在新西兰住下去的决心,他说:“这不是我的选择,是孩子的选择。”

“我们这一代人,在新中国长大。应该说,学校给我们的教育,还是使我们比较注重人生要有自己的事业。但现在这两个故事都让我看到,中国的父母,为了孩子可以舍弃很多。”张院长说这位司机的故事与李琨相似,我就不多说了,接着说第三个人。

他是台湾人,就是刚才说的那位司机的车行老板。3月,我们结束考察的前夕,在南岛有一次长途旅游,他亲自来为我们开车。

我们沿南岛西海岸一路南行,时而留步,观赏一望无际的南太平洋壮丽风光。海天一色,沙滩金黄,礁石嶙峋,碧水拍岸。海豹群聚,海鸥云集,游客以食物相邀。观鲸处,直升机载客临洋鸟瞰,逆戟鲸破浪摆尾,那景色,美是真美。

这次出行有三天时间,我有机会与他交谈,得知他祖籍浙江,父亲那一代去了台湾。父亲依然怀念大陆,给几个儿子取的名都是浙江的地名,他的名字就叫永康。

张院长对他说,既然思念大陆,现在大陆开放,政策优惠,你为什么不去大陆发展?那台湾人说,我看好这里。

“看好这里的自然环境?”

“人际环境也好。”

“怎么好?”

“人际关系简单。没有窝里斗。”

“台湾也窝里斗吗?”

“有啊!”

“就因为这些因素?”

“还有教育好。”

又谈到了教育。

张院长说,我问他怎么个好法,我说大陆教育也棒,特别是基础教育,台湾也不错。我举了新西兰小学五年级那个“蛋糕题”,我说这差我们太远了。我想听听这位声称新西兰教育好的车行老板怎么说。随后我发现,他对我提出质疑的那个十分简单的“蛋糕题”完全不以为然。

“你们清华、北大进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了吗?”

“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们提出要为‘建世界一流的名校而奋斗’。不管怎么说,清华、北大很棒。”

“但没有新西兰达尼丁市的奥塔哥大学棒。”

“何以见得?”

“那儿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搞生物工程的学生还没毕业,英国、美国的企业就到那儿争着预定毕业生去了。”

张院长说,这位车行老板是从学生最后的出路看新西兰教育。他的话,令我想起了一句做买卖的话:“人唤人千声不语,货唤人点手就来。”就是说,你说你的教育好,讲了一千遍,人家可能没反应,可是你培养出来的学生,到处都抢手,不用你吆喝,人家就奔你来了。

写到这儿,我想请你将目光再返回中国来看一下我们的身边。有位北京中学的女教师告诉我,我就给你讲讲我儿子周六、周日的时间表吧!

“我的儿子读五年级。周六上午,我一早送他去一个加强班学数学和英语,时间是8点30分到12点。”

“这几个小时,你在哪儿呢?”

“在外面等啊!”

“你一直在外面等?”

“是呀!他12点下课,下午2点还要赶到另一个地点去上课。他一出来,我带他到附近饭店吃点儿东西,接着就赶到另一个班去。”

我这才想起她此时的身份是母亲。国家提出要给学生“减负”,学校不能再用周六、周日给学生补课了,社会上各种班就应运而生。国家倡导“素质教育”,雨后春笋般设在双休日的班也称“素质班”。上课的当然还是老师,只是另有人组织,向社会招收各年级的学生,用北京人的话说:“火极了!”

“你儿子下午上什么课呢?”我接着问。

“还上数学和英语。”

“上到几点?”

“2点到5点。”

我以为这一天的课就该结束了,可是这位母亲告诉我:“还有呢!”

还是在附近的饭店吃点东西,店里多是母亲带着孩子。然后,这位当教师的母亲继续带着儿子到钢琴城学钢琴,每次学钢琴一小时,交学费90元。

“星期日上午,”她继续说,“我儿子睡觉和写作业。下午上‘家教’,还学数学。一小时,一对一,一百元。”

接着又开始了周一到周五的“学校的战争”。

他才读小学五年级。

我说你也是教师,你干吗呀,不怕把孩子压垮了?

