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毛泽东

　　1935年中，瞿秋白在长汀的国民党监狱中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日子。在他即将走完自己36年生命历程的最后一段路时，他又恢复了文人和诗人的本来面目，写下了一些直抒自己思想和情感的文章和诗词。其中，他最后的自述《多余的话》在他身后惹出了无数争论，可谓聚讼纷纭，引出了不尽的是非荣辱。而他临终时所写下的那些诗词，虽然不太引起论者的关注，却确实是表达了他的深沉情感的精品佳作。例如这两阕词：

    浣溪沙

    廿载沉浮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

　　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

　　卜算子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尤其是后面这首词，既写出了他当时的境况和心态，那“一任风和雨”，又几乎像谶语，预言了他死后还将经历的风风雨雨，和这些风雨终究不能摧残消蚀的他那高洁的清芬。如今，历史已公正地对待他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的非凡业绩，更有人以深切的理解和同情探究着瞿秋白在留下那平生最后一篇文字——《多余的话》时所流露的深沉、低回的生命悲情，以及它启示给人们的无穷思索。然而，作为革命者和诗人的瞿秋白与同是作为革命者和诗人的毛泽东的关系，却少有人注意。

　　也许，因为他们的性格气质如此不同，其人格风貌给人的感受迥然异趣，所以才不曾有人把他俩联系在一起，去考察过他们之间的关系吧？其实，从已有的材料中可以发现，这两位从性格到业绩看来都如此不同的伟人之间，却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和感情。

　　可以说，在党的早期领导人中，瞿秋白是毛泽东经常对其表现出深情的一位。虽然毛泽东也说过他早年对陈独秀的崇敬之情，但那更多地具有理性方面的含义，而不是个人关系、感情方面的含义。而对瞿秋白，毛泽东则不止一次流露出一种感情。这种情感的来由，应该说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两个人最初的见面相识情形，已无从确切考证。但可以肯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广州，作为一起列名于孙中山亲笔手书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名单上的瞿秋白和毛泽东，他们在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接触和共事的时间是不少的。当时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部长”则是从不视事的汪精卫），而瞿秋白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在国民革命高潮中，两人都先后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奔波，进行革命活动。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期间两人的具体交往的材料，可考的第一件事，是在1927年的大革命高潮中，瞿秋白对毛泽东指导的农民运动的支持。当时，随着北伐的进展，广东、两湖的农民运动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农民运动受到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路线的攻击指责，为驳斥反对农运的论调，毛泽东在深入农村调查之后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当时在国共两党内都有微词、受到指责的农运作出了自己的肯定评价。这也许应是毛泽东与后来成就了他的大英雄事业的现代版的农民造反结缘的肇始，也是他对中国传统的农民革命进行马列主义语汇的再诠释并加以指导的开端。但这篇文章在党的机关刊《向导》上只发表了一半就被党内持“正统”观点的人所阻止。当时瞿秋白正在武汉忙于党的五大的筹备工作，他看到毛泽东这篇文章后，立即肯定了它对现实斗争的重要意义，指示党领导下的长江书局将毛的著作作为单行本全文出版，并亲自将它改名为《湖南农民革命》，作为计划出版的湖南农民运动系列丛书的第一本，并为之写了长篇序言，作了高度评价。序文中的一些话，连用语都与毛泽东相似：“‘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湖南的乡村里许多土豪、劣绅、讼棍等类的封建政权，都被这些‘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这些‘匪徒’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正是全国的‘匪徒’才能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中国的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动手自然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瞿秋白的序言是以这样热情洋溢的话结束的：“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在当时党的领导层中，像瞿秋白这样以敏锐的眼光看到农民运动对中国革命的特殊重要意义而予以支持的人是不多的。瞿秋白以他当时在党内的重要地位（几个月后，在八七会议上，他就取代陈独秀而主持中央工作），对此书所作的评价，无疑对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观点和实际工作都是巨大的支持。非但如此，瞿秋白对当时中国革命进程中的许多问题的看法与毛都有相通之处，甚至为其先声；其中最重要的，应属“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党内首先实践它的是毛泽东，而首先对此作详细理论阐述的则是瞿秋白。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组织和领导问题》一文中用很大的篇幅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战争的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92－94页）

