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 第八章 俄罗斯(6)

但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赫鲁晓夫，最终未能彻底摆脱思想上的束缚。他的改革具有很大的应急性、随意性、矛盾性和局限性，出现了不少的失误。在国内，对斯大林的批判有过激过火之处，方法步骤也有失周详，造成了国内政治、思想的长期混乱。赫鲁晓夫执政后期，领导人权力过度集中、个人崇拜严重、浮夸风盛行的问题再度滋生。在对外关系上，由于缺乏灵活应对外交突发事件的能力，导致美苏关系因古巴导弹危机一度濒临战争边缘，苏联的国际威望也因此遭受损害；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也削弱了苏联的领导地位。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迫辞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永远退出了政治舞台。1971年9月11日，78岁的赫鲁晓夫与世长辞。到他墓前悼念的人们都能看到一块半黑半白的大理石墓碑，似乎暗示了逝者充满矛盾和争议的一生。


　　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实现了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更换，由勃列日涅夫接替下台的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开始了为期18年的执政生涯。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宣布党中央的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不再由一人同时兼任，全国各级党组织要遵守集体领导和集体决策的原则。经过选举，柯西金当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波德戈尔成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一阶段的苏联领导体制被形象地称为“三驾马车制”。它在70年代中期以前确实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新的领导集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赫鲁晓夫时代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调整，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集中统一领导，突出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肯定斯大林功绩的同时引导社会对他做出比较公正的评价。通过政治上开展的“纠偏”行动，部分地缓和了社会的不满情绪，使新的领导集团得以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中推行必要的改革。从1965年开始，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持实施了“新经济体制”改革。这项改革适度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以价格、利润、资金、信贷等手段加强对企业的经济刺激，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此后，又相继采取改进工业组织结构和管理等措施使改革进一步完善。由于改革实行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相结合的管理原则，适应了客观需要，又是经过局部试验再逐步推广到全国，因此改革初期成效显著。


　　新经济体制改革前后持续了10余年，“明显地推动了原地打转的国民经济”，被认为是苏联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改革之一。在改革过程中，苏联顺利完成了第八和第九个五年计划（1966年~1975年）。其间，苏联社会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5?3%，全国工业总产值从2294亿卢布上升到5112亿卢布，农业生产总值也从883亿卢布上升到1128亿卢布。经济的发展使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据美国国务院计算，苏联195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美国的33%，1975年上升到53%。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70年代中期是苏联历史上经济增长水平和综合国力最强的时期，也是人民生活最好的时期。苏联依然保持着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成为与美国实力接近的超级大国。


　　但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苏联领导人却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发展国民经济，而是把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投入了国防建设和在全球的战略扩张，加紧了同美国的军备竞赛和争霸斗争。在勃列日涅夫看来：“国防经济问题在一切工作中占第一位。”因此，苏联不断增加军事投入，全面提升常规军事力量和核能力，造成军事实力的迅速膨胀。这一时期，苏联陆军的坦克数量远远高于美国，海军也于1970年在全球三大洋、七大海域举行了第一次“全球海军大演习”，充分显示了强大的实力。在核武器方面，苏联更是进步神速。据美国估计，1964年美苏两国的洲际导弹数量之比大致为4∶1；到70年代中期时，苏联的战略核导弹数量已与美国大体持平。各种情况都表明，苏联在军事实力上已经达到了同美国势均力敌的水平。
趁美国实施全球战略收缩的时机，苏联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到处推行强硬外交和霸权主义政策，与美国展开全面对抗。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制造了布拉格事件；1969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制造珍宝岛事件；1979年悍然出兵阿富汗；70年代末又在越南金兰湾租建海外军事基地，把对外干涉的触角进一步向前伸展。据伦敦战略研究所估算，1970年苏联的国防开支为539亿美元，1979年已上涨到1480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6%，远远高于同时期美国6%和联邦德国4%的水平。如此庞大的国防开支，严重阻碍了苏联经济的正常发展。与此同时，国内保守思想再次否定了市场经济的作用，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也越发僵化。从7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减缓。“十五”期间，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1?0%，“十一五”期间更降低到0?6%。苏联经济陷入了“停滞”时期。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政坛出现了“老人政治”的局面，党政重要领导人的年龄都在70岁以上。1982年11月，接替勃列日涅夫上台的安德罗波夫当时已经68岁，并且体弱多病。安德罗波夫上任后，以“社会主义起点论”取代了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论”，认为苏联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漫长发展阶段的起点。他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积累的各种弊端和问题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通过改革扭转苏联社会停滞不前的状况。无奈安德罗波夫身患重病，执政不满15个月就因病逝世。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去世，由时年73岁的契尔年科接替总书记一职。但他也体弱多病，在任13个月基本都是在医院度过的。1985年3月10日，这位老人也匆匆离世。就这样，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克里姆林宫便先后安葬了3位最高领导人。