她说我也心疼儿子,知道他很累很苦,知道该素质教育,可是将来中考、高考,那考分跟你没商量。

我说现在考试不是也在朝考察素质的方向改吗?

她说改是在改,但是竞争就是这么激烈,而且“应试”的成分还是很大。我儿子上的那些班,你去看看,周六、周日,家长们等在外面,就像中考、高考等接孩子那样人头攒动。

我说,像你这样给孩子加课,付出的经济代价,穷人的孩子可上不起啊!

她说,我们也不富。在外面等孩子,家长们就说,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光靠孩子自己在校努力哪成?要把孩子培养成才,你就要舍得给孩子买三张门票。

我问,哪三张门票?

她说,你呀,真是……家里没小学生了吧!都知识经济时代了,第一张门票就是要舍得花钱强化孩子的知识,争取上个好初中,这个台阶非常重要!第二张门票是“中考”,第三张门票是“高考”。你的孩子要是入不了那个门儿,就没戏了。

“我这才买第一张门票,怎么办呢?省吃俭用吧!”

自信心比知识更重要

至此可见,新西兰五年级的那个“蛋糕题”同我们五年级孩子承受的学习重量,已是多么强烈的对照。

所以张院长会感到惊讶,会认定我们五年级孩子学到的知识肯定比他们多,会觉得我们的基础教育有质量,而怀疑他们那样的教学将来能把学生送到哪儿去。

现在,张院长说,那位来自台湾的车行老板讲的奥塔哥大学,我还不大了解,但我们在新西兰考察三周多的时间,有一点已经不必怀疑,就是他们小学五年级那个“蛋糕题”,并没有妨碍他们的学生最后成为世界上受欢迎的学生,高质量的学生。

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想想,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否有必要让学生承受那么大的学习重量,这结果是什么呢?

张院长说:“有一句话,我并不想说,但我们在新西兰感受到了,我们在海滩上就说过,说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是在辛辛苦苦、认认真真地制造大量厌学的学生,大量在高难度的压力下,自信心起不来的学生。”

写到这儿,我还想起另一位老师对我说:“我们的学生小时候可能还有海阔天空,我们培养了十多年,他们或者高考落第,或者进入大学,一个个像豆芽菜似的。”

我问:“豆芽菜,什么意思?”

“个子高了,戴着眼镜,自信心不强。”他接着说,美国、英国那些学生,别看他们少年时学得不深,但一个个信心十足,到20岁以后就像猛虎出山,扑向世界。

对方还告诉我,“豆芽菜似的”,不仅用来比喻我们的一些高中生和大学生,我国人才市场对那些高分低能的大学毕业生也有这个说法。

张院长也说:“每个孩子经历的一次次受挫和失败,都是很痛苦的。这些痛苦甚至会成为伴随他们一生的阴影,影响到成年的生活。”

在张院长的讲述中,我注意到他多次感慨地、强烈地使用一个词“阳光灿烂”。他一再说:“在新西兰,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公园,到处看到他们的孩子阳光灿烂!”

他还说:“他们的学生特爱学。我们的学生是在各种压力下被迫学。我们的老师付出很多,学生付出很多,家长付出很多,我们应该特棒才对。可是不是。为什么呢?”

我想我已经看到了:对于成长中的孩子,如何保证他获得自信心和成功感,比他获得多少知识都重要!

这是个春天的下午,京西的太阳已经从屋外斜照进来,暖暖地照耀着张院长的办公室。这阳光可能令我们想起一生中8岁或者18岁的某个早晨或黄昏……能这样坐下来探讨一些问题,令我感到仿佛有一条人生的河流在我们心中波光闪闪地奔流。

接下来我讲到中国中学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等项竞赛,屡屡获得最多金牌。他说:“是的,从前我也一直以此作为我们基础教育很棒的一个证据,引为骄傲。”

我说:“现在我也看到了,这与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课程学得深,欧美学生学得浅有关系。”

他说:“如果有人组织小学生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国儿童恐怕要囊括所有的奖牌。可是,包括这些最拔尖儿的中国孩子在内,在他们成年后,为什么还没有产生一个获诺贝尔奖的呢?”

