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我们要记住！数名慰安妇沉痛讲述血泪史！

时日军在澄迈驻有几个中队，每个中队都设有一所“慰安所”，每个慰安所有慰安妇30人左右。蔡爱花就是当年这些慰安所里目前还活着的少数慰安妇之一。

日本《广辞苑》对“慰安妇”一词的解释为“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而更多的学者给“慰安妇” 一词作的定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隶。

慰安妇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时，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

日军在其占领地区普遍设立了被国家默认的合法的性中心--慰安所。在这一制度的奴役下，大量中国、朝鲜、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的妇女惨遭日军的蹂躏。强征中国、朝鲜等地妇女为日军性-奴-隶，是日本政-府和军部直接策划、各地日军具体执行实施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

由于日军在战败时大量销毁档案，目前要准确计算出慰安妇的总量较为困难，但是，尽管如此，一些研究人员仍依据现有的资料，对慰安妇的数量作了推断：在亚洲日本的殖民地、占领区和本土，慰安妇的总数在40万人以上，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为日军的性-奴隶，日军慰安所遍及中国20多个省，中国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日军与慰安妇之间的关系，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男性对女性、尤其是对敌国及殖民地女性集体奴役、摧残的现象，这一现象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忍和暴虐。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阀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犯罪行为。

日本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中最丑陋、最肮脏、最黑暗的一页，也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录。

日军在亚洲最早设立的慰安所可以追溯到1931年，日本海军在上海指定“大一沙龙”等4家日本娱乐场所为指定慰安所。1932年3月，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要求从长崎派遣“慰安妇团”到上海大场等战地。此后，日军诱骗大量朝鲜妇女到中国(满州)充当性-奴-隶。

1937年日本侵略战争全面爆发后，尤其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后，日军在军队中有计划配备*隶。经过多年的经营，日军在中国各占领地都设立了慰安所。据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结果，上海一地的慰安所就达83个，海南岛62个，南京、武汉的慰安所也分别有60多个，日军在中国占领地的慰安所数量可以千万计。随着日军在东南亚侵略战争的进行，日军在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建立了大量军队慰安所。

以下文字是日军几所慰安所的当事人关于当年慰安所的回忆及证言。

讲述人吴连生，海南三亚人，曾在日军那大慰安所做杂工。

海南岛檐县那大市(今信州市那大镇)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后，出于生计，我在那大市日军慰安所做杂工，当时21岁。慰安所“巴那个”(日语音译，即慰安所管事)差派我负责清洁卫生等杂务，目睹了日军慰安所里的情景。 

1940年秋，侵琼日军开始修建那大市日军“军部”(民间俗称，即驻军机关营地)。在军部即将建成时，筹设那大市日军慰安所，首先强占赵家园三进十二间民房，设置赵家园慰安所。

1942年2月，第一批21名慰安妇被押送到赵家园慰安所。慰安妇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年龄在16岁至18岁，大多是邻近的临高县新盈地区人，也有东部的文昌县人，个别台湾人。慰安所挂牌开张的头天，早有日军士兵通霄达旦地在门外等着。天刚拂晓，慰安所前已门庭若市，人头攒动，日军用7辆大卡车接送士兵。日兵排起长队，每人免费领到一个牌号和一个印有“突击一番”字样的卫生袋，袋内装有避-孕-套和清洁粉。按照“巴那个”的指挥，日兵手持牌号依次进入慰安所，这边出那边进，一批刚走一批涌入，川流不息。原定日军每人“慰安”时间为3 0分钟，由于等候的日军人数众多，吵吵嚷嚷急不可待，结果缩减为15分钟。为了抓紧时间加快速度，进入慰安所的日军按照预先要求，自觉戴上避-孕-套，完事出来自行脱下，连同卫生袋一起随手扔进大门侧角的大水桶里。由日军方派遣进行性卫生监督的日军“值日官”站在一旁逐个检查，若发现未按规定使用避-孕-套和清洁粉者，便上前盘问记录在案，上报所在部队长官，罚其一个月内停止“突击一番”，目的在于严防日兵患上性病，造成部队减员。开始10天，我每天挑出倒掉的避0孕-套、卫生袋，就有满满的4个大桶。平时，日军用过的避-孕-套、卫生袋也不少于两大桶。