　　老人政治期间，由于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监督机制严重削弱，领导干部终身制和各种腐败现象频生，使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特权阶层”，败坏了党的形象，造成民怨极大，也使得社会风气不断下滑。许多社会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逐渐聚集成制约社会发展的阻力，严重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致使党的威信和凝聚力进一步下降。经济的停滞、社会风气的下滑和党的地位的降低，使人民普遍失去了参与政治的热情，对国家的前途也漠不关心。这些都给苏联未来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历史在“改革与新思维”中转折


　　1985年3月11日，苏共中央非常全会选举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担任党的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立刻展示出一个改革者的形象，强调要在当时条件下恢复新制度的列宁主义面貌，清除它的积垢和变形，摆脱一切制约社会前进和妨碍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潜力的东西。他大刀阔斧地更换政府领导班子，批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现象，确定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目标，提出经济改革的新计划，把粗放经济向集约化转变。在同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加速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即著名的“加速战略”。随后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对这一战略加以确认，并提出了实现“加速战略”的两个基本途径：加速科技进步和从根本上改革现行经济体制。1987年苏共中央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任务。


　　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阐述苏联改革的起源、实质、内容和前景，大力倡导“民主化”、“公开性”和“新思维”，对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的问题进行公开批评和纠正。此时他还不知道，多年以后当人们再度谈论苏联解体的历史时，都会提到这本书，并把它看作苏联命运转折的标志。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由于步伐过快，政策波动过大，使得在打破原有体制的同时，未能及时建立起新的有效的体制，因而导致经济改革严重失控。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又仓促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试图以政治改革促进经济改革的进行。结果造成了社会政治极端混乱的局面，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国内形势恶化，经济滑坡，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各地罢工游行层出不穷。更为严重的是，长期潜伏的民族矛盾也随之激化，并且产生了连锁效应，多个加盟共和国借机要求独立。在这一问题上，西方政府和政治势力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9年，东欧发生剧变，苏联国内也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形势的发展令苏联政府无法阻挡，只能步步后退。根据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苏联把竞争机制运用到政治领域，开始借鉴西方议会民主模式“修改”苏维埃制度。1989年5月~6月，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改变国家权力结构，人民代表大会成为最高国家代表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成为常设机关——议会。

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被迫放弃苏共在政治体制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承认了多党制的现实。同年2月，他在苏共中央二中全会上首次公开提出设立总统制的建议。3月，经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的激烈讨论，以1817票赞成对133票反对的悬殊结果通过了设立总统制的决议，并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首任总统。总统职位的设立和第一任总统的产生，使苏联初步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为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苏联部长会议作为政府行使执行权；苏联最高法院、苏联最高检察院等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苏联总统则独立于最高苏维埃之外，与最高苏维埃相互制衡，并保证国家最高立法权力机关与国家最高执行权力机关之间的协调。1990年12月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把苏联部长会议改组为总统领导下的内阁制，使行政权直接置于总统控制之下。


