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旸：工会对产业和工人利益危害极大

李子旸 出版社图书编辑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著名法国思想家巴斯夏的名篇“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可能是已有的对基本经济原理最为通俗明了的解释。但是，巴斯夏的贡献绝不仅仅在于理论的通俗化和普及性。巴斯夏的这篇文章还为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提供了一个极为有效的分析工具。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这个分析工具强大的解释能力，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在公共政策问题上，愚蠢导致的错误远比邪恶要多得多。大多数给人们带来损失乃至灾难的公共政策，都不是源于恶人作恶，而是来自愚蠢的好人的“善举”。这些好人的愚蠢之处就在于，他们只看到了看得见的，而忽视或者忘记了看不见的。巴斯夏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一遍遍地提醒人们，必须要考虑到那些看不见的，但又绝对存在的政策后果。

一个小孩子病了，医生给他打针。小孩子多半会哭闹反抗。小孩子的哭闹反抗是很有道理的。他看到的是，打针很疼，很不舒服，最好能不打针，避免这个痛苦。但同样看到打针很疼的成年人却不会哭闹反抗，还会积极配合医生，任凭医生用闪亮的针头给自己制造痛苦。

何以如此？因为成年人看到了小孩子看不到的东西。成年人不但看到了打针很疼，还看到了打针以后疾病就会痊愈。成年人不但看到了打针的痛苦，还看到了疾病痊愈的畅快。综合衡量以后，打针当然是可以接受的，即使那会带来一些痛苦。

公共政策领域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只不过在这里没有小孩子，都是成年人。但某些成年人却像小孩子一样只能看到看得见的因素，于是，他们就像小孩子逃避打针一样反对正确的公共政策，并像小孩子逃避打针一样支持错误的公共政策。

贸易保护主义者就是这样的“小孩子”。他们只看到了贸易保护对国内产业的好处，只看到自由贸易对国内产业的冲击，但没有看到贸易保护对国内消费者的损害，没有看到自由贸易对消费者和整个国家的促进。

鼓吹政府开支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人也是这样的“小孩子”。他们只看到了政府开支制造出来的就业岗位，扩大了产品市场，但没有看到，这笔钱如果没有被政府征收，留在民间，会制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会更加扩大产品市场。

鼓吹工人就业权的人同样是这样的“小孩子”。他们只看到了工人实现就业以后的种种好处，但没有看到因为被迫不解雇工人而导致的企业效益低下，没有看到因为忌惮就业权而放弃投资的企业家，没有看到因此而损失的更多的就业岗位和生产能力。

这些人为什么会像小孩子那样，只看到看得见的，而看不到那些看不见的因素呢？原因很简单，看得见的因素，人人都看得见，比较容易被发现和认可。而看不见的因素，只能依靠人的知识和思维能力才能被发现。可惜的是，许多人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和思维能力。

小孩子害怕打针，逃避打针。成年人即使害怕也不会逃避。原因何在？原因在于成年人掌握了小孩子不懂的医学知识。他们的视力没有区别，或许小孩子的视力更好，但他们头脑中的知识量有差别。小孩子缺乏相应的医学知识。等到小孩子逐渐长大，也掌握了相应的医学知识，生病时他也不会逃避打针了。

这就是经济学的作用所在。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不但可以解释看得见的现象，还可以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帮助人们认识到无法直接看到，但一定会发挥作用的社会规律。因此，理论一定是抽象的，是需要人们的思辨能力和想象能力来认识的。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这种说法，不仅是经济学理论的一种通俗表达，还是对经济学本质特性的绝妙概括。如果人们仅仅根据可见的现象，就可以充分认识、理解社会和人类行动的规律，那就不需要什么经济学了。正是因为许多重要的规律不能从可见的现实中被发现，只能依靠人的头脑从现实出发进行的抽象思辨才能被发现，因此，理论才有其用处。

反复阅读巴斯夏的文字，你会越来越感到“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的强大分析能力。在现实生活中，许多错误的和有害的公共政策，都是源于对“看不见的”因素的忽视。除了上面举的几个例子以外，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

中外的历史都证明，享有法律特权和暴力权的工会，是对产业和工人利益的极大危害。但工会从来都不乏真诚的支持者。原因就在于，这些支持者只看到了工会为在职工人争取到的利益。即使为此破坏了法律，他们也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他们没有看到工会的这种成功是以损害求职者和失业者的利益为代价的。那些人并不可见。理解这一点需要想象和逻辑。

人民币汇率的长期被低估，给中国和世界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决策者之所以还在坚持这种反市场的破坏性政策，就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提升汇率对出口企业的负面影响。但他们没有看到提升汇率对内贸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资源，没有看到内贸企业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其幅度一定足以弥补出口企业可能的损失。当下，那些未来得益的内贸企业并没有出现，他们无法发言，他们的利益只能靠掌握了正确经济学理论的人去争取。

中国当下大规模的国进民退，是非常严重的弊政。但坚持这种政策的人未必是因为邪恶和贪欲，更可能的原因是，他们确实被国企貌似可观的发展和规模迷惑了。他们认为国进民退虽然广受抨击，但却打造出了非常杰出的成就。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享有特殊市场地位的国企的每一点成功，都是以整体社会经济利益更大的损害为代价的。垄断性国企的成功，实际上是国家和社会彻头彻尾的失败。

一些学者抨击中国社会的低人权，这种抨击是对的，但他们把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就归因于低人权，这就荒谬不堪了。他们只看到低人权给某些建设项目带来的短期收益，并因此以为这是其他方式无法企及的优势。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低人权压制了人们的正当权利和积极性，必然从根本上破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动力。与这种破坏造成的损失相比，某些建设项目的短期收益是远远不能弥补的。自由人、权利受到充分保障的人所焕发出来的创造能力和生产能力，绝不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所能比拟的。实际上，低人权只能降低中国的发展速度。现实中存在的经济成功则是人权没有被充分破坏的表现，是一种劫后余生。功劳决不能归因于低人权。

看，这许许多多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用“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这把分析小刀，剖析得一清二楚。谁还能说巴斯夏是没有原创性的思想家？

不过，巴斯夏奉献给我们的这个高效的分析工具，虽然有效地揭示了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但也让我们意识到了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困难所在。不管如何普及，理论注定是和大多数社会成员无缘的。大多数人只能根据他们看到的现象作出直接的价值判断。他们难以理解看不到的因素。因此，他们的判断经常会出错。如果这种判断应用于市场中，市场具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可以优胜劣汰。但当这种判断用于公共政策选择时，就麻烦多多了。

公共政策选择是一个政治过程。政治过程就意味着承担成本的人和享受收益的人往往不一致。转嫁成本、瓜分收益是政治过程中非常普遍的现象。于是，在这个领域，错误的观点就会久久挥之不去，甚至数百年如一日地反复困扰人类。

怎么办呢？

很难办。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认识和理解“看不见的”因素。但事情也并不那么绝望。除了根据看得见的因素作出判断，广大公众还有一个判断依据，那就是公认的道德和信念。比如，虽然某些巫术经济学家鼓吹政府浪费对经济发展是好事，公众依据可见的事实，似乎不能反对这种经济学，但其实大多数人基于久远传承下来的勤俭持家的道德准则，总还是对这种巫术经济学感到不安和质疑。

因此，传播正确健全的经济学是有其用处的。即使大多数人不能直接理解抽象的理论，但如果世界有很多巴斯夏这样高明的作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公众介绍经济学知识，假以时日，正确健全的经济学理论一定会转化为广为接受的社会道德和信念而深入人心。到那时，一个健全自由的社会就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