正螺旋?负螺旋?

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也培养了不少充满自信、非常好学,而且终于相当杰出的人才。这些学业优异者、成功者,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下是如何冒出来的呢?

我的提问引起了张院长对自己学生时代的回顾。他说我算不上人才,也算不上成功者,但我从中学以后就是成绩非常好的学生,我的进步得益于遇到一位好老师。

老师叫潘翔久,是语文老师,文学功底深厚,书画都非常好,讲课特棒。我至今记得他讲苏东坡的一首《浣溪沙》,说着说着就在黑板上画出了小桥、流水、白马、行云……就一根粉笔,线条非常洗练,形象优美、传神,我们很快都进入了那意境,不知不觉就下课了,我们都感到没听够。下课就钻到苏东坡那些词句里去体会,感到中国古代诗词真是美极了,那不仅仅是语文,我们体会到了境界和情操。

那是1956年,我读初二,我父亲被调去建设官厅水库,那是当时著名的水库建设,我们的家搬到水库工地去了,我就住校,在北京一中。这年暑假,我回家,看官厅水库雄伟的大坝,红旗招展,看长城烽火台,看闸水时小河里鱼儿扑通扑通地跳,大人小孩都到小河里去抓鱼……回来我写了一篇散文,那是暑假作业。潘老师看了后写了一段批语,我至今记得:

本文语言优美,情感真挚,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初中生能写此文,殊属不易。

就这么些字,我当时很激动,因为这是潘老师写的,我们对潘老师都非常崇拜。更大的鼓励还是几天后,我们同住一个楼的高三的学生告诉我——那时初中生住校就我一个人,我和高中生住在一起——他们说,潘老师把你的作文给我们看了,要我们向你学习呢!

我当时受到的那种鼓励,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那以后,我每天去图书馆借书看,《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还有各国的一些小说,包括民间故事,我都是那几年看的。都说“刻苦读书”,我那时一点苦的感觉都没有,读什么学什么,都其乐无穷。

到高中,我遇到了一位汪老师,人称“汪三角”,他的“三角”讲得太棒了。他对我的表扬又激起了我对数学、几何的浓厚兴趣,我最后上大学学的是数学。汪老师在我们上高三时突然去世了,是遭遇车祸。我们许多同学都哭了。一个老师被学生深深爱戴,情感是非常真挚的。

张院长说,现在学生的压力,说到底是考试的压力悬在头顶,因为它决定着你未来能踏上哪一级台阶。我回顾,我那时特别愿意考试,一考就能考好,一好就受表扬,就有成功感。一次次强化成功感,一次次成功又强化了自信心,这样,这个学生就进入了一个学习的“正螺旋状态”,这就是上升的状态,就步入了成功的轨道。

反之,一个学生遇到困难和挫折,不被理解,总是遭到嘲笑和批评,那一次又一次地经历挫折,对自信心、对学习兴趣都是打击。一次次打击,就必然造成厌学,必然没有自信,就步入了一个“负螺旋状态”,这就是下降的状态,就会产生失败的学生。

接下来我问:以往那些成绩很好的学生,大约有哪些因素?我的问题也引起了张院长的兴趣,于是我们共同探讨,感觉大约有这样几类:

一是家境贫穷的学生。在我多年采访中,我看到相当多做出突出成就的人士生长于农村。他们家乡的教学环境并不优越,但穷则思变,读书成为他们迫切需要抓住的一条出路。他们由于入学之初特别用功而获得好成绩,从此成为老师表扬的对象,在一次次成功中进入了正螺旋状态。

二是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家庭成分有些问题的学生。他们知道,如果自己不特别努力,就没有机会。由于努力,在学习上成为班上的尖子,也成为老师表扬的对象,在学习上获得自信心,从而进入正螺旋状态。