　　从1990年起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市等陆续举行了地方苏维埃选举，以实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改革目标。但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苏联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日益发展。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率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同年，俄罗斯联邦举行选举，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在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此后叶利钦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宣布退出苏共。其他九个加盟共和国也迅速仿效，宣布本国是主权国家，本国的法律高于全苏法律，开始同联盟中央分庭抗礼。1991年6月12日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叶利钦获得57?3％的选票，当选俄罗斯第一任总统。7月10日叶利钦正式宣誓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不久就签署了针对共产党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非党化命令。从此，共产党在俄罗斯联邦的活动开始受到限制。


　　1991年，苏联政治经济局势全面恶化，已经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公开承认：“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了重大的失误，造成了严重的、消极的、摧毁性的后果。”他说：“现在已退到最后一道防线了，像1941年的莫斯科城下和列宁格勒城下一样。”无奈之情一语道破。8月19日清晨，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趁戈尔巴乔夫到克里米亚度假之机发动政变，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宣布由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责，企图挽救濒临崩溃的苏联。这次政变立即遭到了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叶利钦的反对。他在西方势力和本国群众的支持下，仅用了3天时间，就挫败了政变，迅速控制了局势。


　　“八一九事件”犹如最后一根稻草，给了动荡的苏联以致命的一击。“八一九事件”后，叶利钦下令中止苏共在俄罗斯领土上的活动。8月24日，自觉已无力回天的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立势力急剧增长，纷纷宣布独立，苏联迅速走向解体。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在其境内举行全民公决，多数乌克兰人赞成乌克兰独立。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在白俄罗斯别洛韦日丛林会晤，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并联合发表了告全体人民书，宣布苏联解体。三国元首商议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邀请其他共和国参加独联体。12月21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的元首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举行会晤，以创始国的身份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的议定书》。会议致函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通知他苏联已不复存在。


　　1991年12月25日，早已名存实亡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职，并把武装部队和象征无限权力、控制着2?7万枚核弹的核按钮交给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19点38分，印有镰刀锤子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楼顶徐徐地、却是永久地降下。随后，俄罗斯联邦的红、白、蓝三色旗冉冉升起。它从事实上宣告一个时代就此终结了。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从法律上宣布了苏联的灭亡。

　　七、启示


　　俄国历史学家柳切斯基说：“一部俄国史，就是一部不断对外殖民、进行领土扩张的历史。”对外侵略扩张是俄罗斯历史上长期奉行的战略传统。但正所谓成亦扩张，败亦扩张，扩张为俄罗斯带来了称雄世界的领土和资源等物质条件，但也造成了它内政虚弱、经济凋敝和众邻疑惧的致命缺欠。


　　基辅罗斯受洗使俄罗斯接受了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从而与欧洲建立了联系，获得了一定的欧洲国际社会成员的身份，从而具备了欧洲文明的特征。但是，由于俄国长期受到东方专制文明的影响，加上地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封闭性和缓慢性，产生了俄国与欧洲国际体系的较大差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俄国的大国成长正是在这种差异性与同一性中展开的。俄国的社会性成长没有离开西方基督教社会的基本规范，却以独特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形式形成了俄国大国成长的独特模式。


　　列宁在参与苏联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还要进行多少顽强繁重的工作，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十月革命已经过去快90年了，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非但没有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发展水平，相反却被断送了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此视角下，回眸苏联70年历史兴衰盛亡，也许被忽略之处在于那个在全球化早期背景下的“接合部文明构架”的出发点；成功之处在于布尔什维克人充分运用接合部文明形态所提供的一切机遇与条件，实现了革命转变；而缺失之处则在于革命成功后，布尔什维克人将胜利的成果过度意识形态化，孤立地从社会形态更替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和进行战略设计，尤其是忽略了文明独特性对历史进程的深刻制约性，忽略了文明制约下反工业文明的倾向，以及对市场经济与民主体制的排斥。或许，处于不同地域文明背景与传统之下的社会发展道路总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内容和逻辑。


　　2002年，什?姆?蒙恰耶夫和弗?姆?乌斯季诺夫在其撰写的《苏维埃国家史》一书的结语中也认同这个观点：“历经了多年对苏联历史的否定，今天终于合乎规律地在千百万人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意识：不能否定苏联70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