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传销者的救赎(2)

望不到头的战斗

外出劝说是目前反传销团队的主要解救手段，其带来的压力，让人身心疲惫。

“最忙时一个月都在外面。”霄云说道，“现在解救部很多人把火车当成了家，上去就睡着了。我几次坐车回家都睡过了头。”

但劝说的成效并非总是与解救人员的辛苦划等号。叶飘零曾经失过手，一次他从石家庄连夜坐车到杭州，但最终还是未能劝回一个被男友骗入传销组织的女生，并间接导致她与其姐从此不再相见。这令他无比沮丧，甚至一度选择退出反传销。

霄云说，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事实上，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反传销失败的例子。一旦失败，便要难受好几天。

据叶飘零介绍，最初反传销行动都是公益的，异地解救受害人时甚至连路费都不收。之后，由于来自社会和个人的赞助无法继续支撑庞大的开支，他们便开始向求助者收取一定的费用，但反传销成员仍然没有固定的收入，靠着将他人解救出来的荣誉感带来的动力和责任感，支撑着工作。而他们面对的，是无处不在的精神压力和威胁。

所有反传销成员都能感受到那股与日俱增的压力。李自宏说，几乎每天都有被打击的传销组织人员叫嚣着要找他们“复仇”，而另一方面，每天在网络和电话中接到的求助信息至少有几十起，多则上百起。在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之下，几年间很多反传销人员加入了又相继退出。

在李自宏看来，供求严重不平衡是最大的问题：“一年就365天，就算三天救一人一年最多也是一百多人，相比之下等着人们去解救的人就太多了。”据他估计，中国目前约有1000万人从事非法传销，而职业反传销人不足30名。

更令他们有孤掌难鸣之感的，很大层面上还在于与官方沟通的困难。叶飘零说，因为种种原因，地方政府基本没有给予反传销组织以支持，甚至有时举报了，公安与工商部门也无回应。他认为国家打击传销的力度正在加强，无奈的是一些地方有关部门却不愿把更多精力放到这一块，这间接导致国内传销形势愈演愈烈，无法刹住。

“不瞒你，我们也帮助很多工商人员劝说他们的亲友。”这也是反传销志愿者小明所知道的，反传销组织与“官方”的唯一交流渠道。

他们就如同独自面对巨大风车的堂吉诃德一般，投身在这项似乎永远也望不到头的斗争中，除了自己几乎再也没有得到更多支持。小明和霄云的父母至今仍以为儿子就在以前的公司上班。这样瞒住家里进行反传的人不在少数，不仅是因为反传销本身的危险性和不稳定性，更有人认为这是“不务正业”。这种近似与外界隔离的孤岛心态也让反传销团队内部人员更容易在内心深处团结在一起，尽管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但整个团队少有争吵，保持着难得的稳定。

叶飘零更喜欢用带着江湖味道的说法来形容自己的团队：像侠客一般，独来独往，仗义救人。然而这个 “侠客”又在精神上处于极度的孤独，因为在传销界以“大A”身份转为职业反传销人，有且只有他一个。

“一直到现在我都很怕。”他告诉记者，“怕以前的下线来报复我，怕乡亲们来找我算账。你把别人骗的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别人会放过你吗？”

与后辈们时刻能在反传销中保持好奇心和兴趣不同，跟传销打了七年交道的叶飘零感觉疲惫，曾多次把接听求助者的电话当做自己“最后一个”，因为“传销与反传销让我失去得太多太多”。他也会因为电话另一头求助者提出的无理要求而动气，却往往在挂掉电话后才懊恼自己对待他们不够客气。叶飘零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起上网时就不再打开聊天软件，因为不想看到求助者留下的信息。而一手创办的反传销网，他甚至打开还不到十次。

“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朋友，也没人能懂我说的话。说实话，我极度讨厌这些—不管是传销还是反传销。”叶飘零认为这是一种传销病，三年嗜血生涯的后遗症将纠缠他一辈子，付出的是丧失一切感情的代价。

“如果非要问是什么还支撑着我继续反传销，也就是信念了。”事实上，他也不清楚，为什么这个“信念”就是不离身。

路在何方

叶飘零认为反传销就像“商品需求”一样：打击偷盗是公安部门主管，可以有效打击；而传销不同于别的违法犯罪行为，打击之后公安工商却没有能力做“反洗脑”工作。传销人员当中受害人多数是低级别人员，行政部门又不能抓捕，教育劝说又不够专业，致使传销人员受害家属往往求助于民间的反传销人员进行劝说工作。

“反传销是特定职业。”他说，“任何一种事物存在都有必然性，有做传销的即有反传销的。”

据叶飘零所知，除了他的这一团队外，中国民间还有另外两个反传销组织，其负责人都曾在叶飘零最早设立的浙江反传销工作室中工作或学习、考察过。叶飘零曾试图将自己创办的“中国反传销联盟”合法化，但最后因资金和其他问题而无法如愿。在中国，要让一个民间组织合法化存在，并不能仅仅依靠其公益的性质。

在“局外人”王亚看来，目前的职业反传销仍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果只是进行劝说解救，那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反传销，不仅仅是很‘肤浅’地说反对传销和去劝说被困人员，那只是善后工作。”王亚认为反传销需要真正的职业化，这种“职业”是有法律保障的，“我想，将来也许会演变成一种特殊职业。”

尽管对目前中国的反传销操作模式颇有微词，但王亚一直在设法加入叶飘零的反传销团队。这个大二时因传销而退学、而后又因父亲去世的冲击而退出传销的年轻人试图把“宝”押在这里，因为据他判断，将来反传销可能会是一个“享受国家保障和国家扶持的机构”。

反传销团队的现有成员对此并不乐观，叶飘零和霄云说：“落实的难度很大。”

但像王亚这样年轻又具有活力的后来人，正在慢慢成为反传销事业的接班人。而无论是叶飘零还是其他人员，当支撑着的理想过后，谁都清楚没办法一辈子从事这项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