三是父母有殷切期望,教育得法,孩子也肯主动努力。他们入学之初取得好成绩,屡受老师、家长表扬,被送上正螺旋状态。

四是在学习的某个阶段,由于某种机缘对学习发生兴趣而获得好成绩的学生。他们从此受到表扬激励,这又加强了他的发展。这其中最常见的“机缘”是遇到好老师。老师发现了他的闪光点,学生受到鼓励,重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由此萌发学习兴趣,进入正螺旋状态。

当然,并不是所有家境贫穷、家庭成分有问题和父母有殷切期望的孩子都能进入正螺旋状态。成功的学生往往有其共同点:在学习的早期阶段,因成绩处于班上的领先地位,被表扬被激励,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功的乐趣,终于走向成功。

小秋安在国内的班上已毫无领先优势,而是被批评的对象了,怎么办?只好到新西兰去,在那样的“蛋糕题”面前,小秋安的领先地位体现出来了,她的自信心得以重建,于是进入了正螺旋状态。

秋安的领先地位对新西兰的孩子有没有压力呢?没有。因为新西兰老师的教学,孩子们都能承受。他们是在宽松的快乐的教学中,专心致志地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功感,这是符合少年儿童成长规律的。

张院长说,我们在新西兰,到处看到他们的中小学老师和颜悦色,总把鼓励的语言挂在嘴上。大学教授则常常是在与学生“商量”中教学。他们的举止言谈很自然地体现在他们的职业行为中,这就是教育的境界了。

张逸民院长还告诉我:“我们石景山原古城五中的校长王槐树,他还当过石景山教委教育督导室的督学,他的外甥已经到了上一年级的年龄,但他坚决不让外甥上一年级,而让他在幼儿园再学一年。这就是想透了的明白人。这是宁可推迟一年,也要让孩子在上一年级时处于领先状态。”

我与儿子

我也是个父亲,每想到自己曾给孩子造成的损失,都非常愧疚。因为有些损失是自己“觉悟”后无法再弥补给孩子的。现在我也把自己和孩子的一段经历写出来,若能对更多的年轻父母——日后不重犯我的错误——有所启示,也算是有点益处吧。

和许多父母一样,我们也“望子成龙”。在他还只会哭的时代,我的月薪不到100元,但我和妻子买了一台700元的SONY收录机,注重用音乐去开发他的大脑。

他哭了,我们打开收录机放音乐,发现他停下哭泣,转过头来寻找声音……SONY收录机的音量指示灯五颜六色,很有节奏地闪烁着,像在跳舞。孩子爬向收录机,去摸那平面的闪烁的灯光,在那里又看又听,眼睛黑亮黑亮,忘记了哭。

我们很高兴,孩子对音乐、对灯光的色彩都有感觉。我们很在意他周岁之前是不是能说话,总是充满信心地用吐字清楚的简洁的语言跟他说话。孩子不满一岁,果然会叫“妈妈”、“爸爸”,会说简单的话了,说明他“天资”不差,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

中国许多家长头脑里都有过“神童梦”。那“神童”是什么概念?就是前人一再说过的,谁谁四岁能背诗,七八岁能赋诗云云。我们也加入了让孩子学背诗、学数数的行列。孩子三岁去看外婆,就能给外婆背“床前明月光”了,我们窃喜,这不是比前人说的谁四岁能背诗还早吗?

五岁半孩子在幼儿园读完“中班”,我们没让他上“大班”,找熟人“走后门”,让孩子进了县城最好的一所小学读一年级。

第一学期下来,孩子《语文》《数学》的期末考试都得了100分。我们觉得:行!

第二个学期有问题了。孩子有点落后,作业经常被罚,错一个字罚写30遍,30个同样的字,29个对了,有一个字落了一个点,再罚50遍……痛苦的童年开始了,经常承受被罚到深夜十一二点。我们知道孩子的脑子关闭了,他已经是在机械地动作,这有什么意义?

我们也单独跟老师交换过意见,老师说“意义在于培养他要认真”,错一个点就是错,将来考试就上不去,现在不让他养成认真的习惯就不行!