蔡爱花，生于1926年，海南省橙迈县中兴镇人。15岁起成为日军慰安妇，后出逃，一直藏身于深山中，直至日军投降。

在开始的10天里；赵家园慰安所先后接待日军3千多人次，慰安妇每人每天至少接客2 0人次。持续地频繁接客，使慰安妇们精疲力竭，每天都有几个人因体力不支而休克，有的甚至一天数次昏倒，下阴大量出血。记得慰安所开张的当天，有位名叫阿娇的16岁台湾姑娘，被接连而至的日兵连续摧残，**破裂，血流如注当场昏死过去。糟踏她的日兵出门时告诉值日官，是我们过去将她抬出来的。经过抢救打针止血苏醒后，仅过半小时，“巴那个”又强迫她继续接客。在后来正常的接客日子里，我们每天抢出一、二个慰安妇进行急救，也是家常便饭的事。

赵家园慰安所除就地接客外，还要按照日军方的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地到据点“慰问”皇军。在“慰问”期间，“巴那个”把慰安妇分成几路，每路二至三人用汽车送到日军各据点。“慰问”的路线一般是由远至近，有时亦由近至远沿途“慰问”。每个据点视日军人数多少，安排一天或半天或者一个夜晚。“慰问”的慰安妇比起在慰安所里所承受的折磨更是有加无减，她们日以继夜地接客，一天长达12个小时以上，每人每天接客多达50人次。

慰安所没有休假日，服务不分昼夜，日军随时到来，慰安妇随时接客；“慰问”则轮流摊派，在日军人数众多的突击接客日和下据点“慰问”期间，慰安妇一律不准休息，月经来潮也不例外，慰安妇如有不从，便受到严厉的处罚。慰安所开张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一位名叫好英的新盈姑娘，因一日兵逼迫她躬腰趴地接客，她没有顺从，“巴那个”听到报告后，恼羞成怒，派人揪住她的头发连抱带拖，将其捆绑在砖柱上，用抹污脏布堵住嘴巴，用辣椒盐狠狠地往她*抹擦。好英姑娘痛不欲生拼命挣扎，令人目不忍睹。

赵家园慰安所究竟有多少慰安妇？难以说准，时多时少，总的来讲人数不断增加，由开张时的21人增加至39人，后来多达45人。但人员变化无常很不稳定，有的来了一段时间，却突然销声匿迹，有的来了三五天后，便不见踪影了。究其原因，慰安所为迎合日军官兵喜新厌旧心理，将“老”的慰安妇转送他处，以换旧补新；或日军方将身患性-病、治疗无效或身虚体衰、无力支撑的秘密处置，销尸灭迹了。

有一位刚来不足一个星期的临高姑娘，名叫“报知”(临高方言，即河四)，圆圆的脸蛋，年仅17岁。那天一下来了两卡车日兵，“巴那个”明知她月经来潮，身体不干净，却还逼她接-客，结果染上性-病，尿不出，痛得厉害。医生给她打了针，不见好转。第二天她病情恶化，下阴红肿，流淌浓血，疼得裤子都不能穿。她光着下身在铺板上翻来滚去，喊了两天两夜，慰安所里的人无不心里难受。第三天深夜，“巴那个”用汽车把她拉出去，偷偷将她活埋了。“报知”姑娘是“巴那个”叫我把她拖上车的。象“报知”这样半夜三更用汽车拉出去清理的，并非绝无仅有，在慰安所的第一个月里，我亲历亲见的还有两个。

赵家园慰安所的慰安妇来源，主要是日军从海南岛各地强征硬抓而来的。从语言口音上分辨，以临高县新盈地区的占多数，还有各县的，台湾妹也有，但比较少。她们大多是十七、八岁的未婚女子，也有部分十五、六岁的少女，二十一、二岁大姑娘仅有少数。慰安妇人员经常变动，她们的名字我大多难以记清。

赵家园慰安所的“巴那个”(管事)是个中年日本女人，身穿日本和服。她对外必恭必敬礼节周全，对内则心狠手毒。平时，“巴那个”要求慰安妇们身着和服接客，以营造日本故国乡情气氛。但在突击接客日，慰安所一天要接数百名日兵，为节时省事，加速进度，她则强迫慰安妇们整日赤身**，躺在铺板上和“慰安椅”上，任由日兵接连不断地发泄。

杨阿布双手做出抓人的样子。她说她每天都在梦里梦到日本兵来抓她。

慰安所里的设备非常简陋，房间里没有专人床铺，只有一层离地约40公分高的木板通铺；通铺既没有专门的隔房，也没有固定的间隔，仅仅拉根绳子挂上布幕或毯子。在突击接客日，慰安所里显得太狭，行动拥挤，“巴那个”干脆连布、毯隔帘都不用，嫌其挡风碍路。在大厅和露天的庭院里则设置一排排的“慰安椅”，以满足性猎奇的日兵欲望。慰安椅设制特别，慰安妇仰躺在椅上，臀高头低，手脚失去活动自由，任由日兵变换花招地站着行-淫。