　　瞿秋白在这篇文章中的大方向和阶段性目标还是指向所谓“一省几省首先胜利”，最后成功之路也是寄希望于大城市的“总进攻”和“总暴动”，这是与毛泽东不同的。然而，他始终关注着农民战争及无产阶级对它的领导和改造，预言以这种方式在“帝国主义军阀”统治薄弱的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却表现了他的清醒和理智，并且与毛泽东所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相呼应——只不过在毛泽东那里，“一省或数省”的范围被更为清醒的对形势和力量对比的分析所取代，而缩小为边界地区的一个或数个“红色政权”的存在，而且并不避讳它在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的特点：“武装割据”。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发动了秋收起义，接着又率部队辗转上了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逐渐扩大为中央苏区。而瞿秋白则去了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两年后回国，不久就遭到王明路线的打击与排挤，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这当中的许多曲曲折折，可谓一言难尽。1934年初，他奉命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这时，他才与毛泽东重见，其间，已经过了六七年了，而且两人都处在人生事业不得意的“低潮”时期。此时的毛泽东，也正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斥打击，在他亲手创建的中央苏区，除了一个中央政府“主席”的虚名之外，他被剥夺了一切权力。这一段时期是瞿秋白和毛泽东接触交往最多的时期。冯雪峰回忆：“那时，毛主席对瞿秋白很有感情。有一次，他们彼此谈了一个通宵，话很投机，两个都是王明路线的排挤对象，有许多共同语言。后来瞿秋白死了，毛主席认为这是王明、博古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瞿当时的秘书在回忆中也提到，两人是当时“最接近的战友”：他们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上经常观点一致，关键是，此时又同遭排挤，所以，彼此间形成了一种亲密友谊。同是遭受挫折的诗人和英雄，彼此间的惺惺相惜，互相宽慰，形成一种心心相印的亲密的小氛围，在一起谈论古今，在诗和艺术的天地间寻求一种超越当下的心灵寄慰，这应当是很可以理解的。在那环境险恶、生活艰苦的穷乡僻壤，也幸而有这样一些才学卓越而献身理想的人（不仅仅是瞿秋白和毛泽东），才得以构成一种绝非那环境中所能设想的精神空间。当年的苏区，历来就是贫瘠落后的山区和农村，当年这一群革命理想主义者和革命浪漫主义者却使它在那短暂的一段时期内突然焕发出勃勃生机。

　　对于瞿秋白和毛泽东两人关系的这一段历史，国统区刊物《逸经》1936年在介绍毛泽东时就有这样的描述：“毛于共产主义，初无深切之研究。彼尝谓中国社会，应从实际工作去体认考察，即使不去莫斯科学习亦可以成为‘山林中的马克思主义’。自博古等入赤区，渐以剪除其势力，彼乃以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之名义，退处‘元老’地位，得暇即咏吟旧体诗，与瞿秋白相唱和，两人亦最相得。博古等常讥其老气横秋，为非‘布尔扎维克的生活’，彼仍我行我素，略不措意，且反讥博古等为‘洋房子先生’。”其实，若以路线和历史渊源而言，瞿秋白本来应属于“洋房子先生”的“国际派”一流的，而且他也曾忠实地执行过共产国际对中国的一系列指示（这就是“瞿秋白左倾路线”的来由）。

　　但是，由于他的性格和“文人气质”，他此际已被所谓“国际路线”所抛弃，只好跟“山林中的马克思主义”（注：毛后来自己的用语是“山沟中的马克思主义”）为伍了。而毛、瞿的关系，恐怕在此之上，还别有一层意味。一个国外研究者把瞿秋白和毛泽东称为“一个具有革命精神的真正文学家和一个具有文学气质的真正革命家”，是相当贴切地点出了这层意味。他们的关系恐怕更主要的不是一种同受排挤的党的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他们之间的感情更多地倒是一种诗人之情。这种超拔于政治之争的空灵的一点，或许正是使毛泽东和瞿秋白这样两个性格如此不同的人之间产生真情的原因所在。当然，瞿秋白那种执著于理想，律己、正派，不搞阴谋的文人本色，他对党内斗争的厌恶和逃避（而不是热衷于此道），可能也是使毛泽东能对他倾心相待的一个原因。

　　然而好景不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进行长征。不顾瞿秋白的再三请求，当时的中央决定把瞿留在即将沦陷的苏区，让前国民党一大“候补中央执委”，“隐蔽”在听过他的讲演的国民党军官们即将来占领的苏区！这里的意味用不着太敏感的人都能体味得出。据吴亮平回忆，在一次讨论转移的会上，瞿秋白当面向毛泽东要求参加长征。毛当场不好说什么，后来在中央局会议上提出，但被否决。毛此时自身也几乎难保，若不是朱德等人的坚持，对他的安排恐怕与瞿无异。张闻天后来也说到，他当时对瞿深表同情，也向博古提出让瞿参加长征，而身为“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博古居然表示他作不了决定。在陈铁健先生所著《瞿秋白传》中，曾用一条注解列出了有关的史料：关于瞿秋白留在苏区的决定，是由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作出的。据张闻天1943年在延安整风时的笔记中载：“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吴黎平回忆说：“（去留决定宣布）两天之后，我曾经对把秋白同志留下的这一决定，问过毛泽东同志。说秋白这样的同志，怎么可以不带走，让他听候命运摆布？毛泽东同志回答道，他也提了，但是他的话不顶事嘛。

　　我也问过张闻天同志，他回答，这是中央局大伙决定的，他一个人说没有用。“（《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他》，《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5期）

　　当时掌握着瞿秋白的命运的是“最高三人团”，瞿秋白只能服从“组织决定”。

　　毛泽东曾悲愤地说：“为什么不把瞿秋白带到长征的大队伍中去。”直到在延安，毛在杨家岭时，又对莫文骅和苏进提到此事，说“长征出发的时候，像瞿秋白、刘伯坚，还有我的爱弟毛泽覃等人都应该带出来的，教条主义搞宗派，把他们留在苏区，给敌人杀掉了”。（莫文骅、苏进：《忆冯雪峰》，《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四期）