好吧,我们配合培养他“认真”。但孩子被罚50遍,落笔画的地方更多了,不得不由我们认真地来给孩子检查作业,以免他再次被罚。

老师又反映他上课打瞌睡,反映他动作总是比别人慢,就连下课放学了,把笔收进笔盒、把课本放进书包这些动作都比别人慢。考试答不完,也不知他磨蹭什么。到了二年级,毛病更多了,经常被罚扫地。

那时我到北京上学,其间回家一趟,妻对我说,老师说他不傻,要是傻我们就由他去了。有的题目比较难的,别人不会,他会,这哪是傻呢?他就是上课爱说话,要么走神,作业不该错的地方老出错……你知道老师现在怎么罚他吗?让他上课站在教室最后,面对着墙壁听课。

我说,那还怎么听课?

妻说,老师说那叫面壁,看你还跟谁说话。

妻又说,你平时也没时间教育儿子,我什么话都对他说了,你跟他说说吧!

那天黄昏,我去学校接儿子。学校已经放学,他的班上尘土飞扬,几个学生正在扫地,我看到了儿子,问:今天是轮到你扫地,还是被罚?

他说,我没被罚扫地,也没轮到扫地。

我说,那你为什么还不回家,在这里吃灰尘。

他说,黑板上的作业还没抄完。

我说,其他同学都走了,你怎么还没抄完?

扫地的同学告诉我,说他上课的时候被老师罚面壁,其他同学上课时就把作业抄完了,他只能下课抄。

我用自行车把儿子带回家,当晚给他说了许多话,包括说我小时候,为了看“小人书”一分钱一分钱地攒,攒够了就去买“小人书”,用了很多年才把《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那些连环画基本看完。后来“文革”,我的100多本“小人书”都被烧了。再后来,你刚出生,我就把这些连环画又都买齐了,本指望你完成功课后就可以补充这些对你将来非常有用的知识。可到今天,你摸过这些书吗?我现在已不指望你读它了,你就把课本上的知识管好,还不行吗?

就在我这次回家的几天时间,他仍因上课说话被罚面壁,放学也不马上回家,跟几个学习不好的同学到学校的后山上去玩,玩到星星满天了才回家。一天晚上,我打了他。用家乡竹子上掰下来很细的分枝,打了不伤筋骨会伤皮肉。我让他自己把手伸出来,他伸出来了,我抽下去,他疼得把手缩回去。我粗暴地喊:伸出来!他再伸出来,我再抽下去……我是使劲抽,他再缩回去,我再喊,再抽,鲜血在他的手掌上出现了,他哭得发抖……我停止了。

这时,我似乎感觉到自己不对,但我仍对他怒道:“今天你也不要做作业了,玩吧!你就跟我们一起看电视,来,看电视!”

这时不让他做作业,也是一种惩罚。我把他扯到沙发上一扔,“你就坐这里看!”孩子不敢不听,也不敢哭,就坐那里。

我们真看电视。他母亲也不说话。这天电视上播个什么电视剧我记不得,但记得电视剧里有个人物很不争气,而且经常被人欺负,孩子突然小声地说了一句:“真窝囊!”

我顿觉有一条鞭子抽在我心上,惭愧、后悔、心的疼痛,像决堤的水涌来涌来……火车载着我再次离开故乡前往北京,我对儿子的粗暴,令我愧痛得无法描述,那是我终身也无法忘记的。

任何时候,想起他那句“真窝囊”,我都会闭上眼睛……那天夜里,儿子冒出那句“真窝囊”时,我注意到儿子并没有对我怀恨。是儿子已经原谅我了?不,儿子的心中压根儿就没有恨,也没有“原谅”这样的意识,他在被我打的时刻和被打之后,最担心的就是怕我不爱他了……这件事情会让我愧疚一生,我的粗暴和施虐是不可原谅的。在这件事中,我看到了自己人性中有一种“恶狠狠”的丑恶而残暴的东西!我凭什么这样对待儿子,就因为我是他的父亲?我意识到了所谓“家长式”在我们许多人的灵魂中都渗透得多么深!它是我们社会中不平等、不文明、不***等现象的家庭基础,是个人身上就存在的劣习劣根。