慰安所里的伙食简单粗淡，一日三餐，都是大锅饭、菜。米饭粗糙，常掺有百分之三十的表米；菜食匮乏，量少缺油。为了保持慰安妇的苗条体型，“巴那个” 只给她们素食，难尝荤腥。慰安所实行分饭制，由我们按慰安妇人头分派。在突击接客日，常有一盒盒丝毫未动的饭食被倒掉喂猪。“巴那个”没有给持续不断接客的慰安妇安排专门歇息进餐的时间，而疲惫不堪的慰安妇们亦早已胃口全无，根本就吃不下饭。

慰安所的管理相当严厉。为了防止性病传染，保证日军的性安全，慰安妇定期检查身体，每星期一次。若发现有性病者，马上令其停止接客隔离处理，轻者在日军卫生所打针治疗，病愈后转送别处继续使用，经三五天短期治疗无效的重患者，则被悄悄处死销尸。慰安所还规定：不准慰安妇私容日兵在慰安所过夜；不准私陪日兵外出留宿；不准与所里工作人员眉来眼去，如有违反，则严加惩罚。赵家园慰安所在那大市日军兵营范围内，慰安妇不能私出营区，否则以擅自行动或有潜逃企图罪名处治。

1942年春，日本侵略军在石碌铁矿开办了一间“慰安所”。以香港“合记公司”为名，在香港、广州等地大批招收青年女工。先后共有300多名青年妇女被骗来石碌矿山。她们年纪最小的仅有17岁，最大的不满30岁，这些青年妇女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和中学生。到矿山后不久，她们就被强迫进了“慰安所”。

“慰安所”位于石碌矿山脚下，距日本碉堡东侧的100多米处，建筑面积约300多平方米。砖木结构，瓦片盖顶，房屋模式呈J形，西南角向南设大门1个，东、北向各设小门1个。室内中间为一条约米宽的通道，两边对列隔成20多个小房间，门窗均为木质日式开敞，地板为水泥砂浆铺设。为防止慰安妇逃跑，“慰安所”四周均设警戒网，日夜都有日军巡逻，戒备森严。对逃跑被抓回来的慰安妇，有的当场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服后光着身子吊在树上毒打，施加电刑、灌水等。慰安妇每人每天只供给3两多米饭，有时甚至是几块蕃薯。平常每人每天接客最少8次，碰到日本官兵休息的日子，多时接客竟达24次。每个星期都必须集中排队到医务室，做一次体检，以防性病传染。

石碌慰安所2名慰安妇曾因不能继续接客，便被裸露身子，吊在大树上活活毒打致死。一个叫黄玉霞的慰安妇，因不堪凌辱，乘黑夜在“慰安所”里的一棵大树上吊自尽。另一位叫娜芳姐的慰安妇，跟着10多个姐妹一起逃出苦海后，却无颜回家去见丈夫和孩子，从悬崖上纵身跳死。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石碌铁矿“慰安所”里的300多名青年妇女，被毒打、奸淫、折磨，惨遭暴行致死和病死、饿死的就有200多人。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只有10多个人。

讲述人朱永泽，海南澄迈县人，小时家在日军慰安所旁边，曾目睹慰安所里的一些事情。

1939年冬，侵琼日军十五警备司令部派遣两个pol.ice中队入侵澄迈县，每个中队约300余人。一个驻在金江镇；一个驻在石泽乡的石浮岭。日军每个中队设一所“慰安所”。驻金江中队“慰安所”，设在金江乐善堂旁边陈国宗的家里，全所有“慰安妇”30余人，陈国宗一家被驱逐到别处居住，楼上楼下几百平方米全部供“慰安妇”居住，四周用铁丝网团团围住，并设专人管理，关在里面的“慰安妇”是无法逃跑的，外人也无法进去；驻五浮中队的“慰安所”设在石浮岭的军部里，全所有“慰安妇” 2 0余人，也是用铁丝网围住，派专人看守和管理。

这些“慰安妇”都是被抓来的。如：山口乡一位姓叶的农民的妻子名叫黑姑，刚生孩子不久便被抓进“慰安所”服役，丢下丈夫和孩子在家里，直到日本投降后，一家人才得到团圆。文儒乡加炳村一位农民的妻子被抓进石浮“慰安所”后，受到日兵日夜奸淫，后来染上梅毒病，才被释放回家，回家后又传染上丈夫，夫妻倾家荡产卖掉耕牛和生猪，拿钱请医诊治，才保住了生命。长相特别漂亮的，被选进军部专供指挥官玩乐，如丰盈墟有个青年姑娘名叫塔市姐，就是这样。“慰安所”里还有一条规定，就是非日籍日兵不得进所，违者从严处治。