今天我已能认识到,我在儿子刚刚出生就为他准备好了许多“小人书”,也是我犯的一个错误。我自己少年时一点一点地把零钱积起来去买书,“连环画”好比“连续剧”,是有悬念、有巨大吸引力的,我看完一本,没了,就想听“下回分解”,于是就有很大的兴趣去寻找。再得到一本新的,那阅读真的是“如饥似渴”,这整个过程是去获取见识、了解未知的过程。可是,我把一切都给孩子准备好了,就消灭了他去获取的兴趣。

类似的例子还见于一位女教师给我讲的一个故事:有个初一女生自己攒钱想买一部《哈利·波特》,快攒够了,碰到了她的生日,母亲把《哈利·波特》买回来了,作为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没想到女儿顿时眼泪掉下来,不是感谢,而是说:“没劲透了!”

从此拒绝看《哈利·波特》。

别人听了都说,你看你,自己没花钱,又得到了你想要的《哈利·波特》,这多合适呀!

可孩子不是这么想的。这个世界能给予她发挥一点主动性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好不容易有一本自己想要的书,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而且为此准备了很久,就要成功了,突然,母亲消灭了她的愿望。

再说我的儿子读到三年级,成绩是班上中下水平。他虽然各科成绩都没有不及格,可以升四年级,但我们意识到不能让他接着读四年级了,只好选择让他再读一年三年级。又考虑到不能在原校重读,于是再找关系,把他转到了离家较近的另一所小学重读三年级。

我们鼓励他:没关系,充满信心,从头再来!

但不久,我们发现,过去的经历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他自己从未说过不想读书,但重读他读过的课本,在他心灵深处引不起热情和兴趣,“厌学”在他的精神深处已被“培养”成熟了。重读,他也只是中等水平。

这是他的童年。

“文革”十年,最大的损失恐怕是教育的损失。“文革”后,千千万万的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是空前的,数不清的爷爷奶奶也在灯下盯着小孙子读书。老师辛辛苦苦,家长辛辛苦苦,孩子呢?有人问:当今中国社会最辛苦的是谁?

都说:我们的孩子。

不是吗?每天清晨,他们匆匆忙忙骑着自行车冲出院子赶去上学……晚上,家长在看电视,孩子在灯下紧张地做作业……大家都非常辛苦,非常用心。可我们的教育方式,常常表现为老师和家长配合着,在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地构成对孩子成长的压迫和摧残。

1992年,我调进北京,第二年全家迁到了北京。我向我并不认识的海淀区育英中学校长求助,感谢她接收了我的孩子进入育英中学。初中三年,孩子还当了三年班长。但在初三,我的孩子在中考模拟考试时成绩落到班上后五名,远落在海淀历年的中考录取分数线之下,在短时间里他还能出现跃升几十分的奇迹吗?如果不能,他将进不了高中了。怎么办?

我与他去散步,在大草坪上走了不知多少圈。那时我除了鼓励他,还能做什么?我怎样才能让他有信心呢?我没招了,给他讲打仗,我说毛主席说,战争的首要任务是保存自己。人生在最艰难的时候,就不要考虑能有多高的成绩了,但可以考虑下限,下限就是“名落孙山”那个孙山。孙山是考取的最后一名,你的目标就是那最后一名,能考个北京全市够上高中的那最后一名就是你的胜利,真正的胜利!

我说这看起来像个惊险动作,能做到这个惊险动作,也是很鼓舞人心值得一拼的。考上了就赢得未来高中的三年时间,然后再争取,你看行吗?

儿子说:“爸,我会!”

这一年,他15岁了。

我知道,让他五岁半上小学一年级,这事实上让孩子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我们已经无法让他再回到7岁去从头开始。在孩子成长的岁月,由于我们的错误给他造成的损失,不是他的考分多少能衡量的。未来的岁月,仍有许多压力在等待他,而童年成长期的损失,很难弥补给他了。

我与张逸民院长的交谈持续到黄昏,我与他告别。

他已知我想写一本关于教育的书,在我临走前对我说:“我这个笔记本电脑里有许多在新西兰拍的照片,你要是有兴趣,可以拿回去看看。那些新西兰的孩子,你看看,不论在教室、在街头,总是笑得阳光灿烂。那是童年,真正幸福的童年和少年!”

我说,那我就背回去看了。

他说,你还可以去访问一些中学生,听听他们怎么说。

我说,好吧!

相关思索——把孩子从负螺旋状态解放出来

这个春天,我获得一个印象深刻的“正螺旋”和“负螺旋”概念,以为用此了解并帮助自己的孩子,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所以想写出来与大家共鉴。

假如孩子已处在“负螺旋状态”,请立刻停止对孩子的批评、挖苦和苛责,否则无异于迫害!否则不论你多么爱孩子,都换不来孩子的“觉悟”,因为你自己就在误区。

因为此时继续给孩子加压,就是往“负螺旋”方向使劲,把孩子往向下的方向推,那就是在制造失败。这时需要立刻着手寻找往“正螺旋”方向推助的用力点。

“是赞扬和鼓励吗?”有位当编辑的母亲说,“不是没有鼓励和表扬,常常有一点进步就使劲表扬了,有时孩子也会保持一段,但转眼间还是厌学,要不说说他,他马上就不行了,怎么办呀?”

我想,了解了“正负螺旋”两种状态,还该牢牢记住,“自信心”和“成功感”是促成孩子进入正螺旋状态必不可少的两样东西。

“自信心”很难通过高高在上的表扬使孩子获得。如果孩子已处于负螺旋状态,就好比掉在一个坑里,他已经非常困难了,你站在坑上表扬他是没有用的。你也要跳到坑里去,就是说要去学会理解他的困难和痛苦,要找到和他的“共同体验”和“共同语言”,才可能找到帮助他的有效办法,否则他就很难上来。

“成功感”更是孩子自身的体验,没人能代替他体验,但可以为他创造条件去获得成功的体验。总拿高标准去要求他,他达不到就没有成功感可言。你降低难度,他达到了,成功的体验就在他身心产生。不要说低难度没用,请记住新西兰五年级那个“蛋糕题”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世界一流的学生。这里面其实是有哲学的,不仅仅是对待成长中的孩子,当你用一个过高的标准去要求对方时,可能适得其反。我们曾经用“共产主义”的高标准来要求一个生产力水平尚低的社会群体,其结果是付出沉重代价的。

成功的体验不一定只在读书。我的孩子曾在初一的寒假提出要独自回故乡看外公外婆,我们支持了他。他一个人行程数千里在某个清晨去敲外婆的门,让外婆猛一惊喜,孩子获得了一次非常快乐的成功体验。

没有成功感,就没有自信心。深刻的成功感,即使在孩子遭遇失败时也会对孩子以持续的支持,这比你的表扬更可靠。所以“成功感”是“自信心”的基础。在“自信心”和“成功感”下面更深一层,还有一个要素叫“求知欲”。每个孩子天生就有求知欲,失去自信心和成功感,就会损害到“求知欲”,这就损害到深层。“求知欲”受损的表现就是“厌学”。

人生的求知欲是本,知识为末。伤害了学习的欲望,造成厌学,便是舍本逐末,以末害本。

过早地把孩子送进学校(至今是许多父母的做法),目的是想让孩子早一点去获取知识,以为“先下手为强”,其实让自己的孩子小别的孩子一岁甚至两岁去上学,并非优势而是劣势,让孩子处于劣势就难有自信,此后会一直处于艰难中成长。缺乏自信,世上万种信息、千种机会就在眼前也会不知获取,所以仅因“过早上学”这一步之错,也可能贻误终生。

所以,关注孩子处于哪种状态比盯“分数”重要。孩子厌学就是处于负螺旋状态,那就不只是成绩处于下降趋势,而是日子虽在延伸,人生却困在岁月中没有成长。若不发生逆转,就会真正“没戏”。父母的努力就是要全力以赴帮助他走出“负螺旋”。孩子一旦进入正螺旋状态,那就是上升的趋势,成长的状态,他就会自己向着天空、向着阳光枝繁叶茂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