讲述人钟强，海南黄流人，81岁，抗战时任过国民party152师情报参谋，1945年冬奉调到黄流机场与投降日军办接交手续，从而得知日军黄流机场“慰安所”的一些情况。

黄流机场日军慰安所称“军中乐园”，其实是随军妓院。设在黄流机场东门外围。有宿舍两间，分为两个“乐园”。第一“乐园”有慰安妇5人，第二“乐园”慰安妇有16人。第一“乐园”慰安妇专供空军军官玩乐，第二“乐园”供空军士兵享用。“慰安妇”大部分是从广州抓来的，我到黄流机场接收日军投降时仅存4人，我们给她们都安排了工作。其中一人名叫吴惠蓉(广州人)，有一天她和我谈军中“乐园”情况，泪水直下，诉说道：我16岁被日军抓来，同时被抓来的约 100人左右，到黄流后只剩下40多人，其中留一部分在黄流派遣队(即黄流司令部)。我们是从中挑选出来送到黄流机场的，挑我们5人为军官“乐园”慰安妇，余者为士兵“乐园”慰安妇，任由日军轮班玩弄取乐。有时月经不调，或是因病不能满足他们的*，就遭殴打，有的甚至被打重伤，特别是日军喝酒后，我们更受不了，被侮辱被折磨更甚。“乐园”有哨岗日夜看守，我们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我们日夜思念自己的父母、姊妹。黄流日军派遣队慰安所的姊妹们境况也是跟我们一样，非常悲惨。吴惠蓉在海南解放前夕，随丈夫去了台湾。

讲述人林帕公，海南保亭人，当年曾在保亭县城日军据点当伙夫。

日军在兵营和据点成立“战地后勤服务队”，为征战的日军官兵“服务”。日军称 “战地后勤服务队”的任务是给日军官兵洗衣服、照顾伤病员和打扫营房卫生，而实际上是强迫良家妇女供日军官兵发泄*。“战地后勤服务队”的人员，绝大部分即地强征，从当地挑选年轻的貌美妇女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被编入“服务队”的妇女，如果逃跑，抓回来必被处死；不按规定时间服“预防丸”或不慎怀孕者，也必被凶残地剖腹杀害。

我在日军据点当伙夫期间，常被日军招去搞“快乐房”的清洁。“快乐房”是日军军-妓或“战地后勤服务队”队员接待日军官兵的地方。日军县城据点共有“快乐房”三间，每间房中安放两张用稻草编成的有尺把高的床，床上铺着塑料布(当时叫树泥布)，上面铺草席。两床之间隔着一块帆布。每当“快乐房”中有日军人员，我都要提一小桶温水给服务队的女人净洗下身，事后收拾用来垫下身的塑料布，将其洗净晒干备用，还要打扫用过的避-孕-套和丢弃的卫生纸。起初我不愿干这种污-秽-下-贱的活，结果被“快乐房”日军管理人员狠狠地用皮带抽打得遍体鳞伤，硬逼我干，想跑是不可能的。

在“快乐房”搞清洁时，我常看到黎族姑娘乌昂扎、味冬盖、伍来春等(战地后勤服务队)妇女被迫接待日军。遭遇最惨的是杨嫣邦(音)。日军下村清剿时抓住她，把她*后带回据点编入“服务队”，她体质虚弱，但仍然要时时被迫供日军奸-淫。

每月中旬，日军还从三亚军部用车载来5－6名“慰安妇”到保亭各个日军据点巡回“服务”。每当有“慰安妇”到县城据点时，“快乐房”的清洁工也必由我负责。加茂、番雅、南林等日军据点都设有“战地后勤服务队”。

1944年上半年，南林据点的日军，抓来刚满17岁的黎族少女李亚茜，把她硬编入“服务队”。由于她年轻俊美，在服务队里，日军官兵个个都指名要她服务，她遭受的蹂躏折磨最甚。李亚茜逃了几次都逃不了，每次被抓回来，日军对她的摧残变本加厉。她性格倔强，把日军发给她的“预防丸”偷偷扔掉，拒绝服吃，这就引来了杀身之祸。当年下半年，日军发现她有了身孕，结果被日军绑着押到庆训村边的坡地上剖腹致死，日军还从剖开的肚子里掏出胎儿，然后随手扔掉。

凡被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的姑娘没有一个能逃脱日军的魔掌。直至1945年8月底，日军投降后才得重返家里。

据了解原在县城据点服务队的10多名妇女，绝大多数不能生育，无子女，丧偶后或由亲属抚养或孤独地过“五保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